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國外創新體系 形成中國創新生態

王捷

目前全球都在積極推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制造業發展計劃，不同國家間由于社會文化、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制度法規等的差異，創新發展模式和路徑存在較大不同。從全球科技創新的脈絡中梳理創新的規律和關鍵因素，或許能夠為中國科技創新提供參考帶來啟發。

國外創新體系的特色

國際上卓有成就的創新體系包含企業、資本、大學、科研機構、人才等元素，通過文化和制度激發參與者的創新活力。硅谷創新生態以技術和資本雙輪驅動，在鼓勵試錯、允許失敗的環境下，每隔五到十五年就會用新技術重塑自己，歷經了半導體時代、電腦時代、社交網絡時代、人工智能時代等多次科技浪潮。

美國是最早成立風險投資并向科技企業提供融資的國家，建立了一套健全的資金投入、退出機制和創新的金融市場體制。資本為顛覆式創新提供了土壤，大學、科研機構或企業提出新項目、新產品的原型，資本方投資孵化提供資金、市場、人才等方面扶持。當投資的產品原型成長壯大成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或公司時，選擇獨立上市或被大公司并購，資本投資方則可以選擇退出并實現收益，形成良性的產業創新循環生態。

而德國技術創新的突出特點是工程驅動和高度重視應用研究，科研機構主導科技成果轉化，同時與企業合作通過職業教育培訓體系來提供高素質職業化人才。德國98%的企業都是中小企業，非常注重技術與需求的結合。很多家族企業經過世世代代的積累，成為專業領域具有獨特產品和技術的隱形冠軍，圍繞隱形冠軍企業形成穩定健康的上下游產業集群。政府推動企業組成行業協會，定期進行知識和技能分享，并與科研機構進行產學研一體化合作，開展雙軌制人才培訓，從而形成正反饋的生態體系。

在產業實踐中應重視需求工程

中國工業在《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等國家戰略指引下，正在面臨由傳統工業化向智能化的轉型。如何使供給體系適應需求側個性化、品質化、服務化的新趨勢，從而有效緩解工業時代大規模生產導致的產能過剩、庫存高企、競爭過度等問題，是中國工業轉型的核心。隨著新技術發展和新消費時代的演進，生產商和消費者的關系面臨重塑，生產制造的中心由廠商逐漸向消費者轉移。通過調研美國、德國、中國的產業智能化現狀，我們認為需求工程（Demand Engineering）是實現供給側與需求側協同的關鍵環節，應該在產業實踐中給予充分重視。

以智能制造和產品全生命周期理論為基礎，需求工程應包含識別、匹配、優化三個核心技術。首先以需求側為起點，通過分析產業所在的政策法規、金融稅收、社會文化、技術發展等宏觀環境的新變化，同時結合企業經營數據、互聯網行為數據、傳感器數據等，及時發現市場熱點和新需求，從利益相關者的多視點角度識別行業及企業產品存在的問題，重新進行產品需求的定義與分類，以增強企業感知客戶、市場與環境的能力；然后將不同類型的需求進行優先級排序，根據基礎設施和現有資源條件，將不同需求與合適的技術方案相匹配，并開發設計具有感知環境和自學習能力的優化算法，動態組合現有的資源和技術，生成快速響應、彈性生產的排期方案，為智能制造系統提供指令接口，進而開發新產品設計方案、原產品改造升級方案，以提高產品生產體系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最終實現整個產業鏈的增值。

工業大數據分析是智能運營、智能制造的基礎工作，目前在中國處于初步階段，難點在于非標準化數據、流程、設備等問題如何應用系統化方法來解決，否則會事倍功半。

對傳統企業轉型的建議

建議中國的傳統企業要以開放的心態擁抱市場環境的新變化和新技術的迭代發展，善于利用已有的基礎設施、產業鏈的溢出效應，建立知識融合集成創新生態體系，通過有效的保護和激勵制度鼓勵企業內部創新，為創新團隊開辟獨立自主的空間，建立靈巧扁平化組織快速響應市場，促進創新從底層發生；做實需求工程，使供給體系更敏捷地適應需求側的不確定性；同時加強企業內部知識與外部科研院所的合作，針對企業及行業關鍵問題展開聯合研究，布局關鍵技術及應用場景的落地，持續跟進新技術對原產品體系影響的替代效應、規模效應和結構效應，提高企業持續競爭力。

在全球智能化浪潮中，用創新驅動可持續發展理念扎扎實實展開工作，重點是產學研相結合，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同時兼收并蓄工業4.0與產業智能化前沿技術，以點帶面從理論與實踐結合中學習并創新。結合中國強勢政府執行力的特點，打造有區域經濟發展特色的政、企、學、金融互相支持、良性融合的創新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