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諾獎詩人對中國文化的傾慕

停 云

一位諾獎詩人對中國文化的傾慕

停 云

切斯瓦夫·米沃什，美籍波蘭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籍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漫長一生的精神勞作中，曾多次推動中國古代詩歌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他編選的詩集 《明亮事物之書：國際詩選》，入選的中國古代詩人多達16位，詩歌有50首，占全書的六分之一。而他對中國古代詩歌獨特的解讀方式，在今天大談特談傳統文化復興，但 “中國文化失語癥”依舊無甚改觀的處境下，很值得我們重視。

行文之初，有必要先簡單介紹米沃什的生平及創作風格。

一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年6月30日出生于立陶宛維爾諾 （當時立陶宛仍屬波蘭版圖），2004年8月14日在波蘭克拉科夫逝世。米沃什的高壽，使他有機會經歷二十世紀許多重大事件，其人生閱歷之豐富，經驗幅度之廣闊，罕有人能及。二戰前，米沃什已享譽波蘭文壇，在二戰納粹德國占領波蘭期間，他積極參加抵抗運動，編選詩集 《獨立之歌：波蘭戰時詩歌》。戰后，米沃什先后出任波蘭駐美、法外交官，1951年，在自我 “道德責任”的驅使下從波蘭駐法大使館出走，此后的十年一直旅居巴黎，生活困頓仍筆耕不輟，但其作品從此在波蘭被禁長達三十年。1960年，前往美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文學，2000年回波蘭定居。米沃什的家庭從十六世紀起就開始講波蘭語，因此，盡管一生中幾經漂泊，并精通數種語言，他仍視波蘭為祖國，把波蘭語當作自己的母語，堅持用波蘭語寫作。1980年，因 “在自己的全部創作中，以毫不妥協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滿著劇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脅，表現了人道主義的態度和藝術特點”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米沃什的創作涉及詩歌、小說、散文、政論等多種文體，主要作品有 《冬日之鐘》 《被拆散的筆記簿》 《被禁錮的頭腦》 《烏爾羅之地》 《米沃什詞典》等，80歲后出版的作品就有十多部，可謂名副其實的富有創造力的作家。

米沃什的詩感情深沉、視野開闊，語言樸實誠懇，字里行間濃縮了深邃復雜的歷史經驗，體現出深刻的現實感。在其諾獎演說中，米沃什說， “無可置疑地，確實是有兩個歐洲同時存在著，而我們，第二個歐洲的居民，則碰巧注定要淪入20世紀的 ‘黑暗中心’。我不懂得怎么以泛論的方式來談詩，我在討論詩時，總是要把詩和特定的時間、地理環境結合起來?！辈ㄌm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可謂災難深重，二戰中被德國、蘇聯兩國瓜分，成為德蘇爭奪的主戰場之一，數百萬人死于戰爭中。納粹德國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就在波蘭，還有蘇聯制造的駭人聽聞的 “卡廷慘案”等，給波蘭人留下巨大的心靈創傷。波蘭屬于 “另一個歐洲”，不僅是地域意義上的，更是歷史、文化意義上的。不同于強大的英德法等歐洲國家， “浩劫”是波蘭人基本的歷史經驗。米沃什的許多詩作，便是對此的回應。1943年，米沃什目睹了納粹在華沙猶太區的清洗后，寫下著名詩篇 《菲奧里廣場》：

…………

我想到了菲奧里廣場

在華沙的旋轉木馬旁

一個晴朗的春天的夜晚

變成了狂歡節的曲調。

歡樂的旋律淹沒了

從猶太區圍墻齊發的炮彈聲，

一對對高飛在

無云的天空。

火堆吹來的風時不時

會把黑色的風箏刮起，

騎著旋轉木馬的人們

抓住半空中的花瓣。

那相同的熱風

吹開姑娘們的裙子

人們大聲笑著

在美麗華沙的星期天

…………

（張曙光譯）

在猶太隔離區之內，納粹德軍用重武器對猶太人進行殘酷清洗，而就在隔離區之外不遠處，一些市民歡笑著騎木馬，度過了一個美好的星期天，狂歡的曲調淹沒了從隔離區發出的炮彈聲。一墻之隔，生與死的巨大落差，死難者的悲慘遭遇，置身事外者的無動于衷，人性的麻木與殘酷……還有什么能比這樣一幅畫面更刺痛我們的良知？這樣的詩，的確無愧于作為 “歷史的見證”。米沃什的許多作品，都體現了這種深刻的洞察力和批判力，尤其是 《被禁錮的頭腦》，此書刻畫中東歐知識分子群體在極權主義重壓之下的掙扎與心靈扭曲，深刻犀利，力透紙背，讀后令人嘆息再三。這不禁使人想起中國的魯迅。兩人確有不少相似之處：深刻的現實感，冷峻、堅硬、粗糲，不妥協，還有真誠的自我拷問。

獲得諾獎后，米沃什不時被要求在一些場合朗讀 《菲奧里廣場》一類大屠殺主題的作品。但頻頻在公共空間 “展示苦難”，卻與他的思想和行事原則背道而馳。在他看來，如實呈現極權主義、戰爭帶來的物質破壞和道德崩潰，是詩人不得不承負的歷史責任，但在不幸和苦難面前，詩人必須本著極其誠懇、謙卑的態度。他甚至懷疑，此類事件能否成為文學的題材：“面對暴行的事實，文學這個想法似乎是不合適的，而我們也不免要懷疑，某些現實區域究竟能不能成為詩或小說的題材?！睘楸苊獬蔀椤皩I的哀悼者”，米沃什后來甚至拒絕了一些轉載其戰爭與大屠殺主題作品的請求。

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斗爭異常激烈，確有不少作家為了 “公共知識分子”之類的名聲，熱衷于“展示苦難”，迎合公眾情緒，使原本極其嚴肅的智性活動蛻化為取悅于人的公共表演。那既是對死難者的不敬，同時也意味著作家的墮落。相比之下，米沃什始終是清醒的，在其精神品格中，道德勇氣得到了智性誠實的平衡，避免了陷于狂熱境地，或因追求名聲而過多卷入意識形態之爭。

《明亮事物之書：國際詩選》，1998年版

二

米沃什雖曾寫下 《被禁錮的頭腦》 《權力的攫取》，以及 《菲奧里廣場》 《夢痕錄》 《咖啡館》等深具現實批判意義的作品，以履行一個作家 “見證時代”的責任，但同時也有意識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下寫作。他的作品最富魅力之處，在于歷史經驗和形而上沉思的精妙融合：一方面扎根于歷史經驗，把二十世紀中東歐國家所經歷的苦難轉化為自己的寫作資源，另一方面不過分沉溺于過往的不幸，并努力從現代人的生存狀態和困境這一更高的角度來思索歷史和人生。到了晚年，他關注更多的，是科學世界觀在人類智性領域獲得主宰地位后帶來的精神困境和道德困境。這可從他編選的詩集 《明亮事物之書》對中國古代詩歌及東方智慧的偏愛上得窺一斑。

1996年， 《明亮事物之書》在美國出版，其時米沃什已年屆85歲。這部詩歌選集，大量選入了當代波蘭詩歌、現當代美國詩歌、法國詩歌和中國古代詩歌。其中，中國古代詩歌包括梁簡文帝、王維、李白、杜甫、張籍、白居易、柳宗元、王建、梅堯臣、歐陽修、蘇軾、秦觀、朱淑真、李清照、張養浩等人的作品。作為一位諾獎詩人，米沃什編選這樣一部獨特的詩集，自然不是任意為之，而是基于自己一貫的詩學原則。在序言里，他說從中國古代詩歌中，發現了一種獨特的元素，即詩人與萬物的“親熟關系”。中國古代詩人以極度恭敬的態度描述環繞他們世界的飛鳥、巖石、花朵、樹木等等，把它們當作與自己同類的主體，而宏觀世界被每個具體的細節反映出來，就像從一滴露珠中看到太陽。這種理解，明顯偏向于道家、禪宗的路數。如其所言，中國古代詩歌 “提醒人不僅通過對抗才可以和這個世界建立聯系。也許道教和佛教，以他們沉思的傾向，促使詩人觀看事物，并與它感同身受，因此強化了它的存在”。米沃什所指的，是道家 “任物自然”的思維方式，即肯定物之為物的本然，在凝神注視中使它們本真的獨特性和豐富性原原本本地呈現。這顯然有別于現代科學精神——沒有“我”與外在世界的對立，因而也不會有世界的物化和對象化。編選《明亮事物之書》的初衷，便是在現代科學的物化思維之外尋找另一種觀照世界與生活的方式，是對“存在之光”的尋索，以 “明亮事物”名之，可謂貼切。

米沃什對現代科學一貫持批判反思態度，但并不斷然否定，其矛頭所指，是大眾傳播過程中被簡單化和庸俗化的 “科學”，及其給人類倫理、精神領域帶來的沖擊。以生物學為例，米沃什說，生物進化論拆毀了人與動物之間的柵欄，把人看成 “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化鏈條上以智能優勢居于其他動物之上的動物。這種思維運用于社會歷史和精神領域，個人的獨特性就被社會規律和心理決定因素剝奪了，變成一個個數字符號，可替換、可消耗的統計單位。 “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粗俗版，諸如社會達爾文主義，納粹的種族主義、優生學等，把人僅僅看作屈從于力量關系的動物，必然導致強者被供于神壇之上，弱者被踩在泥濘之中，“為以某種假設的社會衛生之名滅絕數百萬人類生命創造了條件”。

現代科學只研究事實問題，而不觸及價值問題，當傳統的宗教信仰或倫理價值在科學的 “祛魅”之后失去了規范人心和社會秩序的作用時，科學卻無力建立一套新的有效的價值系統，因而自從科學在人類精神活動中占據主導地位以來，生命之無意義與懸空狀態就一直在蔓延。 “生活的意義沒有答案，精神與意義的匱乏扭打”，成為了現代社會精神危機的一個主要面相。

米沃什這些批評，或許有偏見，但在偏見背后，更多的是對現代文化精神乃至人類前景的憂思?，F代科學的主要問題，就在于思索存在時的無能，因其把世界的事物當成一個個有待分析解剖的僵硬對象。一只翩然起舞的蝴蝶，以科學方法處理，成了大頭針下的昆蟲標本，它被解剖、被研究、被分類，其神韻、生命氣息早已消失無蹤。這種處理方式也許很有用，但其中的偏執已無以復加。與此不同，中國古代詩歌及其背后的哲學智慧，以深心、專注、崇敬的態度沉思世界的事物，善意、尊重地對待自然和人，在凝神觀照中注意到所發生事情的所有細節。這種對待自然與人的方式，不僅體現于思維層面，也具有倫理意義。它是一種 “啟明”或曰 “明亮事物”，燭照出存在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揭示人的神性維度，使得人在面對赤裸裸的、按因果律建立聯系的數據面前不至于感到無能為力，惶惑不安。

以中國古代詩歌為范例，米沃什提出，在物化思維大行其道的今天， “詩歌是一種神圣的行為，通過詩歌我們可以喚起存在”，詩歌的使命應是肯定和贊美存在。以此為標準，米沃什在世界各國文學中尋找具有相似品格的詩作，結集而成 《明亮事物之書》。

三

也有國內作家認為，米沃什對于中國古代詩歌存在不少誤讀。中國當代詩人西川便指出，米沃什對中國古代詩歌的接受離不開歐美的歷史處境，不可避免會帶有歐美人的偏見。例如，從道家美學精神的角度解讀中國古代詩歌，就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由于詩歌翻譯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流失，在英文版的中國古代詩歌中，古典韻味已所剩無幾了。以 《明亮事物之書》選入的李白 《獨坐敬亭山》為例，原詩 “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的英譯文如下，譯者為山姆·哈米爾：

The birds have vanished into the sky.

and now the last cloud drains away.

We sit together,the mountain and me,

until only the mountain remains.

西川嘗試把英譯文譯成現代漢語：

眾鳥已然消逝進天空。

現在最后的云朵飄走。

我們坐在一起,山嶺和我，

直到只剩下這山嶺。

原詩的情感底色是孤獨、苦悶，寄情山水則是中國古代文人常用的排遣郁悒、尋求解脫的途徑，但在這里， 《獨坐敬亭山》已從李白的生命歷程和中國文化語境中抽離出來，變成一首現代 “頓悟”詩。米沃什根據英譯文所作的評語是:“靜坐并沉思一片風景,導致了我們個體存在的消失,于是我們變成了我們思考的山嶺?！贝騽铀?，似乎是詩中看待萬物的態度——一種深切的愛，把萬物當作自己的同類，最后在沉思中與萬物融合為一。在我們的文化系統中， “物我合一” “頓悟”再平常不過了，當米沃什把它們與物化思維并置時，卻變得異常清晰，不同尋常，而這首我們因過于熟悉而失去鮮活感受的小詩，再次煥發出讓人驚異、感奮的力量。雖是誤讀，但可以說，原詩的豐富內涵是能夠容納這種誤讀的。

西川把米沃什的誤讀稱為 “善意的偏見” “閱讀的錯位”，自然是成立的。嚴格來說，米沃什連對道家思想的理解也有局限，他的關注點始終是以人的性靈反抗單向度的世界，這應是受到他所喜愛的西方浪漫派哲學、非理性哲學的影響。當他閱讀中國古代詩歌時，這二者構成了他理解的 “先入之見”。但是，跨文化交流與對話，原本就不是異質文化的簡單復制，而是對話者基于自身社會歷史情境而做出的創造性理解。從另一角度來看，對話者的偏見亦是其主體性和個人眼光所在，既不可避免，又必不可少。我們對西方文化的接受何嘗沒有我們的偏見和創造性理解，又何嘗不是誤讀？同樣，我們能否如古人理解自己那樣去理解古代的文化？恐怕也無法避免當代人的偏見吧？但不能說，這些誤讀都毫無意義。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有關中國文化 “失語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等問題的討論一直非?；钴S。但時至今日，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大體上已局限于“市場化”和 “學院化”兩種路徑。媒體與出版機構炒作出來的 “傳統文化熱”，表面看來很繁榮，但更多的是文化消費，而非嚴肅的智性活動。學院派則在科研項目的誘惑下，以課題研究的方式處理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問題。在僵化的論文生產體制中，活生生的傳統文化變成了僵硬的知識形態，完全脫離當代人的生存體驗，幾同于博物館里的老古董。這就難怪中國文化失語現象至今仍未有根本改變，西方文化與學術話語的統攝力依舊強大。米沃什或許誤讀了中國文化，但作為20世紀歐美第一流的詩人，他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熱愛和思考，確能發揮“他者”之鏡的作用，讓我們更好地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增強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熱愛。而且這種來自異域文化的 “他者眼光”，也提醒了我們發掘傳統文化的另一種路徑：現代科學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如生態破壞、人的物化、精神的無根基狀態、價值虛無主義等等，并非局限于歐美國家，在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中也愈來愈凸顯，中國傳統文化要重新煥發生命力，就必須關注、回應當代人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困境，具備現代問題意識。

不可否認，米沃什對中國古代詩歌及哲學的熱愛，是非常真誠的，誤讀也許不可避免，但他對異質文明的尊重，又是確定無疑的。在他眼中，中國古代詩歌仍是活生生的，并未與當代人的生存體驗相隔閡，甚至可說具有永恒的價值，如其所言， “我們從這些大師中能發現什么呢？他們的什么東西特別吸引我們？毋庸置疑，非常重要的是這種發現：我們能理解他們，通過他們的嘴唇，永恒的人在發言，愛，短暫，死，那時和現在完全相同?！?/p>

中國傳統文化能否有所作為呢？只有與當代人的生存體驗相融合， “永恒的人的發言”，才能為當代人所傾聽。我倒是相信米沃什的眼光，中國文化有足夠的潛力在與西方文化的對話中，共同克服當代生存困境，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

這里還可以提及米沃什在中國流傳最廣的一首詩 《禮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園里干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上。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

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并不使我難為情。

在我身上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西川譯）

此詩作于1971年，米沃什60歲之時。這一年，他成為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終身教授，距流亡出走已過了二十年，漫長的漂泊生涯暫告結束，其內心似乎也獲得了和解，得以心靈的秩序直面世事的紛紜不定。整首詩彌漫著一種平靜、從容、澄澈的氛圍，一切憂心、焦灼、憤懣均在其中消融，頗有中國古典詩歌的神韻。寧靜、澄明，并不等同于消極遁世，米沃什始終是一位具有深刻現實感的詩人，他的多數作品，只要細心閱讀，總能發現集中營的模糊背景。

責任編輯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