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英年早逝的怪才

余世存

說到黃侃，人們多半會想到他的趣聞逸事，會想到他作為一個19世紀的80后，在大師林立的清末民初幾乎目空一切的言行：狂狷，孤傲，瘋子，名士，好游歷，好色，好讀書，好罵人，桀驁不馴，不拘小節，性情乖張，特立獨行……他指責過梁啟超、王國維，反詰過陳獨秀，罵過胡適，得罪過吳承仕、馬寅初……雖然其中不無戲謔，但可圈可點，多有深意。人們知道他是國學大師、大學問家，但對其學問多半語焉不詳，對其人生意義置若罔聞，而多津津樂道于他的“故事”：人們把他的存在當作談資了。從當時到現在，了解他二三事的人仍只是把他當作“瘋子”一類的天才型學人而一笑置之。事實上，這個年輕的80后有著我們常人難以想象的個性，也有著我們難以想象的心智、勇氣和勤奮。

1886年，黃侃生于成都，父親黃云鵠系清朝官員、學者，有“黃青天”之譽，跟張之洞等人友善。黃侃3歲時即開始背誦唐詩宋詞，跟著江叔海先生學《論語》，4歲時跟著父親返回原籍湖北蘄春，7歲時作詩：“父為鹽茶令，家存淡泊風?！?/p>

1896年，10歲的黃侃隨父到武昌，讀經而外，縱覽諸子、史傳，能為詩文。第二年，父親去世。1902年，16歲的黃侃入武昌湖北文華普通學堂，與宋教仁、董必武等人同學。學習期間，黃侃常與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人議論時政，暢談革命。1905年，19歲的黃侃因宣傳排滿思想而遭到學校開除，但得張之洞幫助留學日本。

1907年，21歲的黃侃用筆名寫作《釋俠》《專一之驅滿主義》《哀貧民》等文，刊于章太炎主編之《民報》。他在日本遇到章太炎并拜章為師，兩人因緣際會，成全了師生佳話。在章太炎眾多的弟子中，如魯迅和周作人兄弟、錢玄同先生、吳承仕先生，黃侃是最為杰出的，因為只有他在才氣、性情、學問、識見等方面跟老師相互輝映，相得益彰。

1908年，黃侃從日本返回國內照顧病重的母親，半年后，生母去世，大慟，乃至吐血。他還利用遠離官府的環境，向鄉民揭批清王朝腐敗無能、喪權辱國、鎮壓民眾的各種罪行，宣傳革命道理。這期間，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舉行“國喪”。黃侃等人數次反抗，因人告密，清政府準備抓捕黃侃，得到消息的黃侃逃亡，輾轉到日本。形骸放浪而事母至孝的黃侃請好友蘇曼殊繪一圖，名“夢謁母墳圖”，自為之記，請章太炎寫了題跋。

1910年秋，24歲的“海龜”黃侃歸國，他籌設孝義會，給民眾宣講中國危急狀況，組織反清活動。1911年7月，黃侃因宣傳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學解職，返鄉途經漢口之際，同盟會同志及友人為他設宴洗塵。席間論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漲，黃侃激憤不已。當晚，黃侃借酒興揮毫成文，題為《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文章刊出，輿論嘩然，各地報刊或紛紛報道，或全文轉載，江漢震動，革命士氣為之大振。有人因此認為，黃侃為《大江報》撰寫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是武昌起義的序曲。

革命功成，黃侃不謀官謀利，他退居上海，主辦《民生日報》。

1914年，28歲的黃侃在中國典籍上開始用心，自鑄偉辭。他綜合前說，定古聲十九類，古韻二十八部之目，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聲說。年輕人建立了自己的古聲韻系統，即古音學體系。他在古音學上所取得的成就結束了自顧炎武以來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為清代古音學的殿后大師。

這個28歲的青年、革命家、狂人、大學問家，從此在北京大學、武昌高等師范（武漢大學前身）、北京師范大學、山西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金陵大學等學校任教授。他的教研生活是嚴謹的，又是狂妄的，是濟世的，又是救心的。直到49歲去世，二十年的努力，“桃李滿天下”，為中國學術的傳承盡了一份天才的力量。

因為在當時的中國學術氛圍里，傳統守舊的派別在新學的進攻下潰不成軍，更不用說完成現代轉化；新學宣傳多，實績少。而新、舊各派中的學者，資歷、名望或可大過黃侃，圈子或可大過黃侃，甚至如梁啟超、王國維等人也咸與維新，但他們的問題不僅在于黃侃所批評的那樣，而且他們各人也沒能教化、培養出多少優異的弟子。新學的引進者們，如胡適等人只是開其風氣，少有夯實一個學科領域，并為中國學術開宗立派、立言立法；即使一些學術大躍進式的表現，但多半曇花一現，時過境遷。在這方面，黃侃可能是少有的例外。

革命家黃侃有著現代中國人少有的學術自覺，這一點大概只有陳寅恪可與之相比。黃侃在日記中多次嘲笑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如1922年的日記記梁啟超演講：“第一日發講，即有無數笑柄?！?926年的日記記朋友對王國維“曾面糾其失。國維曰，雖失而不欲改”，而感慨：“國維少不好讀注疏，中年乃治經，倉皇立說，挾其辯給，以炫耀后生，非獨一事之誤而已……要之經史正文忽略不講，而希冀發見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為古人奴，六經注我。此近日風氣所趨，世或以整理國故之名予之，懸牛頭，賣馬脯，舉秀才，不知書，信在于今矣?！?/p>

他雖然沒有陳寅恪等人的現當代名聲，但他的工作成績幾乎有過之而無不及。范文瀾、楊伯峻、龍榆生、陸宗達、殷孟倫、程千帆、黃焯、潘重規、徐復等著名學者，在20世紀學術史上影響深遠，至今仍是可超而不可越的坐標。而他們都出于黃侃門下?！包S門”說或被學術界稱道的“黃門侍郎”，其意義至今少有人挖掘、研究。黃侃的成就甚至讓章太炎或所謂的“章黃學”遮蔽了，雖然他和老師章太炎確實都是“乾嘉以來小學的集大成者”，“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承前啟后人”。

被忽視的豈止黃侃的學術體系成就，而且他的人格成就也被人們看輕了。人們多關注他的怪誕、趣聞、風流，很少關注他特立獨行的意義。他當然有所短，有不足者，如對前賢、朋友、學生苛責，讓不少人顏面盡失。他對情欲也是放任的，據說他有過九次婚姻，讓多位女性受苦。以至于周作人提起這位大師兄就搖頭：“他的國學是數一數二的，可是他的脾氣乖僻，和他的學問成正比，說起有些事情來，著實令人不敢恭維?！倍睦蠋熣绿椎姆蛉藴珖鎰t公開罵他“有文無行，為人所不恥”，是“無恥之尤的衣冠禽獸”。

對于前者，黃門侍郎及其弟子、再傳弟子們可延續黃侃的學術生命；對于后者，黃侃的老師章太炎先生則早就意識到并諄諄告誡世人，太炎先生晚年還為弟子辯護，“恐世人忘其閎美而以繩墨格之，則斯人或無以自解也”。

這自然涉及黃侃安身立命的問題，他何敢特立而獨行？因為他是革命家，是中國文化的天然捍衛者、守望者、發現者和開拓者。他超越了新和舊，超越了書齋和社會。

所以他是神圣的，嚴謹的，他不輕易著述，太炎先生都因此為他著急，批評他的不寫書是“不仁”之舉。但他堅持自己的原則，他深知“中國學問如仰山鑄銅，煮海為鹽，終無止境”。他曾鼓勵殷孟倫，30歲以前一定要讀完唐以前的典籍，他認為唐以前留下的書不多，并且都是非讀不可的。黃侃自己對這些書則不只是讀完，用他自己的話說：“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已十過，《漢書》亦已三過……《新唐書》先讀，后以朱點，復以墨點，亦是三過?！墩f文》《爾雅》《廣韻》三書殆不能計遍數?！?/p>

他的讀書、治學精神令人難以企及，甚至被稱為“讀書種子”的陳寅恪在他面前未必有勝場。陳寅恪37歲前幾乎一直在歐美游學，而黃侃34歲任北大教授時，拜年歲相近、“四代傳經”的劉師培為師，研究經學，他們都不為名不為利，只是為了學問。這樣的事今天幾乎絕跡了。

跟陳寅恪一樣，他的讀書是迫切的、玩命的。陳寅恪讀得眼睛失明，黃侃的日記中出現得較多的字句則有：“今日讀誦不甚少，可恨?！薄白x經已恨二毛衰”……所以他跟陳寅恪一樣有底氣，對中國文化本位有足夠的信心；而跟陳寅恪的紳士風度、柔中有剛不同，他是直截了當的剛強、張狂，他有著當仁不讓的精神。

因此，他敢于批評老師太炎先生的朋友陳獨秀：“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睂φ绿紫壬慕泴W，他也會批評一聲“粗”！另一位老師劉師培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劉師培曾經動員黃侃等人擁戴袁氏稱帝，話未說完，向來尊師重道的黃侃起立：“如是，請先生一身任之！”說完拂袖而去，到會的眾人亦隨之而散。

他的狂是出了名的。年輕的黃侃曾去訪王闿運，王是當時的文壇領袖，德高望重，王對黃侃的詩文激賞有加，夸贊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兒子與你年紀相當，卻還一竅不通，真是鈍犬??！”黃侃的回答是：“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況您的兒子?！币淮务R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置之不理，馬寅初問他，他回答：“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他的故事太多了。他和校方有下雨不來、降雪不來、刮風不來之約，因此人稱他為“三不來教授”。他堅守典籍，尤重《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和《昭明文選》，被人稱為“八部書外皆狗屁”……

他何以敢如此特立而獨行？因為他是自覺的革命家，玩命?！熬乓话恕笔伦儼l生，他作《勉國人歌》：“四百兆人寧斗而死兮，不忍見華夏之為墟?！彼谝簧詈笠皇自娭姓f：“神方不救群生厄，獨佩茱囊未足豪?！彼蛔鲎粤藵h，是真革命之先覺，乃敢特立而獨行。遺憾的是，或者說可笑的是，世人多把他看作舊文人的典范，說他只是一種“狂狷符號”而已，甚至他的弟子都不知道他是跟黃興一起浴血奮戰的戰友。

只有從現代中國的革命轉型中才能理解他的至孝，他的溫情。他在生母去世時的反應給朋友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1922年夏，他父親的田夫人去世，黃侃專門在日記中撰寫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蒼天，哀痛蒼天！孤黃侃泣血謹述?！泵糠晟?、慈母生日、忌日，黃侃必率家人設供祭祀，傷慟不已。

他是大學者，但他的性情即使純粹的才人也難望其項背。黃侃善于吟誦詩章，抑揚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以至于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在當時宿舍中，到晚上，各處都可以聽到“黃調”。不僅如此，北大學生馮友蘭放學回家，還照著黃侃的路數，選了些詩文，給他的妹妹馮沅君（后為陸侃如夫人）講解，教她“黃調”，引她走上了文學的道路。

黃侃的生活確實就是文學。他說過：“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秉S侃在自己的宅上掛了一個小木牌，上面寫“座談不得超過五分鐘”。有一次，女學生舒之銳和程俊英去黃侃處借閱雜志，見到木牌后即準備離去，黃侃說：“女學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會兒?！?/p>

黃侃在現代中國學術上的狀態有如現代西方科學中的泡利，黃侃之于章太炎，一如泡利之于愛因斯坦，在當仁不讓中繼承、發揚。二人都是天才、棱角分明，對前輩、時賢有褒有貶，二人都為當時后世留下了不少的笑料、談資。不同的是，泡利在當時是被大家承認的，而黃侃的意義只有少數人知道。泡利是專業的、理性的狂妄，黃侃則是社會的、個情的狂放。泡利永遠不會寫出黃侃那樣不朽的情詩：今生未必重相見，遙計他生，誰信他生？縹緲纏綿一種情。當時留戀成何濟？知有飄零，畢竟飄零，便是飄零也感卿。

這個性情中的革命家或學問家，因此注定不會德高望重，而是夭折，讓泡利的“上帝”早早地收走了。黃侃是好酒之人?！肮艁硎ベt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秉S侃與酒有不解之緣，卻不以飲者留名。1935年10月5日，他與友人登高，持蟹賞菊。一時興起，飲酒過量，回到家中吐血半盂，兩日后不治而亡。太炎先生說：“斷送一生唯有酒?！?/p>

就在去世前一天，雖吐血不止，黃侃仍抱病點畢《唐文粹補編》，并披閱《桐江集》五冊。弟子程千帆先生說：“老師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潑、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歡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詩作字，但是有一條，無論怎樣玩，他對自己規定每天應做的功課是要做完的……”

黃侃去世后，他的弟子潘重規才醒悟老師為何玩命一樣地投入學問而再不提當年革命事，潘重規寫道：“他認為出生入死，獻身革命，乃國民天職。因此他覺得過去一切犧牲，沒有絲毫值得驕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還感到深重罪疚。他沒有感覺到對革命的光榮，只感覺到對革命的慚愧?？峙逻@就是他終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