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深化經貿合作共建海上絲綢之路探析

李偉

摘 要： 印度尼西亞作為世界人口第四大國，近年來經濟增長迅速，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經貿合作不斷擴大。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戰略與印度尼西亞“全球海洋支點”戰略全面對接存在巨大的合作共贏機會。目前，兩國貿易發展面臨雙邊貿易結構單一、雙邊貿易失衡等諸多問題。如何進一步深化兩國的經貿合作，攜手共建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關鍵詞： 中國；印度尼西亞；深化經貿合作；海上絲綢之路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東南亞時將印度尼西亞作為第一站，在印尼發表《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重要演講，其中提到兩國要“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圖共贏”，兩國“具有廣闊發展空間和巨大發展潛力”，同時提出與東盟國家攜手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016年，兩國又重申將全面對接中方提出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和印尼方“全球海洋支點”發展規劃，積極推動兩國經貿合作發展，兩國經濟貿易發展迎來的新機遇。本文主要對當前兩國經貿合作發展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對如何提升兩國經貿合作，共建海上絲綢之路進行了初步探討。

一、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經貿發展現狀

（一）貿易規模和投資額不斷擴大

自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以來，中、印兩國貿易發展迅速，2013年中國和印尼雙邊貿易額達到歷史頂峰524.5億美元。但受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影響，中國近幾年從印尼進口產品價值總額有所下降，導致2014-2016年雙邊貿易額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中國對印度尼西亞的產品出口額整體上一直保持了上升的勢頭。2016年中國對印尼出口達到了歷史性的306.9億美元。2017年雙邊貿易額又強勁增長，1-9月份雙邊貿易額達到378億美元，全年有望再次突破500億美元。

從中國對印尼的直接投資看，2008年中國對印尼直接投資1.74億美元，受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的積極影響，2011年中國對印尼直接投資達到5.92億美元，當年增長率為194.5%，2016年為26.65億美元。在2016年中國對東南亞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印尼居第三位，僅次于新加坡和老撾。

（二）兩國商品貿易互補性較強

從雙邊貿易品種看，2016年中國從印度尼西亞進口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產品、瀝青（HS27）54.01億美元，動植物油、脂、蠟、精制食用油脂（HS15）27.38億美元，木漿等纖維狀纖維素漿、廢紙及紙板（HS47）9.69億美元，鋼鐵（HS72）9.29億美元，木及木制品、木炭（HS44）8.26億美元，這五大類產品占中國從印尼進口總額的64.7%。此外，中國從印尼進口的其他產品有橡膠制品、機電產品、塑料制品、銅制品、可可制品等，合計167.9億美元。中國出口到印尼的產品主要有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HS84）72.98億美元，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HS85）64.03億美元，鋼鐵（HS72）20.99億美元，塑料及其制品（HS39）11.58億美元，有機化學品（HS29）10.89億美元，這五大類產品占印尼從中國進口總額的85.6%。除此之外，還有金屬制品、肥料、干果、鞋、鋁制品、音響制品等，合計308億美元。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對資源類產品需求巨大，中國從印尼進口主要為原材料和資源類等初級產品。印度尼西亞經濟水平相對落后，工業產品生產技術不發達，中國出口到印尼主要為機電、通訊類、工業用品產品，雙方存在較強的貿易互補性。

（三）兩國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合作深入化

中國在印度尼西亞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礎設施、自然資源等領域。中國的發展建設需要能源作為基礎，印度尼西亞傳統能源儲量豐富，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氣。近年來，中國加大了在印尼對石油、天然氣、煤礦等能源領域的投資，雙方進行了實質性的合作。印尼非礦物能源也十分豐富，中國葛洲壩集團已經與印尼當地的水電站共同進行了合作與開發。中國對印尼的基礎設施投資巨大，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和通訊方面。中國許多金融機構在政府的倡導下，為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提供大量建設工程貸款，實施了許多規模較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如：風港電站爪哇7號燃煤發電站、泗馬大橋、芝拉扎電站，加蒂格迪大壩等一系列工程項目。2017年3月，中國建材集團與印度尼西亞P.T Nelly Energi Lestarindo公司簽署了150兆瓦連鎖式生物質發電站戰略合作協議，確定雙方聯合開發印尼市場。2017年8月，蘇州協鑫集團在印尼的首個燃煤發電項目卡巴一期（10萬千瓦燃煤發電機組）開工建設。兩國在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化。

二、 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經貿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貿易規模小，存在一定程度的貿易失衡

2016年中國出口印度尼西亞總額為308億美元，占中國出口總額2.1萬億美元的1.47%，中國從印度尼西亞進口167.9億美元，占中國進口總額1.6萬億美元的1.05%。這樣的貿易量對雙方來說都是比較小的貿易規模。兩國隨著經濟合作的深化，雙方貿易差額也不斷發生變化。2000-2007年，中國在與印度尼西亞的貿易中，印尼始終處于順差，2001-2003年印尼對中國貿易順差分別13.4億美元、10.5億美元和10.8億美元。隨著中國經濟和貿易的快速發展，印尼的順差逐步縮小，直至中國變成順差。2006年和2007年，印尼對中國貿易順差分別為8.8億美元和1.6億美元，2008年印尼在雙方貿易中首次出現了36億美元逆差，并且逆差逐步擴大，2012年逆差為77億美元，2015年達到歷史性的143.6億美元，2016年仍然維持了140.1的逆差水平。印尼貿易逆差的擴大導致印尼開始重新定位中印自由貿易協定的意義，越來越多的印尼經濟部門擔心貿易逆差的擴大會影響印尼經濟。盡管逆差的擴大除了中國制造商品不斷拓展印尼市場外，也與印尼經濟發展速度比較快，國內需求不斷增強有關。但印度尼西亞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使部分印尼商業團體認為中國只關注于出口產品到印尼，影響印尼企業的發展。印尼貿易逆差的擴大，長期貿易結構失衡有可能導致雙邊貿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兩國貿易發展的隱形障礙。endprint

（二）雙方貿易合作和貿易結構單一

印尼出口到中國的非油氣產品主要是礦物燃料、木漿、纖維素漿、木材以及農產品等，從中國進口的主要產品有機械設備、機電產品、鋼材、有機化學品、塑料制品等。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對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和原材料產生了巨大需求，印度尼西亞原材料和自然資源豐富，能夠不斷的滿足中國的需求。

雙方貿易在資源、能源和機械化工領域的貿易往來比較多，互補性較強，而消費品類的貿易相對較少，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尼西亞較低的社會收入水平。2016年印度尼西亞人均GDP為3606美元，與中國人均8860美元相比，還不到中國的一半，因此導致貿易結構比較單一，不利于雙方通過貿易實現互惠互利，這也與兩國高速的經濟增長不相適應。中國和印度尼西亞近年經濟增長速度持續遠高于世界平均經濟增長速度，雖然印尼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總體經濟仍然相對落后。中國和印尼兩國合作模式比較單一，與兩國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不相匹配，兩國經貿存在較大的合作潛力。

（三）中國對印尼整體投資規模偏小，投資結構不夠合理

中國企業對印尼直接投資規模是影響兩國貿易關系的重要因素。中國對印尼的直接投資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在印尼吸引外資投資中占較低的市場份額。這一現象在2012年以后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和改善，2008年中國對印尼的直接投資總額占印尼吸引外來投資不足2%，2012年占印尼吸引外來投資比例達到5.92%，并且在近5年來基本維持了5%以上的份額，2015年中國大陸對印尼直接投資額達到13.3億美元，第一次進入印尼十大外資來源國，2016年中國大陸對印尼直接投資26.65億美元，處于新加坡和日本之后，位居印尼外資來源國第三位，占據印尼吸引外來投資9.20%的比例。但是26.65億美元的投資額占僅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1961美元的1.36%，對于總人口處于全球第四（2.5億人）的一個巨大潛在市場，這個投資額度是非常小的。中國企業對印尼缺乏投資興趣緣于兩個障礙：一是印尼官僚主義盛行導致投資的不確定性增強，二是繁瑣的投資申請程序阻礙了中國投資者進入的步伐。

中國對印度尼西亞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水電等能源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而其他領域的投資相對較少。在能源領域的開發存在過度開發和使用，能源和資源浪費等問題。中國擁有相對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盡管印度尼西亞存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但較低的人力資源水平致使其無法滿足中國投資方的需求，削弱了印度尼西亞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具有一定層次技術含量的項目在引入到印度尼西亞時存在一定的阻礙，也不利于印尼發展本國的弱勢產業，不能夠優化當地形成完善的產業體系。

（四）中國產品出口市場同其他國家存在激烈的貿易競爭

中國除了對印度尼西亞進行大量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外，出口的產品中一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型產品，這與其他國家出口到印度尼西亞存在相似性。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也看好印尼市場未來的廣闊前景，積極涌入搶占商機，開展各領域合作。這些國家的企業憑借其技術等及競爭優勢，在印尼市場迅速擴張，使得中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面臨更大的壓力和挑戰。在印尼進口的主要進口商品類別機電產品、化工和塑料領域。

中國與新加坡出口到印度尼西亞的商品存在較高的相似度，存在較強的國際市場的競爭關系。在化工產品領域，新加坡位居印尼進口國第一位，中國位居第二位；在塑料品領域，中國位居印尼進口國第一位，新加坡居第二位。2013-2016年，印尼從中國進口產品總額分別為298.5億美元，306.2億美元，294.1美元和308億美元，印尼從新加坡進口產品額分別為404.6億美元，383.7億美元，283.67美元，257.9億美元。在印度尼西亞的進口來源中，中國和新加坡各自占據20%左右的比重，也就意味著中國和新加坡對印度尼西亞的出口存在較強的競爭。雖然出口到印度尼西亞的產品只占到中國出口額較小的比重，但是中國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日益強大，使新加坡等國家擔心失去出口到印尼的市場份額，使貿易政策演變成政治主導下的經濟政策驅動，如何平衡國際貿易與政治和外交利益，成為了發展與印度尼西亞貿易的一個重要挑戰。

三、提升雙邊經貿合作發展的對策

盡管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個國家在國際經貿合作方面存在諸多問題，但合作潛力巨大。我們要客觀認識兩國在經貿領域存在的問題，充分利用兩國戰略發展的機遇，使兩國經貿關系得到更大的發展，為雙方經濟增長帶來更持久的動力和源泉，實現兩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加強兩國互補產業之間的聯系和合作，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

中國持續的貿易順差，本質上是印尼社會對中國產品需求的結果，但表層現象確實對印尼企業造成一定程度的沖擊。印度尼西亞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中國落后，中國相對印尼有大量的資金資源和技術研發優勢，所以兩國可以在交通、網絡、通訊以及能源等領域進行合作，加強互補性，還可以通過相互增加投資、承包工程等渠道，加強起源開發力度，加快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合作方式的創新。中國可以更多的從印度尼西亞進口資源類產品，滿足中國工業發展的需要，抵消中國對印尼的貿易順差，有利于雙方貿易關系更好的發展。

（二）注重技術研發創新，增強中國產品出口多元化，優化進出口結構

中國出口到印度尼西亞的產品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工業品為主，中國企業的低成本優勢已經逐步向東南亞轉移，印度尼西亞的勞動力成本較中國低，隨著印尼經濟的發展，有可能加劇雙方未來產品的競爭態勢，不利于雙方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盡管中國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價值鏈中處于中低端位置，但隨著我國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中國的家電、汽車、電子產品優勢已經比較明顯，中國企業要通過增加人力資本、資金、核心技術研發等方式投入，促進產業技術進步，大力支持中等技術產品的發展；通過研發先進的技術，提高具有比較優勢產業的產品競爭力，開發和培養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增加兩國在差異性產品方面的貿易，向印度尼西亞出口更多的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在具備一定的比較優勢和強有力的競爭之后再重點扶持高技術產品的生產與發展，不斷擴大中國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優化出口結構。endprint

（三）擴大對印尼的投資范圍和規模，提高投資的效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2013年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2016年已接近2000億美元，但是對印度尼西亞的投資仍然處于比較低的水平，我們必須通過政府間的合作使印尼政府為投資者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建立利益共同體。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主席托馬斯2017年10月在雅加達表示“由于投資環境持續改善，如今印尼已成為全球僅次于美國、中國和印度之后的第四大投資寶地”。中國應充分利用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成員、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東盟與中日韓（10+3）、東亞峰會等區域經濟體合作機制，通過良好的合作共贏和約束機制，鼓勵中國企業到印尼投資，使中國企業走出去。

兩國應積極協商完善雙邊投資的審批程序和制度，改變“政府投資為主導”的投資模式，增強企業在經貿發展中的主導型，增強投資的靈活性，提高投資效率。此外，除了能源和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外，中國企業更應當關注在信息技術、網絡、旅游以及其他服務業的投資，充分發揮企業優勢。

（四）增強兩國政府頂層戰略合作，共建海上絲綢之路

印尼政府在2014年提出將國家發展重心逐步由陸地轉向海洋，復興海洋文化、發展海洋經濟、建設海上基礎設施、加強海洋安全、推動海洋外交，提出了“全球海洋支點”戰略構想，印尼由此進入重新重視海洋的時代。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有利于推進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港口以及海岸線基礎設施的建設。印尼占據獨特的地理優勢，坐擁馬六甲、龍目海峽等海上戰略通道，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兩條線路的交匯處。在“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和“全球海洋支點建設”中，兩者都強調以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來推動海洋相關產業的發展。兩國可以根據各自的海洋資源和產業的優勢，通過合作共贏，開展沿海港口的基礎設施、海洋貿易與投資、海洋科技、海上互聯互通合作等方面的合作。中國積極參與印尼“全球海洋支點”的戰略，印尼積極融入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充分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作用開展示范性項目，例如加強在印尼承攬集裝箱碼頭、更新港口設備，建設新碼頭等海事工程項目建設，通過發揮先期項目的帶動作用，積極加強與印尼海洋戰略的對接，通過信息交流，會議展覽等方式，促使兩國有更多的合作項目循序漸進的推進和展開，使印尼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樞紐和重要支點，從而進一步拓展東盟各國、南亞、中東到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大通道。

參考文獻：

[1]劉主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貿易便利化研究[M].廣西人民出版社，2014.

[2]畢玉江.世界經濟沖擊與中國外貿波動——基于多國VAR模型的實證研究[J].世界經濟，2015（11）：30-39.

[3]鄭學檬.唐宋元海上絲綢之路和嶺南、江南社會經濟研究[J] .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3）：5-23.

[4]劉主光，黃麗娜.2017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天然氣和石油貿易便利化研究——基于灰色關聯分析[J].創新，2017（3）：57-64.

[5]張天桂.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貿易與環境問題分析[J].亞太經濟，2011（5）：47-5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