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經濟新常態

中國經濟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必然進入一個中高速增長階段，一開始大家認為這是一個增速換擋期，但是更加深刻和科學的觀點是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

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新常態”。2014年11月9日，習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中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是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現實和實際。

一、經濟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轉換，但仍維持在可觀水平

增速回落是一種經濟規律，世界經濟史的研究表明：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后，都會出現增速“換擋”現象：1950年-1972年期間，日本GDP年均增速為9.7%，1973年-1990年期間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間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間，韓國GDP年均增速為8.02%，1997年-2012年期間僅為4.07%；1952年-1994年期間，我國臺灣地區GDP年均增長8.62%，1995年-2013年期間下降至4.15%。

過去四年，我國經濟平均增長率為7.2%，仍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增速。

2017年前三季度GDP實際增速分別為6.9，6.9，6.8；一系列宏觀數據，如固定資產投資、制造業投資、工業增加值、工業產出等均進入L型底部。

從宏觀經濟調控的四大目標來看，經濟增速、就業、物價、國際收支均體現出“穩”的態勢。其中，城鄉新增就業735萬人，同比增長18萬人；居民人均可支配價格收入實際增速達7.3%，繼續高于經濟增長的速度，脫貧攻堅、生態保護、環境治理等領域都取得了積極進展。

二、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

首先從投資和消費的比例上看，消費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近幾年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均在50%以上，對發展起著基礎性作用。從結構調整深化來看，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實現了較為均衡的增長。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0.4%，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增強，貢獻率達63.4%。與此同時，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日趨穩固，服務業已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居民收入的較快增長，居民消費特征逐步從簡單的數量增長轉變為數量增長與結構升級并重。除了食品、居住支出之外，交通通信、文教娛樂是當前城鄉居民最重要的消費選擇。在城鎮人均消費支出中，通信類消費的占比從1995年的4.8%上升到2015年的13.5%。未來，伴隨信息化、網絡化、老齡化而來的信息消費、健康醫療、文教娛樂、旅游休閑、養老等將主導城鄉居民消費趨勢，消費將越來越成為拉動經濟的重要引擎。

其次從產業結構來看，在農業基礎得到加強，工業水平上升的同時，服務業成為了最大的產業。與此同時，在工業產業內部，高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裝備制造業五年來連續保持接近10%甚至超過10%的增速。數據顯示，2016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51.6%，比2012年提高6.3個百分點。2013年-2016年，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長8.0%，比GDP增速高0.8個百分點。2013年-2016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55%，高于資本形成貢獻率8.5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3.4%。

三、經濟動能不斷轉換

工業技術改造、制造業技術改造投資，增速快于整體投資，說明技術改造步伐在加快，反映了企業為了適應市場需求和提升自身素質，努力改造升級。代表著新動能的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在加快成長。

據國家統計局測算，2015年，反映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經濟增加值占到了全國GDP的14.8%，2016年數據總趨勢比前一年更好。

首先，新興產業發展表現突出。2016年，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制造業、裝備制造業保持較快增長，增加值分別增長10.5%、10.8%、9.5%，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45.3%。而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增長5.2%，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降至28.1%。一些高技術產品開始走向世界：雅萬高鐵等一批高鐵項目正在推進；華為已經成為國際電信市場的主流供應商，華為手機銷量已進入全球41個國家和地區的前十名，遍及亞非美歐。

其次，新業態、新模式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網絡購物漸成主流，網上商品和服務零售額保持兩位數增長，2016年達26.2%，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5.5%，比重較去年上升1.9個百分點。

再次，新產品、新服務快速增長。2016年工業機器人、光電子器件、運動型多用途乘用車和太陽能電池產量增長迅速，同比分別增長34.3%、38.7%、38.6%、17.8%；同時，旅游、文化、體育、健康、養老等幸福產業也快速發展。以旅游為例，2015年，中國大陸出境游客為1.28億人次，接近日本的總人口數，較2005年增長312.9%。預計未來5年，中國出境旅游將達到7億人次。中國大陸出境旅游的海外消費已連續12年保持兩位數增長。2016年，大陸游客境外消費總額達2610億美元，同比增長12%，占全球旅游總消費額的20.9%。另外，分享經濟廣泛滲透，跨境電商、共享單車、智能家庭、在線醫療等新服務模式方興未艾。

從國內看，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從粗放向集約、從簡單分工向精細分工、從低端向高端轉變，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是增強經濟內生動力的必然選擇；從國際看，當前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發達國家紛紛提出“再工業化”戰略，試圖繼續利用對核心技術和專業服務的掌控，實現在全球高端價值鏈上的主導權。因此，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刻不容緩。endprint

近五年來在市場倒逼和政策引領的雙重作用下，影響我國產業發展的一些重大結構性問題得到了改善，新的增長動能逐步形成，新舊動力有序轉換，長期發展后勁持續增強。

制造業是國家間經濟角力和競爭的主戰場。五年來，我們國家一手抓淘汰落后，積極化解產能過剩矛盾；一手抓轉型升級，改善品質質量，取得了良好成效。新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引發新業態，“四新”經濟正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在著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同時，積極利用信息技術加大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有效提高了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能力。以傳統農業為例，我國糧食生產自2013年首次突破1.2萬億斤大關以來，已連續4年站穩這一臺階。不僅如此，農產品電子商務交易、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等新業態發展迅猛，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現代農業體系已初見端倪。

自2012年服務業占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以來，服務業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在企業越來越依靠服務維持市場地位、產業越來越趨向服務引領制造的新趨勢下，生產性服務業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有效供給不足、質量不高的問題有所改善。今年上半年，我國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8.3%，成為服務業中最活躍的因素，表明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支撐作用日益增強。

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新進展

經合組織一份《G20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技術性評估報告》引發了廣泛關注。報告指出，中國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了生產率增長、高水平就業。

作為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2015年底首次提出以來，頂層設計不斷完善，實現路徑逐步清晰，為中國經濟穩定增長注入了持久動力。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市場預期和信心有效提振，工業企業利潤持續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提升，改革的綜合效應開始顯現。

2015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堅定不移去產能”，并采取嚴禁新增產能、嚴格環保執法、加大政策引導、帶動優勢產能“走出去”等五大措施化解產能過剩。進入2016年，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相繼推出多項措施推進鋼鐵、煤炭去產能，并通過鋼煤去產能部級聯席會議等方式統籌協調。在多方努力下，去產能工作進度不斷加快，各地區、各企業結合自身實際，逐步形成了有序推進去產能工作和制度體系。

2017年以來，去產能步伐進一步加快，“地條鋼”依法全部取締，上半年煤炭去產能1.11億噸，完成年度目標任務的74%，防范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工作有序推進，處置“僵尸企業”加快實施。

不僅如此，去庫存、去杠桿和降成本方面效果初顯。截至2017年6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減少9.6%，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同比下降0.8個百分點。一批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取消和停征，物流、用能等成本繼續降低，減稅力度進一步加大，全年為企業減負超1萬億元的承諾已提前實現。

提高有效供給，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標，也是解決我國經濟結構性矛盾的重要途徑。一方面，通過去產能的“減法”，為先進產能騰挪出了發展空間，倒逼低端產能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通過有效供給的“加法”，催生并推動了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帶來了創新的“乘法”和簡政放權的“除法”?！半p創”“互聯網+”等觸發的創新驅動力，正成為新舊動能轉換的澎湃動力。同時，隨著“放管服”、減稅降費等改革舉措落地，制度性交易成本將進一步降低，市場活力得到了更多釋放。

據統計，2017年上半年，我國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的比重從2015年的8%左右開始進入到超過10%的關鍵時期。5年來，我國專利申請數量實現了年均15%的增長，研發費用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2%的臨界點。

2017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從“攻堅”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不斷走向縱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果是實實在在的，而且超出了預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中國經濟在轉型階段持續健康發展指明了正確路徑，必將對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新的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日益深入人心，將形成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引領中國經濟發展走向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換的更高形態，中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的生動實踐，還將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更為務實有效的“中國方案”。

五、投資有增有減，結構進一步優化

（一）地產投資增速緩慢回落

房地產投資增速緩慢回落，未來仍在緩慢回落區間，但是下行速率極為緩慢。主要原因如下所述。

第一，低庫存對房地產投資形成底部支撐。房地產庫存處于2014年11月以來的最低位，雖然地產銷售回落，但房地產庫存不高的情況下，地產商補庫的意愿不弱，地產投資的底部不會太低。

第二，房地產行業集中度加速提升，開發投資的穩定性上升。房地產行業集中度CR8從2017年Q1的51.17%上升至2017年Q2的53.45%。大房企逆周期拿地提升房地產投資的穩定性，房地產投資的波動率下降。銷售好，投資增速不會太高；銷售差，投資增速也不會太低。

第三，土地供應彈性加大，房地產投資的順周期性下降。2017年8月以來，熱點一二線城市陸續下發“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未來三至五年內大量增加土地供應。土地供應彈性加大，結合地產龍頭集中度提升，大型房企逆周期拿地的特點加強，給土地購置費形成底部支撐。

第四，2018年房地產行業將在負債端加速行業洗牌，房地產行業的結構分化將進一步加劇。一方面，地產債到期壓力集中在2018年-2021年，2018年-2021年分別到期2118億、4295億、4793億和7229億，其余年份均不超過2500億。另一方面，銷售回款占到房地產開發資金來源51%，隨著房地產銷售下滑和存量債務集中到期，銷售回款現金流較弱的中小房企將逐漸出局。endprint

第五，隨著棚改套數減少和貨幣化安置比例提高，棚改對房地產銷售和投資的拉動效果已經邊際弱化。2015年-2017年，棚戶區改造共1800萬套。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的提高對三四線地產銷售的拉動效應明顯，2016年全國棚改貨幣化安置共去化商品房庫存2.5億平方米。

（二）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放緩

較快上升的赤字率和地方政府債務約束長效機制限制了地方政府加大財政支出和進一步舉債的空間。自2015年初開始，政府赤字率開始持續高于政府目標赤字率，呈現出逐年上漲的態勢。2017年3月以來，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同比增速已經連續下降，基建投資回落的趨勢會持續。

（三）制造業投資增速有望回升

2014年-2016年，70%的行業的資本開支正增長，但資本開支僅占比44%；30%的行業資本開支負增長，但資本開支占比56%。

經濟增長的內核正在從“舊經濟、重資本產業為主、債務驅動型模式”轉向“新經濟、輕資本產業為主、內生增長型模式”。

六、出口延續正增長，增速頂部小幅回落，周期底部抬升

據海關統計，2017年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13.14萬億元人民幣，比2016年同期增長19.6%。其中，出口7.21萬億元，增長15%；進口5.93萬億元，增長25.7%；貿易順差1.28萬億元，收窄17.7%。

具體情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一般貿易進出口增長，比重提升

上半年，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7.46萬億元，增長20.5%，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56.7%，比2016年同期提升0.4個百分點，貿易方式結構有所優化。

（二）對傳統市場進出口全面回升，對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

上半年，我國對歐盟、美國和東盟進出口分別增長17.4%、21.3%和21.9%，三者合計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41.4%。同期，我國對俄羅斯、巴基斯坦、波蘭和哈薩克斯坦等國進出口分別增長33.1%、14.5%、24.6%和46.8%。

（三）民營企業進出口占比提升

上半年，我國民營企業進出口5.02萬億元，增長20.6%，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38.2%，比2016年同期提升0.3個百分點。其中，出口3.37萬億元，增長17.8%，占出口總值的46.7%，比重提升1.1個百分點，第一大出口經營主體的地位進一步鞏固；進口1.65萬億元，增長26.8%。

（四）機電產品、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仍為出口主力

上半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4.13萬億元，增長14.6%，占我國出口總值的57.2%。其中，汽車出口增長32.5%、船舶出口增長25.1%、手機出口增長13.5%。同期，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合計出口1.48萬億元，增長12.9%，占出口總值的20.5%。

總的來看，我國進出口延續了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回穩向好走勢，增長的協調性在提升。

七、匯率和人民幣

（一）外匯形勢好轉

2016年年底市場是極度看空的情緒，人民幣肯定要破七，外匯儲備要破三萬億，但是人民幣并沒有破七。在美元指數回調7.6%的情況下，人民幣的雙邊匯率2017年10月底升了將近5%，多邊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在2017年9月8日人民幣升了將近7%，上升幅度比較大。匯率保住了，儲備也保住了，外匯儲備增加了987億美元。

隨著人民幣升值，無論是從結匯，還是資本流出方面，都是實現了總體的正增長。在境外的人民幣絕大部分時間比境內人民幣偏長的情況下，企業只要想結匯一般會主動把外匯調入境內來結匯，這也減少了跨境人民幣的流入?？缇车耐鈳艑⒔?0%都是美元，而且在2016年以后，美元的集中度不但沒有降低，還在進一步地提高，到2017年為止這個現象仍然是這樣的。2017年前10個月，美元的占比為87.6%，比2016年高了0.4個百分點，2016年比2015年高了0.4個百分點。

（二）人民幣進入盤整階段

2017年以來人民幣總體上是止跌回升，但并不像有些人認為的又重回過去單邊升值的通道，只是進入了平臺整理的階段，現在在6.50-6.70的區間之內盤整。不論從遠期外匯市場，還是從境內外外匯市場的人民幣的境內外匯差來看，應該說人民幣既沒有很強的貶值預期，也沒有很強的升值預期。

市場在不知不覺中適應匯率雙向波動的能力在增強。2017年9月份，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9月初人民幣最高升到6.43，但是9月份人民幣曾經跌到了6.69。6.43-6.69這樣一個區間，人民幣調整了3%，這個調整并沒有像過去那樣導致貶值的恐慌。銀行雖然遠期結售匯是逆差，但是逆差不大，只有55億美元。這是政策的原因，9月11日當局把遠期購匯的20%的外匯提前準備降到了零。雖然遠期結售匯仍然是逆差，但是外匯占款是增加的，外匯儲備也是增加的。

八、供給側的新挑戰不小

從供給角度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主要由勞動力、資本等要素投入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所決定。

（一）勞動力結構發生顯著變化

從年齡結構看，少兒撫養比下降和老年撫養比上升成為發展趨勢。2012年-2015年，中國16歲-6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累計減少約1300萬人，撫養比壓力從2011年開始逐步上升，這意味著人口數量型紅利逐步削弱。從城鄉結構看，可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幅減少，超過50%的45歲以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已經不再務農，其中25歲以下的農村勞動力70%以上已經離開了農村。根據2006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相關資料，中國農村有勞動力4.97億，除去已經轉移就業的2億多人以及從事農業需要的1.8億人，尚有1億左右富余勞動力。近幾年農民工增速已明顯放緩，從2010年5.4%的高點逐年降低至2015年的1.3%。勞動力結構的重大變化，將加大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endprint

（二）資本積累效率出現下降

中國邊際資本產出比自2007年以來明顯上升；同時，固定資產投資額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差距自2005年以來不斷加大，2015年，前者約為后者的1.86倍。這說明，中國的投資向新增固定資本的轉化程度與效率在不斷降低，這主要與前期投資規模過高有關。特別是2009年，大量政府主導的投資帶動民間投資熱情，當年投資增速高達33%。在中國傳統經濟體制下，地方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往往會引導和鼓勵對短期內易拉動經濟增長的產業的投資，使得地方投資過度集中于這些行業。同時，隨著產業結構逐步進入以第三產業為主的階段，未來資本形成增速將趨于下降。

（三）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自2008年后也出現明顯降低

一方面，從技術創新來看，全球目前比較大的技術變革還沒有出現。就中國而言，從國外直接引進技術的空間越來越小，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仍需時日。另一方面，從制度方面來看，過去體制變革的紅利逐步釋放，未來制度改革進入深水區，各方力量博弈明顯增多，推動各領域實質性改革的阻力不小。同時，民營經濟主體占比上升，需要更為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目前中國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過去有較大提升，未來要進一步拓展提升空間，既需要制度的改進，也需要政府自身職能的轉變。

十九大關于中國經濟的新觀點和新判斷

黨的十九大站在社會主義新時期起跑線上對中國經濟的全局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嚴謹的論述，對中國經濟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深刻的見解和觀點，并對涉及經濟發展全局的若干問題做出了新的重大判斷。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這是一個振聾發聵的觀點，這一觀點是習近平主席總結過去五年工作，聯系改革開放以來全部歷史進程、全部歷史經驗的總結，得出新的歷史方位到來的結論。

正確認識和理解“新時代”的內涵對做好下一階段的經濟工作至關重要。而“新時代”的內涵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

首先，從民族復興的角度來看，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其次，從社會主義角度來看，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最后，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貢獻來看，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黨的十九大報告的第四部分提出了新時代的兩大任務：一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二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這兩項任務可謂偉大光榮，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要完成這兩大任務任重道遠，需要大家在正確認識“新時代”歷史方位的基礎上不斷努力奮斗。

二、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社會主要矛盾這一提法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理論創新。1956年，在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重大歷史關頭，黨的八大第一次明確提出并闡釋“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大歷史轉折，反映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上，就是重回黨的八大的有關表述。鄧小平同志1979年3月在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明確把什么是我國當前的社會主要矛盾作為一個重大課題提了出來，他說：“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边@個社會主要矛盾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的依據和前提。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對社會主要矛盾做了概括：“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睆哪且院?，我們黨一再強調社會主要矛盾問題，并且都是將其同國情、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歷史任務聯系起來講。

十九大站在新時代的視角，對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做出了精辟論述，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同時，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p>

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一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也是同國情問題、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問題緊密聯系的。

關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一是人民需要的內涵大大擴展。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從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角度提出更多要求，比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長起來。也就是說，人民的需要從物質文化領域向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全面拓展。

二是人民需要的層次大大提升。比如，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endprint

關于“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主要是指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已經不是“落后的社會生產”那樣一種局面了。但面對新的社會需要，我們的供給還有許多差距，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新時代凸顯出來，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所謂發展不平衡，有區域發展不平衡，比如東部和西部發展不平衡；有城鄉發展不平衡；有供需結構不平衡，比如既存在落后產能過剩的情況，又存在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也有群體發展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所謂發展不充分，主要指創新能力不夠強，發展的能力和水平、質量和效益還需要提高，轉變發展方式還處于攻堅階段，等等。這就要求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成為我國制定各方面政策的重要依據。十九大報告特別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p>

但是這個變化還不足以改變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國情，不足以改變我國仍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這個最大的實際。因此，應把對最大國情的清醒認識和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有機統一起來，這樣才能在與時代同行中既不割斷歷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時代、又不超越階段。

十九大報告論述道“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p>

三、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宏觀經濟領域，經歷了一些新的范疇，首先是2013年提出了三期疊加、經濟增速換擋期、發展動能的轉換期，以及前期經濟政策作用的消化期；2014年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2015年先提出五大發展理念，緊跟著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在以往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黨的十九大報告做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判斷，是繼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針對國際國內環境新變化，特別是發展條件新變化做出新的重大判斷。

改革開放以來的近40年，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占全球經濟比重不斷提升。這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形成了有效激勵市場主體和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市場資源的體制機制，使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儲蓄率高的要素“紅利”，得以通過國內外需求的持續拉動，得到充分的發揮。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影響，國內外發展環境和條件發生變化，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一是世界經濟復蘇艱難、持續低迷，外部需求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轉弱；二是勞動年齡人口持續下降，勞動力供求關系出現變化，過去10年工資水平不斷上漲，制造業成本優勢快速減弱；三是更多新興經濟體加快了工業化步伐，利用其勞動力成本優勢吸納制造業投資，加入了世界市場競爭；四是國內市場需求結構升級加快，消費者對高品質農產品、制造品和高質量服務的需求更加突出，國內供給側還不能很好滿足需求結構的變化，導致越來越多的優質農產品需求、高端制造品需求、高品質服務需求等高端需求，外溢到海外市場。中國消費者越來越多地到國外采購消費品和優質食品，并到海外留學、旅游、就醫等。

上述發展條件的變化，使我國原來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外需拉動、規模擴張的增長模式，受到越來越明顯的制約。必須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要求，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向高質量發展轉變。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一個全新的表述，主要內涵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大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著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居世界第二位，220多種主要工業品生產規模位居世界第一，但質量效益不高、增長動能轉弱的問題變得日漸突出。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以提高質量和競爭力為目標，更有效地激勵科技創新和創業創新，加快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效率提升，提高供給側產品和服務質量，更好滿足國內消費結構升級，實現更高質量和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

二是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十九大報告在14條基本方略中，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的“和”改為了逗號，現在的表述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一個逗號的修改看起來是很小的改動，但意義重大而深遠。這進一步宣示了我們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決心和立場，將對今后的經濟體制改革產生長遠的、深刻的影響。多年來產業政策和其他宏觀、微觀政策在發揮了積極作用的同時，造成了一系列資源配置扭曲的問題，其結果是產能過剩周而復始、僵尸企業死而不僵、民間投資不斷下降。要改變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現實，根本就是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endprint

三是繼續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激活市場活力。十九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這與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的論述是一脈相承的，但十九大把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進一步聚焦到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這兩個方面，為今后一個時期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主攻方向。這兩個重點是針對目前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提出的，符合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情況。下一步通過完善產權制度，實現產權有效激勵，可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而微觀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源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要觸及到根本性的改革，必須建立起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

四是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傳統產業改造，加快發展高品質現代服務業，增加中高端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不斷提高附加值和競爭力。通過創新促進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業態發展，特別是通過推進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促進跨界融合創新，使創新創業形成的燎原之勢和新動能，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不竭動力，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五是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加快發展實體經濟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任務，也是發展經濟的著力點。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走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本之間協同發展、互相支撐的道路。在這一過程中，要強化科技創新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先進制造業的支撐作用，更好發揮國家在基礎研究以及應用基礎研究在技術創新方面的作用；強化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服務功能，為實體經濟提供高效便捷、成本合理、品種多樣的融資服務，特別是風險投資、股權投資等直接融資服務；強化人力資本培育，為實體經濟升級提供更多具有更高專業素質和技能的勞動力。

六是營造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市場經濟氛圍。微觀主體有活力就是要尊重企業的主體地位，繼續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落實好企業經營決策自主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培育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宏觀調控有度的核心就是要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時要順應市場規律，把握好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和關系，做到不缺位也不越位，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