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福建省精準扶貧的基層實踐與思考——基于德化縣葛坑鎮經驗

談東晨 林世杰

?

新時代福建省精準扶貧的基層實踐與思考——基于德化縣葛坑鎮經驗

談東晨1林世杰2

（1.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江蘇 南京 210009；2.德化縣葛坑鎮人民政府，福建 泉州 362500）

福建省的精準扶貧走在全國前列，積累了豐富的基層實踐經驗。通過實地調研，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葛坑鎮作為研究對象，從“六個精準”的角度來描述基層精準扶貧的具體實踐情況。在此基礎上總結出葛坑鎮扶貧工作的創新點：充分發揮黨員干部的引領作用、兼顧美麗鄉村建設、把握產業優化和轉型的機遇、重視村集體建設的重要性；并總結對新時代福建省基層精準扶貧的啟示。

精準扶貧；經驗；葛坑鎮；

福建作為我國率先組織開展扶貧工作的省份之一，在幾十年里積累了豐富的扶貧開發經驗，并創造了一批具有借鑒意義的典型。面對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迫切向往和精準扶貧的艱巨考驗，福建省精準扶貧的基層實踐經驗值得學習。

福建省的扶貧工作在時間和質量上都走在全國的前沿。從1985年擔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開始，到2002年調至浙江擔任省委副書記，習近平在福建省參與和領導扶貧研究與實踐長達17年半。在這17年半里，他深入基層展開調研，探索幫助落后地區、貧困群眾擺脫貧困的有效模式，特別關心少數民族和山區居民的生活。圍繞閩東地區如何脫貧致富，習近平提出了“弱鳥先飛”“滴水穿石”等扶貧理論，積累了一整套閩東脫貧的經驗，成就了今日舉世矚目的“寧德模式”。他關于精準扶貧的思想雛形在著作《擺脫貧困》中有著充分的體現。扶貧攻堅戰的號角吹響后，福建省全面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截止2017年，“造福工程”累計搬遷87.9萬人，脫貧110萬人，基本完成減貧任務，貧困發生率從3.8%下降到0.02%；23個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生產總值年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201個建檔立卡貧困村面貌明顯改善。[1]高瞻遠矚、行穩致遠的頂層設計，離不開實事求是、對癥下藥的基層實踐。

本文選擇福建省泉州市德化縣葛坑鎮精準扶貧實踐作為研究對象，對該鎮的貧困與扶貧情況進行深入的實地考察、調研和經驗總結，分析精準扶貧的基層實踐新動態與新問題，總結葛坑鎮扶貧工作的創新點和面臨的阻礙及其重要啟示。

一、葛坑鎮的典型意義

葛坑鎮位于泉州市德化縣北部，距城關56公里，全鎮土地總面積127.2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9593畝，轄12個行政村、50個自然村、90個村民小組。全鎮總人口1.67萬人，以漢族為主，境內龍塔畬族村畬族人口471人。其中，常住500人以上的行政村有葛坑、大嶺、富地3個村；常住100到300人的行政村有湖頭、下玲、大正、龍塔、龍漈、漈頭、邱村、水門、藍田等9個村。富地、下玲、龍漈為省定建檔立卡貧困村，大正為市定建檔立卡貧困村。

2017年葛坑鎮實現農業總產值1.4015億元，規模以上工業產值8.3221億元，財政總收入849.6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3866元。葛坑鎮有林業、水電、礦藏三大自然優勢，使得經濟以農業、林業和礦業為主，該鎮的13個企業大多為水電或礦產相關。農業方面，近年來鼓勵特色產品的培植，統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特色水果13種。林業方面，以金線蓮、紅菇為重點，新培育和發展林下種植業，積極打造森盛林場、邱村漈頭油茶林種植等林業亮點基地。礦業方面，作為德化重要的礦區之一，該鎮蘊藏著豐富的礦藏資源，主要礦藏有煤、石灰石、高嶺土、黃金、葉臘石、鉛、鋅、銅和銀等，其中金礦企業效益良好，礦山建設、礦庫擴容和環境治理項目穩步推進。

葛坑鎮是德化縣通往三明市尤溪縣的交通要道，縣道354線、省道206線貫穿全境。至2006年底，全鎮12個行政村全部實現了道路路面硬化。2017年12月正式通車的廈沙高速公路將葛坑鎮連入，進一步改善了該鎮的交通條件。該鎮的基礎教育規模隨著人口的變遷而逐漸縮小。設有葛坑中學和德化藍田小學，截止2017年6月，共有初中學生21名，小學生73名。

葛坑鎮雖然不隸屬于福建省23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之一，但作為東部較為落后的鄉鎮，轄區內有四個貧困村，與江蘇、浙江等省富裕的鄉鎮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精準扶貧依然是當前基層政府重要的工作內容。另外，該鎮所表現出的一些特征使得其在福建省乃至全國范圍內仍具有典型意義，從而存在研究價值。

首先，葛坑鎮的人口情況使其具有典型意義。該鎮的戶籍人口數量在泉州轄縣的鄉鎮中屬于中等水平，但外出人口比重大，外來人口數量少。其中，全家外出戶數全縣最高，達3065戶，超過11000人；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也遠低于德化縣和泉州市的整體水平。葛坑鎮的人口情況反映出較落后鄉鎮存在的共性：大量勞動力流出導致本地生產和市場規模受限；規模受限的生產和市場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很低，也使得農村人口在本地實現城鎮化較為困難。這種人口空心化現象會衍生出許多問題，如民生問題上留守老人贍養困難；基建問題上基礎教育規模萎縮、公共設施效率低下；政治參與問題上村級組織選舉參與度低等。當這些問題與貧困相交織時，就會給基層的精準扶貧帶來巨大的阻礙。

其次，葛坑鎮的產業結構使其具有典型意義。農業依然是該鎮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截止2017年，全鎮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常住人口的30%，共有農業合作社41家、家庭農場18家、種植大戶78個、畜禽養殖大戶9個。在種植業方面，該鎮推進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并著力發展特色水果產業，先后建立了7個百畝特色水果產業基地；在農業經營主體方面，培育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核心、家庭農場為基礎的現代農業產業化聯合體，鼓勵養殖特產畜禽；在林業方面，打造森盛林場、邱村漈頭油茶林種植等亮點基地，統籌構建林業生態體系，完成人工造林更新1085畝，占用征收林地異地恢復造林220畝。2017年葛坑鎮的工業總產值達到8.87億元，是農業總產值的6.3倍，但工業呈現出單一、集中的特征。全鎮13個企業中有12個是圍繞水電或礦產資源開展生產的工業企業，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僅有一個，這家礦業企業的產值占該鎮工業總產值的93.8%?？梢?，葛坑鎮正在努力促成現代農業轉型并穩步推進礦業生產，但與大多數較落后鄉鎮相似，它的產業結構仍處于幼稚階段，風險較大，也正是基層的精準扶貧需要調整、創新的領域。

再次，葛坑鎮的村集體情況使其具有典型意義。在前期開展的村級組織換屆選舉暨村集體經濟工作調研中發現，葛坑鎮的村集體政治參與情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人口大量外出，村級組織換屆選舉難度較大；宗族宗派勢力影響并未消失；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亟待解決；選民素質仍需提升。村集體經濟收入水平較低，除了三個省定建檔立卡貧困村外，還有集體經濟收入1萬元以下的空殼村2個，集體經濟收入1到3萬元的薄弱村4個。影響村集體經濟收入的主要因素有：缺少固定投資收益；缺乏產業帶動，村財無造血功能；受國際金價影響，村投資收益降低等,如水門村、邱村村投股分成減少。這種村集體政治參與和經濟發展情況是許多較落后鄉鎮在政府治理工作中經常遇到的難題，往往與貧困程度呈正相關，間接決定了基層精準扶貧的方法選擇和執行難度。

最后，葛坑鎮的基層精準扶貧成績使其具有典型意義。精準扶貧工作實施以來，葛坑鎮政府始終把扶貧作為提振干部干事創業精氣神的抓手，緊緊圍繞“盤活土地資源，激發創業活力”，牢牢咬定“精準”二字，實現定向“噴灌”、定點“滴灌”，探索出一條貼合葛坑實際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之路。2017年12月貧困人口動態調整后，該鎮共有貧困戶94戶254人，已全部實現脫貧；下玲、龍漈、富地三個貧困村已經達到摘帽標準；落實易地搬遷扶貧1戶，完成28戶貧困戶農村危房修繕改造，圓滿完成了2017年度扶貧任務。

二、葛坑鎮扶貧的“六個精準”

（一） 扶持對象精準

精準扶貧首先要精準定位需要扶持的對象，目前普遍是由基層在總指標控制下通過民主評議和建檔立卡來識別貧困人口?？墒?，扶持對象的識別往往會發生簡單化與人情化——雖然有明確的基本標準，但收入的測定成本高，很難精準把握家庭的真實收入；村干部決策和民主評議的公正性容易受到人情世故的扭曲。[2]針對識別簡單化的局限和人情化的弊端，葛坑鎮的做法是加深干部與群眾的聯系、實施干部負責制。鎮政府向各個村派駐蹲點干部，深入接觸所駐村村民的生活，與村干部緊密合作，根據基本標準輔以契合當前農村發展的實際來作為貧困戶的識別標準。這種方法一方面有助于把握家庭的真實情況，另一方面有效地限制了村干部人情用事的可能性。不僅如此，每個駐村任職蹲點干部必須落實“五個一”機制，即走訪聯系一批留守村民群眾、掛鉤幫扶一戶困難戶、策劃落實一個發展項目、培養一名致富帶頭人、引導一些社會組織幫貧濟困。這種具體的干部負責制度在督促干部貫徹精準、有所作為的同時，也提高了識別人情化的風險水平。

（二） 項目安排精準

項目安排精準，就是在找準每一個貧困戶致貧因素的基礎上，基層需要有針對性地安排扶持項目，對家庭和個人進行有效幫扶。葛坑鎮政府結合自身生態資源優勢，著眼于產業打造，確立了特色種植產業促扶貧的發展思路。第一，通過土地流轉促脫貧。鎮政府推動先后出臺《葛坑鎮百香果特色農業種植實施方案》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按照群眾自愿、因地制宜的原則，鞏固流轉土地2000多畝，發展千畝百香果、千畝蘆柑、百畝香如蜜、百畝血橙，貧困戶土地流轉收入達21.5萬元。第二，利用社企合作促增收。合作社在精準扶貧工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整合、分配貧困農戶自有資源和資本，實現農業產業化和雙方共贏。[3]因此，鎮政府大力推廣“黨支部+合作社+基地+貧困戶”模式，鼓勵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加入合作社，發展市場適銷對路的特色種養業，促進增收。采用農戶土地入股、果園務工、水果銷售等扶貧方式帶動貧困戶63戶，貧困戶務工收入23萬元，年人均增收2015元，切實解決了貧困戶產業不強、增收不穩定的問題。

（三） 資金使用精準

致貧原因千差萬別，貧困戶對扶貧項目和資金的需求也迥然相異。要保證精準扶貧有效和可持續性，必須根據貧困戶的實際情況分配扶貧資金，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這就要求基層根據實際情況確定項目和分配資金。對此，葛坑鎮政府因戶因人制宜安排扶貧資金，保證資金使用精確。首先，幫助貧困戶獲取信貸資金，開展“光伏產業”扶貧。鎮政府積極對接信用社，落實鎮直單位、各村部等10個地方作為建設光伏項目場地，為27戶貧困戶發放小額信貸資金135萬元，大正村、下玲村、龍漈村集體籌資45萬元，光伏項目投資資金預計達180萬元，發展光伏發電301.04KW，有效帶動27戶貧困戶脫貧致富。其次，針對留守家庭和貧困戶開展“暖心式扶貧”。鎮政府采取社會聯動扶貧模式，組織泉州晚報社、廈門藍天救援隊、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等單位慰問行動7場次，為300多位貧困留守老人、貧困戶發放慰問資金和物資達30多萬元。最后，滿足創收項目之外的扶貧需求，開展“減負式”扶貧。葛坑鎮慈善分會2017年共發放獎教助學和扶貧慰問金10.48萬元，為22名大學生發放獎學金4萬元，助力其中兩名貧困戶學生圓夢大學。鎮政府還致力于改善貧困戶的住房條件，同年落實易地搬遷扶貧2戶，完成了28戶貧困戶農村危房修繕改造。

（四） 措施到戶精準

貧困戶在生產活動中往往面臨許多阻礙。由于缺乏技術、市場信息和經營經驗，他們很難充分利用扶貧資金，擴大生產規模并與現代農村經營主體競爭的成功可能性很小。這就要求基層在項目安排精準和資金使用精準的同時，保證扶貧效率。葛坑鎮的經驗是強化黨建引領作用，實施“3+1”幫扶模式，助推貧困戶自主脫貧。鎮政府開拓出一條黨員幫扶貧困戶新途徑——整合能人黨員力量，實施“3個能人黨員+1戶貧困戶”的“組團幫扶”模式，即3個能人黨員發揮各自的專長組成一個團隊，每個團隊聯系1戶貧困戶，利用自身優勢幫助貧困戶解決發展項目和技術難題，找準發展路徑，補齊發展短板，架起黨員與貧困戶的連心橋。全鎮80%以上有較強能力的黨員都參與到“組團幫扶”活動中，一批致富帶頭人不斷涌現，成為葛坑鎮產業扶貧促增收的壓艙石和領路人。例如，福地村某百香果種植合作社在黨員能人的聯系下，采用“黨支部+合作社+基地+貧困戶”模式，通過向貧困戶提供果苗、技術指導以及優先安排用工等方式，有效帶動了10戶省定貧困戶脫貧。除了發揮能人黨員的引領作用，基層還通過技能培訓鼓勵貧困戶自強。鎮政府篩選確定5批次共75戶（次）作為發展特色農業脫貧示范戶，發放中央、省、市扶貧專項資金共22.1萬元，引導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家庭，參加雨露計劃等各級各類技能培訓50人次，幫助申請貼息貸款，增強內生發展動力。

（五） 因村派人精準

精準扶貧需要強有力的組織保障，而大多數的扶貧工作都需要由村級組織來具體實施，因此村級組織的能力對于精準扶貧的效果來說至關重要。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外出就業，留守的村干部年齡偏大，文化程度較低，一些貧困村的村級治理能力長期處于弱化的狀態，加劇了當地的貧困狀況。正如上文所述的村集體政治和經濟生活情況，面對勞動人口大量外出所帶來的村落空心化現象，基層政府如何增強村級組織的治理能力？葛坑鎮政府除了派出駐村任職蹲點干部和動員能人黨員有所擔當，努力引領群眾脫貧致富，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和經濟發展；還積極引導村級組織正確有效地進行換屆選舉。以往普遍的做法和經驗是：深入村落調查，制訂一村一策；加強培訓，使參加選舉的人員熟悉業務，讓村民群眾了解選舉的主要精神；嚴肅風氣，把好依法選舉和組織紀律關。在此基礎上，葛坑鎮開拓了保障村級組織換屆選舉順利進行的新思路——建立和完善群眾參加推薦測評候選人機制，詢問老年會負責人、生產隊小組長等人的意見，使候選人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根據群眾推薦和黨委考核的結果確定候選人；充分利用駐城關黨員教育管理服務中心，設置城關投票點，為外出黨員提供換屆選舉場所；針對外出人員多、參選率不高的問題，通過電話、微信、致廣大黨員群眾一封公開信等多種方式，加強與外出人員的溝通聯系，積極引導教育廣大黨員群眾回鄉參選；拓寬選人渠道，優化村兩委班子等。

（六） 脫貧成效精準

除了以上的五個精準，精準扶貧工作還包括對脫貧成效進行科學的考評。一方面，脫貧成效必須經過考評確保真實可靠，防止成果造假或貧困人口“被脫貧”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考評結果將為進一步的精準扶貧工作提供參考，也能夠作為獎懲的依據。有學者調查發現，一些基層組織在扶貧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考核不精準等問題，扭曲了扶貧工作的政策目標。[4]這就要求基層政府必須建立、執行考核制度，并著力于干部的作風建設。對此，葛坑鎮政府推行了重點項目工作進展表、周工作落實反饋表、服務群眾跟蹤表“三張表”管理制度，將全鎮工作具體細化、責任到人，并完善修訂了績效評估工作方案，優化了考核模式。鎮黨政領導和紀委工作人員不定時督查各部門、駐村工作隊、村委工作落實情況，層層傳導壓力。同時，全面開展“提振干事創業精氣神”主題實踐活動，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聚焦干部能力提升，提高政府服務效能和水平；鎮村兩級干部利用微信群曬工作、曬計劃、曬口號，營造比學趕超、真抓實干的干事創業氛圍；組織黨員干部認真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掌握廉潔自律準則、效能建設工作條例等文件，有效提升學習討論的厚度、深度和廣度，提振全體干部干事創業的勇氣和決心。

三、葛坑鎮扶貧的創新與阻礙

（一） 葛坑鎮精準扶貧的創新

1．充分發揮黨員干部在精準扶貧中的引領作用

葛坑鎮的精準扶貧工作包含了若干個創新點，其中最關鍵的是基層政府在精準扶貧中充分發揮了黨員干部的引領作用?！拔鍌€一”工作機制促使每名駐村任職蹲點干部認真貫徹群眾路線，他們任職以來入戶走訪慰問群眾達200人次，幫扶困難戶5戶，啟動發展項目5個，培養農村致富帶頭人5人，引導社會組織幫扶濟困3批次，落實幫扶資金50多萬元?！?+1”幫扶模式充分整合了能人黨員們的力量，讓群眾感受到黨的先進作用的同時，也為黨員提供了施展拳腳的好舞臺，幫助貧困戶有效地解決了發展項目和技術上的難題。鎮政府大力推廣的“黨支部+合作社+基地+貧困戶”模式，是“黨領導一切”理念的具體實踐，不僅讓貧困戶在緊密的管理鏈中打消疑慮、專心奮斗，還加強了黨組織、生產單位和群眾三者之間的聯系，促進信息流通，提高了效率。同時，葛坑鎮還將黨和干部隊伍的建設貫穿于精準扶貧工作中。加強制度建設，建好干事平臺，全面落實“一崗雙責”，規范經費管理，向前構筑紀律懲防體系，加大政務公開力度，暢通政務公開渠道，健全廉政風險防控機制，加大干部監督約束。加強學習教育，造濃干事氛圍，以“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活動為指引，以“五型”政府建設為抓手，聚焦干部能力提升，優化干部作風。加強作風建設，提振干事激情，堅持作風建設“經常抓、見常態，深入抓、見實效，持久抓、見長效”，持之以恒糾正四風，深入開展“三查三看”活動，加強對工作紀律的監督檢查。

2．在精準扶貧中兼顧美麗鄉村建設

葛坑鎮按照“村莊秀美、環境優美、生活甜美”原則，在精準扶貧的過程中，不忘推進美麗鄉村建設。重點打造龍塔畬族特色村，完成了“瓷都北大門”的村寨大門以及800米龍塔河岸休閑棧道的建設，文化廣場的工程正在穩步推進，最終要實現龍塔村逐步從單純的畬族民族村寨向生態觀光民族村寨轉變。全鎮繼續實施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三年整治行動。鎮政府大力推進農村環境連片治理，實現農村環保設施全覆蓋，完善“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的農村生活垃圾處理模式；同時強化水源治理實現“河水清”，嚴格落實“河長制”，將境內河流治理保護納入目標考核，著重整治河道垃圾傾倒和毒魚現象。除此之外，為了凸顯葛坑特色文化力求“村莊美”，鎮政府還組織深入挖掘當地的金石文化、畬族文化及宗教文化，突顯風情鄉村的內涵和文化品味。

3．把握精準扶貧中產業優化和轉型的機遇

葛坑鎮充分利用地理環境優勢，在傳統農業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地發展現代農業，幫助貧困戶依靠現代農業脫貧致富。在政策保障方面，鼓勵群眾進行土地流轉，強化農業招商引資工作，引進先進技術；在經營扶持方面，發展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通過社會化運作、市場化經營等模式整合資源，推動農業規?；透咝Щ?，拉長產業鏈條，走種植、經營、深加工一體化發展之路；在理念革新方面，抓好農村電商、休閑農業、鄉村旅游等新產業新業態，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這三個方面的努力，旨在更好地促進村集體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

在推動農業優化的同時，葛坑鎮還加快培育旅游產業，打造旅游品牌。發揮特色水果帶優勢，推廣省道沿線“觀光采摘體驗游”；依托“德化四大古寺”之一香林寺，結合湖頭村百香果種植基地，打造“佛教崇圣”旅游路線；運用微信、微博等新媒體，廣泛宣傳香林寺佛教文化、香山社學書院文化。如，2017年12月舉辦的“香山書院”文化旅游節，通過開展文化表演、書法刻字作品展、采摘百香果等活動，吸引了數千人游客。這種“旅游+扶貧”模式效果突出，以旅游促農業，有效地增加了貧困戶收入，甚至吸引了一些在外創業人士返鄉創業。

4．重視村集體建設在精準扶貧中的重要性

由于精準扶貧的實施多以村集體為單位，其運行狀態直接影響扶貧工作的效果，因此基層政府必須重視村集體建設在精準扶貧中的重要性。葛坑鎮政府的主要做法是積極引導村級組織選舉和村集體經濟建設。在保障村級組織換屆選舉方面，首先嚴肅處理賄選行為，控制宗族房派勢力、投機大款等各種勢力干預。其次，廣泛開展普法教育，建立掌握動態的信息員隊伍，防止宗族勢力操縱換屆選舉。最后要排除外力干擾，加強對干部、教師、醫生等社會影響力較大的人群的思想教育，要求他們講黨性、講原則、講正氣，不插手干預村級換屆選舉。

在村集體經濟建設方面，立足于每個村的具體實際，扎實做到“以地生財、以資生財、以企生財、以策生財”。以地生財就是村集體在村民同意的基礎上，主動把土地集中流轉給社會企業規?；?、集約化經營，解決土地產出效益低及無人耕種而撂荒的問題。以資生財，挖掘村域內自然資源潛力，由村集體單獨或吸收其它資金參股進行開發，如村里的公益林可以實施有償承包。另外，清查村集體資產，將閑置或低效使用的校舍、辦公用房等資產盤活，通過股份合作、出租等方式，實現資產保值、增值。以企生財，引進企業、合作社、工程隊等實體，推行“企業+合作社+農戶+基地”、農工商貿一體化等以股份合作為主要內容的集體所有制，發展村集體經濟。以策生財，采取政策傾斜、資金投入、項目幫扶、合作共建等形式，積極引進能人創業，發展現代農業和光伏產業，增加農民和村級集體收入。

（二） 葛坑鎮精準扶貧的阻礙

1．勞動力數量和素質有待提高

近年來，葛坑鎮人口大量流出，村中勞動力減少，除了帶來留守老人和兒童的問題，還導致村集體經濟發展缺乏動力。事實上，村民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并且缺乏專業技能，更談不上創新意識和互聯網思維，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因此受限。這在客觀上也影響了村級組織的政治生態。勞動力數量和素質偏低增加了精準扶貧的難度，必須打破人口流失、發展疲軟的僵局。

針對勞動力流失的問題，葛坑鎮的初步舉措是打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美麗鄉村建設，吸引外來投資者和高技能人才，鼓勵在外學習和務工經商的人士返鄉創業；積極促成民企和社會團體與村集體聯合創辦項目，提供當地就業崗位，例如戴云酒店與下玲村結對，縣電商分銷協會與龍漈村結對，雙方簽訂互利共贏的合作計劃。提高勞動力素質方面，由黨支部、能人黨員和合作社提供技術指導，鎮政府引導有勞動力的貧困戶參加雨露計劃等各類技能培訓，并加大教育投入，持續開展貧困訪學和留守兒童關愛行動，改善校舍環境，資助困難學生。

2．村集體經濟發展可持續性有待增強

在葛坑鎮，一些位置偏遠的村落交通仍然不便，缺乏保障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農業用地規模小且拋荒嚴重。農產品難以走出去，外來投資者難以引進來。這些村集體傳統農業的基礎薄弱，自然環境優勢并不明顯，向現代農業或旅游業轉型的難度很大。還有一些村集體依賴當地的礦業企業發展，容易受到客觀條件和政策變動的影響，風險較高。例如，金價的下跌會使投資金礦的村集體投股分成減少，投資收益降低?？梢?，這些村集體的經濟發展可持續性不夠強，要求基層政府用長遠眼光看待精準扶貧工程，正確應對復雜多變的貧困形勢和短效扶貧的潛在弊病。如何增強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提高抗風險能力，防止貧困卷土重來？仍待反貧困學者和基層政府尋求最優的解決方案。

四、總結與思考

精準扶貧貴在“精準”，各級政府和相關領域的學者都必須把握基層實踐的新動態與新問題。只有深入貧困的農村或山區開展長時間的實地考察和調研甚至直接參與到扶貧工作中，才能感受到基層實踐的繁難和現實問題的復雜。毫無疑問，具有典型意義的葛坑鎮，其精準扶貧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做到了“六個精準”，扶貧工作有創新之處，也面臨著更深層次的阻礙。那么，葛坑鎮的實踐給新時代福建省基層的精準扶貧帶來了怎樣的啟示？

首先，黨和干部隊伍的建設是精準扶貧中的關鍵。精準扶貧總是與艱苦的工作條件、漫長的籌備期和尖銳的社會問題聯系在一起，必須深化基層黨員干部的思想信念，完善工作方法。黨組織和基層政府要處理好與群眾、企業和社會團體的關系，探索協同合作的新模式，為經濟建設掃清障礙。在精準扶貧一線上，黨員干部要發揮自己的才能和優勢，有所擔當，彰顯隊伍的先進性。要提高基層扶貧干部的知識水平，上級政府可選調更多的有志青年參與其中，為精準扶貧工程增添活力。

其次，美麗鄉村建設與扶貧并不矛盾。有些貧困地區基層追求短期脫貧效益，引進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意在獲得土地流轉和就業崗位方面的好處。雖然在數據上取得了明顯的成就，但嚴重威脅當地的生態環境和居民健康。鄉村的自然環境比想象中的要脆弱，有些破壞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逆的，精準扶貧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美麗鄉村建設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條件，也發掘出鄉村內在的吸引力。只要把握住發展機遇，就能夠將綠水青山變為“金山銀山”，甚至能夠反轉人口流失所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困境。

最后，在精準扶貧中基層政府必須重視村級組織的政治生態狀況。村級組織執行力如何，直接影響到精準扶貧的效果。不可否認，村級組織不務正業、營私舞弊或良莠不齊的現象仍然存在，換屆選舉仍是個難題?；鶎诱獦淞⒄_的責任觀，防微杜漸顧全大局。在監督和引導村級組織開展工作的同時，給予和保障后者充分的發揮空間，鼓勵村級組織大膽創新。探索因地制宜的實踐模式，整合一切可利用的資源。在新時代精準扶貧中，基層政府最終要實現的目標就是：使群眾參與到精準扶貧中，要讓群眾真實地享受到精準扶貧的成果。

[1] 201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報告[EB/OL].http:// www. fujian.gov.cn/szf/gzbg/szfgzbg/201802/t20180203_1628432.htm.

[2] 呂付華,趙燕.精準扶貧實踐困境及其潛功能邏輯與對策：以廣西三江A村為例[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8(03):105-112.

[3] 趙曉峰,邢成舉.農民合作社與精準扶貧協同發展機制構建: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J].農業經濟問題,2016,37(04):23-29+110.

[4] 雷望紅.論精準扶貧政策的不精準執行[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7(01):1-8.

2018-07-20

談東晨（1995-），男，江蘇南京人，中共江蘇省委黨校世界經濟與政治教研部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產業經濟研究；林世杰（1994-），男，福建福州人，德化縣葛坑鎮團委副書記,主要從事城鄉建設研究。

F323.8

A

1674-1072（2018）05-052-06

責任編輯：林善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