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孔府研究述評

王凱，成積春

(曲阜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曲阜 273165)

清康熙年間編纂的《闕里廣志》一書的序言提到：“夫帝王之姓有時而易，定鼎之區有時而改，獨孔子之闕里則與天長存?！笨赘强鬃拥障岛笠峋幼〉牡胤?，在封建社會時期，孔府始終處于一個十分特殊的地位，歷代封建統治者對他們“恩渥備加”“代增隆重”。有漢以來，孔子嫡系后裔受到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的封賞，成為世襲貴族，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封孔子嫡系后裔為衍圣公，這一稱號一直延續到民國中期，保持了八百多年。從相關研究成果來看，何齡修等人的著作《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和齊武的著作《孔氏地主莊園》是關于孔府研究的經典之作，從著作內容來看，《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一書內容詳實，論證嚴謹，不過，著作主要側重于對封建時期的孔府進行研究，而對于民國時期的孔府則鮮有涉及?！犊资系刂髑f園》一書對民國孔府相關問題有所探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何著的缺憾，同時為民國孔府研究工作的開展作了有益的鋪墊和引導，近年來，隨著孔府館藏民國檔案的發掘和整理，關于民國孔府的研究工作也逐漸展開，涌現了一批富有創見的研究成果，但是，從整體上來說，關于民國孔府相關問題的研究還處于初步階段。

一、相關人物研究

(一) 關于孔府主人的研究

孔繁銀的著作《曲阜的歷史名人與文物》對衍圣公孔令貽的相關事跡作了介紹。[1](P93～96)李木生的《歷代衍圣公》介紹了衍圣公同民國權貴間的密切關系，指出，依附于皇權專制并成為皇權專制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當是歷代衍圣公的真實寫照。相對于孔子相對獨立的立場和對于社會與執政者的質疑與批判態度，他的后裔中衍圣公這一條主線，似乎在走著一條與孔子相背離的道路。[2](P36～39)駱承烈的《辛亥革命時期的衍圣公》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后及民國時期，衍圣公同封建軍閥政要保持密切關系，一方面為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對社會發展造成某些阻礙，這也注定孔府衰敗的歷史必然性。[3](P75～80)章開沅在《“孔家店”與張勛復辟》一文指出張勛和孔令貽代表的孔府都是“社會上最反動、最陳腐、最頑固的封建渣滓”。[4](P44)喬睢在《孔德成傳(1920～1949)》一文對孔德成的人物事跡進行介紹，從文中不難看出，作者對孔德成的評價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5](P71～78)屈煥新在《孔德成與屈萬里》一文從論述二人之間同鄉、同窗、同事、同道四種關系，指出，孔德成與屈萬里都是蜚聲中外的國學大師。[6]孔勇的《末代衍圣公的歷史命運》[7](P26～29)，周為筠的《孔子世家的命運沉浮》[8](P66～68)對孔德成的生平事跡進行了介紹?？紫榱值摹堆苁スc衍圣公府》一書對孔令貽和孔德成的人物事跡作了簡要介紹[9](P149～162)。邱健在《孔德懋從圣府閨秀到社會活動家》中對其圣府閨秀生活進行簡要介紹。[10](P56～59)王慶祥的《溥儀與孔令貽》一文論述了民初孔令貽與封建勢力間的密切關系。[11](P24～26)

(二)關于孔氏族人的研究

孔繁銀的著作《曲阜的歷史名人與文物》對孔令煜、孔繁壬、孔祥桐、孔祥榕、孔祥柯、孔伯華等孔氏族人的基本事跡作了介紹。[1](P93～105)唐志勇的《孔祥榕在治黃史上的貢獻》一文，對孔祥榕的治黃功績給以高度的評價。[12](P291～299)王政莉在《孔祥熙如何成為孔子后裔》一文對孔祥熙恢復孔子后裔的經過進行了介紹，指出孔祥熙恢復孔子后裔的身份對于其自身與孔府是一種雙贏。[13](P56～57)閻肅的《孔祥熙出身辨析》指出孔祥熙出生時家道已經敗落，童年時期生活十分清苦，而非“幼年非常之幸?！?，后來加入基督教會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逐漸成為民國時期煊赫一時的政商要人。[14](P62～64)趙興勝在《社會變遷與文化選擇——近代山東的孔氏家族》指出，隨著社會環境、政府政策的巨大轉變，孔氏家族的權威受到沖擊，為了維護家族的利益、文化世家的地位，孔氏族人一方面通過效忠當道，宣揚并身體力行的實踐儒家思想，以獲得政府的支持，同時也努力適應時代的變化，接受新文化。許多孔氏族人的教育方式、生活方式、道德意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一批為社會作出杰出貢獻的人物。進一步指出，從某種程度上說，孔氏家族從傳統向近代的轉型過程中是成功的。[15](P77)

(三)關于戶人的研究

張詠春的碩士論文《孔府的樂戶和禮樂戶》對民國時期孔府的樂戶和禮樂戶有所涉及，他指出，樂籍制度在清雍正年間遭到禁革，自此歷時上千年的樂籍制度逐漸解體，但是原有制度的“慣性”(主要由于社會各階層對音樂的需求不減，樂戶群體歷經上千年形成的制度下奏樂生存的習俗不變)依然發揮著巨大的影響，民國時期，為孔府執事應差的樂人群體之范圍實際上擴大了。同時還指出，民國以來孔府樂舞生的待遇較明清時期有所降低，孔府為了保證樂舞生的表演水平，于1921年創辦孔府古樂傳習所賴培訓樂舞生，孔德成擔任校長。[16](P64～67)

林永匡的《曲阜孔氏貴族地主的反動寄生性消費》論述了民國時期祭孔耗費巨大，孔府為了自身利益，同官僚、軍閥、政客交往賄賂，必對皇帝的“接駕”要頻繁和密切的多，民國時期的孔府檔案顯示出孔府日常生活消費巨大。他進一步指出孔氏貴族地主對佃戶殘暴的租稅剝削(實物地租、貨幣地租)和沉重的差役(勞役地租)，是廣大廟佃戶貧困破產的直接根源，亦正是這種最大限度的榨取，才使得孔府龐大的政治寄生性消費支出得以維持。[17](P73～80)

二、 相關事件研究

(一)民國前期

方艷華在《民初山東孔教會及其活動》一文孔教會同孔府間的密切關系進行探究。[18](P61～63)王國華的《末代衍圣公的母親是被毒殺的嗎》一文通過對孔德成、孔令鵬的“正常死亡”說與孔德懋的“毒殺說”進行分析研究來探討王寶翠的死因，其指出，孔德懋的消息來源是內宅那些天天近距離接觸陶氏和寶翠的老媽子?？椎鲁赡?，則是“衍圣公”，伺候他的人敢跟他講這些事嗎？孔德成所主張的生母的死因，不過襲陶氏所說。但以孔德成對親生母親了解之少，可以看出寶翠的遭遇好不到哪里去。不是筆者非要肯定孔德懋的說法，而是孔德成和孔令鵬推翻不了她的說法?！词箍赘l生毒殺事件，也不是他一家的悲劇，而是制度的悲劇，人性的悲劇。[19](P56～59)

(二)民國中期

與孔府相關的“子見南子”案是學界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杜玉芳在《〈子見南子〉案始末》一文對這一事件進行介紹，并指出《子見南子》案的斗爭是以曲阜二師進步師生為主力軍，以孔府封建勢力為主要斗爭對象的反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步學生運動，這場運動因為反動勢力過于強大而最終失敗。[20](P46～48)黃歡的《“子見南子”的現代官司》指出，“子見南子”案不僅僅是孔氏族人與曲阜二師之間有關名譽問題的爭論，更涉及到如何評價孔子，以及孔子新的歷史地位問題。作者對“子見南子”案的時代背景進行考察，認為其處理結果雖非以信奉新文化思想為主的教育部官員的初衷，但在國民政府內部“尊孔”潮復起的情勢下，沒有釀成更嚴重的后果，已屬不易。[21](P12～13)閆長麗在《“子見南子”風波》一文認為“子見南子”風波體現了中西文化之間的沖突，雖然政治勢力的介入使得尊孔派暫時勝利，但是他們無法改變“孔子從九天之上回到人間”的必然趨勢。[22](P47)魯南在《驚動蔣介石的“辱孔”演劇》一文以曲阜二師校長宋還吾為核心論述了新舊力量之間的博弈。[23](P29～31)孔紅霞在《曲阜二師〈子見南子〉案始末》指出《子見南子》案是在一場在共產黨影響下，以曲阜二師進步師生為主力軍，以孔府封建勢力為主要斗爭對象的反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步學生運動。[24](P63)王增勤的《民國“辱孔”案始末》對“子見南子”案始末進行敘述。[25](P41～43)葉小青在《民國〈子見南子〉研究風波述評》通過《子見南子》案糾紛揭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國民革命的沖擊后依然存在的新文化、新思潮與復古思想之間的相互斗爭、碰撞的復雜關系，進一步指出了新文化從舊文化中突圍的艱難性。[26](P84)楊政碩士論文《政治變遷與文化重建——以1929年“《子見南子》案”為中心的研究》指出《子見南子》案處理結果最初更多的傾向于二師，表明政府文化重建的決心，孔氏族人從固步自封中走出來，開始正視社會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他認為，“子見南子”案是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產物。[27](P3)李先明、孟曉霞的《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反孔”與“尊孔”之爭》通過“子見南子”案透視出政治變遷背景下的孔府借助政治勢力延緩家族衰落的艱難處境和社會層面反孔趨新力量之強大。[28](P153)徐慶文的《歷史真實與政治情感之間——民國“子見南子”事件辨疑》一文指出相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政治情感遮掩了歷史真實，認為“子見南子”案實際上是一次普通事件。[29](P66～75)

唐志勇的《抗戰前期籌備修復曲阜孔廟始末》一文敘述了1930年曲阜圍城之役對孔廟、孔林等建筑造成巨大的破壞，其善后修理工作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幾經波折，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得以徹底完成。[12](P226～231)

(三)民國后期

席星嘉在《土改中是如何對待孔府的》一文指出，中共將孔府與孔子區別開來，將孔府定性為封建貴族大地主，針對孔府的土地改革與尊孔反孔是無關的，鑒于孔府在抗戰時期的政治表現，在1946年作出孔府土改堅持減租減息的政策，而不是完全沒收孔府土地。中共土改的決定得到了深明大義的總管家，代理奉祀官孔令煜的積極配合。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正式頒布以后，曲阜才依據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徹底地解決了孔府的土地問題。[30](P74～75)

孔維克的《中日孔林之爭》一文講述了1940年，日本某商團老板宮田真吾想要在曲阜房山一帶孔林開采煤礦，孔瑞堂被族人推舉與日本商團打官司，將此事致信汪精衛和日本天皇，在日本天皇責令兗州井出司令官禁止了孔林采礦行為，最終保護了孔林免遭破壞。[31]王錦思在《侵華日軍當年為何參拜孔子》一文指出，在抗戰期間，日軍在曲阜沒有破壞孔子廟宇，并非日軍良心發現，而是因為在傳統上儒學對日本有很大影響，所以日軍在面對孔子靈位才懷有敬畏之心。日本人認為“中國”不應是地理上的中國，而應該是文化上的“中國”，而這個“中國”就在日本，佐藤一齋提出，誰得到孔子之道，誰就是中心。[32]劉建美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文物保護工作的歷史考察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和解放軍在解放曲阜時非常注重對孔府文物的保護，并且受到孔令煜為代表的孔氏族人的贊譽。[33](P61)

此外，張頌之的《孔教會始末考》一文論述了孔府與民國時期孔教運動的密切關系。[34](P55～72)劉守柔在《從孔廟看民國時期歷史建筑保護現象》一文以孔廟為案例觀察指出，一些歷史建筑保護觀念在20世紀上半葉形成。由此可見，雖然民國時期反抗思潮十分盛行，但是人們普遍重視對孔廟的保護工作。[35](P28～31)張哲在其碩士論文《孔廟祭祀的歷史演變》指出，民國時期，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祭孔儀式逐漸變為對孔子的紀念活動，表明傳統祭孔儀式的衰敗。[36](P16～17)周祚紹的《孔氏族權論略》認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政權。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后，一部分民主革命的先驅者，以蔡元培先生為代表，曾經提出取消孔府衍圣公的特權。經過一番斗爭，國民黨政府只是把衍圣公的封建頭銜改為奉祀官，對衍圣公的特權和孔氏宗族的族權并未根本的觸動，作者進一步指出孔氏宗族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縮影。[37](P41)鮑雨立在《孔府的族權統治》一文論述了孔府族權與政權、父權、夫權、神權之間的密切關聯。[38](P49～56)陳悅、汪青梅在《近現代祭孔的困境及其衍變軌跡》一文利用大量的史料論證出民國時期，雖然政要大力提倡尊孔，實際上不論是在制度層面還是地方政府的實際行動上都對孔府的利益造成了損害。作者認為祭孔只有從廟堂走向民間、從政治走向文化，才可能在現代社會尋找轉型的空間以及傳承承續的新增長點。[39](P52～57)

三、相關著述研究

張宗舜的《歷代衍圣公詩簡說》中對孔令貽和孔德成的詩作進行研究，透過這些詩作可以看出孔令貽和孔德成對民國時事的態度，作者指出衍圣公的詩作里存在一些優秀的篇什，值得一讀。[40](P128)孫芳在《詩禮傳家——以新發現的孔德成考試本談末代衍圣公教育》一文指出，透過這些考試本可以看出少年孔德成受到的教育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在家學老師們的言傳身教下，身為末代衍圣公的孔德成從小就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繼承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同時與時俱進，學習了新的文化課程，沒有和時代脫節，最終成為一名知識淵博的學者。[41](P20～21)顏廷蘭的《王獻唐、孔德成、李炳南往來書札考釋》對抗戰時期，三人在四川時的往來信札內容進行考釋，論述其價值，從中揭示三人在學術上的共同志趣。[42](P113～117)

孔德成領銜修撰的《孔子世家譜》引起學界的廣發關注，王純在《〈孔子世家譜〉及其文獻價值》一文利用《孔子世家譜》探究孔族的姓氏起源、編纂體例等問題，強調《孔子世家譜》對于歷史學、法學、民俗學、人口學、教育學、社會學等領域學術研究的開展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43](P66～69)鐘淑娥在《〈孔子世家譜〉探析》一文，介紹了孔氏族譜的歷史沿革，探討了族譜中體現的族權統治，對不同時期的孔氏族譜進行比較研究，繼而利用族譜探討了真孔、偽孔與“南北宗”以及孔尚任的《修譜凡例(二十則)》等問題。[44](P93～108)

孔德懋的《孔府內宅軼事》是研究民國時期孔府的重要史料，進民在《〈孔府內宅軼事〉——一個孔子后裔的回憶》一文對這本書的內容作了簡要的介紹。[45](P149)楊萍在《關于〈孔府內宅軼事〉的幾點補正意見》一文指出，書中的一些掌故需要作出通俗的解釋，書中遺漏了一些重要的條目，對一些人名、地名、史實掌故存在訛誤進行了糾正。[46](P111～112)

四、 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展望

關于民國時期孔府相關問題的研究不僅是孔府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就目前而言，關于民國時期孔府相關問題的研究較為零碎、單一，許多問題尚需作出進一步的探討研究，如圍繞著“子見南子”事件而展開的研究成果較多，同時也展現出各家較大的爭議。關于民國孔府的研究尚處于初步階段，從學者引文來看，孔府館藏民國檔案作為第一手資料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關于民國孔府研究呈現出某種碎片化傾向，反映出部分學者較為狹隘的學術視野，相當成果側重于“就事論事”，沒有適當的運用聯系的觀點看問題，繼而缺乏對一些典型人物事件中所折射出的“時代印記”的分析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檔案資料沒有得到有效利用，不少研究成果不是“一份材料說一份話”，而是依靠一些邏輯推理來得出所謂定論，這有悖于“論從史出”的基本原則，還極容易陷入“以西衡中”的窘境。整體而言，關于民國時期孔府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數量不多，且存在一定的低水平重復狀況，具有開拓性，前瞻性的成果不多，這與民國孔府研究的重要性是不相稱的。

鑒于斯，首先要做的是應當深入發掘和利用孔府館藏民國檔案資料，近年來，孔府館藏民國檔案的整理出版為孔府研究工作的展開提供了寶貴的材料支持，我們應當在仔細研讀檔案資料的基礎上，“一份材料說一份話”，確保學術研究的科學性與嚴謹性。

然后，我們應當加強同學科間及跨學科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以推進民國孔府相關問題的探討與解決。目前來看，許多研究課題研究不充分，或者尚未引起學界的關注，如就事件而言，“子見南子”案依舊存在較大爭議，關于1930年的曲阜“圍城之役”這一歷史事件，學界關注不多，等等；就人物而言，陶文潽在孔令貽病逝后，孔德成尚在年幼之時，采取多種措施把孔府打理的井井有條，其重要性與兩代衍圣公相當，而學界卻無人涉及，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再如對孔氏族人、孔府的林廟戶、佃戶的研究也有待較強，這對于推動女性史、新文化史等研究的開展是大有裨益的。

最后，孔府在應對民國變局下的種種危機和挑戰之時，采取了多種措施和手段，雖然并沒有改變孔府最終走向衰敗的歷史命運，但是其在一定時期內還是卓有成效的，其中的一些經驗得失是值得深思的。我們在學術求真的同時，應當兼顧學術致用[47](P40～43)，通過學術活動的展開對孔氏族人振興孔府的經驗得失進行研究總結，以為當下社會發展提供借鑒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