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點盜竊，四點救人，能否將功抵過

10月13日，有媒體報道了一件令人頗感哭笑不得的案子：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一派出所同一日先后接到兩次報警，第一次是三個小伙見義勇為救起一個落水女孩的好人好事，第二次是三個小伙盜竊車輛內3000元現金的壞人壞事。讓警方覺得離奇的是，一日內做下這兩件事的三個小伙竟然是同一批人。

不知這三個小伙是不是讀過佛教的《法華經》，其《法華玄義》有云：“心能地獄，心能天堂，心能凡夫，心能賢圣?！比说膹碗s性大概就在于此，善與惡只在一念之間。況且，救人可能出于對生命的敬畏，偷錢也許因為對物質的貪念，也并不矛盾。

先做壞事，再做好事，這是刑法上的立功嗎？這一問題成了網友熱議的焦點。

哪些法律規定了“立功”

因為這起案件，筆者想到刑法上的“立功”制度?；蛟S是考慮到復雜人性的各種可能性，《刑法》第68條規定，“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以及《刑法》第78條規定，“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立功表現的，可以減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現之一的，應當減刑”。以上兩種立功制度（量刑制度上的立功和刑罰執行制度上的立功）體現了刑法的“柔性”，讓犯罪分子有機會用自己的行為爭取法律的寬宥。

認定立功有哪些限制

首先，立功是有時間限制的。司法實踐上一般認為，立功是犯罪分子到案后的行為，到案前的行為不認定為立功。

比如，2013年，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受審時，其辯護律師錢列陽曾提出，劉志軍擔任鐵道部部長期間對中國鐵路發展貢獻有目共睹，希望法院量刑時考慮。錢列陽是知名律師，說到劉志軍的功績時，并未用“立功”二字，同時他還說，劉志軍沒有立功表現。而法院最后的判決書中，也沒有體現出劉志軍的功績對其量刑有什么大的影響。

其次，立功一般是犯罪分子對所犯案件以外的案件做出突出貢獻，特殊情況下，也可以考慮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貢獻。

所謂“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貢獻”，包括舍己救人、發明創造、抗災救險等。比如，司法實踐中，類似三個小伙那樣的救人之舉，如果發生在刑罰執行階段，的確可以認定為立功。再比如，2016年8月，山東省聊城市一名緩刑人員在一場火災中救出兩名婦女和兩名孩子，被聊城市中級法院認定為重大立功表現，減去有期徒刑三個月，同時縮減緩刑考驗期六個月。

還有就是，立功的結果可能是從輕、減輕處罰或減刑，然而也有可能換不來從輕、減輕處罰或減刑。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刑事審判參考案例第541號“吳乃親販賣毒品案”中寫道，2003年，吳乃親因販賣毒品一審被判死刑，二審期間，吳乃親檢舉了一起綁架案和一起販毒案，經查屬實，法院認定為立功。然而，二審法院仍然判決吳乃親死刑，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究其原因，可以用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發布的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的表述來解釋：“雖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節，但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被告人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為規避法律、逃避處罰而準備自首、立功的，可以不從寬處罰。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檢舉揭發或者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同案地位、作用較次的犯罪分子的，從寬處罰與否應當從嚴掌握，如果從輕處罰可能導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從輕處罰?！?/p>

一般的好人好事并不能算立功

筆者認為，立功的規定挺嚴格的，一般的好人好事還真不算立功。

不僅如此，有幾種看似“立功”的行為，法律上甚至明文規定不能認定為立功?！兑庖姟分幸幎?，“犯罪分子通過賄買、暴力、脅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羈押后與律師、親友會見過程中違反監管規定，獲取他人犯罪線索并‘檢舉揭發的，不能認定為有立功表現”。

比如，2016年，山西省檢察院抗訴成功了一起涉案金額2500萬元、制造虛假立功材料的刑事申訴案件。2007年，襄垣縣人范俊明因合同詐騙罪被捕后，檢舉了一起搶劫殺人案，被認定為重大立功，法院據此判處范俊明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經過調查，山西省檢察院發現，范俊明的“重大立功”其實是從某看守所的兩名警員處非法獲得的。隨后，山西省高級法院決定再審此案，范俊明的“重大立功”被認定不成立。

《意見》中規定，“犯罪分子將本人以往查辦犯罪職務活動中掌握的，或者從負有查辦犯罪、監管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處獲取的他人犯罪線索予以檢舉揭發的，不能認定為有立功表現”。

比如，2009年，重慶市巫溪縣看守所原副所長汪光斌因涉嫌受賄罪被逮捕后，檢舉了其親戚在深圳市搶劫的犯罪事實。司法實踐中，看守所干警有查禁犯罪的職責，因其職責獲得的他人的犯罪線索是不能拿來認定立功的。然而，汪光斌所檢舉的親戚犯罪線索，是他在生活中獲得的，并非基于職務獲得。因此，重慶市第二中級法院認定了汪光斌的立功表現。

《意見》中還規定，“犯罪分子親友為使犯罪分子‘立功，向司法機關提供他人犯罪線索、協助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不能認定為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現”。

比如，2005年，云南省昆明市發生的田嫣、崔永林等人販賣毒品案，田嫣、孔昊二人的親屬在二人到案后，分別向公安機關提供他人犯罪線索，抓獲販毒嫌疑人各一人。云南省高級法院審理此案時，檢察機關出庭意見認為，田嫣、孔昊的親屬的立功行為不是被告人的立功，不予認定為田嫣、孔昊立功，最終，法院也以立功主體必須為本人為由，沒有采納兩人的這項辯護意見。

說了這么多法律制度上的“立功”，有朋友可能要說，這么多情形都不能算立功，法律真是無情。

筆者認為，法律必須保證其嚴格權威性，非特殊情況，在具體的實踐中不應該有太大的彈性。不過，功過自在人心，正如偷錢后救人的三個小伙子一樣，就算沒有刑法上認定的立功，他們人性中的閃光點，已經在救人的行為中被人們所看到了。（文丨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