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耶魯買課去

蘇煒

進大學前，我每天都掰著手指算什么時候可以自己支配時間、上自己喜歡的課，好不容易熬進大學，發現可以自己選課和選擇什么時間上課，高興地把那幾門課排過來排過去，大有翻身做主的感覺。

我們當時熱衷于打聽公共課老師的背景，“關門師叔”“關門師太”（經常給學生不及格的男女老師）的課要竭力避開;上課有點名“癖好”的老師自然也不受歡迎;剩下那些又不點名、考試還“高抬貴手”的好好先生，擠破頭也要選他的課。

從國內到美國，選課的自由度更大了。耶魯的選課干脆叫買課（shopping class），一聽這名字，多少曾被國內教育制度“禁錮”的靈魂都興奮得顫抖。在西方國家，人們都把買方當上帝，所以按照這個邏輯，學生應該是上帝。買課期長達兩星期，我想象著教授們像集市的小販，在課堂里張羅個攤子，兜售自己的獨門絕活。學生們像主子似的，拎個選課籃去課堂里挑挑揀揀。良好的自我感覺不斷膨脹，直到走進課堂才發現，原來“上帝”也不好當。

首先是選擇的范圍太廣。耶魯采用通識教育，進校不分專業，兩年以后才決定專業，所以前兩年必須抓緊時間把自己可能感興趣的課都選一遍。

觀察下來，很多美國學生更關注自己的興趣。他們也討論教授的背景，給分苛刻的老師絕對是“沒有國界”地不受歡迎。比起我們從前一味關注分數和點名，興趣在他們心中是第一位的。

相比起來，中國學生心里多幾把“鎖”，“鑰匙”拽在自己手里卻對不上號。我想這不完全是中國的教育給上的鎖，文化、性格方面的因素都有。分數是第一把鎖，尤其是第一年，心里沒底，不知道耶魯教授的評分口味，選課的時候格外小心。

專業是第二把鎖，出國讀名校的光環背后是更多的關注和期待，很少有人能做到“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別人的期待，不知不覺就變成了自己的期待，興趣的聲音越來越小，選課也身不由己。

第三把鎖更沉重——“責任”。美國人也許不理解，但在中國文化里，讀書歷來是有責任的——不讓父老鄉親失望，“榮歸故里”在當代中國留學生的詞典里也還找得到。背著三重鎖，中國學生的腳步也許并沒有因為走出國門而更加自信。

既然課難買，“上帝”就需要一本“購物指南”。開學前每個人都能領到一本選課指導“藍寶書”，一共619頁。

有時候，數據也能說明一些問題。它多少給我們一點震撼，一所學校的容量可以如此之大。為了吸引“上帝”，課程介紹的風格簡潔明快，課程涉及的范圍和內容一目了然。有些表達方式很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和好奇，比如哲學系的一門課“死亡”，開篇的兩個問題就讓人難以抗拒地想去課堂里探索答案：“有一點我可以非常確定，我將會死亡。但我們又將如何理解這個事實？既然存在著死亡并非終點的可能性，我們是否在某種意義上永生？”最后，我就沖著這兩個不能不思考的問題走進了課堂。

“藍寶書”有厚度也有廣度。比如歷史專業，這個在耶魯本科生中最熱門的專業，涉及歷史學、藝術史和科技、醫學史。一共有35頁的課程介紹。

除了傳統的政經史、戰爭史、思想史以外，歷史系還開了女性史、同性戀史等方面的課程，獨特的視角吸引了很多學生。

我圈定了六門課，打算在前兩周光顧一下，其中就有藝術史和音樂史兩門非常受歡迎的課。我想校方可能認為無論學生以后從事什么職業，對藝術的了解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必備的基本素養，所以這些課都不限制人數，在禮堂般的大教室里轟轟烈烈地上。教授也都是重量級的大人物，一位86歲高齡，另一位也年過70。他們的經歷就是活生生的歷史，由他們來講歷史自然更有厚重感和說服力，所以我毫不猶豫地買下了這兩門課。

等買到第三門課的時候，我發現教授變成了上帝，學生都眼巴巴地期待成為他的選民。因為討論型的小課是限制人數的，不是誰想買就能買。比如有個項目叫“大戰略”課程，這是個案例型的討論課，由耶魯最著名的幾位教授聯合開設，內容是研究世界幾千年歷史上的領袖人物所做出的偉大的決策。如此振奮人心的課程，對于雄心勃勃的耶魯學子來說是有致命吸引力的，入選的難度跟當初考進耶魯的難度差不多。還有些口碑好的大牌教授開的課也要通過競爭才能去聽，比如上中國現當代史的史景遷教授，他的課總是能吸引很多人旁聽。這門課開在耶魯法學院的大廳里，每次都座無虛席，一屁股坐在地上的也不少。很難說那么多人都對中國的歷史有興趣，但他寫歷史的觀點非常合耶魯人的口味。他強調個人可以改變歷史，而耶魯要培養的正是改變歷史的人，所以大家都很樂意聽他講講中國歷史上那些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討論課總是毫不客氣地從課堂上請走很多慕名而來的好學者。

我剛去的時候心里很有意見，覺得大牌教授怎么一點大家風范都沒有，人家如此好學來旁聽，這在中國，老師要受寵若驚地挽留，他怎么可以生硬地拒絕。后來我才體會到，耶魯討論課的設計是完全為學生考慮的，限制人數才能達到有效進行討論的目的。這種課節奏很快，學生課前要做許多工作：大量的閱讀、思考、為發言做準備。課上學生反應的速度也很快，大家都要對討論的問題有所貢獻，一起讓探索更深入。如果老師允許很多旁聽生在場，勢必影響選課學生發言的機會和時間。如果禁止旁聽生發言，不但是一種歧視，也會失去上課的意義。

摘自《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