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對等”在翻譯研究中的發展歷程

【摘要】：“翻譯對等”在翻譯研究領域歷經幾十年的發展后仍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許多翻譯理論也都建構在“翻譯對等”之上。本文主要研究“翻譯對等”在半個世紀以來不斷變化的內涵特點，以期給予“翻譯對等”一個全面的詮釋。

【關鍵詞】：“翻譯對等”；翻譯研究

語言結構上的“翻譯對等”。首位提出“對等”（equivalence）概念的語言學家要數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他在《論翻譯的語言學》一文中，區分了語內、語際和符際三種翻譯。在語際翻譯中，完全對等的符號單位也是不存在的。因此，雅各布森說，“從一種語言翻譯到另一種語言翻譯就是用一種語言的信息代替另外一種語言整體的信息，而不是代替分開的符號單位。翻譯涉及兩種不同符號中的兩種信息的對等。差異中的對等是語言的主要問題，也是語言學的重點關注（Jakobson，1965：146）?！闭Z言結構雖然是多樣化，但是結構上的差異是可以克服。因此，盡管雅各布森認為一切人類語言都具有同等的表達能力，但他只是抽象探討了翻譯的理論問題，幾乎不涉及翻譯方法和技巧。因此實踐性意義不大。

語言交際上的“翻譯對等”。被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的翻譯理論學家奈達是翻譯交際學派的重要代表。奈達在《翻譯理論與實踐》一書中認為“翻譯是在接受語中尋找和源語信息盡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對等信息，首先是意義，其次是風格”（Nida & Taber，1969：12）。因此，他區分了兩種最基本的對等，即“形式對等”和“動態對等”。前者關注語言形式和內容，而后者強調最接近源語信息的自然對等。最自然，就是譯文要符合譯入語的語法和表達習慣。奈達的“動態對等”概念的提出，正如同翻譯學道路上的一道曙光，讓大家找到“翻譯對等”的出路和解決辦法。盡管如此，他的理論仍然遭到一些翻譯理論家的批評。芒迪指出，奈達的“動態對等”過于主觀（Munday， 2008： 43）。根茨勒（Edwin Genztler）在其著作《當代翻譯理論》認為奈達的動態對等旨在使接受者，不論其文化背景，都融入了基督教的主流話語和思想，使讀者皈依基督教。

文本層面的“翻譯對等”。20世紀70年代以后“翻譯對等”不再停留在語言內部，開始轉向到文本層面，充分考慮到語言的交際功能。把文本層面的“翻譯對等”討論的詳細透徹的就是功能主義學派的學者們。賴斯認為，理想的翻譯是目的語篇和源語語篇在思想內容，語言形式以及交際功能等方面實現對等。她的理論總體上是建立在對等理論的基礎之上，其實質還是尋求譯本與原文的功能對等。因此，賴斯于1971年出版了《翻譯批評—潛力與制約》一書，提出了文本功能說及文本類型翻譯理論。這一理論仍然以對等概念為基礎，關注的焦點并非單詞和句子層面的交際和對等，而是文本層面的交際和對等。諾德進一步解釋了“對等”。對等是靜態的，以結果為導向的，描述著源語和目的語文本，或更低等級的詞語，短語，句子和句法結構等之間的“對等交際價值”（equal communicative value）。這里的“價值”指的是意義，風格內涵或交際效果。賴斯認為，翻譯研究中的“語篇對等”是言語（parole）或言語行為（speech act）。在目的論翻譯理論中，“翻譯對等”就是適合目的，即要求譯文與原文同等的交際功能，保持原文與譯文的功能不變。也就是說，對等的概念可以歸納為賴斯所謂的交際翻譯中語篇層面的“功能對等”。功能主義的“翻譯對等”不是對內容或形式而言，而是對文本功能而言。這就打破了語言學字詞句觀的限制。和傳統的“等值觀”相比，功能翻譯理論體現了更大的靈活性。但對于文學翻譯而言，除了文本類型，翻譯目的或語言功能等因素以外，還有文學和文化本身的因素。因此，功能翻譯理論對于文學翻譯的指導作用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文化層面的“翻譯對等”。20世紀50年代以來，占據主導地位的語言學翻譯觀主要從語言學的角度（符號學，語義學，語用學等）研究翻譯。然而，這類語言學翻譯觀不能較好地解決翻譯中遇到的社會、文化和歷史問題。在此背景下，文化學派應運而生。翻譯學中的文化轉向（culture turn）這一概念首先由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于1990年提出。這一譯學理論使翻譯研究范式從純語言層面轉向文化層面。巴斯奈特是文化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文化翻譯觀”對翻譯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翻譯，歷史與文化》一書中，提出了文化翻譯思想：第一，翻譯應以文化作為翻譯的單位，而不是停留在以前的語篇之上。第二，翻譯不再是簡單的譯碼—重組過程。從宏觀層面上講，翻譯可分為文化內翻譯和文化外翻譯。第三，翻譯不應該局限于對原語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該文本在譯語文化里功能等值。也就是說，巴斯奈特認為“翻譯對等”就是原語與譯語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簡言之，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譯觀”就是：翻譯絕不是一個純語言的行為，它深深根植于語言所處的文化之中。翻譯就是文化內部與文化之間的交流，翻譯的基本單位是“文化”而不是“語篇” （Bassnett，1980：225）。

縱觀“翻譯對等”在20世紀50年來的內涵的不斷變化，我們不難看出“翻譯對等”是描寫性的，也是言語的?！皩Φ取钡母拍钔ㄟ^不同學派的觀點實證了它的存在。但是，無可否認，隨著翻譯研究的跨學科發展和研究范圍的擴大，“翻譯對等”正在成為一個失去魅力的關鍵詞。同時，也無可否認，我們仍需要借助這一這一關鍵詞解釋原文和譯文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1] Bassnett， S. （1980/2002）.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 Catford， J. （2000）.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Jakobson，R.（1992）.“On Linguistics Aspects of Transl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Gentzler，E.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作者簡介：王娜娜，1989年8月16日出生，女，漢族，焦作市人，現就讀于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2015級翻譯學專業，主要研究方向：普通譯學及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