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拖欠農民工薪資問題形成原因的初探

張奇

摘 要：長期以來拖欠農民工薪資的問題久拖不決，一直沒有一個良好的機制來對這種局面進行重組與改建，通過分析其形成的內部和外部原因，從法律服務體系構建以及對西方模式下工會制度的分析，探討政府的監管與社會的治理責任。

關鍵詞：形成原因；農民工生產體制；解決機制

一、農民工薪資拖欠問題形成的原因

（一）農民工的自身原因—內部原因

1、勞資雙方法律意識淡薄。

個別企業主、個體戶法律意識比較滯后，有的企業主以短期目光，經濟利益頭腦對待勞動法律，缺乏應有的守法自覺性，處于被動地位的民工由于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導致自我保護意識不強，是造成工資拖欠的勞資關系的主觀因素。勞動者往往通過行政途徑或內部反映的方式來尋求保護，在農民群體中廣泛存在著上訪解決問題的思想，加之害怕報復，不愿與單位搞僵，難以及時申請仲裁等法律手段來保護自身的合法利益。

2、勞動者為了“飯碗”存在遷就老板的思想。

在中國，農民工多是背負著家庭重擔而進城尋找發展機會的一類人，加之知識水平的限制，使得職業發展機會受限，有的勞動者為謀職求生，不得不對老板百般遷就。尤其是農村進城務工人員，面對老板的無理要求和苛刻條件也無可奈何，農民工的自我保護意識薄弱，甚至在勞動保障部門巡視檢查過程中，還處處為老板隱瞞真相，只有想盡一切辦法拿不到工資時，才心情沉重的到勞動監察機構投訴。雙方勞資關系地位的不平等使得雙方的信息不能發生對流，勞動者的勞動地位的失衡使得維護自己的權益更是難上加難。

（二）外部環境的惡劣性

1、部分企業不規范發包、轉包。

建筑領域的層層發包，產生了大量非法用公主體，資金支付扯皮，責權利分工不明確，這是造成農民工拖欠問題的主要原因。農民工進城后大多從事的是體力勞動，以建筑工程類居多，在該領域轉包、分包現象比比皆是，用工主體錯綜復雜，而農民工往往是在熟悉的包工頭手下干活，有些根本沒有簽訂書面的勞務協議，更別提正式的勞動合同。而且建筑企業的用工，大多數是非法人勞務承包隊，直接在隱形市場招用，且項目部對考勤不健全，工資發放不監督，任由包工頭編制工資表，因而一旦出現資金鏈斷裂或是包工頭跑路的情況，農民工的薪資便無人支付。

2、農民工生產體制下的結果歸屬。

中國制造背后的最重要制度安排是農民工生產體制，或者說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背后的奧秘就是農民工生產體制。農民工生產體制的核心是農民工作為勞動主體，他的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同步進行被割裂開來，即作為人的需求被隨意破壞。勞動力生產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勞動力的被使用，進入工廠，在流水線上干活，或者做管理工作。勞動力再生產是指勞動力使用后，還要不斷再恢復，最核心含義是體力的恢復，要吃飯、睡覺，延續生命，也包括組建家庭、生育子女，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國的特色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兩個高度分離的過程，工業化沒有伴隨著同步的城市化，也就是說大量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沒有成為真正的城市人口，而且具有基礎保障功能的薪資也難以得到及時支付，使得生產與再生產處于脫節狀態。

3、案件執行難、阻力大。

由于雙方沒有正式的書面合同，導致尋求法律救濟的農民工在提供證據方面存有很大困難，使得案件難以繼續進行，等到好不容易案件審理結束，但到了執行階段又遭遇攔路虎，案件執行是處理勞動保障案件一個最重要的環節，許多案件都是調查取證方面很順利，但是執行階段處理就變得很難，案件往往都是久拖不決，難以將農民工的權益保護落到實處。這樣一種司法手段沒有及時有效的發揮作用，久而久之，司法的公信力便會大打折扣，農民工轉而會尋求其他方式解決糾紛，各種討薪極端案件的發生與此也不無聯系。

二、發達國家的工會制度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從社會控制的作用來看，它具有明顯的依賴性和互動性。依賴性指社會控制只有依賴于社會實體才能起作用。這些實體包括社會組織、社會個人和傳遞社會規范內容的信息媒介?；有允侵干鐣刂仆ㄟ^社會行為之間的相互影響而起作用。我國的農民工數量截止到2016年底，約為2.8億，但卻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可以為之提供統一的制度保障以及后備支持。那么，我們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工會制度的哪些優點呢？

西方國家中的工會，或稱勞工總會、工人聯合會一是以積極的作為，影響國家勞工立法，并盡力促進集體協商納入法制化、規范化軌道運作。國家通過勞工立法，建立、提供較為完善的集體談判法律依據與保障，并依法運作，是當今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工會普遍采取的方式。這不僅大力促使國家提供盡可能完善的集體談判法律、法規，而且在集體談判中或在履行集體協議中、或在勞資爭議的處理中，都能自覺嚴格依據法定程序運作。我國也應從制度上處罰，通過《工會法》規范為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二是為了提高集體談判的質量，相比我們一鍋粥的目標不明確的談判方式能為勞動者謀求更多的權益，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工會在集體談判中促使內容范圍更趨擴大，成果享受的覆蓋面更趨廣泛，談判代表的素質更趨提高。首先，不斷詳盡集體談判的內容，如工資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福利待遇、職業培訓、勞動保護、社會保險、聘用解雇等各種就業保障方面，為勞動者謀求更多切實利益。其次，擴大集體談判成果分享的覆蓋面。我們要將談判的結果制定出詳盡的法規，而不是誰談判誰受益，一種狹隘式的談判，讓談判的成為代表，肩負起自身的責任，保持信息的暢通，將成果惠及大多數人。

再次，提高參與集體談判的勞方代表素質，西方的工會組織主要負責人和負責勞工事務的人員，其中不乏律師、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和財務人員等社會各界精英群體，他們不僅懂法懂行，對企業生產經營管理和員工生活實際都有所了解，而且精明能干，能言善辯，從而為提高集體談判質量奠定了基礎。因此，我國的工會中也應以此為鑒，重視工會代表素質，提高談判質量。這是在工會制度下一種權利的平等化要求，人員的設置體現出力量的博弈均等化要求。西方國家的工會制度充分發揮了其作為“中間者”的調節作用，工會的加入使雙方勞資關系的博弈均衡，在集體談判中，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工會善于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并善于根據當時工會所面臨的形勢，審時度勢，及時調整對策，體現出一定的靈活性。所以，我國的工會制度中也要強調工會組織所提出的要求要符合我國的國情，才可能促進要求的實現。西方情境下的工會制度使得雙方的信息發生對流，談判的效果要更為明顯。

西方的工會制度是基于法團主義模式機制下的，國家在制度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國家與利益集團都必須承認對方的地位與權利，利益集團應將其內部成員的訴求送達國家決策中，同時負責協調好組織內部的秩序，以有效吸收社會需求，使其內部效率最大化。這也是社會控制論中重要的原理，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實體將各方力量進行凝聚。滲透在法團中的是合作的關系，體現的是集體關系，利益集團要協調多方的利益，使其內部“議和”。對比我們國家而言，當發生農民工薪資拖欠事件時，很大一部分農民工會遭遇求助無門的情況，并不知道具體該求助誰，農民工只能來來回回的游走于各種與此相關的部門，資財耗盡也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便會萌生極端想法，所以，只有通過制定出好的工會制度、規范好工會制度，將工會這樣一個實體發展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協調機構，那么企業和勞動者才能達到互利共贏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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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曉杰：試論美國工會興衰的原因——基于一種法團主義的視角，《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第28卷第4期。

（作者單位：煙臺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