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部門參與思政教育的模式探討

黃田心

浙江傳媒學院

當前，學校的思政教育面臨新形勢。一方面，思政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的地位逐日提高，越來越多的教育研究者將關注點集中在思政教育的育人意義上；另一方面，傳統思政教育方式對于學生的吸引仍然乏力。在這樣的局面下，近年來，各校紛紛在創新思政教育方式方面做出各種嘗試和努力，以期最大程度發揮思政教育的育人作用。

檔案，作為歷史的原始記錄，有著豐富的史料價值，特別是紅色檔案，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蘊含豐富的政治情懷和革命精神，本身是思政教育的生動素材。高校作為各類人才集聚地以及科研重地，運用自身優勢加強檔案智庫服務，特別是紅色檔案智庫的建設和利用，將對學校的思政教育發揮深遠的作用。

1 檔案智庫服務理念的思路源起

檔案智庫服務的思路源于智庫服務理念。國際上，智庫最早出現在“二戰”期間，20世紀70年代后高速發展，21世紀后爆炸式增長。國內的智庫研究在2015年《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出臺后迅猛發展。進入數字化時代，隨著“檔案數字化”的提出和數字檔案資源開發利用需求的增加，智庫服務逐漸進入檔案信息、圖書情報等數字信息資源密集領域，成為研究熱點。

高校作為人才高地和科研重地，為各類智庫的誕生提供了優質條件。國際上，如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學大衛中心圖書館等，都是依托知名大學的科研資源；國內，如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等，背后也都是強大的高校資源。高校的檔案部門作為信息資源聚集地，擁有海量信息。優質人力資源和海量的信息資源，是檔案智庫服務能夠實現的重要保障。在以往的工作實踐中，已有類似的工作模式雛形，例如一些高校檔案機構會推出一些優質的編研產品。這些產品是檔案工作者對檔案資源進行細致梳理、整合而成的知識文化產品。但目前來看，這些編研產品的生產模式大都依賴人工。這里所提出的智庫服務工作模式的設想則更強調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以及專業的檔案智庫服務團隊。

具體來說，本文中的檔案智庫服務指的是：以檔案資源為對象，充分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技術，對其進行深入挖掘開發，提供用戶全面的信息支持和現實建議，以滿足多樣化的用戶需求。從本質上說，檔案智庫服務是檔案資源開發利用的一種方式，是檔案資源發揮“知識服務”價值的一種有效途徑。

相比傳統的檔案服務，檔案智庫服務有如下特征：一是以檔案數據化為前提。只有實現了檔案的全文數據化，才能實現對檔案資源的數據清洗和數據提取。二是最終的服務產品是一種知識產品。在傳統概念中，檔案服務最終大都提供現有的檔案資源，滿足憑證類、輔助說明類的需求，而檔案智庫服務的最終產品應該是經過專業集成、編研的知識拓展型產品。三是依賴先進的科技和智庫團隊?？萍己蛨F隊好比武器和士兵，智庫服務的實現兩者缺一不可。

2 檔案智庫服務在思政教育領域的應用模式

根據當前高校普遍的檔案工作現狀，本文試圖構建檔案智庫服務在思政教育領域的應用模型，提出“個性化的檔案智庫服務”和“發散式的檔案智庫服務”兩種模式。

“個性化的檔案智庫服務”模式以用戶（一般為思政教育實踐者）需求為中心，圍繞用戶需求，通過需求分析和資源整合，提供智庫產品，并應用于對應的思政教學領域。主要步驟為：

（1）用戶提出定制申請，提供現有相關資源。

（2）檔案部門進行可行性分析，結合原有館藏資源進行內容生產。

（3）檔案部門根據用戶需求改進產品，最終將智庫產品投入思政教育領域。

在以往的工作實踐中，高校檔案部門也經常會遇到被要求收集相關材料的情況。如校慶時，要收集領導人對學校的視察、賀信等，形成一些資源集合。這也是個性化服務的雛形。但以往思政教育領域和檔案部門甚少有交集，這對于高校檔案中豐富的紅色檔案相關資源無疑是巨大的浪費。因此，筆者提出“個性化的檔案智庫服務”模式，這種服務模式下，用戶根據思政教育需求直接提出產品需求，在生產過程中檔案部門有機會與用戶交流溝通，生產出的產品往往針對性強，能夠最大限度滿足用戶需求。除此之外，新產出的智庫產品可以作為新的檔案資源，擴充館藏。但該模式也存在影響力小、產品適用范圍受限等劣勢。

不同于“個性化的檔案智庫服務”模式，“發散式的檔案智庫服務”模式以自身的檔案資源為基礎，結合思政熱點問題開展自主研究，并將智庫產品廣泛投放于思政教育領域。主要步驟為：

（1）檔案部門通過對社會思政熱點、教學難點、媒體報道、校內調研數據等的分析研判，確定智庫產品主題類型。

（2）通過媒體報道、社會征集等途徑擴充所需信息資源。

（3）對各類資源進行分類處理和融合集成，最終形成智庫產品，投入思政教育領域。

各級檔案館在這方面往往走在前列，例如在20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中央檔案館聯合中央人民廣播電視總臺新聞新媒體中心，推出百集微紀錄片《紅色檔案——走進中央檔案館》，精選中央檔案館大量館藏珍貴檔案，生動講述檔案背后的人物和故事，從多個角度呈現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承的初心和使命。相較而言，高校本身的紅色檔案資源可能不及各級檔案館豐富，但高?？梢葬槍ψ陨硇Ｇ?，利用新聞媒體素材，結合自身特色對相關的資源進行挖掘，形成有學校特色的智庫產品，以供思政教育使用。這種服務模式可以滿足多樣化的教學需求，社會貼合度高，應用范圍較廣，影響力較大。但同時對檔案部門研究人員的政治敏感度和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開發難度相較前者更大，周期往往也更長。

不論是“個性化的檔案智庫服務”模式，還是“發散式的檔案智庫服務”模式，都對檔案部門的信息處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檔案部門需要精準把握用戶需求；另一方面，大量的信息處理要依靠數字處理技術，這要求檔案部門必須加快檔案數字化進程。而這一切，都依賴于一支政治素質高、專業素質硬的檔案智庫服務專業化團隊。

3 思政教育對檔案資源建設的“反哺”效應

檔案部門參與思政教育，將豐富、生動的檔案資源以及檔案工作理念引入思政教育課堂、實踐，可以創新思政教育方法，優化思政教育模式。同時，高校思政教育實踐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哺”檔案資源建設。浙江傳媒學院在這方面給出了優秀案例。

作為傳媒類院校，浙江傳媒學院一直非常重視對學生的正確價值觀的引導及實踐操作能力的培養。每年暑期的學生社會實踐已經發展成為學校的文化特色品牌。這種思政實踐教育經過多年積累，已經為檔案資源的積累做出了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以專業優勢挖掘“紅色檔案”。例如，2006年，學校為紀念建黨85周年和長征勝利70周年，組織學生開展“尋訪浙江紅軍”實踐活動。學生奔赴各省尋訪到7位老紅軍戰士，形成翔實的口述檔案，并利用專業優勢，對原始材料進行編導、剪輯、錄音、撰稿等多樣化加工，最終在核心期刊發表4篇口述歷史、2篇照片檔案、2篇尋訪手記。在校內策展，展出珍貴的圖片檔案資料。實踐團隊還制作了《尋訪浙江紅軍》檔案類電視專題片以及活動的紀錄片，前者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后者由學校電視臺播出，下沙高教園區內高校收看。二是利用傳媒技術手段開發“紅色檔案”。例如，2004年，學校組織攝影系學生到四川廣安鄧小平故居開展了“蜀地思源”影像實踐活動，為革命故地留下影像檔案資料；再如，學校師生在結對貧困鄉開展的“拍攝最美國旗臉”“尋訪黨旗國旗下的故事”等活動，用攝影技術留下了寶貴的鄉村影像檔案。

檔案部門參與思政教育的研究尚在初始階段，誠如上述分析，檔案智庫服務想融入思政教育領域發揮作用，還存在一定的困難，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是創新思政教育的一條有效路徑。檔案資源可以“活起來”，思政教育也可以“新起來”。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檔案工作也已經到了轉型期。檔案的數字化、檔案的知識化服務等已經成為大勢所趨。本文著眼于思政教育領域，從檔案利用的一個角度，探究檔案資源知識化服務的可能性，以期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下，檔案工作能夠充分利用變化所帶來的發展紅利，發揮檔案資源的功用，在推動自身轉型升級的同時，助力教育領域的創新和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