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女性主義”的藩籬

徐婉婉

《長恨歌》是王安憶最重要的小說之一，是研究王安憶創作不可或缺的作品。整體而言，不少研究者對該小說的關照往往在“女性主義”的視閾中展開，從一般意義上討論作品中女性形象與女性意識。當然，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視角。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在當代文學思潮中探討王安憶創作的藝術個性，發現其創作的藝術經驗。小說中的主人公王琦瑤曾是一個普通的上海女孩，一場選秀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在與不同男人的糾葛之中度過了漫長的一生。小說也塑造了其他的女性形象，她們與王琦瑤共同組成了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特征的女性群組。與女性書寫潮流中的小說不同，《長恨歌》在很大程度上凸顯出有別于激進女性主義的女性意識。小說并沒有直接描寫女性與男權社會的對抗，只是努力突出人物的“女性特點”，并不試圖加深男性、女性的二元對立。從這個意義上說，《長恨歌》具有了更多的闡釋空間，帶來了更多的解讀可能。王安憶在小說中以一種走出“女性主義”藩籬的創作姿態和審美指向，完成了一次具有創新品格的藝術書寫。

一、《長恨歌》與女性書寫

我們不妨先走回《長恨歌》創作的時代現場。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在女性書寫思潮的影響下，一批女性作家的創作表現出對女性身份的極大關注。這批作家不僅有王安憶、鐵凝等，也有后起的新生代作家如林白、陳染等。雖然這些作家都以“女性”為切入點，以“性別差異”為基礎來展現女性意識，但她們的作品所展現出的女性意識差異性很大，也因此引發起人們對“女性主義”“女性文學”的更多討論。從女性主義的理論觀念來看，女性主義強調女性受制于男性意識形態的壓迫，力圖挑戰、重整性別秩序，尋求女性應有的身份權利。因此這一時期的女性文學多以對抗男性特權反抗男權社會秩序為訴求，小說中多為具有反叛意識強烈的女性人物。早期的女性作家更關注于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性，剖析女性在社會與家庭兩種空間內所受的雙重壓迫。比如，張辛欣的小說《統一地平線上》中，男女主角看似平等，但實際雙方無論是工作還是家庭中都是不平等的。女性因為婚姻而失去工作機會，而在婚姻中也處于“奉獻”的地位，女性也因此而陷入“婚姻”與“工作”的兩難選擇之中。在面對女性在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不平等時，一些作品如張潔的《方舟》則建構出一個女性“烏托邦”，使三名女性逃離婚姻的枷鎖而形成一個女性聯盟。這種逃離式的女性團體使得女性與男性進行了隔離，但是卻仍然逃脫不掉社會對于離婚女性的歧視與壓迫。女性聯結而成的烏托邦將女性逼進一個狹小的空間內，雖然對男權進行了一定的反抗，但這種烏托邦式的反抗，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并沒有“顛覆”男權秩序，而是在男權之下建立起一個安全的“角落”。王安憶在其《弟兄們》中也同樣構建了一個女性烏托邦，但這一聯盟最終因為婚姻、家庭關系而瓦解。盡管王安憶在《弟兄們》建構起一個女性聯盟來反抗，但小說并沒有呈現女性角色的反抗客體，她們的反抗似乎僅僅是對男性進行“模仿”而拋棄女性的“自然特質”，這種“女扮男裝”式的反抗卻恰恰是對男權的認可，“‘女扮男裝實質上都不與男權秩序相悖，因為它們畢竟都是一種‘扮演或‘冒充男性角色‘進入秩序或在秩序中按部就班地‘運作，對秩序本身并不構成‘顛覆和‘瓦解的威脅。整個社會的文化精神依舊是男權性質的”①。有研究者指出：“在新歷史條件下，女性性別角色的轉化，是女性發展的必然過程，這種變化反映了女子自立的趨勢，是婦女完整人格實現的必然過渡時期。沒有女性‘雄化，就不會有完美的婦女形象的出現?！雹诙醢矐浽凇缎值軅儭分?，展現出“雄化”女性到“完美婦女”過渡時期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糾結與性別意識的矛盾。小說中，以老大、老二、老三相稱的“弟兄們”在畢業后便各自回歸家庭，女性聯盟的瓦解預示著女性“雄化”的失敗，同時也揭示出女性在責任、家庭以及男性主導社會中角色扮演的矛盾，這迫使作家和讀者開始為女性找尋出路，探究女性的“自然特質”。

在創作中，王安憶也表現出對女性主體的隱匿而更指向“無性別”或“超性別”寫作。她將目光投向城市歷史與現實生活，構建出有別于“女性烏托邦”的兩性世界，因而她在談及《長恨歌》的創作時表示：“在那里我寫了一個女人的命運，但事實上，這個女人只不過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寫的其實是一個城市的故事?！雹郾M管她強調《長恨歌》是以女性來寫城市，主體并非女性，但她在作品中仍然顯示出對女性群體的關照，而小說中所表現的女性獨立意識也在一定程度挑戰了女權主義，正如有學者指出，“女性文學”這一概念被禁錮在一個極為狹小的空間內討論，我們大多認為只有當文學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反抗男性或女性站在男性對立面時才能將此作品定義為女性文學。而這也是為何王安憶始終認為其作品并不能稱為“女性文學”的原因。④

二、王琦瑤：順從與拒絕

在《長恨歌》中，王安憶通過對女性形象的書寫，對時代背景中“性別平等”觀念下的諸多問題進行了反思，塑造出形象各異的女性角色。通過展現出各女性的不同性格特征，王安憶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解構并重定義了“性別平等”的理念。20世紀初期，受到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女性往往被知識分子鼓勵離開原生（封建）家庭而參與到社會革命中，鼓勵參與到工作之中，而不再僅僅是家庭婦女。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性別平等演變成“女性等于男性”，使得女性刻意模仿男性，出現了許多“鐵姑娘”的形象。這種情況下，傳統女性“溫柔”“賢淑”的特征被認為是落后的，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被標準化，個體性格特征被淡化，因此，女性被允許參與到社會政治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關進一個新的“牢籠”⑤，正如有學者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女性需謹慎小心面對國族與女性之間的關系，女性命運事實上與國家命運被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在國族命運的大框架之下，女性個人命運變得渺小而無關緊要，而拋去國家民族大標題之后的女性事實是處于被壓迫的位置，女性獨立或不獨立仍是由少數男性精英決定。⑥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安憶塑造的不同女性形象，突破了宏大敘事下女性的被動“獨立”境況，從而走出了這種藩籬，展現出一種新的女性主義設想。endprint

因而，在《長恨歌》中，女主角王琦瑤被刻畫成一個溫柔、性感、魅力四射的“傳統”上海女性，這一形象似乎迎合了男性想象中的理想女性。在小說中，王琦瑤廣受男性青睞，正因如此，有學者批評王安憶將她自己的價值觀間接地植入王琦瑤這一人物身上，王安憶作為一個隱藏作者才是小說的真正敘述者。雖然小說提供了認識上海的新角度，不可否認的是小說通過描寫王琦瑤對男性權力的服從而加固了男性可以物化女性的價值觀。⑦的確，王琦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認可了男性霸權，從她與李主任之間的關系中可以反映出來她對男權的服從。在這段關系中，王琦瑤是從屬于李主任的，她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李主任給她買的愛麗絲公寓中等待，而不去過問李主任的任何事情，“王琦瑤的人生選擇中不僅放逐了人的尊嚴、放逐了愛情，也放逐了女人的現實名分，她抓得緊緊的只是黃燦燦的金條、只是那豐厚的物質利益。以美色謀生、以溫順邀寵，是王琦瑤的自由選擇。這里，自由僅僅是自愿為奴的自由，違背了其維護人的主體價值的本意?！雹喟吞乩赵凇缎詣e麻煩》中指出：“女性主義應該小心不要理想化某些性別表達，這將反過來產生新的等級與排除的形式?！雹嵊纱丝磥?，盡管王琦瑤缺少對權力的反叛意識，但這并不能以“女性主義”的標準進行簡單的評判，而王琦瑤形象或許正是對于“女性主義”建構觀念的某種沖擊。在一些男性作家作品中，女性往往是作為映射男性霸權的鏡子而存在的。比如，在賈平凹的小說《廢都》中，數位女性角色都被刻畫成主角莊之蝶的追從者或愛慕者，女性角色的存在成為襯托男性權力的“物品”而缺少了自我意識。與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王琦瑤不再是映射男性形象的“鏡子”，而男性角色轉變為映射王琦瑤的鏡子。例如，在王琦瑤與康明遜的關系中，王琦瑤的獨立意識就通過這種映射表達出來。王琦瑤與康明遜的關系在一些批評者看來完全是兩個弱者的互相憐憫，王琦瑤“對康明遜的遷就、縱容，不過是女人自輕自賤之后的委曲求全、妥協退讓”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相比于《廢都》等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王安憶將男性人物的軟弱、自私及不負責的一面展現出來，溫和地拆解了女性對男性的依附，如果考慮到故事的時代背景，那么就完全可以認為王琦瑤拒絕結婚就已經挑戰了傳統婚戀觀念，脫離了男權秩序。因此，總的來看，雖然王琦瑤并不符合所有女性主義者的要求與期望，但是她的這種自主選擇為我們討論性別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空間。

三、從王琦瑤到蔣麗莉的差異與悲劇

除了王琦瑤之外，小說中還塑造了另一位重要的女性角色—蔣麗莉。與王琦瑤截然不同，蔣麗莉在每一個時期都積極參與到革命和工作中，可以說是一個“進步女性”的人物形象。與王琦瑤相比，蔣麗莉已經變成一個典型的“鐵姑娘”，她的外表、穿著打扮、行為舉止、談吐言論都全然背離傳統女性標準，整體與男性靠近。她急切地想要在政治上進步，然而因為出身的緣故屢次失敗。小說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作用并沒有改變，盡管社會給予女性工作的權利，但是女性實際上仍然服從著傳統的父權道德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女性背負起社會與家庭的雙重壓力，女性解放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女性權利問題。同時，女性的地位與權利與意識形態緊密相連，婦女作為“女性”的個人意志也因而被隱匿在意識形態之中，“婦女解放始終被看成社會變革的一部分，……婦女的最終目標只是為國家和人民服務，而不是爭取男女平等。這最終導致中國婦女的‘社會意識遠遠大于其‘個人意識?！?？？王安憶在小說中把蔣麗莉設置在這種意識形態的視閾中進行觀照，表現出對女性身份和個體命運的深刻反思。

在王安憶筆下，后期的蔣麗莉愛穿卡其褲、男士皮鞋，行為舉止也像個男人，這些都是王琦瑤難以理解的。相比之下，蔣麗莉缺少了傳統印象中的女性特征，似乎更合乎“男女平等”的觀念標準。實際上，王安憶并沒有對蔣麗莉這一形象進行簡單化處理，而是賦予其矛盾性和豐富性。蔣麗莉出生在工廠主的家庭，物質富足，頗有些“文藝氣質”蔣麗莉在涉及王琦瑤的三角關系中始終愛慕著程先生，后期她退學到工廠工作，要求政治進步，最后與工廠的軍代結婚。在蔣麗莉眼中，她的舊家庭“真是一股樟腦丸的氣味，是這個時代的舊箱底”，但是她又不喜歡她現在的家人，嫌棄他們總是充滿一股蒜味和腳臭味。她將王琦瑤視為需要斷絕關系的舊人，卻又常去王琦瑤的住所，滿足她對舊時光的貪戀。蔣麗莉對王琦瑤的感情是復雜的，這也構成了她精神世界的矛盾性，游移在精神的擺脫和懷念之間。蔣麗莉的個人情感與政治追求之間的矛盾不僅大大豐富了人物形象，也拓展了小說的闡釋空間，引發讀者在個體與集體、身份與政治的話語空間中辨析性別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從王琦瑤到蔣麗莉，乃至蔣麗莉的母親，小說的敘述都是以悲劇收場。王琦瑤到蔣麗莉的性格和追求的差異性，以及她們人生悲劇的趨同性，顯示出王安憶對女性書寫的獨特思考。從這個角度來看，王安憶的女性書寫并不在于彰顯性別意識的對抗，而是在性別意識的自覺中充滿對女性命運的悲憫與關懷。在小說中王安憶盡可能以溫婉的敘述將人物的矛盾性展現出來，以一種謹慎與審視的敘事語調將性別的對立平緩化，從而展示出一個關于女性主義的新的思考空間。

可以看出，《長恨歌》不是“主流”意義上的“女性書寫”文本，它之于王安憶乃至于思潮中的女性書寫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王安憶將上海從宏大的歷史背景中剝離出來，以一種略顯瑣碎記憶的方式來描寫這個城市，突出普通女性市民眼中的上海，重新審視和界定上海的印象。同時，她依然用這種方式關注和反思性別意識，以更宏闊的視野和獨立的品格來思考女性書寫的創作潮流，以溫暖的方式來觸摸女性的生命本體，以悲憫的情懷來關懷女性的人生命運。而這也使得《長恨歌》這部作品具有了某種超越性，它顯然突破了思潮中“女性主義”的藩籬?；蛟S，這也正是我們重讀這部小說的意義所在。

注釋：

①⑤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北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191、205頁。

②張紅平：《批評的滯后——兼談新時期的女性文學》，《晉陽學刊》，1992年第2期。

③齊虹、林舟：《王安憶訪談錄》，《作家》，1995年第10期。

④？？參見陳順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67-168頁。

⑥參見肖麗華：《后殖民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8-88頁。

⑦⑧⑩參見李玲：《以女性風情閹割女性主體性—對王安憶<長恨歌>敘事立場的反思》，《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⑨[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性別的顛覆》，宋素鳳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第2頁

？？張曉紅、梁建東：《從“鐵姑娘”到“新典范”——中國女性社會角色的歷史變遷》，《思想戰線》，2008年第1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