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銘與黃埔軍校（下）

陳予歡

1926年8月21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全體中國國民黨黨員致電黨代表汪兆銘，懇請他早日銷假回歸。9月28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校長蔣介石與黨代表汪兆銘聯署提名推薦邵力子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魯易任政治部副主任，此提議獲得通過。10月18日，在廣州的黃埔同學會電請黨代表汪兆銘銷假復任。10月20日，校長蔣介石電請黨代表汪兆銘回粵履職。10月26日，黃埔校本部召開歡迎黨代表汪兆銘銷假大會。10月28日，黃埔同學會選派代表迎接黨代表汪兆銘。10月30日，《汪（兆銘）黨代表講演集》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宣傳科出版發行，列入政治叢書第一種，為學員政治教育閱讀教材之一，每冊定價毫洋兩角。北伐軍進占武昌后，1926年11月1日，在武昌兩湖書院設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校長與黨代表仍為蔣介石、汪兆銘，未到職前分別由鄧演達、顧孟余代理。11月10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5期開學在即，校長蔣介石仍與黨代表汪兆銘聯署“第5期學生開學通令”，指示各項準備工作從速就位，擬定于本月15日在黃埔本校大操場舉行開學典禮。1926年11月14日《黃埔潮》周刊第17期印行出版，刊載黃埔學生迎候汪兆銘復職文章兩則：李萬英撰文《在敦請汪兆銘先生銷假視事聲中我們應該如何努力》、侯志明撰文《歡迎汪兆銘先生并告反革命派》。12月7日，校長蔣介石與黨代表汪兆銘聯署發布“為畢業生派赴前線通令”。（1926年12月7日《黃埔日刊》記載。）12月24日，長沙設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三分校，組成該校校務委員會，汪兆銘被推選為三名常務委員首席。

先期到達武漢的國民黨軍政要員，決議組成武漢國民政府，1927年1月汪兆銘被推選為武漢國民政府委員、常務委員，均排序首席，繼被推為武漢國民政府委員會議主席，汪未到職前，由譚延闿代理。（《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志》第501頁記載。）1月19日，仍在國外的汪兆銘終于發話斥蔣，在黃埔同學會《黃埔戰士》刊物刊發專文《昔之校長今之校賊——汪黨代表致本會書》。（1927年2月印行黃埔同學會刊《黃埔戰士》第3期第7-8頁記載。）2月6日，校長蔣介石再與黨代表汪兆銘聯署，發布“飭師生遵守請求報告程序令”，指出“軍人動作最重紀律、階級，服從尤為軍人精神所在。強調重申行動均應恭守系統，不得逾越”等等。（1927年2月16日校本部刊物《革命生活》記載。）此時身在歐洲的汪兆銘，于3月11日被南京中國國民黨第二屆第三次全會推為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團7名委員首席。（《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志》第518頁記載。）3月17日，在武漢的軍政要員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三中全會議決，自行將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升格為“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實際取消了蔣介石之校長名義，汪兆銘仍舊保留為該校黨代表名義。從1926年5月至1927年3月，汪兆銘在法國度過了10個月學者生活。（雷鳴著，1931年10月10日印行《中國最高領袖汪精衛先生傳》第76頁記載，該書后納入上海書店出版社《民國叢書》第一編第88號，更名為《汪精衛先生傳》。）

1927年3月，汪兆銘到了蘇聯莫斯科，訪問期間受共產國際指派支持中國國民黨左派勢力。共產國際的高層官員們先后會見密談，他以汪季鸞為名加入共產國際，承諾接受第三國際的指導并與共產黨合作。（李云漢著，臺北及人書局1966年5月初版印行1987年8月影印二版《從容共到清黨》第726頁記載。）4月1日，汪兆銘抵達上海，共產黨將“民族運動的整個工作”系在他的回歸上。（郭恒鈺著：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1月印行《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第307頁記載。）相繼組建的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汪兆銘再被推選為主席團委員首席。4月7日，汪兆銘由上海抵達漢口，受到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師生與各界市民30萬眾隆重歡迎，汪兆銘在歡迎會上即席演講，喊出：“中國國民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了，革命的向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保ㄖ袊鐣茖W出版社1983年出版《鮑羅庭在中國有關資料》第147頁記載。）這個具有蠱惑性的口號極大地激蕩煽動著在武漢的共產黨人，都以為國民黨“左派”支持共產黨成就大事“非君莫屬”矣！

4月12日，汪兆銘被推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4月13日，他主持召開了國共兩黨負責人參加的談話會，決定由兩黨合組“革命委員會”為最高決策機構。（《從容共到清黨》第728頁記載。）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小學校舉行開幕式，正式會議遷移漢口濟生三馬路的黃陂會館召開，譚延闿、徐謙、孫科作為中國國民黨代表團成員參加“五大”4月下旬會議，汪兆銘參加5月3日“五大”會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增訂本第371頁記載。）通知汪要來參會的前一天，主席臺墻上原來懸掛的馬克思、列寧像被改掛旁邊，孫中山像被掛在更高更正的位置，瞿秋白穿著簇新漂亮的中山裝，笑容滿面迎接汪，陪同他走進會場。汪兆銘上臺時，臺上臺下響起了熱烈鼓掌歡呼聲音。（鄭超麟著：現代史料編刊社1986年1月出版印行《鄭超麟回憶錄1919-1931》第140頁記載。）汪兆銘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易介紹出場講演，仿佛帶來了第三國際的聲音，當天先后作了三次大會演講。（中共武漢市委黨史史研究室、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第412-413頁記載。）5月12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常務委員惲代英向汪兆銘匯報軍校情況，此時，武漢軍校內外盡貼標語“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等，汪兆銘決定每周要派人到軍校作一次政治報告。

6月5日，駐武漢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將共產國際5月緊急指示“要求中共開展土地革命”的電報副本擅自送給汪兆銘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第262頁記載。）汪看后對羅易說：“國民黨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一份決議?！蓖魮藶椤胺止病碧峁┝丝趯?。汪兆銘得知共產國際的“五月指示”后，認為現在是他出來掌舵的時候了。1927年7月15日，汪兆銘在武漢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他在會議的講話中報告了“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內容，并要求國民黨采取適當措施。在武漢通過的《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人，在即日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汪兆銘宣稱：“我們不像蔣介石那樣搞武力清黨，而是采取和平的‘分共，這是最穩妥的步驟?！保ǔ淌鎮?、鄭瑞峰著，團結出版社2004年1月《汪精衛與陳璧君》第89頁記載。）于是，他發動了史稱“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以與中國共產黨的背離與決裂，來實現與南京蔣介石集團的“寧漢合流”。汪兆銘繼以“從黃埔來的第5期學員已經肄業期滿”，宣布解散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宣布寧漢實行合作，期間因中國國民黨內政見與黨爭分歧，中央執行委員會分裂成多個派系。9月12日，在南京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組成中央特別委員會，汪兆銘列名其中，與在廣州時期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國民黨職名錄1894-1994》第49頁記載。）9月16日，被推定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常務委員。9月17日，汪兆銘被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特別委員會推選為南京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志》第507頁記載。）排序僅次于胡漢民。endprint

1927年11月5日，汪兆銘在國立廣州中山大學所作的《武漢分共之經過》的報告中指出：“雙方在統一戰線開始時就已經計劃著破裂?！蓖粽足戇€說：“斯大林和布哈林主張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用意是逐漸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耗盡國民黨的力量，然后一旦時機成熟，再消滅余下的力量?！保?933年上海書局印行《汪精衛言行集》第106-107頁，1927年11月5日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演講《武漢分共之經過》記載。）1928年12月底，陳公博、顧孟余等在上?；I設以擁汪為目標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對外宣稱恢復1924年“中國國民黨改組精神”為宗旨，遙擁戴汪為領袖，從事反蔣（介石）軍政活動。1928年夏后，擁戴汪的部分黨政人員，奉汪為領袖組成“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首先在上海組建“改組同志會”總部，（中國文史出版社《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第80-86頁載有羅方中撰文《關于改組派的一麟半爪》記載。）在上?？偛吭O置有總務、組織、宣傳三個部，（中國文史出版社《文史資料選輯》第45輯第209-230頁政協山東省委員會秘書處供稿，范予遂撰文《我所知道的改組派》記載。）汪的追隨者相繼在河南、安徽、山東、廣東、浙江、福建、湖南、湖北等十多省會組建起“改組派”支部，（中國文史出版社《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第166-186頁載有何漢文撰文《改組派回憶錄》記載。）進行秘密反蔣（介石）活動。與此同時，尊崇汪的一部分黃埔學生亦組建起“改組派”黃埔同學會，與蔣介石的南京黃埔同學會，以及鄧演達組建的“黃埔革命同學會”，形成了貌合神離爭鋒相斗的三個黃埔團體。1929年3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給予汪兆銘警告處分。不久，汪仍在全國各地策動反蔣（介石）軍政活動，集聚一大批中國國民黨內反蔣（介石）派系。1930年7月13日，反蔣（介石）各派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汪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改組派”中央領袖，并主持常務。1930年8月7日，被推舉為改組派中央黨部七人常委之一，同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及約法起草委員會主席。1930年9月，因軍事、政治方面頹勢赴香港。1930年11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決議，以“開展黨內分裂活動”為由將汪開除黨籍。1931年1月，通電宣布解散“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1931年5月，汪兆銘抵達廣州，聯合反蔣各派，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組織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相對抗。直至1932年，這些有組織“反蔣（介石）”政治派系活動，在蔣政權的高壓態勢下相繼土崩瓦解。

1929年7月1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改校務委員制為校長制，根據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部1929年5月17日頒發總字第559號令：汪兆銘兼任（第7期）校務委員，排名九名校務委員之第二位，僅次于蔣介石。（《黃埔軍校史稿》第一冊第257頁記載。）1930年5月，續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8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31年5月，續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9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寧粵滬三方達成政治妥協再度合作。1931年11月22日，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12月28日，第四屆第一次會議推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僅次于胡漢民，排序第二位，（《中國國民黨職名錄1894-1994》第76頁記載。）繼任中央政治會議三名常務委員之第二位，僅次于蔣介石。1931年12月28日，被推選為國民政府委員。1932年1月28日，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志》第546頁記載。）1932年1月30日，兼任內政部部長。1933年5月17日，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務委員會委員，（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字第54號訓令，訓練總監部總字第559號令記載。）列九名校務委員第二位，僅次于蔣介石。1933年5月20日，汪兆銘以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名義，參加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本部大禮堂舉行的第8期第1總隊畢業典禮。1933年7月，續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0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33年8月17日，兼署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志》第550頁記載。）1933年9月23日，被特派為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長。1934年5月8日上午9時，在本部大禮堂舉行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9期畢業典禮，行政院院長汪兆銘坐主席團首席參加典禮。（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宣傳科1934年7月印行《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建校10周年紀念特刊》首版照片記載。）1934年6月16日上午9時，參加黃埔軍校建校10周年紀念大會，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在教育長張治中主持下編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汪兆銘在該史稿第一冊以校務委員身份，肖像排序僅次于校長蔣介石、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之后位居第三。（《黃埔軍校史稿》第一冊第51頁記載。）6月17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高等教育班第2期、軍官訓練班第2期畢業典禮，另有第10期第1總隊分科升學典禮、第10期第2總隊舉行入伍生典禮，汪兆銘以校務委員名義在主席臺就座參加大會。1934年9月，續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1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34年11月，任整理內債委員會委員長，其間一度形成汪主政、蔣主軍局面。1935年9月28日，續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2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35年11月22日，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12月7日，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同日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中國國民黨職名錄1894-1994》第98頁記載。）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出席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四中全會上遇刺受重傷。1935年12月，辭去行政院院長、外交部部長職務。1936年2月，赴歐洲治療。1936年9月1日，續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3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36年11月12日，以高級文官獲頒國民革命軍誓師10周年紀念勛章。（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印行，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8月出版《國民政府公報》第117冊1936年11月13日第2201號頒令第10頁記載。）1937年1月回到上海。1937年12月26日，續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4期）校務委員會委員。endprint

組建日偽政權，淪為首席漢奸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8月7日晚，蔣介石以國防會議議長名義，在南京勵志社主持召開了國防聯席會議。參加此次會議的軍政要員有：林森、汪兆銘、張繼、于右任、葉楚傖、戴季陶等41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卷宗號七八七：22431《國防聯席會議記錄》記載。）川、晉及兩廣代表劉湘、閻錫山、余漢謀、白崇禧電召到會，紅軍將領周恩來、朱德等亦被邀請，宣示內戰趨于平和。蔣介石致詞稱：“目前中國之情勢，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關頭?！崩^蔣之后，汪率先對戰與和發表意見：“對日開戰的必要性四點說明：一、目前中國的情勢，已到最后關頭，只有戰以求存，絕無茍安的可能；二、戰時的準備速率，并不因戰事而有阻礙，且比平時為速；三、最后的勝利，是操縱在有高尚道德的一方面；四、精神是駕馭物質的，物質乃是為精神所利用的，物質的損壞不足惜，只要精神的貫徹永久的存在?！保ㄖ袊诙v史檔案館藏卷宗號七八七：22431《國防聯席會議記錄》記載。）會議最后轉入最為重要的任務：決定和戰大計，蔣介石再次提醒與會者注意此次會議對于國家安危、民族存亡的重要性，應絕對將個人的一切撇開，完全站在國家的立場上來討論決定大計！蔣介石最后要求所有與會者對戰和大計表態：“如決定抗戰，請各自起立?！苯Y果與會者不約而同全體起立，決心抗戰。汪兆銘對此次會議表態重點是：精神力量可以讓中國取得勝利。

1937年9月，汪兆銘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1938年4月1日，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推選為中國國民黨副總裁。1938年4月8日，頒令汪兆銘兼任中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中國國民黨職名錄1894-1994》第121頁記載。）1938年6月21日，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議長。1938年12月18日，潛離重慶，發表聲明公開投靠日本。1939年12月底，和日本簽訂賣國密約《日本新關系調整綱要》。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自任主席兼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偽職，汪兆銘以“和平運動”為主旨提出“曲線救國”理論，認為與其讓日軍統治管理，不如我們自己管理等等，所謂“維護一方，造福一方”之論調，無論何種辯解和掩飾都難以抵消首席漢奸之罪責行徑。1939年1月19日，重慶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111次會議決議永遠開除其黨籍并撤除一切職務。（《中國國民黨職員錄》第91頁記載。）1939年6月8日，重慶國民政府頒令（原文照錄）：汪兆銘違背國策，罔顧大義，于全國一致抗戰之際，潛離職守，妄主和議，并響應敵方謬論，希冀煽惑人心，阻撓大計。經中央加以懲戒，猶復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滬，不惜自附于漢奸之列，與敵往還，圖謀不軌。似此通知禍國之所為，顯屬觸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之規定。此來海內外民眾同深憤慨，先后呈請通緝嚴懲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寬恕，其何以伸張國法，慰我軍民。應即由全國軍政各機關一律嚴緝務獲，依法懲辦，以肅綱紀。此令。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立法院院長孫科，司法院院長居正，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國民政府公報》第141冊1939年6月10日渝字第160號頒令第4頁記載。）1939年12月底，汪兆銘和日本簽訂賣國密約《日本新關系調整綱要》。1939年12月9日，任設立于上海郊外江灣鎮的偽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團長。1940年3月29日，重慶國民政府頒令：“軍事委員會呈，據軍法執行總監部呈，為汪兆銘等105人通敵叛國，逆跡昭著，顯屬觸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各款之罪?！保ā秶裾珗蟆返?48冊1940年3月30日渝字第244號頒令第1頁記載。）汪為標榜偽國民政府正統，沿襲中國國民黨舊制，1940年3月30日，設置偽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并任主席，同日任偽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海軍部部長（1940年5月30日免職）。1940年6月27日，兼任偽“國民大會”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長。1940年11月29日，重慶國民政府頒令（原文照錄）：汪精衛即汪兆銘，通敵禍國，觸犯《懲治漢奸條例》，前經明令通緝在案。該逆久匿南京，依附敵人，組織偽政府，賣國求榮，罔知悔悟。近更僭稱國民政府主席，公然與敵人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狂悖行為，益見彰者。亟應盡法懲治，以正觀聽。為此重申前令，責成各主管機關嚴切拿捕，各地軍民人等，并應一體協緝，如能就獲，賞給國幣拾萬元，俾元惡歸案伏法，用肅紀綱。此令。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蔣中正，立法院院長孫科，司法院院長居正，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國民政府公報》第156冊1940年11月30日渝字第314號頒令第1頁記載。）1940年12月19日，汪兆銘兼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1940年12月20日，兼任偽中央青年干部學校校長。1941年3月24日，兼任偽清鄉委員會委員長。1941年9月16日，兼任偽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他在該校第1期《同學錄序》宣稱：“憶民國十三年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于黃埔，開學之際，國父親臨訓話，并命兆銘草擬祝詞，此祝詞旋譜為軍歌，繼復定為國歌矣。凡軍校學生，莫不循國父所昭示，向國民革命大道努力前進……”（1943年10月30日印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學生畢業同學錄》扉頁記載。）1942年1月22日，兼任偽國民政府時局策進委員會委員長。1942年2月1日，兼任偽中央陸軍將校訓練團團長。1943年1月9日，任偽南京最高國防會議主席。1943年1月13日，兼任偽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1943年5月27日，兼任偽軍事委員會駐蘇北綏靖主任公署主任。1943年10月23日，改由項致莊接任。1944年11月10日，因病于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逝世。出版有《汪（兆銘）黨代表講演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1926年10月30日印行）、《汪精衛先生集》（上海中山書店1936年出版）、《汪精衛言行集》（上下冊，廣益書局1932年印行）、《汪精衛集》（1930年6月印行）、《革命與外交問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庚戌被逮供詞》、《曾仲鳴行狀》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