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市場的兩種不同范式

文/張維迎

兩種市場范式的差別

現在轉向兩種不同范式的比較。簡單地說，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是靜態均衡范式、設計范式；奧地利學派和熊彼特經濟學是動態非均衡范式、演化范式。

新古典范式假定，所有人是同樣的無所不知，具有同等的無限理性，決策能力沒有差別；經濟決策就是給定目標-手段下的最優化計算。它把市場和競爭理解為一種狀態，認為市場的基本功能是在給定資源、技術和偏好的情況下，如何有效配置資源；市場的基本特征是均衡和穩定，價格是唯一的協調機制,并總是處于均衡水平。它假定變化是外生的，一旦外生的變化發生，市場自動會達到新的均衡（比較靜態分析）。在均衡體系中，企業家的存在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假定所有人都是無知的，每個人只有有限的局部信息，不僅計算能力和判斷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人與人是有差別的；它把市場理解為一個過程，認為市場的基本特征是持續不斷的競爭，市場的基本功能是發現信息和知識，協調人的行動，推動合作。奧地利學派承認均衡分析的價值，但認為經濟學的重點不是作為狀態的均衡，而是作為過程的不均衡。引起不均衡的變化既有外生的，也有內生的。價格在解決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不在于均衡價格能準確無誤地傳遞有關信息，從而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在于非均衡價格能夠提供純粹的盈利機會，誘發逐利企業家的警覺和套利行為。企業家是市場過程的基本力量，通過發現盈利機會使得市場從不均衡趨向均衡。沒有企業家，市場就不可能趨向均衡。換言之，市場的優越性不在于它能隨時隨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激勵，這種激勵誘使企業家不斷改進和優化資源配置。

熊彼特經濟學的基本出發點是承認人與人之間是有差別的：有的是領導者，有的是追隨者；有的是行動人，有的是靜態人。他認為，市場的基本功能是推動技術進步，創造出新的市場、新的產品、新的生產方式、新的資源；市場的基本特征是不均衡和變化，而不是均衡。對熊彼特而言，新古典的均衡模式（瓦爾拉斯循環流轉經濟）是理解資本主義現實的本質因素的有用的起點，因為它表明在沒有創新的情況下，這個體系是如何運行的（均衡和穩定），但不是終點(terminus)，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變化（“靜態的資本主義”本身是一個矛盾的說法）；并且，變化主要是內生的，是由企業家的創新導致的；企業家是打破均衡的力量，是創新者，沒有企業家就沒有進步，沒有發展。在熊彼特看來，市場競爭主要不是價格競爭，而是產品、技術、服務等方面的競爭，因而競爭與企業家精神是不可分割的。

為什么新古典經濟學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理論？

一個好的市場理論應該是一個有關真實市場的理論，它能告訴我們真實的市場是如何運行的。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存在那么多的悖論，是因為它所描述的市場是經濟學家想象的市場、假設的市場，不是真實的市場，因而它不能告訴我們真實的市場是如何運行的。為了證明市場的有效性，新古典經濟學做了一些非常強但又非常不現實的假設，這些假設對它的結論至關重要，結果是扭曲了我們對市場的理解。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市場在理論上的有效性同時就是市場在現實中的失靈，因為支持市場有效性的理想條件在現實中一個也不滿足。反市場的人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美化了市場，其實新古典經濟學丑化了市場，因為市場的有效運行并不依賴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

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是一個好的市場理論。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熊彼特經濟學研究的是真實的市場，而不是想象的市場。真實的市場中，人是無知的，人們擁有的信息和知識是不完全的，想象力和判斷力在決策中是至關重要的。市場是一個發現和創造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知識、資源、偏好和技術都不是給定的，而是依賴于企業家精神的利用。由于人的無知，市場當然會出現失調和配置錯誤，但這種失調和配置錯誤與新古典經濟學家講的市場失靈完全不同。解決失調和配置錯誤靠的是自由競爭下的企業家精神，而不是政府干預。市場的優越性不在于它不出現失調，而在于它能通過企業家的套利和創新不斷糾正失調，并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準理論衡量市場是否失靈是錯誤的。

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失靈理論”是錯誤的

新古典經濟學以“完全競爭市場”為市場的理想模板，導出了三種“市場失靈”理論：壟斷導致的市場失靈；外部性和公共產品導致的市場失靈；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市場失靈。這三種市場失靈理論都是錯誤的。

為什么壟斷理論是錯誤的？

如哈耶克曾經指出的，新古典經濟學講的完全競爭，實際上是沒有競爭；新古典經濟學講的壟斷，事實上是現實中的競爭手段。比如說，創新——也就是用新的生產方式、生產與別人不一樣的產品，是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但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定義，創新就是壟斷，因為它使得創新者面臨的需求曲線向下傾斜，因而賦予其定價權。而且，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推論，創新越成功，壟斷越嚴重，社會的效率損失越大。所以，毫不奇怪，凡受到政府反壟斷指控的企業，都是最具創新能力的企業，如早年的標準石油公司、美國鋁業公司，后來的IBM公司、微軟公司，現在的谷歌等。

新古典經濟學把價格偏離邊際成本當作市場失靈的表現，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它假定產品都是給定的，事實上，每種產品的出現都是企業家創新的結果。創新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如果所有產品真的按照邊際成本定價，我們現在消費的絕大部分產品根本就不會存在，人類恐怕仍然生活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循環流轉經濟”中，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生產和消費少得可憐的幾種產品，而不是現在的數十億種產品。按照邊際成本定價，我們不會有蒸汽機，不會有機械紡紗機，不會有電力，不會有內燃機，不會有電視機，不會有計算機，當然更不會有微軟的視窗軟件和蘋果的iPhone。

為什么說外部性和公共產品市場失靈理論是錯誤的?

新古典經濟學講的外部性，本質上是產權界定問題。如果說外部性一定導致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干預，那政府干預可以無處不在，因為每一種交易都有外部性，每一種成功的創新都會給競爭對手帶來利益損失。市場經濟中，人們需要尊重的是每個人平等的權利，而不是每個人的利益。汽車的出現盡管損害了馬車夫的利益，但并沒有侵害他們的權利，因而并不構成政府干預的理由。外部性理論也為政府干預言論自由提供了依據，因為任何人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總會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說公共產品只能由政府提供，私人沒有提供的積極性，也是不正確的。歷史上，許多重要的公共產品都是私人提供的，包括運河、燈塔、公路、鐵路等這些基礎設施，以及廣播、電視等。網絡時代，私人企業創造出大量的免費品，如電子郵箱、微博、微信等等。

讓我以英國歷史上運河的開鑿為例說明這一點。1759年之前，英國沒有一條真正的運河，沒有一條人工水道。英國第一條真正的運河——沃爾斯利運河，是由布里奇沃特公爵倡導并開鑿的。1759年開始建設，兩年后完工。從這時起，運河工程便一個接一個地不斷繼續下去，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整個大不列顛的土地上開出了四通八達的航路，甚至有一個時期出現了運河過?，F象。

英國運河網的建設，完全歸于私人企業家的倡導，也是由他們負責費用和冒險完成的，國王和議會的作用僅限于派人調查和予以批準。兩類人在領導運河建設、籌集經費、爭取輿論支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一類人是像布里奇沃特公爵這樣的大貴族，他們有礦藏資源開采，需要低廉的運輸方式；第二類人是新興的工業巨頭，如陶瓷企業家喬賽亞·韋奇伍德、冶金企業家馬修·博爾頓等人。韋奇伍德是達爾文的外祖父，博爾頓是瓦特蒸汽機的投資人。

為什么說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市場失靈理論是錯的？

新古典經濟學的有效市場以完全信息為前提。自然，如果信息不對稱，市場就會失靈。但事實上，信息不對稱是市場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說是市場產生的前提。因為，市場以分工為基礎，分工的優越性就來自每個人只需要知道局部的專業知識，不同產品之間的交換實際上是不同知識的交換。

盡管信息不對稱無處不在，市場不僅沒有消失，而且一直在不斷擴張，從熟人之間的交易變成陌生人之間的交易，從區域市場變成全球市場。這里，新古典經濟學的錯誤在于忽略了市場的聲譽機制，忽略了產品價值鏈所包含的連帶責任機制，忽略了品牌的價值，忽略了企業作為聲譽載體的意義。市場不僅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而且是一雙隱形的眼睛——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企業家知道，誠實守信是最好的經營策略，因為市場競爭獎勵誠實守信之人，懲罰坑蒙拐騙之徒。作為經濟學家，我們應該驚嘆的是，市場上，人們居然愿意購買陌生人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這些陌生人與自己相距千山萬水，這些產品和服務的技術知識消費者知之甚少；而不是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告訴人們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失靈。如果說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失靈，就需要政府干預，那市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企業家在市場中的地位

或許，兩種不同范式最重要的區別是如何理解企業家在市場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是沒有企業家的市場，因為它的假設已經排除了企業家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資源、技術和偏好都是給定的，每個人都無所不知，市場總是處于均衡狀態，怎么還可能有企業家的用武之地？但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熊彼特經濟學的市場中，企業家居于中心地位。由于市場中大部分參與人的無知和循規蹈矩，如果沒有企業家，資源不可能得到有效利用，新技術、新產品不可能出現，經濟不可能增長。企業家不僅是市場趨向均衡的力量，而且是打破舊均衡、創造新均衡的力量。正是通過企業家的套利行為，不均衡才被發現，資源才得到有效配置；正是通過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新產品、新技術才不斷出現，經濟才有可能持續增長。

新古典經濟學中的決策者，是羅賓斯式的經濟人：在給定的目標-手段下，選擇最優化。他們是價格的消極接受者，簡單地針對一個假定的數據背景（偏好、技術和資源）采取最優化行動。對他們而言，決策就是計算，數據隱含了結論。

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熊彼特經濟學中，最重要的決策者不是羅賓斯式的經濟人，而是富有想象力和判斷力的企業家。企業家要在至今未被注意的機會中發現機會。對他們來說，目標和手段不是已知的，而是需要自己識別的；偏好、技術和資源不是給定的，而是有待發現和創造的。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給定數據，所有理性人都會做出相同的選擇。但在真實世界中，即使基于同樣的數據、同樣的硬知識，不同的企業家也會做出不同的選擇！為什么？因為企業家決策不僅取決于數據、硬知識，更依賴于難以用數據表述的默性知識，也就是個人對市場前景、技術可行性和資源可獲得性的想象、感知和判斷?！霸诹_賓斯式市場參與者看來是錯誤信息的情形，對純粹企業家尋利行為而言將是有利可圖的機會?！保缕澕{）“當每個人都認為錯誤的時候，企業家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因此，企業家精神的本質就在于他具有與他人不同的對未來形勢的預期?！?/p>

熊彼特認為，創新是企業家的基本功能。企業家創新是基于獨特的判斷，而不是理性計算。羅巴克和博爾頓資助瓦特研發蒸汽機，斯蒂芬森父子發明火車，塞勒斯·菲爾德鋪設第一條跨大西洋海底電纜，愛迪生發明電力照明系統，卡爾·本茨發明內燃機汽車，金·吉列發明安全剃須刀，賴特兄弟發明飛機，喬布斯和沃茨尼亞克發明個人電腦，比爾·蓋茨創建軟件產業，布林和佩奇創辦谷歌搜索引擎，馬云創辦淘寶交易平臺，馬化騰開發微信系統，如此等等舉不勝舉的創新，都是基于企業家獨特的判斷，而不是每個理性人都可以做的計算。

正因為如此，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永遠代替不了企業家。如果經濟決策果真如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的那樣，是約束條件下最優化的計算問題，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終將取代企業家！

新古典經濟學家之所以無法理解企業家，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假定生產者的唯一目標就是最大化利潤。確實，追求利潤是企業家的重要目標，但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企業家追求的不僅是利潤，還有超越利潤的目標，包括：（1）建立自己商業王國的夢想；（2）征服欲和戰斗的沖動；（3）對創造過程的享受?！叭〉眠@些成就的可能性發揮著一種更大的激勵作用，比能夠按照理性計算證明的成功概率乘以利潤量之積來標志的那個激勵要大。對于那些沒有實現這種前景的企業家來說，這種前景也似乎是具有吸引力的‘報酬’?！保ㄐ鼙颂兀?/p>

正因為如此，現實市場中的企業家經常從事一些具有很高不確定性的商業活動，如開鑿運河，修建鐵路，甚至公益事業，如創辦醫院和學校，熱衷于大自然保護，救助貧困人口，等等。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他們根本不可能有積極性從事這些活動。

經濟學范式的轉變需要學術企業家

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的主題是：市場交換如何推動經濟（國民財富）增長。斯密提出兩個核心定理：“看不見的手”和“分工定理”（別針工廠）?！翱床灰姷氖帧闭f的是，市場競爭把個人追求私利的行為導向合作共贏的結果；分工定理說的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進步依賴于分工和專業化，而分工和專業化受市場規模的制約。在亞當·斯密看來，這兩個定理不僅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它們共同構成人類通過市場進行大范圍合作的基礎。但新古典經濟學家論證說，看不見的手和分工定理是矛盾的，因為看不見的手是關于報酬遞減的，分工是關于報酬遞增的，二者不能同時為真。這意味著，市場和增長不可兼得。要市場就不能有要發展，要發展就不能靠市場。由此，分工定理長期被淹沒在經濟學家的視野之外。

根據奧地利學派和熊彼特的經濟學理論，亞當·斯密沒有錯，錯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亞當·斯密的市場理論，是動態發展理論，不是靜態均衡理論。從新古典的靜態均衡范式轉向奧地利學派和熊彼特的動態非均衡范式，實際上就是回歸到亞當·斯密的基本命題：市場是如何推動經濟發展的。

當然，這一范式轉軌的道路會非常漫長！因為，經濟學家已經被鎖定在一個壞的演化穩定均衡。盡管新古典經濟學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理論，但對每一個作為個體的經濟學家而言，它仍然是生存能力最強的策略。一個讀書人想成為經濟學家，想在經濟學界有點名氣，想在好的期刊上發表文章，想在下一代中有追隨者，最符合“適者生存”的策略是跟隨主流。

但進化總歸是變異的結果，經濟學也不例外。主流經濟學已經處于均衡狀態，套利空間很小，唯有創新才能發展。當今經濟學界最缺少、最需要的不是主流體系的追隨者和套利者，而是顛覆者和創新者；不是改良式的微觀創新，而是顛覆式的宏觀創新。經濟學界需要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學者，他們做研究不是基于計算，而是基于判斷；他們敢于對抗主流，具有企業家的冒險精神。惟其如此，經濟學才能發展出一個好的市場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