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機處：帝王集權的意外結果

尹敏志

1991年出版的《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作者系美國學者白彬菊），作為清代制度史的經典，雖然今年它才被翻譯成中文，讀來仍然有新意。原因在于此書之立論，主要基于沒有漢文翻譯件的滿文內廷檔案，從“史學即史料學”的標準看，此書的資料占有非常充足。

熔煉古今的制度設計

民國學者尤其是東南沿海人氏，大多對前清懷幾分敵意。錢穆就曾在《國史大綱》里痛斥“清代政治，沿明代不設宰相，以大學士理國政，以便君主獨裁?！彼坪跏且猹q未盡，他后來又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里補充道：“清代政治，制度的意義少，而法術的意義多”，所謂法術者，即是通過軍機處的廷寄等制度，造成一種秘密政治，以饜滿洲之私心，“由這一點看來，清代比明代更獨裁?！迸c這類極具批判性的表述不同，白彬菊行文冷硬，不對清朝政治體制作價值判斷，整本書都不曾用過“獨裁”“專制”等詞，只是客觀描述軍機處的演變過程。

從具體的演變過程來看，軍機處的成立實際上缺乏某種明確的頂層設計，而是在對外處理軍政民政、內部人事不斷變動的過程中慢慢定型。其萌孽是在1723年即雍正元年，怡親王被任命總理戶部，擔任皇帝的大管家。

新皇帝需要代理人的原因，是當時中央機構臃腫，包括在內廷當值的大學士和管理部務大臣、總理事務王大臣、南書房、議政王大臣會議、權貴組成的臨時班子以及奏折制度，可謂疊床架屋。

首先發生變化的是奏折制度，根據白彬菊的統計，雍正朝十三年間的奏折數量，猛增到康熙最后十三年的十倍。這些奏折如雪片般，被直接送到岳鐘琪、年羹堯等西北將領手中，不但幫助雍正帝避開部院，即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以及地方巡撫、總督的掣肘，而且也繞過了法律和行政程序。因為私密性高，雍正帝在長信里甚至可以毫無顧忌地直抒胸臆，包括詢問臣下的兒女家事以及日常起居。

“內廷”與“外朝”的博弈

對于“朕就是這樣的漢子”“朕亦甚想你”之類的“意識流”信件，作者的評價是：“一個寫作的皇帝使用新的通信制度，將內廷處理事情的范圍以及私密性，擴展到帝國的文武官員?！痹诖酥?，還沒有看到帝制中國的其他統治者，有如此大量的自我表露的東西。這種“雍正混亂無序”的背后，反映的是這位謠諑滿身、繼承合法性受到質疑的皇帝，對于獨立處理政務的極端狂熱。

1726年由怡親王、張廷玉、蔣廷錫三人組成的內廷高層團隊，負責處理西北戰事，這是軍機處的雛形。四年后怡親王去世，張廷玉、鄂爾泰并列為內廷的兩大核心人物。作為安徽籍的漢人，張廷玉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他苦心學習滿語，即使成為戶部尚書后依然舉止謙卑，當兒子在科舉中考中探花后，他還主動向皇帝要求降等，以避免刺激同事兼對手鄂爾泰。若沒有張廷玉那樣善于走鋼索的人，軍機處能否形成后來的滿漢平衡還是個疑問。

雍正中期開始，奏折發展出一種更機密的形式，稱為“廷寄”。廷寄的特點是不交內閣，而由軍機大臣親自密封在匣子中郵寄，官員閱后重新裝入匣中送回。這些檔案之后深鎖內廷，不對外公布，僅在實錄、起居注中保留個別片段。廷寄的機密性和機動性，顯著提高了雍正帝的權威，至此朝中再無人敢質疑他，西北蒙古問題也得到徹底解決。通過軍機處這個非正式的中樞機構，雍正塑造了完全從屬于自己的內廷，削弱了外朝的重要性，以便于自己隨心所欲、乾綱獨斷。

1736年乾隆繼位后，局勢發生了些許微妙變化。在金川之役大獲全勝的1749年，有位名為馮元欽的御史，建議皇帝將軍機處改名為樞密院，恢復唐宋時期中央政府高級班子的名稱。馮元欽的提議，表達了“對當前內廷的影響力以及實力擴張背后勃勃野心的擔憂。持這種觀點的應該是外朝的權貴，他們注意到了自己的機構已遜色于內廷”。

制度史脈絡中的人與權力

將軍機處改名樞密院的提議，還反映了整個官僚體系對于軍機處這個臨時中央機構之反感。馬克斯·韋伯曾指出，官僚體系的特點是理性的共同體行動，它所造成的“非人格性”一旦定型，就能夠形成一種凌駕性的權力，“專制君主在面對官僚之優越專門知識時，也有同樣的無力感，在某種意義下甚至比其他任何類型的政治元首都要感到無力”。帝制中國最符合這種“理性的共同行動體”定義的，可能是唐代的三省六部體制——當絕大多數中央命令都要經過中書省起草、門下省駁議，尚書省執行的法定程序時，個人意志很難得到發揮，相應地皇權也會萎縮。

“在乾隆結束時的軍機處，仍是一個非正式建立且基本上無章可循的機構”，在乾隆末年，這種畸形制度終于產生惡果。軍機大臣和珅，利用“咨文”這種平行文書，巧妙地繞過了皇帝和監察體系，幾乎有樣學樣、另立中央，圍繞自己建造了某種“影子軍機處”。這種躐等僭越，而非官方提到的巨額受賄數字，恐怕才是嘉慶帝最終忍無可忍，選擇將和珅抄家處死，余黨一網打盡的根本原因。

中國歷史有一基本規律，有抱負的皇帝在施展其宏圖偉略之前，必然先重建一套小而新的機構，并趁著一股銳氣，沖破既有制度的重重藩籬，達到改革目的。實踐證明這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全盤化改革方案反而容易墜入泥潭，寸步難行。近代史上各種“小組”的誕生，背后也是相同的邏輯。但吊詭的是，新機構一旦步入正軌，馬上又會滑向舊制度一邊，強弩之末，不穿魯縞，以至于幾十年后不得不重建一新“小組”。很多政治制度變遷背后，都是這種考量構思、實現、失效的循環往復。

這符合歷史學者鄧小南提出的“活的制度史”表述，軍機處也不例外。只不過它所帶來的變革，不是政治的公開化而是私人化，從現代政治學的觀念來看，無疑是一種退步。白彬菊此書并沒有涉及鴉片戰爭之后的軍機處，可能是材料猛增難以駕馭，也可能是作者覺得他已經說完了最精彩的部分——隨著西力東來，軍機處只能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摘自《經濟觀察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