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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水目山禪系崛起與大理國佛教造像的漢系特征

2017-10-18 07:57樸城君
美術界 2017年7期
關鍵詞:祥云禪宗佛教

樸城君

【摘要】真正的漢系佛教禪宗在大理國的崛起,表明當時大理國的佛化、漢化程度已經日趨深入,云南大理國實際的當權者相國高氏一門的精英需求和作為起了相當作用。其佛教造像則必定要和中原乃至四川發生關聯,“漢地”為大理國的佛教造像起到了明顯的示范作用。

【關鍵詞】祥云;水目山;禪宗;佛教;造像

南詔國勸豐佑(824—859年)時期,是佛教在云南廣為傳布的最主要時期,幾乎與漢傳佛教禪宗在大理傳布的同時,以梵僧贊陀崛多為首的密宗阿吒力教也在大理得到了發展,贊陀崛多本人亦被尊為“國師”。由于密宗阿吒力教的傳承方式簡易和持守戒律的松弛,更易為當時云南當地民眾所接受。因而在整個南詔、大理國的統治范圍內,自公元9世紀中葉起,至13世紀中,密宗阿吒力教在云南后來居上,其地位已然超過了漢傳佛教。然而,自1095年后理國起,由于大理國權臣高氏大力倡導佛法,漢傳佛教禪宗等在大理得到了重視。禪宗的崛起成為一個象征:代表大理國精英階層、掌控實際權力的高氏家族,文化信仰已經同中原暗合同步。盡管高氏一門宗枝不一,信仰各別,但是以顯貴出家的主流水目山一系已經使密宗在云南的影響呈遞減趨勢。

大理國權柄實際操在高氏手中,《南詔野史》說:“高氏世為相國,執政柄,賞罰政令,皆出其門,國人稱為高國主,段氏擁虛位而己?!?080年,大臣楊義貞殺了大理國王段廉義,奪了王位,自稱“廣安皇帝”。高升泰起兵滅了楊氏,復立段氏并趁機遍封高氏子孫于“八府、四郡”①,大理國重要府郡盡皆成為高氏的世襲領地。大理高氏一門世執政柄,號令咸出其門,姚安名流趙鶴清先生為姚安光祿“高讓公故里”撰寫的楹聯(姚安軍民府舊址、土司衙門的牌坊上)這樣稱道高氏:“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侯?!雹诳梢姼呤线@一望族的熾盛,他的倡導必然帶來廣泛深遠的影響。

以鶴慶為例,據《高氏歷代履歷宗譜》載,高升泰遍封子孫時,其長子高泰惠即被封為“鶴慶(蒙統)演習”。其后,高惠珠、高珠壽、高壽長、高長明、高明惠、高惠直、高直信、高信益相繼為世襲鶴慶軍民都總管,整個大理國和整個元代,高氏完全統治著鶴慶。明代高隆、高賜、高仲、高聽、高寶、高倫相繼為世襲鶴慶土知府。在大理國時期直至明正統八年的500多年時間里,高氏家族以玄化寺為中心,大做佛事,大?。▽懀┓鸾?;提倡火葬;在劍川石寶山和天子廟雕刻佛像(詳后);并在境內修復、興建了眾多寺廟。這些寺廟,有些建自南詔末期贊陀崛多開辟鶴慶后不久,有些即為大理國時期興建,后來又復修或重建,幾乎都與高氏家族有關聯。如《康熙鶴慶府志》所載元化寺、龍華寺、棲云庵、最勝園、妙口庵、妙明居、一乘庵、萬松庵、觀音寺、石寶寺、蘭若寺、寶相寺、鐘山寺、興教寺、云鶴寺等??梢姼呤弦婚T倡導宣揚的佛教信仰,在民眾之中具有非凡的影響和效力。

禪宗傳入云南始于南詔,但是由于南詔國王奉密宗阿吒力僧贊陀崛多為“國師”,禪宗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至大理國時期,經道悟、玄凝等崇圣寺住持的倡導,和中原地區大量佛教經典的流入,禪宗在云南的發展具備了條件。由于當時崇圣寺依然是皇家寺院,是密宗阿吒力教的統治中心,而至大理國高氏倡導佛法起,則將禪宗的傳布中心由崇圣寺中分出,轉移至祥云水目寺。被譽為水目寺開山祖的普濟,是崇圣寺主道悟的弟子。曾任大理國相國的高壽昌(法號“凈妙”)、大理國相國高量成之子高成宗(法號“皎淵”)則是崇圣寺玄凝大師的弟子,他們均為水目二祖、三祖。據清代圓鼎《滇釋紀》稱,凈妙曾“游中州叩黃龍慧南禪師”。③黃龍山位于江西修水,宋時臨濟宗八世慧南,為禪宗臨濟正宗黃龍派的創始人。因而凈妙也就成為云南禪宗臨濟宗的第一人。至于皎淵的生平事跡,有著名的《淵公碑》④傳世。高氏在水目山建立起來的禪宗道場意味著,他們是繼承源于中原禪宗世系的修行道場,而以段氏王室為主導的大理崇圣寺,則是大理國政治與宗教核心的圣地,高氏的身份決定了他們的信仰模式和精英需求。

從元代開始,禪宗的中心由滇西轉移至昆明。昆明西郊的筇竹寺住持洪鏡雄辯禪師,在元朝官府的支持下,成為云南佛教的主流派。當時在昆明及昆明附近廣建佛寺。除筇竹寺外,尚存的還有元大德十年(1306年)由雄辯法師的弟子無照玄鑒禪師創建的太華寺。而昆明城區于元延佑七年(1320年)所建的圓通寺,昆明西山元至治三年(1323年)所建的華亭寺,羅漢山妙定寺、妙應寺,安寧的曹溪寺及晉寧的盤龍寺等,這些寺院大多傳承禪宗臨濟及曹洞二宗,為云南佛教禪宗的主流。⑤不過,云南大理地區民間在元、明兩代依然以信奉阿吒力教為主。

一、祥云水目山禪系的崛起

楚雄城四十里紫溪山猢猻箐青蓮寺遺址上方一摩崖,刻有《護法明公德運碑贊》:“公(指高量成)明口口地,了了性源,興修白口,喜建伽藍,眾山蘭若,無不周備,所謂溉其根而口其實;種其福而積其基。帝憫其精勤有道,為口濟民皆在斯焉?!备吡砍墒歉呤系谒拇鄧?,淡于仕宦,心存蓮教。為相十年厭聞俗事,退位讓職給侄兒貞壽,“明月侍坐,清風掃門,喜聽法鼓明心,不聞塵囂聒耳”高氏門中寧愿為僧而不為相者,還有高皎淵、高妙澄、高阿育等。

姚安《興寶寺德化銘并序》碑,立于大理國段智興元亨二年,即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記載當時大理國姚府演習定遠將軍高明清之孫高踰城光再建興寶寺的事績:“蓋此寺者,大蒙知軍事布燮楊禎之所創也,年鐘建極(世隆年號),……卜茲勝地,創此精藍,歲月已淹,痛哉圮毀。有公子高踰城光者,……日用留心白馬,蔗接武于漢明,傷德本之未滋,痛斯藍之煽毀,遂乃俟子來之眾,鳩心競之工。妙啟新模,式仍舊貫,喜得上棟下宇,盡合大壯之宜?!?img src="https://cimg.fx361.com/images/2017/10/20/mesj201707mesj20170712-1-l.jpg" style=""/>

興寶寺在水目山下,故又稱水目山寺,《滇釋紀》亦說:“普濟慶光禪師,姚安楊氏子,同凈妙禪師開水目山,開堂弘法。時諸王大族咸往皈敬,四眾欽崇。后寂東山,建塔水目,段氏贈為普濟慶光禪師?!边@位妙凈禪師又名凈妙澄,就是高相國,《姚安縣志》卷十四說:“凈妙澄不詳何地人(《滇釋紀》曰滇池人),俗信高妙澄,為段氏國公,柄政十余年,有干濟才。悟禪理,遂祝發為僧,嗣玄凝尊者。住水目山,壽七十八,端坐而化?!眅ndprint

在水目山還出土一塊《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并序》,大理國段智祥天開十六年(1220年)立,載錄了大理國相國高泰明之曾孫、“護國公”相國高量成之子高成宗(法號皎淵)的事跡:“我淵公隨緣白地,誕粹于高氏之族,故相國公高太明之曾孫,政國公明量之孫,護國公量成之子也……英姿卓茂,氣韻清遠,昂昂若云鶴之處群雞也,自有不羈之態?!薄陡呱D怪俱憽返谋魅烁呱?,為高智升之子高升祥之后,“仁壽四年”是大理國段智祥年號,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碑曰:“享年六十有九,于仁壽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奄疾薨于硪碌故第。越翼月,火化山麓,卜宅兆而安厝?!?/p>

據《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并序》:“其家譜宗系者,自觀音傳于施氏,施氏傳于道悟國師,道悟傳于玄凝,玄凝傳于公,公之族子有慧辯,追蹤景行,唯嗅檐葡而嘗醍醐者,公器之,因傳焉?!彼克職v代高僧不絕,最為突出的發展時期即是大理國時期。自普濟慶光建寺之后,曾任大理國“中國公”的凈妙及相國高量成的兒子高成宗相繼出家入寺為僧,被奉為水目寺開山諸祖中的二祖和三祖,集中反映了大理國高氏倡導佛法的歷史。正如《淵公碑》中所載利貞皇叔對皎淵所說的一段話:“達摩西來之說,祖祖相傳,燈燈起焰,自漢暨于南國,代不失人”,⑥達摩西來之說正是《大理國張勝溫畫卷》圖載的學說。萬歷《云南通志》卷十三,仙釋張惟忠曰:“得達摩西來之旨,承菏澤之派,為云南五祖之宗?!雹咚咳?,普濟、凈妙與皎淵,均拜大理崇圣寺住持道悟或玄凝為師,但又都離崇圣寺而來水目寺,其原因顯然是崇圣寺仍然還是密宗阿吒力教的統治中心。而他們三人的尊師道悟與玄凝,萬歷《云南通志》載曰:“道悟國師以定慧為禪宗所宗”“玄凝宗師日以寫經為課,筆法嘗如神助,揮灑須臾便能累紙,坐化之日記平時手書經藏多至萬卷?!钡牢蚺c玄凝盡管身在崇圣寺,但實際均已是漢傳佛教禪宗的傳人。

二、佛教造像的“漢系”特征

大理國后期祥云水目山禪系的崛起,與佛教造像關聯密切,這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藉此說明,代表大理國精英階層、掌控實際權力的高氏家族,文化信仰已經同中原暗合同步。盡管高氏一門宗枝不一,信仰各別,但是以顯貴出家的主流水目山一系已經使密宗,尤其是混雜地方神鬼巫術信仰的雜密在云南的影響呈遞減趨勢,宋代中原文化的影響已經逐漸顯露出來:

(一)佛傳故事開始涌現

南詔晚期至大理早期的佛教藝術遺存中,佛傳故事題材非常鮮見,人們對有大威神力的密宗尊像的信仰,如佛母、大黑天神、八大明王等的崇奉往往超過了對佛陀的認知,護佑的實用心理大大抵消了對佛陀的情感寄托。但是,后理國晚期,這種明顯有漢化顯宗色彩的佛傳故事開始頻頻現身。如安寧法華寺石窟8號窟釋迦牟尼佛苦修像、9號窟善生女獻乳糜、10號窟釋迦佛涅槃像等佛傳故事題材都是南詔時期沒有發現過的?!惰笙窬怼防镉斜憩F“如來降魔、地神作證”的佛傳故事:居中佛陀作“成道相”結跏趺坐于須彌座上,背光之后一片幽暗昏昧,群魔作諸種變幻擾鬧;佛前分立七魔女等(代表七情),地神從地中涌出,為釋迦佛的赫赫功德作證。降服魔軍,圖之形象,與佛陀所作觸地印相契,表達了成道的主題。第83開《南無踰城世尊佛》的構圖形式與9開類似,在火焰形背光頭光后上方,繪有牧女獻乳糜的故事,與“踰城”的標目統一,不僅畫面內容豐富,格局也別于“降魔”,而協侍弟子、菩薩與世俗供養的畫面構成完全是“漢地”的流行樣式。

(二)羅漢造像發達

除了《梵像卷》里面占據重要地位的禪宗六祖、神會大師以及云南本土禪宗祖師外,還有十六羅漢造像、維摩大士等排布其中。隨著大理國高氏對于“漢地”顯宗尤其是禪宗的提倡,大理各地十六(十八)羅漢造像亦應運而生。比如大理后期典型佛教顯宗造像的安寧法華寺石窟第4號(共16龕)的十六羅漢,刻于東巖正壁(分上、中、下三層),下層補刻兩龕羅漢,造像粉本當依據五代前蜀畫僧張玄和貫休所畫的十六羅漢;位于云南省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挖色鎮高興村東北2.5公里的大理挖色石窟,鳳鳴臺北30米龍繞石上共18龕羅漢像,有些依稀可辨、有些已經掩埋在巖石中,從造型風格上看較近顯宗,可惜風化嚴重;還有晉寧觀音洞洞崖上洞南壁繪有十六羅漢壁畫和劍川石寶山寶相寺摩崖上繪有十八羅漢像等。大理永昌郡城西北五里許的大寺山,成化、弘治間掘得寺碑,上面列了一個古棲賢梵剎在元代所造佛像的清單,十六羅漢、五百羅漢等造像已經是赫然在列了:“塑裝一十六羅漢、鎮殿四天王、左右明王;像畫五十三參海會、八大菩薩、五百羅漢、十二神王、三界一切靈官?!?/p>

(三)觀音造像的流行樣式

石鐘山石窟第十三窟的主像為一觀音立像,像左有墨書題記,豎書一行“南無琉璃光佛”的題記,字體與現存大理國寫經風格近似。石鐘山石窟沙登箐區第2號崖面中心僅有一龕,即阿嵯耶觀音造像。觀音龕作尖拱形,無龕楣。龕內雕一阿嵯耶觀音立像。具有阿嵯耶觀音如寬肩細腰,身體呈直筒狀;上身袒露,腹部束革帶,下身著緊身貼體的裙子,雙腿衣紋呈圓弧狀的陰線刻;披巾垂于雙腿一道,并于腰側打結,再沿身側下垂及地等突出特征。觀音身后有身光和頭光,頭光呈桃尖形,外緣為火焰紋,頂端飾一摩尼寶珠。觀音像左側有一墨線勾勒繪制的藥師佛,佛頭后有圓形頭光,頭光頂上有一火焰紋。頭光之上兩側有云氣紋襯托的日輪和月輪。觀音龕左側龕邊題記:“奉為造像施主藥師祥婦觀音得(似菩字)雕?!绷硗庠煜耦}記分別為:“大理圀造像施主藥師祥婦/觀音姑愛口口口等敬雕。至正壬寅年九月口日……/……/……/救苦觀世音……。王口口口……/七年乙酉歲三月廿三日/……/……楊茲古口口口撰。大理國沙退口口口禪婦人口口口口口口敬造觀音像?!?/p>

由于為善男信女私人所捐造,造像題記則是為了銘記功德,故而題記均有捐造者姓名、時間、捐造因緣及“敬雕”“敬造”等字樣。且題記無固定模式,隨手即題,第10窟刻于梵僧像左壁,第12窟刻于彌勒佛須彌座下,第13窟刻于觀音像左右,而文字書法均在中品以下。從題記可知,造像施主藥師祥等是“敬造觀音像”,并未稱作“阿嵯耶觀音”或其他,說明此時阿嵯耶觀音之名也許不為功德主所知,但也可以看出來阿嵯耶觀音造像的立像樣式已經深入民間。endprint

三窟造像均為因自然巖壁而制的淺造窟,是為私人所為,受財力、人力限制的緣故,雕刻工藝比較粗糙簡陋,第10窟《梵僧像》為上乘佳作,第12、13兩窟則顯得比較粗劣,反映出不同工匠的不同技藝水平。第12、13兩窟的布局也比較零亂,第12窟大的三龕并列刻了四座佛像,后面又一小龕雕觀音像,四龕上又淺刻了五小龕粗糙的佛像;第13窟觀音像兩旁各刻四座寶塔,寶塔中各刻一門,門內又均供小佛一尊。

與上述相反,石鐘山石窟石鐘寺區1—8號窟工程浩大、雕琢精美,尤其王者造像遠非個人能夠完成,系王室顯貴動用國家力量所為。石鐘山石窟五號窟左側,雕一阿嵯耶觀音菩薩坐像。造型特點、手印和手勢與立像阿嵯耶觀音完全相同,如頭束高髻、髻頂系帶,發辮垂肩。腰略細。上身袒露,下身著裙,腹部系帶,披巾于腰兩側打結,呈圓環形垂于腹下,腿部衣褶呈阿嵯耶觀音明顯的“U”字形。雙臂戴連珠紋臂釧,上有花飾。雙手戴手鐲。倚坐于凸字形束腰須彌座上。說明權貴上層已經開始把阿嵯耶觀音的坐姿造像作為流行樣式了。

阿嵯耶觀音造像不斷出現新的造像樣式,從立像、背屏式立像到倚坐像、半跏趺坐像、跏趺坐像等,精彩紛呈。如大理崇圣寺三塔出土結跏趺坐像、倚坐像,原為日本新田氏收藏的半跏趺坐像。很多學者都把阿嵯耶觀音當作男性觀音,可是后理國時期阿嵯耶造像卻明顯呈女性特征。如果將美國圣地亞哥藝術館所藏的這尊造像作為大理國時期的標準造像,同現存的其他造像比較,可以看出大理國時期的造像,面部略顯清秀細長,有更加嬌美的女性面龐,與前期那種極富民族風格的男性面相特征明顯不同。頭冠較高,頭冠上的阿彌陀佛坐像,尤顯工藝之精妙,而裙裾略顯纖細,整座造像有細膩柔美之感。這些特征都是漢地影響的典型例證。

與觀音息息相關的妙善三公主傳說對宋代以來的觀音信仰影響深遠,最早載記于崇寧三年(1104年)杭州天竺寺僧道育所立的《香山大悲成道傳碑》。⑧由于這個故事的流行,女相觀音的觀念日益普遍。安寧曹溪寺是直接受禪宗影響的大理國寺院,是由善闡(今昆明)世襲侯高氏所建。寺于明代重修,但大殿斗拱仍為宋元原物。大殿內木雕三圣像,亦為大理國遺物?!安芟倍?,本來是佛教禪宗寺廟的名稱。南華寺創建于梁天建三年(504年),初名寶林寺。

寺廟依山而造,面監北支流曹溪。是最為著名的禪宗祖庭。據昆明安寧曹溪寺《重修曹溪寺碑記》載,這個寺命名的來由是:“衡六祖之云席,分一勺之法流?!碧苾x凰二年(677年),禪宗六祖慧能住持在廣東韶州溪水口的曹溪,發展了禪宗南派,“頓悟成佛”的禪宗教義傳至云南,所以才有了安寧的這座寺廟,由于廟前的螳螂川與韶州曹溪頗為相似,亦名曹溪寺。到大理國時期,曾幾次加以修葺,清朝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又大修過一次。新中國成立后維修時,曾于梁柱上發現宋朝年代的字跡,建筑學家梁思成就寺廟的布局及建筑特點加以考察,認為是宋元風格的古寺廟建筑。曹溪寺內“大雄寶殿”上供奉的木雕“三圣像”,當為觀音三姊妹,因為定義為“西方三圣”“南海三圣”(觀音、文殊、普賢),或者“華嚴三圣”都不妥。大理地區,在宋代流行“三圣”供養,如“三圣宮”“三圣殿”等,“三圣”即是觀音三姊妹。大理圣元寺中就供奉觀音三姊妹,可見大理國與宋朝的信仰是非常吻合的。觀音造型莊嚴肅穆,雕造精美,美發垂肩、頭戴寶冠,瓔珞垂胸,結跏趺坐于蓮花座上,為明顯宋代風格造像。妙善公主的故事在宋代迅速流傳后,正覺(1091—1157年)的《云巖大悲》、南宋祖琇《隆興佛教編年通論》(1164年)、金盈之《醉翁談錄》(13世紀初)等,都有妙善公主為大悲觀音化現的記載,隨即水月觀音等坐式觀音也大量流行起來。

在昆明市拓東路市博物館內,有一座大理國時期的石幢。七級八面,由五段砂石組成,高6.5米,周雕密教佛、菩薩及天龍八部共300軀,大像約1米,小像不足3厘米,精美絕倫,被推為滇中藝術極品。從明代葉昌熾所收石幢拓片看,明以前全國有石幢600多座,然在一幢之上造像之多、內容之豐富,造型之精美,此幢實為空前絕后,無以倫比。

石幢第三層四面四龕,主尊為四大菩薩。虛空藏之右為觀音龕??碳继鼐?,觀音為高浮雕,四十只手如孔雀開屏般環列身后,當中兩手合十。觀音豐肌綽約,神情活淡。造像僅有手掌大,卻瓔珞歷歷,眉眼畢現。因觀音有一手持羂索,故有人稱“不空羂索觀音”,應稱千手觀音(又稱大悲觀音)⑨。觀音座前為善財、龍女,背后立四天王。觀音蓮臺下還有密跡金剛兩尊,其他三龕皆無,可見觀音在四菩薩中地位最尊。

以上論及的古幢雕飾的佛、菩薩及護法神眾共計300整,神像縱向排列法是按須彌山規制層層上升,由大海到天宮;橫向排列是按密教金剛界四門曼陀羅法設壇??傃灾?,昆明古幢實為一尊密教主體曼陀羅神壇。造像有的受《儀軌經》束縛,有的受內地圓教影響(如地藏),在佛會圖中護法諸神大多站立,而《梵像卷》及昆明地藏寺大理晚期所造經幢上有的護法神像都采取坐式,天王勇猛威嚴氣勢不減。此種坐姿樣式也出現在山西應縣釋迦塔和敦煌莫高窟,在遼、金、西夏、大理地區流傳。此一樣式可能與宋初入畫院的高益有關,劉道醇《圣朝名畫評》卷一記高益“凡畫坐神,用意最善”?!惰笙窬怼贰拔迕孛軙D”,千手觀音、如意輪觀音、坐式護法神圖像以及毗沙門天王像幾乎都集中在中原、敦煌、四川、大理等地流布,顯示出發展演變的蛛絲馬跡。

注釋:

①林超民.大理高氏考略[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3).

②芮增瑞.有關鶴慶高氏族譜的幾個問題[J].大理文化,2000(6).

③釋圓鼎:《滇釋紀》,趙藩、陳榮昌等輯,《云南叢書》版,云南圖書館刊。

④碑全名為《大理國淵公塔銘并序》,大理國天開十六年(1220年),楚州趙佑撰,蘇難陀智書。原碑已損毀,只存殘段。見《新篡云南通志》卷90,收于張方玉主編:《楚雄歷代碑刻》,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17頁。

⑤參考邱宣沖:《云南佛教概說》,5頁,為惠贈給筆者的論文資料。

⑥楊世鈺.大理叢書·金石篇(第一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⑦鄒應龍修,李元陽纂:《云南通志》卷十三,明萬歷四年刻本。

⑧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19-25頁,出自《石刻史料叢書甲編》,藝文印書館,1966年,第42冊。

⑨密教認為,佛教將眾生輪回的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六道(地獄、餓鬼、畜牲、阿修羅、人間、天上)分為二十五種,稱為二十五有界。觀音的四十只手盡持慈悲,每只手包含二十五界,四十乘二十五正好是一千,故四十手即千手。

參考文獻:

[1]段玉明.大理國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2]張了.白族(阿吒力教)在鶴慶[A].林超民,楊政業,趙寅松.南詔大理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邱宣充.祥云水目山與滇西佛教[A].林超民,楊政業,趙寅松.南詔大理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4]方鐵.大理國時期云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7(3).

[5]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錄[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6]王海濤.古幢釋神[J].云南文物,1989(6).

[7]李巳生.《梵像卷》探疑[J].新美術,1999(3).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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