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從《文學改良芻議》到《文學革命論》的文學轉向

沈真如

（西北師范大學研究生院 甘肅 蘭州 730070）

民國五年八月，于美國留學的胡適在給陳獨秀寄的一封信中，首次提出“文學革命”這一命題，并引出了他的“八事”說。同年十月，陳獨秀回信胡適，熱烈贊賞了他的想法，并又至一信，請求胡適作一篇文學改良的論文。于是民國六年一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刊登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二月，陳獨秀在下一期發表了文章《文學革命論》，積極響應胡適的主張，稱其為“首舉文學革命義旗之急先鋒”。由此，文學革命轟然開展，胡陳二人的論文便成為沖鋒號角，引導后來五四時期啟蒙思潮下的文學實踐。

大多數研究者將陳之《文學革命論》視為對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響應與推進，二者同為文學革命運動的宣言書：《改良》是發難之作，雖“今之談文學改良者眾矣”，學界眾人卻無統一的用力方向，因而隨著西方文藝思潮的不斷涌入，需要領導者確立方向以便在本國文學領域內發動改革是大勢所趨；《革命》則在此基礎上，以更強勁的態度推動了一次立場堅定文學革命運動。因而在這個意義上，常見的結論是，陳獨秀所作《革命》是胡適之《改良》的推進成果。然而仔細對比分析，兩篇文章的出發點、內容、主導思想等方面都有所不同，雖然陳獨秀決心挑起文學革命開端的大梁時，確乎受到胡適的直接鼓舞，但正是陳之“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①的前驅精神，使得這一聲炮響為五四文學的開端定下了不由分說的激進步調，也使此后的中國現代文學走向了與胡適“改良派”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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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改良》全文，胡適以“八事”開端，以“八事”結束。這八項要求中談及了改良文學內容及形式兩方面的措施。

首先胡適提出“須言之有物”，反對空洞無聊的文章，并且駁斥了古人的“文以載道”說，點明文章的“物”應當是作者的情感與思想。同時胡適舉例莊子散文、陶淵明杜甫之詩、辛棄疾之詞、施耐庵小說為千古文學，皆因此類作品抒發作者個人高遠情思，以“文之質”取勝于文壇。接著，胡適以言之有物為本，提出“不摹仿古人”與“不作無病之呻吟”，是針對晚清遺留下來的桐城舊習所言，反對摹古主義與形式主義。他將徒有牢騷失意之音的文章視為無病呻吟、卑不足道之作，認為詩文在描繪現實世界的同時應當擁有積極的感染力。

剩余幾項，“三曰須講求文法”“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則是在文學形式方面提出的要求。去除套語意在鼓勵作者自鑄語以寫現實，反對拙劣用典也是同樣目的，希望現代文人在寫作上花費心思，而不是為了工整典雅去生搬硬套陳詞濫調。為了推陳出新，胡適認為應當盡可能摒棄駢文律詩的寫作，將花在對仗等細微末節的功夫下在表達情思之上。在文學形式方面，胡適在《改良》中多次強調“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可見他將白話小說放在文學大道的位置上，此前所提出的的文學形式改良問題由此均指向了“不避俗字俗語”，即“使用白話文”的目的上：“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采用俗語俗字?！庇枚兰o之活文字，代替此前三千年中國陳舊腐敗的死文字，以此促進文學內容得到根本改變——唯有用現代文字，才能寫出現代文學。說到底，胡適的“文學改良”根本目的與內容十分明確，在于使現代文學脫離對傳統文學的因襲，是試圖在“文學”本位立場上掀起一場以白話文抒寫“今日社會之情狀”的運動。

也正因為這一學術性的要求，文章以“改良”“芻議”為名，具有研究探討之氣。同時，由胡適所首先提出的“文學革命”一詞也未見與文中?？梢?，胡適寫就此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方面，他受到留美同學的影響，經過友朋間再三論辯，修改“八事”的前后順序，刪去激進的革命論調，以此強調自己白話文的主張，另一方面胡適也是拋磚引玉，希望文學改良的問題能引起謹慎的討論。然而陳獨秀收到文章后大為激賞，在文章發表后立刻撿起“文學革命”的旗幟，寫作《文學革命論》支持文學創作領域改頭換面，接踵而來的便是關于白話文寫作的論爭與實踐，由此，文學革命就似乎突然在民國六年浩浩蕩蕩地開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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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胡適專注于文學本身不同，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開宗明義，為“革命”正名，強調革命功用：“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乃革命之賜也……單獨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推起總因，乃在吾人疾視革命，不知其為開發文明之利器故?！币蚨惡粲蹙駥用娴母锩?，以求洗去國家層張深積的黑暗。因為陳獨秀認為“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舊文學與舊道德藕斷絲連，那么要建立新的道德體系，就必須建設新的、科學民主的文學。

在闡釋“革命”之后，陳獨秀喊出了“文學革命軍”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三大主義涵蓋了陳獨秀對文學內容及形式的雙重要求——內容上貼近社會生活，形式上簡潔通俗，與胡適的文學改良目標一致。但仔細分析文章所闡發的思想時，能發覺《革命》與《改良》之間從出發點就產生的偏差。

在提出“三大主義”后，陳獨秀梳理了中國文學史，批評兩漢大賦鋪張阿諛之氣、魏晉五言空洞貴族之風、齊梁駢律雕琢堆砌之技，雖然褒揚了先秦文學與明清白話小說，認可韓柳元白等人為一代文豪，但也特別指出不滿于韓愈文章的師古、載道二事。此外，他還以異常鄙夷的態度將明前后七子及唐宋派、桐城派等古文流派文人直呼為“十八妖魔輩”，可見，陳獨秀不僅反對舊文體，更重點批判古文內容，即儒教中三綱五常那一套糟粕。因為文人乃至國民的性子便是“阿諛夸張虛偽迂闊”，文學也自然表露出不切實際、仿古欺人的特點來?？梢哉f較之胡適明確將莊子陶淵明、杜甫辛棄疾的詩文列為千古之作的看法而言，陳獨秀在對待傳統文學的態度大多是反對的，畢竟他認為山林文學“于其群之大多數無所裨益”，傳統文人抒發之情不越帝王權貴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

由此可見，胡適的“文之質”包括情感與作者的“見地、識力、理想”，而陳獨秀的“文之質”在于有益于群體和國家進步的立意，抒寫作者本身情思的文學被“革命”了。他認為大部分傳統古典貴族文學，不利于當時民眾覺醒、國家進步的思想，不符合民主科學主張的作品，都是文學革命的對象，畢竟囿于個人窮通利達及模仿古人作文的文人如何能“張目以觀世界社會文學之趨勢及時代之精神”？陳獨秀在發起“文學革命”的號召時，并未像胡適那樣提出具體的文學要求，其出發點其實就在于以“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來革新政治——他將文學視為政治的投射，改革文學不是為了文學自身的發展，而是借文學為傳播思想的工具來達到宣傳政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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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作為資深革命黨的陳獨秀與彼時尚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胡適有著并不相同的思想基礎，這使得二人看待文學改革的態度與分析問題的方法論有了偏差。

胡適在“不摹仿古人”一節中，談及“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故而認為今人以崇古的心態作不出好文章，皆因“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之后，胡適分析白話文在中國的發展史，言明早在元代，白話文就幾成中國文學的語言，可惜這一趨勢因明代八股取士、復古盛行而遏制，同時亦通過對比歐洲俚語寫作成功的范例來為白話文正名。非常明顯地，胡適用進化論的眼光及美國實用主義審視文學內部發展軌跡，因此提出“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的觀點。

而陳獨秀于文中批評韓愈古文運動時寫道：“昌黎之變古，乃時代使然，與文學史上，其自身并無十分特色客觀也?！彼J為雖然古典文學中有優秀之作，也有過文學內部領域的幾次更動，但這些變化因為傳統思想內核的穩固而沒有起到根本效果，到頭來還是在古典貴族文學這個大圈中不斷徘徊?？梢娝麑τ谖膶W變革的態度是，要使新文學擁有自身的十分特色，在文學史上展現與傳統文學截然不同的風貌。這是在社會革命思想的指導下所發出的聲音。

從《改良》與《革命》文本中分析出的信息來看，對于文學該如何變革的問題，胡適實際上將推廣白話文作為他的目的，而陳獨秀則視白話文學為一個開端，一種方法，是他所求目的之前的過程。只是基于當時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兩人對于新文學的要求在“提倡白話文”這一節點上達成了恰到好處的碰撞，白話文運動便成為整個文學革命的突破口，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在文學革命內容與目的上的根本性的分歧，使得曾經志同道合的戰友在不到半年時間里驟然分道揚鑣：同年七月，胡適便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公開反對《新青年》大力主張的馬克思主義。而陳獨秀則一再強調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要建設新社會，與胡適的思想大相徑庭。雖然就文學革命這一運動本身而言，《改良》與《革命》二者互為補充，完善了運動所需綱領、步驟等具體問題，但隨著中國政治革命的不斷深入，社會對文學的要求也朝著陳獨秀的目的——為建設進步的國民思想服務——不斷靠近。周作人曾說：“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部更為重要?！雹诿黠@，陳獨秀的倡導在當時中國社會中更具號召力與實際意義。

由此可見，即便成果都是建設表現現實生活的白話文學，但《文學革命論》沒有關注《文學改良芻議》所探討的文學本身層面，而是借此推動構建政治文明社會。二者之間產生了根本性的轉向，這一轉向便是五四之后，中國現代文學從啟蒙走向革命、書寫“小資產階級情感”的文學被摒棄的端倪?；蛟S在陳獨秀發出“文學革命”宣言之時，五四啟蒙文學實踐便在無形中投注了更多目光在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等切實關系健全國民性建設的思想上。而堅持文學創作自由及學術立場的胡適，也終究被排除在革命洪流之外，成了“第三種人”。

注釋：

① 陳獨秀.通信［J］.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期

② 周作人.談虎集［M］.河北教育出版社，1919

［1］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J］.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期

［2］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J］.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期

［3］ 周作人.談虎集［M］.河北教育出版社，1919年

［4］ 劉丹，熊輝.“革命”是對“改良”的承續性推進嗎？——重讀《文學改良謅議》與《文學革命論》的關系［J］.寧夏大學學報，2007年第29卷第6期

［5］ 鐘揚，戴文紅.從《文學改良芻議》到《文學革命論》［J］.江淮論壇，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