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玩雜耍，一邊考牛津

舍爾·霍爾姆斯

在拉夫堡市的一個街市上，凌晨3點，我正在幫父親把一條粗電線卷起來，放到我們的卡車上去。我們頭頂上方的一個陽臺上，有人在罵我們，還有人朝我們吐痰。吉普賽人、小偷、偽藝術家……人們用來稱呼我們的字眼太多了。正規一點的稱呼是“雜耍人”。

雜耍這一行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經常要在半夜從陷入泥地的拖拉機上搬下我們用于雜耍的器具；經常要連續兩個星期在公共體育館的衛生間洗澡。我們動輒要離開家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雜耍人意味著不讀大學，更不用說我前不久剛進入的牛津大學。

每周我們要在不同的地方表演200場。在圣誕和元旦期間表演場次會更多。我們大多數人都是長年在外工作，一年到頭最多回“家”幾天。在最早的記憶里，我每天跟媽媽坐在集市上的一個小亭子內賣糖果，那時我最多5歲。接下來的記憶里，我有了一個自己的攤子，賣舊書和玩具，我記得是父親幫我立起的那個攤子，當時我7歲。

我長大后，我的父母接管了一個夏季游樂場，那幾個月里我們雖然不用到處去演出，但每天都很忙碌。夏季之外的月份，我們家過的多是漂泊的日子。通常是這樣的：凌晨趕到一個街市，泊好拖車，開始搭建臨時的家和游樂場地。

我們得多才多藝，因為很多行業的人不愿來場地上為我們服務——他們認為我們付不起酬勞。所以我們要自己安裝衛星電視接收器，自己維護那200千伏的發電機，自己修補帆布屋頂。我們是油漆工、水管工、電工等所有工種的工人。我爸爸10歲時就會開大卡車了。

雜耍人的孩子大多不會讀書寫字。得益于我父母經營的那個夏季游樂場，我比大多數雜耍人家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更穩定。學校老師們關心的永遠是我的作業有沒有做完，而我父母關心的則是我們的表演能不能順利進行——我的任務就是在這兩者間取得平衡。跟父親的車跑一整夜到一個街市是常有的事，然后搭建場地，再拆除，接著再開一夜的車回家，第二天天亮就去上學。我很珍惜那些漫長、顛簸的旅程，那是難得的寫作業的機會，雖然老師們總是抱怨我的字寫得不好看。但我的作業至少寫完了。我上學的時間很少，但讓老師和同學們吃驚的是，我的成績卻一直很優秀。申請牛津大學時，我是我們學校那屆畢業生中唯一一個得到面試機會的人。

得知我被牛津大學錄取時，家人和雜耍圈內的人們都很興奮。但也有人不滿，我總是缺課，竟然能進入名牌大學！一開始，我也覺得自己占了別人進入牛津的名額，但現在，我明白這是我應得的：我比別人付出了更多的艱辛和努力。

（裴金超摘自《家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