中國古代文學中“詩言志”說的發展

【摘要】：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很早就出現揭示文學本質特征的論說，并隨著社會的發展、文學創作實踐的發展、其它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而不斷深化，從“詩言志”到“詩緣事”“詩緣情”也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從這個過程也讓我們清晰的看到中國古人對于文學的認識。

【關鍵詞】：詩言志；抒情言志；詩緣事；詩緣情

一、先秦時期的“詩言志”說

關于中國文學史上最早觸及這一點的，是出自《尚書堯典》的“詩言志”說，它的原文是這樣的：

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辟缭唬骸办?！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p>

“詩言志”說實際上反映了春秋戰國或更早時期人們對詩歌本質的看法。先秦時期，就有不少典籍中出現類似的說法，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詩以言志”（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詩以道志”（莊子天下篇）；“詩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校篇）等?！霸娧灾尽钡摹爸尽钡降资鞘裁匆馑寄?？聞一多曾考證說：“志有三個意義：記憶；記錄；懷抱”。顯然，“詩言志”的“志”，主要應該指“懷抱”。朱自清在《詩言志辯》中聯系先秦時期普遍強調詩的政治教化功能的事實，把“詩言志”解釋為“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他在解釋《 禮記·擅弓》中“子盜言子之志公乎”一句時，把“志“注為“志，意也?！蔽覀冋J為，此注是比較符合原意的。因為“志”確實與“意”的含義相通，可作意圖、意愿、志意解。 因此，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五帝本紀》中，干脆把《尚書·堯典》中舜對夔講的“詩言志” 寫成“詩言意”。我們再從孟子所說的“不以辭害志”和“以意逆志”兩句詩論來看，“志” 也是指詩人在詩中所表達的創作意圖和指導思想。不管是“懷抱“、“志向”，還是“志意” 、 “意”都側重在理性方面，而且這些詞都是相通的，屬于思想意識范疇。因此，就“志”的實際含義和諸家解釋看，“詩言志”說中的“志”是不包括情感因素在內的。

春秋時期“賦詩言志”的風氣盛行起來。這里的“詩”指的是《詩經》。當時的諸侯、卿大夫在一些政治外交活動中，常?！百x”《詩》來表達思想情感，或表示禮節，進行應酬，或借以委婉批評對方不當之處。由此可見，春秋時期“詩”已經成為貴族階層擁有的文化資源了，言說者和接受者能夠通過用“詩”很好的交流。詩歌在西周到春秋貴族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官方教育系統中傳授詩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禮儀制度能夠順利進行，因為詩與樂、舞相連，是禮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同時也包含著道德的、政治的目的。所以“詩言志”中的“志”又是與“禮”是分不開的，也就是與政治、教化分不開，而把詩歌中表達情感的一面被淡化、壓抑。這其實是符合當時詩歌創作的實際。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為經濟政治服務的，必然要承擔起社會意識形態的特定功能。就先秦時代來看，“詩言志“的“志”是指與政治、教化密切相關的志向、懷抱，屬于理性的范疇。

二、《毛詩序》“抒情言志”說

《毛詩序》是目前我們能夠見到的文學史上第一篇詩歌專論。它首先注意到了詩歌創作最本質的情感因素，并且明確地將情與志緊密聯系在一起，去論述產生詩歌的動因，提出了抒情言志的新觀念，對中國傳統的情志合一觀念進行了系統的總結。

《序》文一開始就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p>

這就不僅是承傳了先秦以來所認識到的詩歌是心志、懷抱等理性表現，而且闡明了理性表現要靠情感的萌動。固然心志用語言表現出來就是詩，但語言表現則須情動，而且只是語言還不足以成為《詩經》中辭、樂、舞合一的風、雅、頌的詩，還須情感更強烈的嗟嘆 、 長歌、手舞足蹈。所以《序》文接著說：“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边M一步指出了詩歌在情感的強烈抒發過程中所創造的審美屬性，以及由藝術美而引起的巨大感染力。

三、班固“詩緣事”說

“詩緣事”說是班固提出來的，《漢書藝文志》說：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而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蓋以別賢不屑而觀盛衰焉?！孕⑽涞哿犯筛柚{，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詩緣事”這一理論是在漢樂府創作發展、對詩的認識不斷深入的情況下產生的。漢代崇尚周禮，采詩制樂成為政教的重要組成部分。班固在漢代試教流行最廣的氣氛下和漢代樂府詩大量創作的實踐中，對樂府詩進行理論上的總結，提出了“詩緣事”說，奠定了我國古代敘事詩的理論基礎。和漢代以前的詩歌相比，樂府詩最突出的特點是其敘事性。漢樂府詩歌148首，其中將近一半詩是敘事詩，表現現實情況，反映人民意愿。如《東門行》、《戰城南》、《怨歌行》、《孔雀東南飛》等等。顯而易見，“緣事“的樂府詩表現出客觀社會的鮮明傾向。其特定的含義無疑是“緣時事而發”。班固以不偏離詩教的時代思潮，又兼顧樂府詩反映現實的實際情況為前提，在傳統“諷諫”說的基礎上提出“緣事”說，必然系于政治和社會興衰。這里的“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就有些諷喻之義的引申了，新的樂府精神就與傳統的風雅精神相接軌。

四、魏晉“詩緣情”說

兩漢之后，魏晉時期，不同于正統儒學的思想，即玄學興盛活躍，文學開始走向魯迅所說的“自覺時代”。這時期的文學突出強調情感表達，中國傳統的情志合一的文學本質觀發生了“情”與“志”的分離。文學抒發情感不再受其它限制，而走向個性化的自由抒發。陸機在《文賦》中關于“詩緣情”的論述是：

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著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輩匹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從《文賦》行文來看，陸機并非有意在“言志”之外另立一個“緣情”的理論，也無意取代“言志”理論。在陸機看來，詩與賦的主要區別即在于“緣情”和“體物”。也就是說詩的特點在于抒情，賦得特點在于描寫事物。詩是抒發人的內心情感的，感情的深微纖細，決定了詩用以表達的文辭要綺麗精細。賦是描寫外在事物的。外物的廣博，決定了賦用以表達的文辭要清明朗爽。

陸機的“詩緣情”超越了傳統對“情”的倫理道德規范。中國從先秦時期就強帶集體，個人情感一直被壓抑，“發乎情，止乎禮”正是這一時期的產物。陸機提出“詩緣情”則拋棄了這種理性規范，《文賦》中除了最后一段談“茲文之為用”，時講到“濟文武于將墜，宣風聲于不泯”外，全賦并未涉及政治教化、倫理道德的內容，所以在陸機看來文學創作中的情是比較自由的。

參考文獻：

[1]喻守國.魏晉以前詩歌本質論研究[D].中南民族大學，2007.

[2]樊德三.中國古代文學本質論[J].鹽城師專學報，1991（1）.

作者簡介：宋丹丹（1992—），女，聊城大學文學院16級研究生，中國語言文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