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而雅、辭氣衰：論東漢詔令的風格特征

丁太勰

摘 要： 東漢諸帝因時代、政局、家風等原因，極力彌合社會矛盾，其詔令表現出“人主之善意”； 在藝術表達上，東漢詔令趨向駢偶、結構明晰、情感動人、簡明典雅；以文氣論，東漢詔令不復高、武英氣，呈現出“辭氣衰薄”的特點。

關鍵詞： 東漢 詔令 風格特征

姚鼐《古文辭類纂》評論東漢時期詔令曰：“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高步瀛箋注曰：“《文心雕龍·詔策》篇曰：‘明帝崇學，雅詔間出。步瀛案：彥和殆指《臨雍》、《養老》等事，故謂之雅詔。而以文字論，辭氣衰薄，實不可掩?！雹僮詵|漢以來，雖光武勵精圖治，使漢人重見“漢官威儀”，但是，由于東漢王朝依賴的核心力量是地主豪強，逐漸形成豪族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激發了社會的層層矛盾。因此，東漢王朝始終沒有出現西漢的盛世氣象。光武以后特別到了中后期，國勢逐漸衰瑟。東漢君主極力彌合社會矛盾，在表現“人主善意”的同時，其詔令呈現出“辭氣衰薄”的風格特征。

一

東漢諸帝制定了一系列免除苛刑、減免雜稅的詔令。光武帝劉秀為了緩和豪族地主與下層百姓、中原漢人與邊地胡人的矛盾，穩定社會秩序，發布了許多關于保護奴婢與胡人等下等百姓的詔令，如光武帝十一年二月所發布之《禁殺奴婢詔》：

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民②。

此詔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把奴婢首先當作一個獨立的人而不是私有財產看待，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此外東漢時期關于減輕刑罰的詔令非常多，營造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社會氛圍。如光武帝二年所頒布之《赦詔》：

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后，有犯者，將正厥辜③。

光武帝登基第二年，頒布《赦詔》，減免苛刑，平復冤案，禁用酷刑，不可不謂之“善意”。

東漢諸帝詔令，其中減輕稅賦的詔令比比皆是。這些詔令客觀減輕了人民的痛苦，促進了經濟生產的恢復。如順帝永建三年之《免漢陽田租詔》：

京師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饉，夙夜祇懔。群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嘉謀，靡有所諱。其勿收漢陽今年田租④。

順帝永建三年（公元128），“春正月，丙子，京師、漢陽地震，屋壓殺人”，對當時的農業生產破壞極大。漢順帝發布此詔令，意在撫恤災民，求得民心的穩定與農業經濟的恢復?！熬绕湎旅瘛钡木炀熘?，“忠信嘉謀，靡有所諱”的求賢問計，都表現出順帝對民瘼的關心。

此外，東漢諸帝大部分都能躬行節儉，如光武帝之《薄葬詔》：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弟薄葬送終之義⑤。

此詔批駁世風崇尚奢靡，首倡薄葬節約之風。漢明帝之《壽陵制》，用意與此詔相同，更明確規定了壽陵之長寬，以令后人不得有違?；实鄄粌H身體力行實踐節儉，而且約束民間的奢靡之風，如漢章帝發布之《舉察奢僭詔》、漢安帝之《重申制度科品詔》等，都批評了當時民間婚喪嫁娶的奢侈風氣，提出以儉約為本。關于東漢時期“人主之善意”，趙翼認為是家風使然：“以上諸詔，雖皆出自繼體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氣，然皆小心謹畏，故多蒙業而安，兩漢之衰，但有庸主而無暴君，亦家風使然?！雹薰P者認為，東漢諸帝之善意，不僅有家風的原因，還由于復雜國勢的限制、儒家文化的影響。此在下文再論。

二

東漢詔令在藝術表達上亦有可取處，總體呈現出“雅”的風格特點。首先，東漢詔令運用更多的修辭手法，追求句式上的整齊，有駢偶化的傾向。如光武帝二十七年之《報臧宮馬武請來匈奴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比嵴叩乱?，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來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鼻冶钡疑袕?，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來大寇，豈非至愿？茍非其時，不如息人⑦。

此詔以引用、排比、對偶、反問、對比等修辭手法，使得說理更清晰而生動。前半部分大量運用對仗，說明柔與剛、弱與強、有德與無德、樂人與樂身、近與遠、勞與逸、忠與亂、安與殘的辯證關系，頗有理致。且句式十分整齊，基本運用駢偶，在音節上也錯落有致，有些句子亦符合韻律，如“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等，讀來朗朗上口，頗具音韻之美。

其次，東漢詔令在結構上清晰有條理。如上引之詔令，先引用《黃石公記》中對于柔弱與剛強之間關系的看法，再以一系列對仗從一般哲理上說明舍近謀遠之不可行。隨之闡明今時之“百姓驚惶、人不自?！钡膶嶋H國情，設問“復欲遠事邊外乎”？至此，答案是明顯的，對外用兵并不可行。但此詔說理并未至此終止，而是又引用孔子之語，借季孫之憂在于內患不在外敵顓臾的史實，說明今時國家之憂患不在匈奴，而在于國內民生凋敝。至此，此詔駁斥臧宮馬武請伐匈奴似乎已經言盡，然光武帝又舉出北狄之軍力之強，說明此時并非北攻匈奴的最佳時機。綜觀此詔，先從一般哲理上說明不可舍近求遠，又引圣人之言說明憂在內患，最后舉出實際軍力對比說明北伐時機不成熟，層層翻進，結構清晰，較有說服力。值得說明的是，此詔“辭氣”似不衰薄，然從其內容上說，如此一篇具有較高藝術成就與明顯感情色彩的詔令，立意在于守成而不是在于開拓，確實氣象不足?？v觀東漢詔令，積極進取開疆拓土的舉動確實不多，或許姚鼐所稱之東漢詔令“辭氣衰薄”，也有這方面的原因。endprint

最后，在文章的情感上，東漢詔令樸素動人。這種樸素，與西漢前期詔令之樸實，略有不同，體現出“雅”的特點。以漢文帝之《遺詔》與光武帝之《營壽陵詔》對比：

《遺詔》：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人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⑧。

《營壽陵詔》：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復，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令所置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⑨。

二帝詔令都是說身后事，提倡一切從簡。文帝《遺詔》以道家生死觀說明生死有命不必哀之，且以天下為念，提倡薄葬，并對身后事做了詳細的規定，體現了文帝簡樸務實的個性與樸素無華的文風。光武帝之《營壽陵詔》雖亦提倡薄葬，然用意與文帝并不相同，并非以蒼生為念，而是顧慮身后陵墓之安全。讀《營壽陵詔》，其間貫注著憂傷的情感?！芭R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河水洋洋，舟船泛泛，這種畫面必然使人想起孔子關于時光流逝的名言，亦容易引起好景不恒長的感慨及世事多變易的憂思。故光武帝感慨：“周公、孔子猶不得存，安得松、喬與之同共游乎？”松、喬指古代傳說中的仙人赤松子與王喬。盡管光武帝明白古代圣賢已逝，仙人只是傳說，卻仍然對生死這鐵一般的規律滿含了深深的無奈與悲哀。這一獨特的心理呈現，使劉秀走下帝王的神壇，成為一個凡人，同樣有眷生惡死的樸素情感，這種情感因為它的普遍性而顯得真實而動人。此外如漢章帝之《賜東平王蒼書》、《賜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等，懷念故人，情真意切，十分容易引起人的共鳴。

三

誠如趙翼所論，東漢詔令確實不復“高、武英氣”，雖則充滿人主之善意，但同時呈現出辭氣衰薄的特點。即使一代名君光武帝之詔令，亦不見漢武帝詔令那種博大的胸襟和雄偉的氣魄。就光武帝十二年十二月所發布之《詔邊吏》來看：

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⑩。

此詔雖體現了光武帝對邊吏的體諒與愛護，但較之漢武帝之縱橫邊境，此詔確實底氣不足。自光武帝后，整個東漢時期的詔令關于邊境用兵的極少，其后章帝二年頒布之《還北單于南部生口詔》“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11}，頗有長他人志氣之嫌，引《左傳》語“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委婉說明以和為主的指導思想，高、武英氣不存。

軍事上如此，用人上亦是如此，不復有漢武帝之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以求非常之人的氣概。如漢和帝《舉賢良方正詔》：

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兇饉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嘆，用思孔疚……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12}。

和帝詔舉賢良方正，亦不過是“思得忠良之士”，中規中矩，缺少盛世帝國的宏大氣魄。漢武帝詔舉人才“詳著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13}，有選拔之意，而和帝之“朕將悉聽焉”則姿態頗低，缺少氣魄。

東漢諸帝不僅在人才的選拔上缺少氣魄，在對待人才的態度上也是禮賢下士，甚至達到了“實乖憲章”的程度。光武帝元年《敕鄧禹》：

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惶惶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系百姓之心{14}。

鄧禹是東漢初年的軍事家，協助劉秀建立東漢。光武元年（公元25年），鄧禹平定河東，二十四歲時即被拜為司徒。在大好形勢下，鄧禹卻取持重態度，以大局為重，不欲速進長安。光武帝因關中未定，遂下此詔催促鄧禹。詔中稱鄧禹為堯，劉勰評曰：“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為堯，實乖憲章?！眥15}從“堯”字來看，此詔在催促中暗含懇求之意，于光武帝身份來說，確實不妥，辭氣不可不謂之衰薄。

東漢詔令之“辭氣衰薄”，事出有因。從當時整個社會環境來說，不僅有西漢時期遺留下來的豪強地主與失地農民之間深刻的內部矛盾，還有來自北方的匈奴、鮮卑、烏桓等少數民族的外部威脅，更兼之連年戰爭帶來的民生凋敝問題，東漢政府建立之初可謂內外交困。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的心態自與西漢盛時不同。與西漢建立之初的情況相比，也有區別。概括言之，第一，劉邦反秦而統一中國，當時矛盾的焦點集中在秦之無道上，劉秀統一中國，矛盾在世家大族與農民之間，這種矛盾比起西漢之初單純的反秦更深刻，涉及經濟、政治、制度各個方面，統治者面臨的情況更復雜，所要處理的矛盾更棘手，因此在詔令發布上，不得不更小心謹慎。第二，秦時因推行稅重刑苛的法家思想而滅亡，因此漢初實行道家之“無為而治”，行之有效。且劉邦起兵時乃一介布衣，本無多少文化素養，其詔令風格自然樸實簡潔，至武帝時，崇尚儒學，開疆拓土，詔令有雄大氣魄。劉秀光復漢室，意圖繼承漢室傳統，那么自武帝以來一直推行的儒家思想則不可改弦更張。劉秀是沒落皇族，以光復為旗號，有儒家教育的浸染，有家族傳統之影響，因此其詔令風格則更平實謹慎，東漢后期，受這種心態之影響。當時的文風變化對詔令的風格產生了影響。西漢盛行富麗的大賦，鋪張揚厲，氣勢宏大，此時之散文頗雄奇。至東漢時，流行清新的小賦，追求語言的清雅、風格的流麗、感情的真摯。這種文風投射到詔令上，即造就了東漢詔令與西漢詔令迥然相異的風格。endprint

總體來說，東漢詔令相較于西漢時期，雖因時代政局之限制，“辭氣衰博”，不復高、武英氣，但詔令這一文體在內容、體式上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在立意上充分體現人主之善意，在語言上逐漸轉向簡明典雅，后期甚至出現了騙偶文；在風格上，由樸質無文逐漸達到“意與辭俱美矣”的境界。后期的魏晉南北朝詔令在此基礎上發展，達到了更高的藝術水準。

注釋：

①姚鼐，著.高步瀛，箋.古文辭類纂箋[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7：901.

②范曄.后漢書·卷一·光武紀[M].北京：中華書局，1965：57.

③④⑤⑦⑩{11}{12}{14}嚴可均，輯.全后漢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59，6，12，9，40，47，14.

⑥趙翼.二十二史札記[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32.

⑧班固.漢書·卷四·文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62：132.

⑨嚴可均輯《全后漢文》，第11、12頁。按：此則詔令史籍所載，文字差異很大?！稏|觀漢記》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紀》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后，亦無丘壟，使合古法。今日已逝，當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安得松、喬與之同共游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

{13}嚴可均，輯.全后漢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5.

{15}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359.

參考文獻：

[1]嚴可均，輯.全漢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2]嚴可均，輯.全后漢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4]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5]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6]趙翼.二十二史札記[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7]姚鼐，著.高步瀛，箋.古文辭類纂箋[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7.

項目：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校級科研啟動項目：《魏晉南北朝詔令研究——以文學、文體學為視角》（QA01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