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原藏《石頭記》甲戌本“附條”銓辨
——兼論“庚寅本《石頭記》”真偽之爭

陳傳坤

——兼論“庚寅本《石頭記》”真偽之爭

陳傳坤

1927年胡適重金購得孤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1948年周汝昌昆仲錄成一部副本，至今秘不示人。2012年天津新見一種“庚寅本《石頭記》”殘抄本，其中一條二十八字眉批“予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初查不見于現存甲戌本，卻雷同于錄副本“附條”批語，“附條”問題由此引發紅學界激烈爭論。近日，甲戌本縮微膠卷“附條”照片公之于眾，有關甲戌本“附條”存廢之爭、“庚寅本”真偽之爭便有必要重新諦視與修正。本文據最新縮微膠卷核查結果，推考甲戌本原本“附條”文字應作于1930年至1949年期間，意在向胡適“表忠心”；1950年攝制甲戌本縮微膠卷時，膠卷保留了第一回“附條”貼紙形態、第四回末葉殘缺狀態，甚至胡適批注、周汝昌題識均一一攝入，但書后劉銓福題跋和俞平伯后記并無拍攝；1961年臺灣出版影印本時，胡適撕毀一紙“附條”，現藏甲戌本原件僅殘留“予艸”字樣，模糊了甲戌本入手時的原貌。同時，本文證否了甲戌本“附條”制作者劉銓福說；但究竟何氏所為暫難遽判，仍待更多資料浮出水面方可定讞。

石頭記 甲戌本 錄副本 縮微本 附條 辨偽

1927年8月，胡適在上海從胡星垣手中重金購得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簡稱甲戌本《石頭記》），并在次年作《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稱“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故此1948年12月胡適飛赴臺灣亦攜此本而去，之后，甲戌本原件寄存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亞洲圖書館；2005年初，上海博物館以80萬美金從胡適后人胡祖望手中購回（一說從臺灣方面購回），藏于該館善本庫房。

2013年12月，陶喻之查驗上博現藏甲戌本《石頭記》原件，發現第一回第十五葉背面上部果然有“粘貼紙條痕跡”，且殘存“予艸（若）”一個半字，證實胡適原藏甲戌本曾被粘貼一紙“附條”批語，但余下文字顯已失落。

2015年12月，項旋調閱美國甲戌本縮微膠卷本（簡稱縮微本），發現該縮微本第一回確有上述紙條失傳前的完整形態，以及文字完整的“予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的二十八字批語，佐證周氏錄副本“附條”并非“齊東野語”。

本文所談，即關于甲戌本“鎖麟囊”中一紙“附條”引發的學術公案?？梢哉f，縮微本“附條”完整存在，說明遲至1950年4月12日（承制方國會圖書館正式接收時間）“附條”紙條尚未脫落，而其上限時間則有待探討。況且，項旋僅比對幾個字就推測“附條”制作者乃清末藏家劉銓福，仍有商榷之必要。

職是之故，甲戌本“附條”究系何人、何時所作，胡適為何毀棄，其間究竟發生什么變故，諸如此類的問題尚未論定，亟待深入研究。鑒于筆者曾在“庚寅本”現身之初即參與交流，認為此本“實乃當代贗品”，后因不愿變相炒熱贗品而不作爭論。但俗言，“愚者百愚必有一得”，近日隨著甲戌本縮微本等新證據的浮現，筆者略陳一己之見，懇請海內外方家指教。

一 新出“庚寅本”引發真偽之爭

2012年5月，天津藏家王超在坊間購得一種殘存十三余回之“庚寅本《石頭記》”抄本，嗣后在孔夫子舊書網注冊名“錦輝hj”，將該本復印件以每部680元的價格拍賣。此本一出，立即引來紅學家劉世德等出手，圍觀者甚多。

不過，個別網友注意到，王超自稱2012年5月購得，但其展示的幾幀原本照片，顯示拍照時間在2010年1月1日。網友表示，過了2月4日（立春日）正是2010年的“庚寅年”，那么“庚寅本”所標“庚寅”是否暗示2010年2月后抄成？對此，王超解釋稱，“2010字樣是相機設置問題”。另有拍得復印件者還發現，“（庚寅本）這個‘抄本’一直在不斷修改完善中”，存在拍賣幾次后再加貼條的“穿越”問題，尤其是第三回目錄“（榮國）府收養林黛玉”之“榮國”二字，拍賣前后幾次照片顯示都不一致。

對此，趙建忠2016年6月4日轉王超意見予以回應，稱：“主要是回目貼條開始有，后來不慎丟了。（王超有丟前照片）影印時責編根據照片補上了字，且涂成統一顏色?！斐蓙G前原件與影印時不一致（的）情況?！蹦敲促N條是何時丟失的呢？網友發現，“榮國”二字，在2012年5月12日到6月15日的四次拍賣的照片中均顯示是空缺；可是在6月15日至18日的第五次拍賣上，照片顯示二字已被貼上了，“庚寅本”影印本亦如此。網友因此質疑，難道5月丟失的貼條6月又失而復得了？如果是這樣，失而復得的東西應該倍加注意，怎么后來又再次丟失，以致2014年影印時不得不做技術處理呢？迄今王超不予回應。

這是后話，暫不去理。反正“庚寅本”甫一出現，即引來個別紅學家重視。幾個月后，梁歸智在上?！段膮R報》上撰文介紹，認定“這是一個清代抄本，其祖本為乾隆庚寅年（1770年）抄本”。從此，沈治鈞、喬福錦、周文業等學者及廣大“紅迷”卷入爭論。

圖1 網上流傳之“庚寅本《石頭記》”拍賣圖，裝訂孔邊有“乾隆庚寅秋日”字樣

2012年10月，梁歸智在新浪博客上發文稱，該本第一回一條眉批“予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也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在俞平伯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簡稱俞氏《輯評》）上查不到，在甲戌本影印本上亦無著落，卻雷同于周氏錄副本“附條”批語。

拔出蘿卜帶出泥，“庚寅本”這一特殊眉批的發現，讓甲戌本“附條”問題浮出水面。2013年12月，陶喻之入庫初步驗證甲戌本原件，稱“甲戌本上并沒有這條批”。消息一出，一片嘩然。但是五天后，陶喻之再次復檢，“在甲戌本第一回第十五頁另一面上部發現有粘貼紙條痕跡，殘留‘予若’兩字”。此證“附條”確曾在甲戌本原件上存在過，而“附條”具體文字則失落了。

圖2 “庚寅本”影印本第一回“予若……”眉批，第23頁

關于甲戌本“附條”問題，爭論雙方一時陷入膠著狀態。但最早爭論的“庚寅本”真偽問題，卻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沈治鈞近作《天津王超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辨偽》一文認為“‘乾隆庚寅’字樣乃現代人氏蓄意造假的作案標簽”，并從版本校讎上舉證24例，論述王藏“庚寅本”必定抄成于1956年之后，“有意篡改脂批”，“種種跡象顯示，該本偽造于2010年前后”。

而目前，梁歸智、周文業雖然承認此本根據俞平伯《輯評》初版整理而成，抄成于1954年之后，但是又稱“不排除抄寫者手中真有一部‘古本’，甚至就是‘庚寅本’或其錄副本的可能性”，即不承認“庚寅本”是當代贗品。

二 “附條”存廢之爭升級

追溯起來，甲戌本“附條”問題的最早論述者當為梅節。在《周汝昌、胡適“師友交誼”抉隱——以甲戌本的借閱、錄副和歸還為中心》一文中，梅節率先提出周氏為交換庚辰本把甲戌本原件借給陶洙抄錄的疑問，證據是陶洙涉嫌在甲戌本原件上留下“雪鴻之跡”：

胡適的甲戌本曾落入陶洙的手中，有幾個方面的證據。第一，陶洙自己的記載?！谌?，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下“雪鴻之跡”?！好镜谝换卣缡侩[欲為雨村寫薦書，上竟有陶洙校改的藍筆眉批：“予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边@使人懷疑現存己、庚本脂批，是否有陶某借汁下面的私貨?！矗哼@條“予若……”眉批，雖為陶洙用藍筆抄在己卯本上，但除此以外，不但在甲戌本各種影印本上找不到，而且在現存各種《紅樓夢》抄本上均不經見，故讓人懷疑陶洙涉嫌偽造脂批，并呼吁周氏錄副本（指周祜昌、周汝昌昆仲1948年夏抄寫之甲戌本副本）早日公布，以便查清問題。但周家人一再謝絕公布有關錄副本此處的照片。

問題轉機在一年后的夏季。2012年5月，網上開始流傳天津王超新發現一種“乾隆庚寅《石頭記》”十三回半抄本上，竟然亦見此條“予若……”二十八字眉批，但與陶洙補抄在己卯本上之眉批相比，僅存一字之差，即己卯本藍筆抄作“也不至于”，而“庚寅本”朱筆抄作“亦不至于”。后來又發現，此批存在于1954年版俞氏《輯評》第51頁之“［甲戌眉批］”條下，但1963年修訂版《輯評》已刪去了。由此，梁歸智認為，這自然可以視作“庚寅本”從1954年版《輯評》中采擇批語的一個“鐵證”。

要指出的一個問題是，周文業認為，《輯評》對于甲戌本批語的前后改訂，除依據陶洙補抄之己卯本，還參考了俞平伯1931年“節抄脂硯齋評”之自藏戚序本。對此，筆者不敢茍同。譬如，周文業舉證稱，1954年版《輯評》出現了陶洙己卯本未曾抄錄的一條甲戌眉批：

在1954年俞平伯整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和“庚寅本”中出現了陶洙己卯本沒有的批語，即第3回中一條批語：

【正文】極惡讀書。

【甲戌眉】這是一段反襯章法。黛玉猜度蠢物等句對著去，方不失作者本旨。

當時俞平伯手中沒有甲戌本，為何俞平伯1954年整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時，會出現了陶洙己卯本沒有的甲戌本批語？這只可能是由于俞平伯手中有自己過錄的甲戌本前3回的批語……

但經筆者復核，發現其舉證有誤。其實，《輯評》1954年版和1957版均同于己卯本，并沒有此條眉批。只是在1963年修訂版時，《輯評》才于“黛玉亦常聽見母親說過”條目下加上此批（第54頁）。根據俞氏在《輯評》“引言”文末聲明，應是俞氏據甲戌影印本添補。

此外，周文業從1954年版《輯評》前兩回遺漏三條陶洙所抄甲戌批語而推理“肯定是很仔細地參考了1931年他自己的抄本”云云，亦難成立。未知其邏輯何在。

圖3 《輯評》：左圖為1963年版，有此眉批；右圖為1954年版，并無此批

對于周文業所謂俞平伯《輯錄》曾參考其1931年“脂批節抄本”一說，筆者又找到其他三方面反駁證據：

其一，《輯評》“引言”自稱所據“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本”，就是“我現在有的是近人（指陶洙）將那本脂評過錄在己卯本上的”，并沒一字提及依據其二十年前曾“節抄脂硯齋評”之戚序本。

其二，胡適確曾在1931年春夏將甲戌本原本借給俞平伯看閱，且俞平伯遵命做了一篇三百字跋語，但對于甲戌本評價甚低。所以他只是“節抄”，而非全抄，而且抄就抄在戚序本上，并未“寶之”。

當然，俞氏《輯評》也有自校，如甲戌本、己卯本“筆伏”，《輯評》改作“筆仗”；甲戌本、己卯本“詞幻見山”，《輯評》改作“開門見山”等。此外，初版《輯評》也有自錄訛誤，如1954年版“三個假”，1963年修訂版改作“三千假”；1954年版“其中因有”，1963年修訂版回改作“其中自有”等，均依甲戌影印本回改。

要之，俞氏整理《輯評》甲戌本批語時，基本源于陶洙之補抄，并無參考自藏“節抄脂硯齋評”戚序本之跡象。明乎此，則俞平伯《輯評》誤收又誤刪此批，并不能證明其在1931年是否見過此批。那么此批到底源于何處？是否可能存在陶洙補抄時“借汁下面”？因為陶洙補抄所據本子來自周汝昌之手，所以周氏錄副本是否有此批，邏輯上就變得關鍵起來。

2013年1月31日，梁歸智轉發周倫玲的意見稱“，周祜昌、周汝昌兄弟當年從胡適的甲戌本錄副時，是抄寫了這條批語的”，此批上行是“（附條）”，下行是“此后人批不必存玉言”，顯為周汝昌所注。近日，梁歸智又修正說，據周倫玲所傳錄副本此批照片，其在錄副本上“真實存在形態”為（無標點，繁體字從右往左豎寫）：

（附條）

予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

此后人筆墨不必存玉言

可以說，甲戌本“附條”問題浮出水面，為陶洙補抄來源澄清了是非；但是，上博現藏甲戌本原件，是否有此“附條”？又成為解決問題的突破口。

2013年12月17日，陶喻之在上博藏甲戌本原件第一回第十五頁背面，發現一紙粘貼痕跡并殘留“予艸（若）”字樣，但是脫落或撕下的紙條卻渺不可尋。至此，甲戌本“附條”問題變得愈加撲朔迷離，有關“附條”存廢之爭逐步升級。

2015年12月，赴美訪學的項旋調閱哥大圖書館藏甲戌本縮微本，驚喜地發現“附條”赫然在望，并且完好無損。對此，項旋撰文公布照片并重點介紹，推測“附條”很可能是劉銓福所寫，推論“庚寅本”乃贗品等，不贅。

三 甲戌本“附條”實乃后人制造

項旋撰文業已指出，甲戌本“附條”最早提及者正是周汝昌本人。在1953年版《紅樓夢新證》第七章“新索隱”之“賈雨村”條下云：

圖4 美國國會圖書館1950年攝制縮微膠卷之“附條”

第九，婢為滿洲某大家者；書中甄即賈，曹固滿洲大家，頗疑即書中之雨村、嬌杏也。雪芹極惡雨村，脂批屢言其為“操、莽”，為“奸雄”，又借平兒口罵為“餓不死的野雜種”。蓋雨村由賈府而躋身顯貴，人品既本不端，故后來定是“負義”（甲戌脂本附條墨筆評語）。諒后來賈家敗事，雨村不但不救，反投井而下石焉?！?/p>

括號里的案語中，周氏明確提到甲戌本脂批有“附條”，而且是“墨筆批語”，這與錄副本“附條”現存狀態一致；且括弧號前所加引號之“負義”一詞，確見于此條批語之中，當屬可信。此外，從初版《新證》對此煞有介事的“本事索隱”，可見周氏當時應認為就是“甲戌脂批”，并過錄在錄副本上。

但是，正因此需要注意，1976年人民文學增訂版和1998年華藝修訂版《新證》，均刪去全部第七章“新索隱”內容；而2012年中華書局增訂版《新證》，據說因尊重周氏意見而恢復初版中“新索隱”內容，推后為全書第十章，但并沒刪去“附條”批語?？梢娭苁喜]像俞平伯那樣，一看到甲戌本影印本無此“附條”便直接刪去。此情況或說明周氏對甲戌本“附條”記憶深刻，不再相信影印本保留的是原貌而刪去此批。

但是，再看周氏在錄副本“附條”之后的加注，卻又與上述做法自相矛盾。據周倫玲證實，周氏錄副本在“（附條）”二字及批語二十八字之后，還有周汝昌手筆“此后人筆墨不必存，玉言”十字批注。而據考訂，周氏錄副本上所加括弧之處，應為周汝昌于壬辰秋（1952）任教成都時所作。錄副本此處“（附條）”字樣，當可循此例。因此周氏十字批注時間應在1952年秋季——但這已是錄副完工之后的第四個秋天了。

那么記憶力和眼力都在衰退的周汝昌，憑何判定“此后人筆墨”且“不必存”呢？要知道，幾年前撰寫《新證》，周氏定性為“脂本附條評語”并因此生發一段本事索隱的，態度為何如此遽然轉變？不免令人猜想，也許因為其知情。正如沈治鈞持論的：“我們很難設想，當時還是一個大學生的紅學新秀（1948年還是個燕京大學外語系本科生）周汝昌能夠看出來‘此后人批（筆墨）不必存’，而資深紅學家俞平伯（1931年是已出版過《紅樓夢辨》的清華大學國文系講師）竟看不出來?！币虼?，周氏批曰“此后人筆墨”，必有所依據或知根知底。

更為吊詭的是，周氏錄副本上此處“（附條）”二字樣和批語“予若……”二十八字皆系周祜昌抄寫的，可是陶洙藍筆補抄之己卯本上，卻不見“（附條）”二字。由此可證，陶洙所見甲戌本，僅有批語二十八字而無“（附條）”二字，即應為胡適原藏甲戌本原件。故此，陶洙所借甲戌本恐非周氏錄副本，而是胡適藏甲戌本原本。

或問，既然陶洙補抄甲戌本眉批來自甲戌本原本，而原本“附條”遲至1950年拍攝縮微膠卷時尚存，那么陶洙為何不加“附條”之類貼條？要之，陶洙從董康手接收己卯本之后，重新進行了裝裱，也曾以雙色筆補抄脂批并寫了題記，明確指出是在無處可抄時才加以另紙。而不論是甲戌本還是己卯本，此處天頭尚空，足以抄下“予若……”二十八字眉批，無需另加一紙補抄。

退一步說，如“附條”二十八字果真為晚清藏家所為，何須另加一紙抄寫？試看劉銓福在甲戌本上四則題跋，均在原本上直書，并不用另紙附益。所以，項旋認為甲戌本附條“為劉銓福所書的可能性較大”，恐非事實。僅從項文所舉五例字來看，唯有“能”、“翁”兩字類似，其余“此”、“也”、“不”三字迥然有別，尤其是從運筆、筆鋒和末筆筆勢來看，不啻于南轅北轍。

不過，鑒定筆跡或印章問題確是很專業的學問，一般學者較難掌握，也易致誤。項旋曾認為臺灣東海大學所藏乾隆五十七年凝暉閣藏板《易研》卷三“上經”二十七葉天頭有“萬茂魁記”圓形印記及“本廠扇料”朱印，同于中國書店藏程甲本《紅樓夢》第九十九回五葉天頭之“萬茂魁記”、“本廠扇料”印記，由此認定兩者刷印用紙來源一致，即程甲本刷印用紙亦如《易研》一樣，“（產地）極有可能在江西、安徽一帶”。其實，該本《易研》印文作“芳茂魁記”，而非“萬茂魁記”。一字相差，謬之遠矣。

其實，與其說甲戌本原件“附條”筆跡與劉銓福的“非常相近”，倒不如說更類于俞平伯手跡。僅以甲戌本書后俞氏1931年6月19日“閱后記”題跋手稿來看，“若”、“辶”、“的”、“又（友）”、“亦”、“于”、“此”、“矣”、“至”、“似（以）”、“之”、“也”等十余字，兩者在運筆筆勢和字形結構上較近似，特別是“若”、“于”、“亦”、“矣”等字較像。即便如此，筆者亦不認為原本“附條”即俞平伯手書，蓋因俞氏不可能先在1931年制作貼條，然后在《輯評》1954版收錄而1963年版又刪去也。職是之故，推論“附條”制作者或刻意模仿俞氏手筆。而與周祜昌手抄字跡相比，“附條”上的字體如“予（預）”、“若”、“至（到）”、“遇（過）”、“又（友）”、“矣”、“如”、“之”、“也”等，亦尤其類似，特別是“予（預）”、“若”、“也”字，幾乎同一手筆。

圖5 左圖：中國書店藏程甲本第九十九回鈐印“萬”茂魁記；右圖：《易研》卷三“上經”鈐印“芳”茂魁記

圖6 左圖：俞平伯手稿與附條字跡比對；右圖：周氏手稿與附條字跡比對（中間為“附條”）

此外，甲戌本書后劉銓福題跋均用語古雅，而“附條”二十八字措辭半白半文，亦可見“附條”文字非出于劉銓福手筆，也不可能是更早藏家所為。正如梁歸智早期的判斷：“‘予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之表述，更像清代通俗小說中人物的話語，有清末民初的白話風格?！睕r且，“附條”既有大白話“這樣的朋友”，便令人遐想魯迅1933年對于“我的朋友胡適之”的調侃，“附條”用語大有刻意迎合胡適白話文主張，意在向胡適“表忠心”。因此，甲戌本“附條”文字不經意間流露出白話文運動的流風余韻，必然是俗語“我的朋友”流行之際，即1933年左右篡作的。而胡適1927年購藏甲戌本之后，先后有俞平伯、浦江清、羅爾綱、周氏昆仲、王際真等過手，且暫時仍不能排除陶洙（心如）、陳夢家也可能借閱，似乎每一人都有嫌疑。

在此不妨進一步推測一二。還在1948年7月22日，周汝昌寫下《跋胡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并于三日后寄送胡適，“請求指正，并設法介紹他報刊登”。對此，胡適并未應承，還澆了一盆冷水。他在周氏來信手稿中關于“白話文”主張的一整頁“打了一個大大的叉”，并在次月7日的回信中批道：“你的古文工夫太淺，切不可寫文言文。你應當努力寫白話文，力求凈潔……”

查周氏手稿，在胡適打叉一頁上，原來有“雪芹作書于乾隆初年，只是自抒懷抱，應無預計務入后世《白話文學史》之心，其行文本多文白相雜……”等語，對胡適大著《白話文學史》極盡諷刺之能事。師徒交誼從此不諧，遂成為一段紅學史上的學術公案。又，1948年9月19日周氏回函，稱“我的文章寫不到好處，是實在的，但自幼寫文言確比白話來得習慣些”云云。亦可見，周氏自幼擅長的是文言，后來偏愛的是“行文多文白相雜”。此與“附條”措辭文白相間，既有文言“予若”又有白話“這樣的朋友”等表述，可謂暗通款曲。

職是之故，“附條”制作者似乎已呼之欲出，但現有資料仍不足以遽斷，亟待周家公布錄副本此處照片，以資證偽或證實。

四 胡適因故撕掉甲戌本“附條”

遲至1950年3月，甲戌本原件上還存在“附條”，那么“附條”又因何而不復存在呢？對此問題，正反雙方各執一端。沈治鈞認為，錄副本“附條”文字應為當代人偽造。他分析，俞平伯終其一生也沒有親眼看到過甲戌本附條，所以1954版《輯評》誤錄了陶洙補抄的這條批語，而在1963年修訂時，又依據甲戌影印本刪去，“這證明該附條產生于1931年6月之后，即1948年夏季及此后的秋冬之際”。細思起來，這或許暗指“附條”為周氏昆仲偽造。

而梁歸智、周文業等認為，“附條”很早就出現在甲戌本上，可能是較早藏書者粘貼。近日，周文業又發網文論述，“甲戌本上貼附條者就是撕去一角上蓋圖章者”——即認為“附條”是甲戌本最早的藏家貼上去的，就是凡例首葉首行被撕掉的印章所有者云云。

其實，欲追究甲戌本“附條”因何不復存在，還與“附條”制作者何許人密不可分，這可從胡適的態度上看出來。既然周氏可以在錄副本工作幾年之后批注“此后人筆墨不必存”，那么胡適想必也能看出“附條”問題而有所反應。

實際上，胡適在推出臺灣影印本的時候，已出于某種顧慮而對影印本做了一定限度的芟荑、修補工作。將臺灣影印本與美國縮微本相互對比，似乎可大致推知胡適在處理“附驥現象”時的糾結心理。因筆者暫未核驗甲戌本縮微膠卷的全部細節，暫以已核實的幾個關鍵問題舉例分析。

首先，臺灣影印本已據他本對大幅殘缺葉予以增補，而美國縮微本一如原樣殘缺。據胡適介紹，甲戌本到手時僅存十六回，每四回裝訂一冊。因此，第四回末葉就是第一本的封底，胡適入藏時就已磨損半葉，第四回正文末缺損一面。查美國縮微本，此葉卻依然保留殘缺狀，可證至少在1950年拍攝縮微本時，胡適未作補闕工作。但在1961年臺灣影印本上，此處已有九十五字補抄：“事，自有他掌管……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消了?！毖a抄之后低兩格，有三行墨筆文字說明：

此葉下半葉“事”字起原殘缺，胡適依庚辰本脂硯齋重評本補鈔九十四字，又依通行校本補一“鬧”字。

查己卯本，此處并不殘缺，但是胡適一直沒機會親眼見到；而己卯本首次出版影印本，也是在胡適1962年2月去世以后。而庚辰影印本首次出版的時間是1955年，正是胡適在世之時，不過直到1957年胡適才得以見到，1959年才獲贈一部。因此，臺灣于1961年影印甲戌本時，胡適據以補抄，無甚不合歷史之處。但詭異的是，此處明確說“胡適”補抄云云，但落款卻無胡適之印章。這與胡適在甲戌本上補添文字必加印章的一貫風格大為迥異。

經查，原來臺灣影印本此處補抄，確非胡適親為，應為某人代筆。胡適檔案館藏周叔厚致函胡適云：“……又第六十二頁背面，補抄九十五字，惜非先生親筆，殊覺減色不少，亦未注明何人奉命代抄。他年考據家或將為此九十五字墨跡，大費考察了?！睂Υ?，目前尚不知出自誰人手筆，亦不知胡適如何作答。

可以說，在處理甲戌影印本補抄文字之時，胡適讓人代筆而不做說明，似有魚目混珠之嫌疑；而這種以假亂真的行為方式，亦與處理“附條”問題有異曲同工之妙。此或佐證，甲戌影印本未盡依原貌，雖有“胡適”白紙黑字為證，也未可輕信。

圖7 周叔厚致函胡適，論及代筆補抄問題

其次，美國縮微本與臺灣影印本上呈現出來的題跋差異很大。比如，劉銓福、胡適、俞平伯、周汝昌等都在甲戌本原件上寫下長短不一的題跋或批注，在攝制縮微膠卷和制作影印本時，諸人題跋的去留問題似乎曾困擾著胡適。

眾所周知，1948年夏，周汝昌在“先斬后奏”過錄副本之時，曾在甲戌本上述殘缺葉之后題寫兩行三十余字“謹識”，并鈐“顨父”陽文方章，云：“卅七年六月，自適之先生借得與祜昌兄同看兩月，并為錄副。周汝昌謹識（顨父），卅七、十、廿四?！?/p>

周氏在原本上寫下這條“謹識”，無疑是想為自己的錄副本留下一個“戶籍證明”?；叵氘敵鯉熗浇煌H密之時，周汝昌曾將偷錄甲戌本之事向胡適坦白，胡適并無不悅表示，爽口答應給錄副本寫一個題記。但世事難料，戰亂之際，周氏錄完副本后將甲戌本原本“完璧歸趙”之時，卻未得見胡適一面。爾后，胡適攜帶甲戌本和父親遺稿飛赴海外，給周氏錄副本寫題跋之承諾就此落空。

1961年制作臺灣影印本時，胡適將第一冊末周氏“謹識”一頁、全書后俞平伯“閱后記”一頁、書末另紙三條胡適題跋等一起刪去；但是，保留了全書后劉銓福跋語四則及胡適題記一條。這種做法可以理解，并無不當。因為胡適要把孤本甲戌本“真面目”揭開給世人看，要把他入藏以后的題跋等一概刪去，正如他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中所稱：“……我才決定影印五百部，使世間愛好《紅樓夢》與研究《紅樓夢》的人都可以欣賞這個最古寫本的真面目?！逼湮纯濉陡剑盒？毙∮洝芬晃囊嘣唬骸按吮臼且粋€很工整的鈔本……我的意思是要保存這個甲戌本的原樣子?！?/p>

可是很難想象，在1950年縮微本上，不但存有胡適之題跋，而且存有周汝昌“謹識”一葉，可是劉銓福四則跋語和俞平伯“閱后記”卻無蹤影了。

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反?，F象：如果周氏和俞氏題跋一起刪去，可以說明是胡適為了保存甲戌本入藏之時的原貌而為；如果兩者全部保留，也可說明胡適對兩位經手人一視同仁；甚至說，僅僅保留俞氏跋語，也符合情理，因為俞氏題跋畢竟還是“胡適先生命為跋語”，而周氏跋語卻是“先斬后奏”。但胡適卻反其道而行之，保留了不該保留的，而刪去了應該保留的。

那么，胡適如此做法，究竟是何微妙心理？其實不難推求。俞氏雖然是“命題作文”，但在行文中對甲戌本評價甚低，竟然稱“然此書價值亦有可商榷者”，并舉證三端論述之，甚至以懷疑的口吻反問道：“豈亦脂齋手筆乎？”俞氏這一答卷，自然大出胡適意料，與胡適當初命其題跋的初衷可謂背道而馳。故此，在拍攝膠卷時，胡適特意刪去不存。

而反觀周氏“謹識”，客觀敘述，并無甚褒貶色彩，留下來傳揚四海則可以贏得“提攜后生”、“未嘗自秘”之類美譽?？偠灾?，此亦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是，這一點也許是那些推重胡適人品、學品之“胡迷”所不愿看到的。

總之，以上有悖事理人情之做法，如果聯系上述甲戌本“附條”問題，似乎也可以解釋了。胡適在看出“附條”貼條之后，應該明白制作者的身份和意圖。制作者并沒有在甲戌本原本上涂鴉，而是用一紙隨時可去可留而又不毀壞原本之貼條——如此示好之“附驥”，博君一粲，“我的朋友胡適之”諒必不會太計較罷？果然，胡適悄無聲息地從甲戌本上撕去。此微妙心理正如請人代筆補抄半葉而借用胡適之名一樣，大概出于某種不能為外人道的緣故。這正如沈治鈞的推論，“胡適把它給撕扯掉了，理固宜然”。

（陳傳坤，阜陽日報社編輯）

Discussion on Hu Shi’s Collec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n Jiaxu Version

Chen Chuankun

In 1927,Hu Shi bought The Story of The Stone Reevaluated By Zhiyanzhai at much higher price.In 1948,Zhou Ruchang brothers made a copy and kept it in secret.In 2012,an incomplete cop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n Gengyin Version appeared in Tianjin with words of if I can meet a friend like Shiweng,which can’t be found in the existing Jiaxu version,but similar to the recorded copy.Therefore,the attached script has become heated topic in Redology.The photo of the attached script in Jiaxu version was made public not long ago and the dispute ove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ttached script arises again.This paper deduces from the microcopy that the attached script in Jiaxu version was written between 1930 to 1949,showing the author’s loyalty to Hu Shi.When the microcopy was made in 1950,all these were photographed,including Hu Shi's annotation and Zhou Ruchang’s comment.When the photocopy was published in Taiwan in 1960,Hu Shi tore off the attached script and parts of the words are remained in the collected Jiaxu version.The mystery of the attached script remains to be studied.

The Story of The Stone;Jiaxu Version;Recorded Copy;Microcopy;Attached Script;Ident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