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精英對戰后處理日本的主張

聞黎明

在中國近代史上，日本無疑是對中國侵略最廣、壓迫最深、造成苦難最重的國家。日本當年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經歷14年艱苦卓絕的抗戰，特別是抗戰勝利曙光乍現的時候，中國知識精英階層在血與火的淬煉中，開始深入思考如何對待和處理兩國關系及戰后日本問題，其中一些主張，折射出中國知識精英階層“血的覺醒”。

戰爭賠償問題

日本在全面侵華戰爭期間，對中國人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蹂躪及掠奪。據統計，中國軍民傷亡達3500萬以上，直接財產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依照國際法規和慣例，中國有權向日本提出戰爭賠償要求。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國首腦在開羅舉行會議，討論如何協調對日作戰的共同軍事問題和戰后如何處置日本等政治問題。12月1日發表《開羅宣言》，宣言明確：“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毙灾皇峭ㄟ^了中國對日收復領土的要求，但沒有涉及戰后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賠償。

這一時期，經濟學家、西南聯大教授伍啟元撰寫了《中國對日要求賠償問題》一文，圍繞戰爭賠償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首先回顧了中國在甲午之役、義和團八國聯軍之役后，所承擔的巨額賠款，指出戰勝國向戰敗國要求賠償是習慣的做法。同時，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沒有強迫的捐獻，沒有懲罰的賠款”表示贊成。威爾遜認為以往對戰勝國向戰敗國提出賠償要求的觀念應當加以修正和限制，其要點就是戰勝國不應要求軍事賠償，只應要求平民損失的補償。正因如此，這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領袖對軸心國無條件投降后所應負擔的賠款問題，一直保持沉默，伍啟元認為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第一，“這次戰爭的目的，在消滅阻礙人類文化進展的法西斯主義和侵略主義，在樹立一種永久的和平，而不在對軸心國復仇”。第二，“這次戰爭是全世界的開明勢力企圖以光明代替黑暗的一種斗爭，目前在戰爭方面的犧牲，應該視為爭取光明的代價，是不應向戰敗國取償的”。第三，“軸心國戰區中所有的非法殘暴的行為，在占領區中所有的剝削的搶奪，及在一切區域中不合理地自陸、海、空三方面所加的同盟國平民的生命與財產的損失，至少在原則方面，同盟國是應該要求賠償的”，因為“同盟國對這種野蠻的行為如果不要求賠償，則無形中等于對這些行為加以鼓勵”。第四，“為著使軸心國能夠得到公平的待遇起見，凡同盟國軍民因非法行為而致使軸心國平民遭遇損失，同盟國亦應對軸心國負擔賠償之責”。

對于戰后中國對日本提出賠償要求，伍啟元認為也應當遵守這些開明的原則，盡管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強取了中國二億兩庫平銀的賠款，又在庚子賠款中分得相當可觀的數目，“但中國對同文同種的日本人民是應該表示寬大，應該放棄對軍費的賠款要求”。但是，對于日本在中國東北、華北、東南、閩粵、華中等地，“所加諸中國平民的損失，所作的各種剝削，所搶奪的物資，及自陸、海、空三方面所加諸中國人民生命財產的殺害與破壞”，卻是“不可寬恕的”。因此中國“不只應處罰對這些過失應該負責的罪犯”，“至少在原則上應使日本全部負擔這些過失的賠償”。

對于伍啟元主張的賠償原則，云南大學教授劉文典表示贊同。值得注意的是，與伍啟元的留學德國身份不同，劉文典早年留學日本，對日本文化尤為熟悉，是當時昆明各大學中少有的資深知日派。所以，劉文典對于賠償原則的認識，可以說代表了部分知日派的意見。劉文典在近代中日關系問題上，用了“世仇”兩字。他說，“說句感情上的話，把三島毀成一片白地，也不為殘酷，不算過分”。但是，他緊接著又說，“關于國家民族的事，是要從大處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時之意”。劉文典認為：“從東亞的永遠大局上著想，從中國固有美德‘仁義上著想”，我們也不應該有狹隘的報復思想。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德法關系為例，說法國之所以能奮斗到底，全憑法國總理克列孟梭的勇氣毅力和火一般的愛國心，可是，克列孟梭的“愛國心過于熱烈”，就“流于狹隘，失之偏激”了。當年在凡爾賽會議上，美國總統威爾遜很有遠識卓見地提出過許多方案，以杜絕今后的禍根，建立永久和平的基礎?？墒强肆忻纤蟆氨凰仟M隘的愛國心所驅使，對于戰敗的德國專施報仇雪恨的手段，一味的要逞戰勝者的威風”，以致“忘記了勝敗強弱都只是一時的事，歷史是轉變不已的，報應是循環的”。結果，由于威廉一世有意選擇圍攻巴黎的日子，在凡爾賽宮舉行德意志帝國皇帝繼位大典；法國也非要在這座離宮里簽訂和約不可。后來，“法國戰敗求和，希特勒也就偏要在當年德國俯首求和的地點，偏要在當年福煦元帥威迫德國代表的那一輛火車上，威逼法國的代表”。劉文典認為這些小事情“清楚明白的表現出兩方面復報不已的心理”，正因為“克列孟梭一味的要報普法戰爭的仇恨，全不顧慮到德國人后來的報復”。

根據這個歷史借鑒，劉文典主張“對于戰敗的日本務必要十分的寬大”，理由是“發揮我們中國固有的尚仁尚義的美德”。具體地說，即“中國將來在和平會議上，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這個殘破國家的遺黎，還要在伐罪之后實行吊民，極力維護這個戰敗后變得弱小的民族”，因為“這個民族自立為一個國家已經一二千年，我們既不能把他根本夷滅，改為中國的一個省份，依然讓他做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也就應該有個待國家之道”。劉文典還說：“根據羅斯?？偨y、邱吉爾首相和盟邦議定的《大西洋大憲章》，日本這個國家也應該享有他應有的權利，也應有一份資源還是要留給他的。這是此次大戰遠勝于前次大戰的地方，也是世界政治上的一大進步。我們當然熱忱擁護這一點?！蔽哪?，劉文典強調：“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大國家民族的關系，是東洋和平的礎石，今日應付處理稍有失當，就會種下將來無窮的禍根。德意志和法蘭西的循環報復的歷史可為殷鑒。我希望我們賢明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對于這個大問題，總要把眼光放大放遠，平心靜氣的籌劃一番，作一個可以垂之久遠的打算?！?

劉文典主張在戰爭賠償問題上應持寬大態度的意見，并非一家之言，西南聯大教授主辦的《當代評論》也贊成這種開明主張。這份在學術界頗有影響的刊物，為此專門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對日本應有的態度》的社評。社評說，“在戰爭時期，一個從事戰爭的國家對敵國的態度，通常容易犯兩種錯誤”。一種錯誤，是“感情用事地主張盡量懲罰和壓制敵國，使敵國永無翻身的一日”，結果“在情感主義支配之下”，兩個國家往往會“結下百年不解的仇恨，使戰后的世界無法走上永久和平的康莊大道”。另一種錯誤，是“空想主義的毛病”，由于戰爭時期人類受到巨大慘劫，于是一些開明分子“希圖將來能夠樹立一種和平的世界，使本國與目前的敵國都能和平相處”，但是他們“忽略了現實的環境，或者只重空想而不切實際，或者只談崇高的理想而缺乏可以實施的具體方案，結果不但不能使他們所追求的理想得到實現，而且反因他們的意見而增加局面的糾紛”。社評告誡在對日本的態度上，“必須避免情感主義和空想主義，而應以理智和現實為基礎”，這就是要“理解‘國與國間，無百年不解之仇，中日兩國同文同種，是所謂兄弟之邦，在理論上兩國是沒有不能和平相處的道理。我們對于日本軍閥發動侵略戰爭，企圖消滅中國，致使中國人民遭受有史以來的最大痛苦，當然是十分痛恨的。但我們不應因此就主張消滅日本，或使今后若干世代中的日本人民分擔目前日本軍閥的過失”。社評還引用了《大西洋憲章》中的第六原則，即“待納粹之專制宣告最終之毀滅后，希望可以重建民主政府，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并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缺乏之保證”，認為這個原則“也應同樣地應用于日本”。

贊成放棄軍事賠償，只索賠民間損失的伍啟元，根據這一原則開列過一個賠償清單，它共包括14個項目：“（一）日本（指日本政府、日本軍隊、日本人民、日本所支持的偽組織及漢奸）在戰區及占領區（包括東北）中對中國人民所搶奪、征取，以及少數代價強購的糧食、牲口、原料、礦產品、制造品、房屋和其他物品，應全部作合理的賠償。（二）日本在中國境內對中國工廠、礦場所加的破壞，及對戰區或占領區中對工廠、礦場所作的搶奪或遷移，應全部加以賠償。（三）日本在戰區或占領區中對中國交通的破壞及對中國交通工具的搶奪、征取，與移動，應全部加以賠償。（四）日本在中國沿海沿江所給予中國船艘及漁業以各種損失，應由日本負責賠償。（五）日本在戰區及占領區中對中國農民強制改變生產及因其他壓迫而引起的損失，應加以合理的補償。（六）日本對中國平民的生命與財產自陸、空、水三方面軍事侵略所加的損害，應全部加以補償。（七）日本在中國有計劃地施行毒化政策，強制人民種植毒物及吸食毒物。此種政策違反人類道德及國際協定。將來中國因消毒（消除日本毒化政策）所須之各種費用（如戒煙院之設備等），應全部由日本賠償。（八）日本在歷次戰爭中所搶奪中國的古物及有歷史價值的物品應全部加以交還；日本對其他中國公物的奪取，亦應全部交還。（九）日本在中國境內對中國大學及文化機關所作的破壞，及在戰區與占領區對中國大學及文化機關的一切損害，應全部賠償。（十）日本在戰區及占領區對中國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所掠奪的白銀準備、外匯準備及其他資產，應全部交還。（十一）日本所發的一切敵偽鈔票，應于中國政府收回后，由日本依法給以黃金兌現。（十二）敵偽在占領區中所征收及接收的一切罰款、租稅及其他收入，全數應交還中國。（十三）日本在戰區及占領區對中國人民的虐待，對中國人民強迫勞役，對中國人民征兵，和對中國人民的屠殺奸淫，應對全部損害加以賠償。日本對俘虜的非法待遇，亦應列入這一項范圍之內。（十四）日本在亞洲各地對華僑生命財產的損害，應全部加以賠償?！?/p>

這14個項目，究竟折合多少賠款呢，伍啟元也感到極為困難，但他還是按照保守的估計做了一個統計，結果工礦損失8億美元、交通損失6億美元、淪陷區人民和亞洲各地華僑財產損失5億美元、金融損失8億美元。上述相加，為27億美元，以1937年美元比價折算，最低也達20億美元。伍啟元說，“在此必須指出：這個數目的缺點是過于保守，而絕不會估計過多的”，而事實上較為合理的估計，是40億或60億美元。這些，還不包括日本在歷次戰爭中搶奪中國的文物、書籍及設備公物等，也未包括對占領區中國人民的屠殺奸淫虐待、強迫勞役與服兵役、對中國俘虜非法待遇和所施行的毒化政策。由于這些事件損害的數目，帶有戰勝國的主觀判斷，難有客觀標準，因此他不愿加以推測。

對于軍事損失以外的賠償，《當代評論》亦持贊成立場。它認為免去日本對中國戰費的賠償，只是為了表示寬大，但如果不向日本提出歸還“他們在中國所劫奪的資產，或不必負擔他們能力所及的對中國平民的損害賠償”，那豈不“變成侵略及罪行的鼓勵者了”。站在這個角度，它主張“至少應該在原則上強使日本這一代的人歸還日本所劫奪的財產，并負擔他們侵略所引起的損害賠償”。

《當代評論》的這個認識，完全符合情理，但劉文典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既然對日本寬大，經濟賠償也不必要提出，因為無論哪種經濟賠償，最終“實際繳付賠款的是無辜的后代人民，而不是戰爭的責任者”，“何況近代戰爭都是傾注全部的金錢物力，打得民窮財盡，才分勝負。再要戰敗國的無告窮民支付那天文學上數字的賠款，事實上也是辦不到的”。劉文典的這種態度，可以說是徹底寬大派的意見。

不過，劉文典雖然主張放棄經濟賠償，卻出人意料地提出文化賠償問題。他說：提到“文化”兩字，真令人按捺不住感情。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這次世界大戰，“無論打得怎樣猛烈，兩方總還多少顧惜一點文化。英美的空軍固然不肯轟炸柏林大學，就以德國那樣的野蠻，也還沒有肯炸牛津、劍橋和大英博物院、巴黎圖書館，因為雙方都以文明自居，一面也以文明國待敵人”?？墒?，唯有日本“把中國視為一群野蠻人種，自從開戰以來，日本空軍一味愿要毀滅中國的文化機關，故意的、有計劃的專揀中國的大學圖書館做投彈的目標，這真是世界歷次戰爭上所沒有的野蠻殘忍手段，人類歷史上的恥辱”。劉文典認為“中國這回所受的物質上的損失固然極大，但是那些都還是有形質可計算的，也就是有方法可補償的”，而“文化上的損失，這是無數字可計算的，無方法可補償的”。他發問到：“假使大英博物院、巴黎圖書館被毀，柏林大學、牛津、劍橋被炸，試問賠多少萬億金鎊可以抵補呢？”他歷數了日本對中國大學、圖書館、博物院的有計劃毀滅，痛心地說“秘笈珍本，天球河圖般的實物都是我們先民遺留下來的祖產，世界文明上的遺跡，絕不是任何數量的金錢物資所能賠償萬一的”，“日本既對世界文明犯了大罪，就應當教他把他們所保存的文物拿來賠償我們”。關于文化賠償的辦法，對日本十分熟悉的劉文典如數家珍，說“近幾十年來日本財閥倚仗著金錢，乘中國民窮財盡，用巧取的方法，賤價收買去的文物，如巖崎氏的麗宋樓藏書，住友氏的多鐘鼎尊彝，都是中國的鴻寶重器，不能讓他永遠淪于異域”。另外，帝室圖書寮所藏的宋版唐鈔、金澤文庫收藏的儒釋典籍、正倉院的千年古物等，也可以用作賠償。這番話當然是帶著怨氣說的，因為他在文中馬上又承認“并不一定是對的”。

戰后對日索賠，是一個牽扯面極廣的問題，它既需要體現國家和民族利益，也需要著眼維護戰后永久和平秩序，而且實施的具體措施也需要有相對的可行性。對于這樣一個關系重大且復雜的問題，像伍啟元那樣能夠開列出賠償項目者，已實屬難得，因此不必苛求民間沒能提出更具體的賠償意見。

收回領土失地

明治維新廢藩置縣形成真正的統一國家后，日本以國土為核心要素的國家意識急劇膨脹，并以不同方式四面出擊，急劇擴充國土范圍。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海戰，中國戰敗。次年，戰敗的中國被迫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規定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割讓日本，這樣日本就以條約的形式正式侵占釣魚島等島嶼。戰后收回失去的領土，是中國的權力，這一點在開羅會議上已經得到共識。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條明確指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指定其他小島之內”。

關于臺灣和澎湖列島的法律地位也即主權歸屬問題，在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開羅宣言》中已明言將之歸還中國。據1996年出版的《現代國際法參考文件》披露，在開羅會議期間，出席會議的中、英代表曾就臺澎等地歸還中國問題發生過爭拗。當時，作為英方代表的賈德干認為臺澎等地方“固屬中國，但殊不必明言耳”，主張將公報（即《開羅宣言》）中之這些地方“歸還中國”的字樣，改為“當然由日本放棄”。對此，作為中方代表的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進行了激烈的抗爭和反對。最終，“討論結果，中美兩方主張不改，故維持原草案”。

開羅會議上，中美交涉疏球問題，美國總統羅斯福同意“琉球由國際托管，由中美共同管理”。日本投降后，琉球群島被美軍占領，雖然美國“不承認二群島歸屬日本”，但也沒有交給中國。

按照近代史上中日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做法，戰敗國除了賠款，還要割地。當時，個別人也產生過戰后占領日本本土的意見，劉文典曾說：“說到割地，真令人不得不痛恨日本”，“如果講報復，就把日本國完全滅掉，改為中國的一省，也不為過分”。當然，劉文典并不主張割地，他認識到盡管日本曾經侵占了中國許多土地，但這次反法西斯戰爭是義戰，是“要維護世界的文明，正義”，因此“戰事終了之后，我們只要照我們的古訓‘光復舊物，‘盡返侵地”，“絕不想索取日本的領土”。再說，“日本原來自有的區區三島，土地本也無多，他的本土三島，我們縱然一時占領，也無法享有他的土地，治理他的人民”。所以，“論勢論理”，中國“都不必要日本割地給我們”。

不過，劉文典認為有一個地方必須據理力爭，那就是琉球群島。

1945年4月，美軍攻占琉球群島。5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將包括琉球群島在內的北緯30度以南諸島從對日占領區劃出，置于美軍直接控制之下。不久，美駐琉軍政府頒布第一號公告，其中第二條規定，日本帝國政府停止在琉球群島行使一切權利。1946年1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更加明確地提出，“北緯31度以南、九州至臺灣之間的所有島嶼，全部作為戰略區域實行托管統治”。1946年11月美國政府發表聲明，將琉球、小笠原群島、原日本托管統治區域置于美國的戰略托管之下，并且將此方案向聯合國提出。1947年4月2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美國的提案《關于前日本委任統治島嶼的協定》，把琉球群島等“主權未定”之地交給美國“托管”。1947年9月23日，國民參政會曾反對把琉球群島歸屬日本，要求在對日和約中規定琉球應交中國托管。同年10月1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張群出席國民參政會會議時，也提出“琉球群島與我國關系特殊，應該歸還我國”。但美國拒絕了中國對琉球統治權的要求。美方表示，琉球應納入其戰略托管網內，因為美國認為此乃其在西太平洋之一種任務，中國要求獲得琉球，并不為美國同情。

對此，劉文典說：“琉球這個小小的島嶼必然要歸中國，這件事千萬不可放松”，他希望國民政府和國民都要堅持這一主張，務必把琉球收回來。琉球是一島國，自古以來與中國就有關系，文化上深受福建、臺灣影響。明代時，成為中國的藩屬，已達五六百年之久。后來被日本蕯摩藩占領，后并入日本版圖，改為沖繩縣。劉文典回顧了蕯摩藩占領琉球時琉球國王派遣使臣到中國向李鴻章求援的經過，說使臣“前后上的稟牘之令人淚下發指”，他“天天到天津總督衙門前跪求，其慘烈的情形（原文只有“形”，其前似脫一“情”，徑補）真好比申包胥的秦庭痛哭，到今天還在歷史上留下一幕悲劇”。

對于日本吞并琉球群島的理由，劉文典也加以駁斥。他說：“當時琉球使臣上書李鴻章的稟和說帖，對于日本所提出的種種理由，都逐條的詳細駁斥，案牘具存，可以查考”。日本當時提出的最大根據，只是琉球人使用日文的50個字母。劉文典認為這個理由很可笑，因為“日本人自來都用漢字，如果琉球人采用日本字母就該屬日本，那么，日本也就是我們中國的藩屬了”。還有，歐美各國都用羅馬字母，難道全該屬羅馬嗎？比利時使用法文，卻不隸屬法國；瑞士一半用法文，一半用德文，自古以來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誠然，琉球群島雖然與中國明清兩代保持朝貢關系，日本吞并琉球，也未得到中國承認。但是，琉球并未成為中國的領土，劉文典主張收回它，主要是從國防意義上提出的。他說：琉球地居中國正東的海上，首都那霸是個可以停泊大軍艦的天然良港，琉球若繼續屬于日本，則其很可能被當作海、空軍根據地，使中國東南沿海各省都受到威脅，連首都南京也難得到安全。如果將來飛機的制造更加進步，活動半徑更大，則整個長江流域都可受到琉球的控制?！胺催^來說，琉球若歸我們中國，也就可以控制他的三島”。

劉文典的上述觀點，雖然沒有引起討論，但不失為一種見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琉球群島被美國托管，直至1972年，美國才在未涉及主權前提下，將琉球的管理權又“轉交”日本（主權不屬于日本）?，F在，從國際法上說，琉球的地位仍未得到確認，如果當年劉文典的建議得到采納并得以實現，或者琉球恢復琉球王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那么對中國是大有好處的。

對日本國內改革的規劃

戰后解除日本武裝和戰爭賠償，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必然措施，但真正的關鍵還在要使日本的政體不再成為產生軍國主義的溫床，徹底鏟除日本再次對國際和平形成威脅的基礎。因此，戰后處置日本諸事中，最為核心的無疑是對日本政體改革的規劃。曾為西南聯大教授的政治學家羅隆基對這一點尤為強調。他說：“這次世界大戰的目的，在同盟國方面，是奠定世界民主的基礎”，無論哪個國家，“有民主，將來世界就有和平，沒有民主，將來世界就沒有和平”，所以，無論是處置德國，還是處置日本，前提都應當是怎樣使它建立起民主制度。

《當代評論》也持同樣主張，它提醒大家不要以為“只要對日本表示寬大，則中日兩民族便可以永久和平相處”，凡是了解近數十年日本現狀的人，不能不承認“黷武主義和侵略主義在日本有極深固的勢力”。對于這種“以侵略為民族理想及宗教信仰的國家”，如果不徹底消滅軍閥主義與侵略主義，不在政治上建立憲政傳統，不改變黷武主義的教育與宗教，則日本就有可能“再成為侵略的潛勢力”，以至“不難在20年或30年后又再度成為危害和平的禍首”。

戰后必須按照民主國家政治制度對日本政體進行改造，這一點同盟國之間沒有歧異，但直至戰爭結束也未擬定出具有操作性的方案。對中國而言，由于自身的民主制度還停留在紙面上，這就使得中國知識精英在討論日本戰后建立民主政府、制定和平憲法等問題時缺乏底氣，只能把焦點集中在與政體改造密不可分的天皇制度問題上。

開羅會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蔣介石在日本天皇制問題上進行過意見交換，是一次私下談話，當時并未公布。不過，美國的一些類似輿論很快傳到中國，如史密斯在《美國政府戰后處置日本的計劃》一文中說，日本“皇室的命運，我們準備讓日本國民去決定”，《生活》《時代》《幸運》3家雜志聯合草擬的《日本投降的條件》中也說“我們并不建議強迫日皇遜位，或改變日本的政治機構”等。而1945年1月的第九次太平洋學會上，各國代表在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也在中國民間引起爆炸。

太平洋學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由環太平洋各國民間團體組成的一個旨在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秩序的非政府組織，參加者除了太平洋問題專家，還有若干外交家、政治家。會議期間，在日本問題上，對于戰后如何解除日本武裝，大家意見基本一致，但在如何阻止日本未來之整軍問題上，出現了一些分歧。這一信息反饋到國內，又推動了相關問題的進一步討論。一時，包括宏觀的和可操作性的各種意見頻頻見諸報刊，出現了從專家學者到平民百姓人人關心日本問題的現象。

1945年九十月間，美國合眾社社長白里訪問重慶，在一次宴會上蔣介石主動對他說起開羅會議與羅斯福的意見交換，合眾社遂將蔣介石與白里的談話全文發表，立即引起國內外的注意。10月18日，杜魯門總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他贊同天皇的命運取決于日本人民的自由選舉，并稱蔣介石的意見用意甚善。

但是，通觀中國民間的主流輿論，則堅決主張廢除天皇制度。第九次太平洋會議，昆明《正義報》特發表《戰后日本的地位》社評，表示了“堅決主張摧毀日本的天皇制”的態度。指出“天皇是戰爭的罪魁”，“天皇制更是日本青年向外侵略，頑強作戰的精神原動力”，“天皇制不取消，日本的自大狂和忠君愛國的思想即無從取消，日本國內的民主勢力也就不容易抬頭”?！墩x報》的立場得到社會學家、聯大教授費孝通的響應，他的《太平洋上的持久太平》就是作為聲援而撰寫的。

費孝通的文章發表于第九次太平洋學會結束的第二天，他對太平洋學會上一些人放任日本天皇制繼續存在的態度表示極大不滿。針對英美國家有人認為日本天皇和英國皇帝相同，既然英國皇帝沒有阻礙英國民主的發展，日本天皇也不該成為日本民主的阻礙，費孝通指出“事實上天皇和英皇是不同的”，“天皇制度和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他分析說，兩者的不同首先在于“天皇制度中直接包有軍權的部分”，雖然“在表面上日本是模仿英國的政體，有國會，有內閣，而且內閣得向國會負責”，但是，“實際上海陸兩相卻不向國會負責，而是直接向天皇負責的。在內閣更迭的時候，軍部可以不受影響，反之，若是軍部不滿于向國會負責的內閣，他們可以退出，不推薦任何人選，使內閣垮臺”。正因這種體制，“日本民主基本上變了質，成了一個騙人的招牌”和“軍部統治的煙幕”。費孝通斷言“軍部統治的基礎就是天皇制度，天皇不廢，日本人民也永遠不會享受民主的政制”。其次，費孝通還分析了日皇與英皇的不同還在于“天皇是日本統治階級的家長”，“天皇是被認為神權，他即是像桀紂一樣的暴戾，人民也不能革他的命”。這種“宗教信仰上的絕對性”，使天皇也成為“軍閥、財閥的家長”，并且“造成了軍閥、財閥的絕對性”，這就使“日本的社會結構也就永遠蛻變不出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根據以上理由，費孝通認為不僅“天皇制度是阻礙日本民主的根本力量”，并且在“天皇制度下的日本很難有自動的蛻變”。為了太平洋地區的前途，也為了日本人民的自身利益，他主張必須利用這次日本戰敗的機會，“代替日本人民把這個‘神的代表燒了送回上天，使他不致在人間作祟”。

廢除天皇制度，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的人一致主張，不過劉文典又一次對這個問題做了修正。他認為日本政體改造的關鍵，在于推翻皇位，改建共和國體，而不在是否保留“天皇”這個名號。有著考據癖的劉文典說“天皇”這個稱號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唐代武則天臨朝時，臣下尊稱她為“天后”，把她的丈夫唐高宗稱作“天皇”，日本的典章制度多抄襲中國唐朝，于是也跟著叫自己的君主為“天皇”。后來，天皇這個名號被人利用，硬說天皇是天上神明降世，要統治世界萬國。劉文典主張天皇可以保留，但名號需要改變一下，削去“天皇”兩字，改稱“日本國王”，以“防止將來再被人利用曲解”。其實，對于天皇問題，劉文典認為這屬于日本自己的問題，“用不著我們去強做主張”，一定要去主張，“反而會傷害感情”，到頭來可能“適得其反”?？傊?，“日本本身的事，讓日本人自己去管，牽涉到別國利害的事，大家商酌著辦”，唯有“大家一致維持擁護的辦法”，“才能垂之永久”。

在幾乎異口同聲要求廢除天皇的輿論下，劉文典的意見的確有些出入，但他的出發點和目的，則與大多數人一樣，都是為了實現永久和平。

與知識精英階層相呼應的，當時不少報刊也展開熱烈討論?！睹駠請蟆吩谝黄缯撝袣w納的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從寬善待。這種意見是以性善主義為出發點，“認為日本人并非特別好戰，他們只是受了數野心家的誘惑，因而成為這次世界大戰的禍首。只要把日本戰敗，讓國內的自由主義者來組織新的民主政府，則不須再采取其他措施了”。第二種意見是從嚴懲治。這種意見與第一種恰好相反，“認為日本民族不可救藥，必須盡量懲罰，使日本永無翻身的機會，使日本不能再成為擾亂世界和平的禍根”。具體辦法，首先“把日本的工業全部破壞”，其次“對日本樹立起隔離的壁壘，使日本回復1868年維新以前的狀態，任它自生自滅”。第三種意見為區別對待、著眼長遠。這種意見實際上是前兩種意見的折衷，它認為從寬善待是空想主義，從嚴懲治則是報復主義，都不恰當，主張戰后同盟國既不能對日本過于放任，也不能過于嚴苛。他們主張一切辦法都要從“保障日本民族與其他民族永久和平相處”為目的，鑒于日本實行黷武主義和侵略主義已數十年之久，這種觀念在日本政治、教育、文化中有極深固的勢力，如果不能設法“完全及永久消除日本的黷武之癌”，而放任戰后的日本去自由選擇它所要走的路，則不出30年，日本必再度燃起戰爭之火。但是，以感情用事去壓制日本，欲使其永無翻身機會，也只會造成“日本與同盟國間結下百年不解的仇恨，只會逼使日本再度鋌而走險，這更使世界無法走上永久和平的大道”。

從當時公開發表的輿論來看，贊成第一種和第二種意見的都很少，多數輿論傾向第三種意見。那么，占主流位置的第三種意見，究竟應該由哪些方面組成呢？《民國日報》提出四項任務，即是戰后處置日本問題應當遵循的原則：第一，按照開羅會議決定，重劃日本的國界。第二，要求日本對中國賠償損失，以其能負擔于短期內清付的數目為限。第三，根本解除日本武裝，使之無法再發動戰爭。第四，在同盟國監視下，改變日本的政治制度，包括取消“主權在天皇”的政制，及廢止黷武主義為中心的教育與宗教，使黷武主義永久從日本文化中消失。

抗日戰爭結束后，民間對于處置日本問題的討論仍在繼續，其中有些意見也很有代表性，如馮至就曾在一篇專文中反對在處置日本問題上吹噓“大國民風度”。不過，由于對日本的清算已決定在舊金山會議討論，也由于國內矛盾凸顯，人們的視線更多地轉移到反對內戰問題，故知識精英的主張并未得到重視和落實。70多年前的這場戰后處置日本問題討論，已成為歷史的一頁，而且當時人們各抒己見，有異有同，并沒有形成統一的結論。當前，中日兩國關系雖然被稱之為破冰階段，但在歷史問題的認識上仍存在不少分歧。在這種形勢下，回顧中國知識精英當年的見解，展示他們關心祖國前途、愛護世界和平的積極精神，這一點才是最寶貴的。

[作者先后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革命史研究室主任?，F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中國聞一多研究會副會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