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國鄂東多文化巨子的歷史人類學考察

方正+陳志平

摘要：晚清民國時期，鄂東人才井噴，大師輩出，學術大家的出現看似偶然，實則必然。鄂東承南啟北，聯東袂西，有天下之中的自然稟賦，盧漢鐵路和粵漢鐵路的修建，鄂東處在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的交匯點上，這是鄂東文化巨子產生的時勢；明清以來，湖北的文化重心在鄂東，清季鄂東的書院居全省第一，張之洞的教育改革從傳統書院改革發端，其文教興革舉措為鄂東人才井噴奠定了基礎；學術大家的出現絕不是某個因素的單一作用，也不是幾個因素的簡單相加，而是主客觀因素耦合而形成的獨特的人格特質，鄂東學術大家所具有的豪杰型和圣賢型人格特征是鄂東多文化巨子最為關鍵的因素。

關鍵詞：鄂東；大師輩出；東西文化；文教興革；人格特質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12-0103-06

湖北歷史上有三大人文重鎮：春秋戰國時期的荊州，東漢三國時期的襄陽，明代的黃州府；湖北人才有兩個高峰：一個是楚國八百年，一個是晚清民國時期。晚清到民國鄂東出現了一個“人才井噴”現象，鄂東 ① 近代產生了一系列大師級人物，如地質學家李四光、哲學家熊十力、經濟學家王亞南、語言文字學家黃侃、文藝理論家胡風、詩人學者聞一多、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復觀、哲學史家兼佛教史家湯用彤等，在短短幾十年內湖北由“學者無聞”到大師輩出②，這在文化史上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湖北為何在清代“學者無聞”，民國學者盧弼認為清代湖北“學者無聞”的原因是楚士好潛修，不尚標榜；少世家大族，無師承；大都寒酸，出版著作難③。近年來也有學者把清代湖北“學者無聞”歸結為：缺少文化世家，缺乏外在經濟支撐，學術研習之風不甚濃。④ 還有學者認為文脈的斷裂是清代湖北“學者無聞”的根本原因。⑤

晚清民國的學術大家章太炎在論述古代學術成因時說：“視天之郁蒼蒼，立學術者無所因。各因地齊、政俗、材性發舒，而名一家?！雹?太炎先生將“地齊”（地理環境）、“政俗”（政教風俗）、“材性”（人材素質）三者看作是古代學術流派的共同成因。鑒往知今，晚清民國時期盧漢鐵路和粵漢鐵路的修建、鄂東傳統教育的優勢與張之洞在湖北的文教興革、鄂東學術大家所具有的豪杰型和圣賢型人格特征成就了他們“傲然獨立，開宗立派”的學術人生。

一、“地齊”：南北交通大動脈的變動，鄂東處在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的交匯點上，這是鄂東文化巨子產生的時勢

馮天瑜先生指出，“在近代，一個新的學術的發生，一位大師級人物的產生，從背景上看，它往往有兩個原因或其中之一。從時間這個維度講，它處在一個歷史轉折點，如晚周是一個轉折點，春秋、魏晉、明清也都是轉折點。這個時候，新的思想、舊的思想沖突、融會，就會產生大的思想家，產生大師級人物。而鄂東，恰恰在從東面沿海登陸、向內地推進的近代文化也即西方文化，和從中原地帶一直沿襲的傳統文化的交叉點上。于是，就產生了一大批人物?！雹?鄂東承南啟北，聯東袂西，有天下之中的自然稟賦，隨著盧漢鐵路和粵漢鐵路的修建，近代鄂東處在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的交匯點上。

光緒十五年海軍衙門奏請修筑鐵路，從利漕運出發，主張修建京通線或濟寧線。張之洞從“經營全局”的戰略出發，提出“宜自京外盧溝橋起，經河南以達湖北漢口鎮”，指出此“干路樞紐，中國大利所萃也。河北路線，則三晉之轍接于井阱，關隴之驂交于洛口；自河以南，則東引淮吳，南通湘蜀，萬歷聲息，刻期可通?！雹?張之洞在奏折中陳述首先修筑盧漢鐵路的八大利好，深得最高統治者慈禧的首肯，1906年，全長1214.49公里的鐵路全線通車，是為京漢鐵路?；洕h鐵路的修建則頗為曲折，1896年，清廷設立鐵路總公司，即以興筑盧漢（京漢）、滬寧與粵漢鐵路為首要工作。1915年，自廣州至韶關（曲江）段筑成，1918年9月，武株段建成，而株州韶關間450余公里則由于工款無著，工程停頓，雖然多次籌議，都未能興工。1933年7月，通過商借英國庚子退款，工程實施，粵漢鐵路于1936年4月實現全線貫通。

京漢—粵漢鐵路的全線貫通，中國南北交通大動脈發生了重大變化。此路一通，北接平漢、北寧、中東各路可經俄羅斯達歐洲；南可由廣九通香港，以通南洋。地處堂奧的湖南湖北一躍為南北交通大動脈的中心。居中可南北呼應、東西會通，而所憑借的正是這條鐵路。正如美國學者畢乃德所說：“近代中國最深刻的變化可能發生在交通運輸方面。它不僅有助于人和貨物的更大流動，而且更有助于思想的更大流動?！雹?鐵路的修筑，不但使書籍報章等文化的載體轉運更加迅速，而且對于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從事文化教育活動帶來了極大地便利。因為古代中國文化傳播的大體走向是自西北而東南，肇始于兩漢，展開于兩晉，完成于兩宋，而近代中國文化傳播的基本走向則正好相反，是從東南而西北。晚清民國時期，西方文化是高勢能文化，它從東南沿海沿粵漢—京漢鐵路北上與中原地區的傳統文化交匯，“如果說，整個近代中國都轉入‘古今一大變之會，那么，兩湖地區便處在風云際會的旋渦中心?！雹?鄂東正處在這旋渦的中心，最有可能會產生學術大家，正如晚清鄂籍留日學生所說，“近代湖北是吾國最重最要之地，必為競爭最著最烈之場”，而“競爭最著最烈之場，將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當時這些頭腦新銳得風氣之先的留日學生，對家鄉故土的預言，不是狹隘的愛國愛家者，也不是嘩眾取寵而故作驚世駭俗之論，而是建立在對天下大勢與湖北的歷史地位之上的科學預見，特別是建立在湖北交通區位的大變動基礎之上的遠見卓識，“吾楚為九省總匯之通衢，江漢殷軫，商賈輻輳。吾聞日本矢津昌永之言曰‘將來鐵路四通八達，則濱海繁盛之區將移于陸地?，F為航路鐵路換氣之時，并行而不相讓。嗚呼！吾焉知盧漢鐵路告成之后，漢口商務不骎骎焉駕上海而上之也”。湖北留日學生敏銳地意識到作為現代交通方式的鐵路取代傳統的依靠自然力量的水運對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果不其然，漢口在晚清民國一躍而“駕乎津門，直追滬上”，雖未取上海而代之，但也是全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繼而武昌成為辛亥首義之區，隨后湖北演繹成大革命的心臟地帶，最后國共兩黨逐鹿中原，而鄂東學術大家的出現是湖北文化昌盛的最好注腳。endprint

二、“政俗”：鄂東傳統教育的優勢與張之洞在湖北的文教興革是鄂東文化巨子產生的基礎

人才的產生，固然與風氣的開化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世風與學風對人才的成長關系甚大，有清一代學術風尚三變，國學大師王國維總結說：“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國運之盛衰系乎人才，而人才之養成賴于學風之厚薄。朱明之亡國，原因多多，但晚明學風澆漓，實學不興，士大夫空談心性、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原因之一；大清之衰敗，同樣與乾嘉以來的學風脫不了干系，乾嘉以來，讀書人在故紙堆中皓首窮經而昧于世界發展大勢，沉于天朝大國的夢囈中而不知世界已經進入近世。我們不用和近代文明發祥地的歐美列強相比，與唐宋之世以華為師的蕞爾島國日本比，我們的近代化步伐都大大落后，這種落后，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是令人吃驚的。

晚清時期，當時湖北的學風同全國差不多，空疏不注意實學，更談上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學子們孜孜以求的是科舉帖括。張之洞作為湖廣總督來湖北推行教育改革，是湖北教育之大幸，張之洞的知識結構在晚清的督撫中是最完備的，其知識觀在晚清的督撫中也是最先進的。思想是行動的先導，“一個教育家的知識論，對其從事實際教育活動時所采用的課程與方法有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從知識來源、理論與實踐、新知識的進步等三個方面探討張之洞的知識論。在古代社會，一個人知識的獲得，其家學與師承非常重要，而早期的教育與成長環境對一個人的一生影響巨大。張之洞出身于書香門第，其曾祖和祖父均有功名，其父對張氏的教育格外重視，自5歲起，到他14歲止，張之洞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共換過13位老師，其中生員6人，舉人4人，進士3人，皆乾嘉科場老輩。張氏過人的天賦與勤勉，在嚴父名師的教導下，學業與功名驕人：14歲考取秀才，16歲得中順天鄉試第一名，20歲就出版了詩集，同治三年（1864）參加會試、殿試中一甲第三名。張之洞在進士考試之前，可謂科場順遂，少年得志，但此時的大清，內憂外患，特別是他生活的西南，兩廣有太平天國之亂，貴州有苗亂，云南有回亂，“公生長兵間，好閱兵家言及掌故經濟之書，慨然有經世志”。張氏這種經世之志，除了書本和成長環境以外，一代名臣胡林翼對其影響巨大。胡林翼是張之洞父親的摯友，他曾拜胡林翼為師，對胡氏感情很深，張氏在湖北的新政，有效法胡氏當年整頓湖北從而廓清宇內之意，更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大格局。張氏的特殊人生際遇，造就了他的知識觀，“經濟之道，不必盡由學問（書本知識），然士人致力，非書無由”。經濟之道不來自書本，就必然來自直接經驗，這是張氏自光緒十三年在廣東實際從事國防建設時得出的結論，“學之為事，講習與歷練兼之”。講習，主要是理論知識的學習，所謂歷練主要是指實驗、實習、參觀旅行等，這是張氏對理論與實踐之關系的認知。張之洞西學知識的進步始于山西巡撫時期，主要是通過傳教士李提摩太獲得的，他在山西任上所寫的《延訪洋務人才啟》已經充分認識到通曉國際情報、外交與商務的專門人才對于現代國家的重要性。張氏這些教育思想還沒來得及在山西實行，他就被調任兩廣總督，在南粵大地五年，張氏的西學教育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1889年11月，張氏離開廣東前往湖北時，他奏請清政府在水陸師學堂中附設礦、化、電、植物、公法五學的建議。這個比他在山西籌劃洋務局，目的只是了解西方，以便作為商務與對外交涉的依據不同，他希望中國在經濟與科學上能夠獨立自主。 自強以儲才為先，而人才之養成有賴于學校，正如宋人胡瑗在《松滋縣學記》中所說：“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睆堉磳肷鶎W與苦苦探索的自強思想的種子播撒在荊楚大地之上，書寫了他人生中最為精彩的二十年，從而造就湖北學子，造福中華大地。

“大地龍蛇循軌道，青春鸚鵡起樓臺?！?這是張之洞書寫在漢陽晴川閣上的對聯，用來形容他在湖北推行的教育改革及其引發的湖北學子的獨領風騷頗為恰當。張氏在湖北的教育改革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一）傳統書院改制時期。張氏初至湖北，把主要精力放在選礦建廠，加之經費緊張，他沒有對全省書院實行自上而下的大規模改造，而是樹立一個典型——兩湖書院，作為全省書院改制的樣板。光緒十七年春，兩湖書院建齋舍240間，書院定學額240名，湖南湖北各100名，商籍40名。分為經、史、理、文、算學與經濟六門，五年畢業。由于多種原因，實際開課的只有經、史、理、文，各門教習不但舊學有根抵，而且大多有維新思想。兩湖書院的老師皆極一時之選，文學教習周錫恩和史學教習姚晉圻都是鄂東黃州府羅田人，他們都是進士出身，先后被張之洞聘為黃州府經古書院院長，方志大家王葆心在黃州經古書院和兩湖書院求學時得到了兩位名師的悉心指導和無微不至的關懷。

在傳統書院的改制中，鄂東黃州府有兩大優勢：一是自明清以來黃州府的書院數量居全省第一，進士人數也居全省第一，文風興盛。第二個優勢是鄂東書院改革堅持中西文化結合。明清兩代書院的數量與進士人數成正比，雖然進士與人才并不能完全劃等號，但在科舉時代一地進士的多少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該地人才的盛衰。在這古今變革時期，鄂東黃州府的經古書院由周錫恩和姚晉圻先后擔任山長，他們很好地貫徹了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為鄂東的書院改制樹立了樣板，鄂東的傳統書院改革走在了時代的前列，一批既具有傳統學術扎實功底又有西方科技知識和時代眼光的青年學子茁壯成長，我們從他們的課程作業匯編《黃州課士錄》可知其大略。

《黃州課士錄》是黃州經古書院學子的優秀文章匯編，是周錫恩布置學生的作業，其中也有周氏的范文，按照考訂之學、性理之學、經濟之學、詞章之學四目編排。周氏在卷首寫了一篇長長的序文，闡發了他編寫《黃州課士錄》的目的是要激揚風教、提攜故鄉學子、扶正學風、振興桑梓。周氏在每一目中指出學習的目標、方法、可能出現的錯誤，治學名家的學術著作，特別是本土學術名家的著作與方法。所選論文題目和論文的質量可以看出周氏的眼光和學生的視野與功底：如考訂類文章《荀子引詩考》《春秋之楚非夷考》《黃州入江諸水源流考》等；性理類文章《明儒學案得失論》《國朝學案得失論》《宋明諸儒解格物不同論》等；經濟類文章《收銅錢以救鐵法議》《保甲源流利弊說》《鐵路議》《黃州險要論》《長安應建陪都議》《變武科議》《議保高麗以防俄患疏》《廣建育嬰堂說》《長江水師參用兵輪議》《裁驛費以養電線議》《長江水利策》《團練宜修寨堡說》 《泰西以商耗中國中國宜講商務說》等。這些論文即使在今天看來也至少是研究生以上經過專業訓練的人才能做到的，沒有考據的功底是寫不好的；經濟類文章涉及到國際關系、軍事改革、海軍建設、鐵路建設、國際貿易、地方治安與防務、社會慈善等。令人稱奇的是《議保高麗以防俄患疏》《長安應建陪都議》兩篇文章對后來的日俄戰爭中國的國策以及抗日戰爭遷都問題都有借簽意義。在這批學生中，文章數量最多、質量最高的是王葆心，如《宋明諸儒解格物不同論》《長安應建陪都議》等都出自王氏之手，他也因此得到了張之洞、周錫恩和姚晉圻等在學業上的教導和生活上的特殊關照。endprint

（二）新學堂建立時期。光緒十九年，自強學堂建立，隨后方言學堂、武備學堂、農務學堂、工藝學堂等先后建立。與書院改制時期不同，這一時期的學堂采用分科教學，突出西文和西方科技知識，雖然張之洞主張“中外兼通”，但實際上方言學堂在初期漢文并沒有排在課表中，僅規定學生在每日西學課程之外，利用空余時間讀儒書；張之洞特別強調外國語言的學習，他認為非精曉洋文，不能窺探西書的精微，因此，在方言學堂開設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這為日后湖北大規模留學生的派遣準備了條件。戊戌變法以后，張氏出于政治考量，在課表中雖然加上漢文，但在具體時間上排在體操與兵操之后，也就是學生一天中精力最差的時刻，這顯然不同于“中體西用”時期。至于武備學堂、農務學堂、工藝學堂在課程上根本就沒有開設漢文，完全采用西方課程體系，如武備學堂剛成立時采用德國模式，主要課程有操槍、操馬、營壘工程、行軍、布雷、測量與體操等。這些新式學堂為了吸引學生，除食宿全免外，每月還有額外的補貼和考試獎勵，熊十力就是在這種優惠條件吸引下考進了武昌陸軍小學堂。

（三）新教育的推廣與現代學制建立時期。庚子八國聯軍之亂，張之洞深感國將不國：“鄙（張氏）意，此后一線生機，或思自強，或圖相安，非多改舊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舊日整頓故套空文，有何益處？不惟貧弱，各國看我中國乃別是一種頑固自大之人，將不以平等與國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為國矣！” 張氏聯合劉坤一等13位督撫向朝廷建議立即采用西法，于光緒二十八年提出全面發展湖北教育計劃。張氏這個計劃將湖北的學堂分為學前教育、初等、中等、高等四個階段。學前教育為蒙養院，由民間辦理；初等教育分為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各分四年畢業，由于財力所限，僅辦高等小學堂，初等小學堂由紳商私人辦理；中等教育文武分開辦，文普通中學四年畢業，武普通中學再加半年實習；高等教育為職業分科教育，主要有武高等學堂、工藝學堂、農務學堂、方言學堂、文高等學堂、省城師范學堂等，一至五年不等，可出洋游歷。我們從湖北省各府小學堂及學生人數可以看出鄂東黃州府新式教育的再領風騷。據蘇云峰統計，1907年，湖北省各府小學堂和小學生人數，黃州以279所小學堂和10003人遙遙領先于其他各府，貴為省府所在地的武昌府也只有186所小學堂和7431名小學生。小學堂數量和小學生人數不但反映了鄂東黃州府的教育普及程度，而且反映了鄂東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各個階層的人們辦教育的熱心程度。而且，黃州府教育經費歲入和歲出在全省各個州府中也排在第一位，這與黃州商邦的崛起帶動鄂東經濟的發展和鄂東尊師重教的傳統密切相關，這也是晚清民國鄂東多文化巨子的必要條件。

我們還可以從湖北全省教育經費支出分類統計進一步認識張之洞教育改革對鄂東貧寒學子的重大意義。據統計，湖北省教育總支出居全國第一，服食用品單項支出也居全國第一，而且在總支出中占第三位，這就印證了上文所說的新學堂基本實行的是免費教育，而且對于優秀學子不但全免費，還有各種考試獎勵，他們甚至可以補貼家用，沒有這項政策，鄂東這些貧寒子弟是無法完成學業的。教員薪資居全國第四，這樣確保能請到和留住優秀師資；試驗費居全國第五，圖書標本儀器費居全國第七，這些都是培養高質量人才的物質保障。

鄂東的文化巨子大多是張之洞督鄂期間興辦的的新式學堂或改制書院培養出來的，除上文提到的王葆心、熊十力外，李四光曾就讀于武昌西高等小學堂，后被選送日本東京弘文書院學習，辛亥革命后公費留學英國，考入伯明翰大學；聞一多曾就讀于武昌兩湖師范附屬小學，以湖北省第一名考入清華大學，后到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等高校留學；黃侃在武昌文普通中學堂讀書，后張之洞親自批準其官費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馮天瑜先生在談到徐復觀先生時說：“如果說，曾國藩及其湘軍把湖南山鄉的農家子弟帶上了全中國舞臺，為近世湖南人文奠定基石，那么，張之洞開端的文教興革及大規模留學生派遣，則使湖北學子走上中國乃至世界文化殿堂，徐復觀正是行列中人。如果他無此機會，可能只是終老浠水一鄉紳或者私塾先生?！?作為文化史家的馮先生對張之洞督鄂期間的文教興革與鄂東學術大家產生之關系的論述確實是切中肯綮。

三、材性：豪杰型和圣賢型人格特質是鄂東文化巨子產生最為關鍵的因素

章太炎先生雖然指出了“材性”（人材素質）在學術流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但對于人材素質的構成因素有哪些？特別是在學術大家成長過程中，最核心的人材素質是什么并未作出闡釋。近代心理學的研究，把影響一個人行為的因素分為四項：遺傳、環境、成熟與學習。參照此說，我們在探討鄂東學術大家成長的因素時主要考察四個方面：第一是鄂東學術大家的天賦氣稟，第二是他們成長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條件，第三是他們的學問傳承，第四是他們對學問所下的功夫。 學術大家的出現絕不是某個因素的單一作用，也不是幾個因素的簡單相加，而是上述幾個因素耦合而形成的獨特的人格特質。

什么是人格特質？“人格”指的是決定個人適應環境的行為模式與思維方式的特性。而這種特性是他在遺傳、環境、成熟、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綜合形成的一種統一、持久的力量。 這種特性就是人與人之間最本質的差別，造成這種差異的特質就叫人格特質，這是鄂東學術大家成長過程中最關鍵的因素。鄂東學術大家的人格特質基本上可分為兩種，即豪杰型和圣賢型。大體而言熊十力、黃侃、聞一多、徐復觀、胡風等屬于豪杰型，而王葆心、李四光、湯用彤、王亞南、湯佩松等屬于圣賢型。

什么是豪杰精神？唐君毅先生說：“學絕道喪，大地陸沉，抱守先待后之志，懸孤心于天壤，是豪杰之精神。學術文化之風氣已弊，而積重難返，乃獨排當時之所宗尚，以滌蕩一世之心胸，是豪杰之精神?！毙苁τ啄陼r期就說“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辛亥功成，熊氏與李四光等同游武昌雄楚樓，為抒發心志，李四光書：“雄視三楚”。熊十力所書為“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熊先生自幼所表現出來的這種野性、狂放發展到后來的學問上的特立獨行、不拘成見，不惜背離師門，由佛入儒，創造出致廣大盡精微的《新唯識論》。同樣是草莽出身，在徐復觀學術生命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孤直與激越，在胡風的坎坷的學術人生中則是桀驁不馴與光明磊落同在。這種豪雄之氣在士紳之子的黃侃身上就是一種名士氣，才高性傲、桀驁不馴、睥睨萬物。這種名士氣在鄉紳之子聞一多身上則是奔放與深沉：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聞一多更是發明力的天才，朱自清先生在《標準與尺度》中稱聞一多的成就在清儒王念孫之列，日本學者則認為聞一多可以與戴東原相媲美。郭沫若稱贊他用科學的方法來治文獻或文字，其實也就是贊揚他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賅博，立論的新穎而翔實，不僅是前無古人，恐怕還要后無來者的。endprint

那么，圣賢人格又是怎樣的表現呢？圣賢人格是從道德實踐的路向來決定的。道德實踐的最高境界稱作“圣”。牟宗三先生說：“中國哲學的重點落在主體性與道德性，而這道德實體只有透過道德意識和道德實踐才能呈現而加以印證。圣人就是道德意識、道德實踐地最純然、最充實而圓滿的。而這種充實圓滿的理想，在現實上即是以孔子為代表?！?王葆心、李四光、湯用彤、王亞南、湯佩松等就是這種圣賢人格的人物，他們不僅學術惇實，而且德行絕人。

當然，鄂東學術大家這種人格特質的劃分是相對的，若沒有豪杰之氣，王葆心、李四光、湯用彤、王亞南、湯佩松等的曠世學問也不可能達到如此高度；同樣，沒有圣賢之心，熊十力、聞一多之死不會有俠骨之香與烈士之名！正所謂“豪杰不圣賢者有之矣，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

注釋：

① 本文所說的鄂東特指今天的黃岡市，明清時期的黃州府，與歷史上的黃岡縣并不完全相同。大別山以南，長江中游下段北岸，東經114°25′至116°8′、北緯29°45′至31°35′之間的廣大地域，除了黃岡市所轄的黃州區、團風縣、浠水縣、蘄春縣、黃梅縣、羅田縣、英山縣、紅安縣、麻城市、武穴市、龍感湖管理區外，還應包括武漢市新洲區，基本上是明清時期的黃州府所轄地域，參見劉禮堂等：《鄂東文化的人類學考察》，《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2年第1期。

② 1908年陳獨秀在東京拜訪國學大師章太炎，談到有清一代漢學大家多出自安徽、江浙，而說到湖北時，則認為那里沒有什么大學者，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7頁；梁啟超在《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中頗為困惑：“湖北為四戰之區，商旅之所輻集，學者稀焉?！眳⒁姟讹嫳液霞ㄎ募返?4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7頁。四十年后的1948年，鄂東的湯用彤和湯佩松等都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③ 盧弼：《潛廬類稿序》，見甘鵬云：《潛廬類稿》卷首，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④ 雷平：《清代湖北“學者無聞”原因探論》，《光明日報》2009年6月30日。

⑤ 馬?。骸蹲儊y與重建：明清之際的湖北地方社會1633—1690》，華中師范大學2015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74—279頁。

⑥ 章炳麟著、徐復注：《訄書詳注·原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4頁。

⑦ 馮天瑜：《略談鄂東大師級人物產生的時代背景》，《鄂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⑧ 張之洞：《請緩造津通鐵路改建腹省干路折》，見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2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2—667頁。

⑨ 奈特·畢乃德著、楊豫、陳祖洲譯：《現代化與近代初期的中國》，載《比較現代化》，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 232頁。

⑩ 馮天瑜：《徐復觀與鄂東文化》，見李維武編：《徐復觀與中國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0、6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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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增設洋務五學片》，《張文襄公全集》第1冊，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3年版，第552頁。

張繼煦編：《張文襄公治鄂記》，臺灣開明書店1966年版，第160頁。

張之洞：《致西安鹿尚書》，《張文襄公全集》第5冊，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3年版，第3149頁。

參見張春興：《心理學》，臺灣東華書局1977年版，第49—57頁。

參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2，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版，第563頁。

參見張春興：《心理學》，臺灣東華書局1977年版，第362頁；另參見西爾格德等著、張東峰等譯：《心理學》，桂冠圖書公司1981年版，第511頁。轉引自林其賢：《李卓吾的佛學與世學》，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頁。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香港新亞研究所1955年版，第218、220頁。

郭齊勇：《熊十力及其哲學》，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7頁。

近藤湖南：《聞一多：歌與詩》，飯冢書店1956年版，第58頁。

郭沫若：《聞一多全集·序》，《聞一多全集》第1卷，上海書店1948年版，第1—3頁。

參見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灣正中書局1979年版，第322、322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