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三排座”誕生記

口述 | 王振 整理 | 葛邦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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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紅旗“三排座”，首先要說的自然是“兩排座”。

1958年，一汽搞紅旗“兩排座”轎車CA72時，還沒有轎車廠，各個部件分散生產，如發動機車間生產發動機，底盤車間生產底盤，最后集中起來總裝。

“兩排座”轎車一直生產到1960年，作為檢閱車參加過1959年的建國10周年大慶，后來因質量問題，停做了一段時間。

1963年，轎車廠開始集中研究“兩排座”的毛病，找出了42個質量問題，其中一類問題20項，二類問題22項。所謂一類問題，就是不解決就不能出車的要害問題，像剎車跑偏、發動機熄火、車門關上后打不開等。其他如車到處亂響、喇叭不響等，屬于二類問題。

隨后，轎車廠提出“質量第一”的口號，成立了20多個質量攻關隊，每個攻關隊都包括工藝員、設計員和生產員。攻關隊用了近4個月的時間，把這些質量問題全解決了。

1964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15周年大慶，20輛新改進的“兩排座”送到北京。這些車在北京使用得不錯，中央用它們替換了蘇聯吉姆轎車，來迎送參加國慶大典的外國賓客。

說完“兩排座”，該講“三排座”了。

“三排座”指的是紅旗轎車CA770，它的出現有特定的歷史背景。

當時，中央領導坐的都是蘇聯車。其中，吉斯115防彈保險車5輛，供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等5人乘坐；吉斯110三排座車，供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以上的領導乘坐。除了這些，國內還有蘇聯高爾基汽車廠生產的吉姆車，供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和部長們乘坐。

1960年代初，中蘇關系惡化，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全部撤走。蘇聯不再提供汽車配件，導致在中國使用的這些蘇聯車沒零件可換。我到北京做調查時就發現，吉斯115和吉斯110全部停開。

這種情況下，一機部領導下決心要給中央領導換咱們自己生產的高級轎車。

1964年，段君毅部長來到一汽：“中央領導同志坐老（CA）72肯定不行，它是兩排座的，質量也不大好。要上三排座，給中央領導換車?！?/p>

1965年，命令下來了，要在10月1日前試制出一輛具有先進水平的三排座紅旗高級轎車。

紅旗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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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三排座”談何容易，首先要求的就是現代化?，F代化是啥？當時誰也不知道。那時不能去國外，也不知道外國車是怎樣的。上面對“三排座”外形提的要求是美觀、大方、莊嚴，富有民族色彩。

我們趕緊找樣車。當時，我們手里只有一輛英國女皇坐過的勞斯萊斯，這是一機部汽車局專門從香港買來給我們的。我們想要最好的車，但誰也不賣給我們。汽車局給我們出點子，讓我們去看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坐的奔馳600。

我帶著幾個人去中南海，正好遇上陳毅的司機老李，他正在擦奔馳600。中央警衛局曹科長介紹說：“這是一汽轎車廠的王廠長，他們想看看奔馳600?！?/p>

老李說話挺不客氣，但很爽快：“你看看人家的車，再看看你們那兩排座轎車，咱們怎么就做不出來？汽車廠都白吃飯？這樣吧，我先拉你們走一圈?！?/p>

我們坐上奔馳600，從中南海6號門出去，順著長安街，開到五棵松。警察都知道這是陳毅的車（當時全國就只有這一輛），所以我們一路暢通無阻，感覺確實不錯。

但是，光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至少也得測一測、量一量，才知道具體尺寸。我們向部里申請，能不能把奔馳600給我們做樣車。

陳毅最初沒同意，但接著事情就有了轉機。周總理跟他說：“你把車給人家算了，他們給我們做高級轎車?！?/p>

此時，離國慶節還有不到半年時間，“三排座”進入設計階段。參與設計、工藝的技術人員，同時展開對發動機、變速箱、剎車、雙管路的研究。

我們先研究樣車。勞斯萊斯看起來很高貴、車身長，試車時有些搖晃，但內飾不錯。奔馳600外形不錯，開起來挺穩，但下面老是“咕咚咕咚”地響，跟當時我國的路面不好有關系。

接下來，“三排座”的車長定為5.98米。英國女皇的勞斯萊斯車長約為6.2米，奔馳600車長約6.4米，我們的車長為什么設計為不到6米呢？因為那時候的北京小胡同多，車身短點好轉彎。雖然車長短一些，但勞斯萊斯和奔馳600上的功能都有了，比如前面的隔音玻璃、后排的自動后座等。

現在車的設計都要保密，但我們那時候是公開的，而且人越多越好。7個人分別設計做好了7個油泥模型。中午吃飯時，全廠職工都帶著飯盒去當評委，對7個油泥模型挑挑揀揀，提修改意見。后來，我們把每個模型的優點集中起來，做了一個1∶1的主油泥模型，這就是紅旗“三排座”的外形。

1958年，第一輛國產紅旗轎車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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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轎車廠準備試制樣車時，一場意外不期而至。

1965年5月的一天，長春風雨交加、電閃雷鳴。轎車廠幾萬平方米的廠房都是“大躍進”時期用磚木蓋的，哪里經受得住狂風暴雨的沖擊，有些地方便裂開了。我來到車間，看到房子開裂后擋住了車床，威脅到工人和設備的安全。

我趕緊給總廠打電話：“郭廠長，你趕緊過來，這個問題大了，廠房要塌了。別的事我可以負責任，但人命的事我負不起?！?/p>

郭力立即帶著基建處的人來查看廠房，當場決定廠房緊急大修，轎車廠馬上搬家。

“我們正生產紅旗轎車，這下怎么辦？”我有些犯愁。

“我給你們找?！惫φf。

我們倆冒著大雨到各分廠求援。每到一處，郭力就講：“為了61個階級弟兄，大家都要援助轎車廠?！?/p>

我們用了半天時間，分別在越野、發動機、鑄模、底盤、附件、教育大樓食堂6個單位要了7塊場地。加上轎車廠那條總裝線，紅旗共分布在8個地方生產。

場地確定后，我們冒著大雨搬設備。轎車廠依靠自己的力量，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就把幾百臺設備分別搬到7個場地?！叭抛钡臉榆囈约?966年“五一”前送到北京的20輛“三排座”轎車，基本上都是在分散的廠房里做出來的。

這段時期，一邊要搬遷，一邊要試制，技術工人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試制過程中困難很多，幾乎沒有模具，全靠他們做。

我一直堅持一個觀點：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技術工人的作用都不可忽視。但現在事實卻相反，我們更注重科技、注重專家，卻不重視能工巧匠。

車身總成采取設計人員、工藝人員和工人“三結合”的辦法。車長和車寬確定后，還要根據中央領導的身高、體形和乘車需求，來確定車高和車內部尺寸?，F在可以用電腦設計這些，但在當時不好辦，只能讓不同的人坐在里面測試。

為了設計駕駛室的尺寸，我們找來幾位開車很有經驗的司機，讓他們分別代表胖、瘦、矮三種體形的人，測量和確定他們在駕駛時所占的空間尺寸，再進行設計。

車后邊最初還設計了酒柜以及放茶杯的地方，但后來取消了。懸架裝置的設計，牽涉許多原理。設計師華福林在工人的配合下，大膽地進行了改進設計，使之能適應當時的路面。

我們在“三排座”上開創性地用了框形車架。這是設計師朱子智在一本國外汽車雜志上看到的，那時國外汽車也沒有這種先例?？蛐诬嚰茏銎饋砗茈y，先要設計模具，設計完還需要找材料。我讓朱子智成立一個小組，還抽調了兩個人：焊接工藝師孫德慎和八級鉗工錢增榮。

第一次設計后，做出來的框形車架效果不理想。有人開始講閑話：“你看，就想出風頭，國外車都沒用過，你就能用？就你能設計？”還有人認為，耽誤了時間不說，可能會誤大事。

為此，朱子智專門來找我。我說：“你別管他們說什么，咱們抓緊時間繼續做。馬克思主義也不是算命先生，我們實踐實踐吧?！?/p>

最終，試制出的框形車架的裝車效果非常好。

紅旗總裝工人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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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12日，我們裝出了第一輛“三排座”樣車。9 月19日，轎車廠安排送車組把車送到北京。我雖然沒去，但他們每天晚上要打電話匯報情況。

9月20日，中央領導和國務院的同志看了“三排座”轎車。

當天晚上9點，彭真同志要看車。他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已調任一機部副部長的郭力帶著送車組的同志，把“三排座”轎車開到彭真同志的住處。他看到后非常高興，提出要試坐新車。

長安街上，彭真一個勁兒地讓司機開快些。司機說，時速已經達到100公里了?！白谲嚴餂]覺得有這么快，真是一部好車?！迸碚鎸嚨耐庑?、性能和內飾都很滿意，“我們要用自己的車接送其他國家總統?！?/p>

看到車后面的活動座椅，彭真高興地說：“周總理迎送外賓很累，有了這個座椅，以后就可以躺著休息了?！笨吹饺婕t旗的側標時，他問是什么意思。郭力回答說，三面紅旗分別代表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彭真說：“那也不全，還有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呢，干脆就用一面紅旗吧?！焙髞?，經上級決定，側標只保留一面紅旗。

彭真看完車后說：“你們把車留下，我明天開到政治局，給主席和總理他們再看看?！?/p>

這下可為難了。我們只做了一輛樣車，車留下后我們就沒了。郭力講：“留給彭真同志吧，他可以做宣傳?！?/p>

彭真每天都坐著紅旗“三排座”轎車去中南海。好多領導都想坐這個車，都向他打聽，這是哪里做的車，他們一聽說是一汽做的，就向部里要車。

1965年年底，我們接到上級指示，要在1966年“五一”節前生產20輛紅旗“三排座”轎車送到北京，供中央政治局以上的領導乘坐。也就是說，要在5個月內生產20輛新車。

1958年，一汽近兩萬名職工與家屬在共青團花園舉行紅旗命名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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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這個任務的難度很大。首先，產品設計圖紙不全。做第一輛樣車時，我們準備了部分圖紙和工裝，但并不完整。

1965年10月4日，轎車廠開動員大會，動員大家為20輛“三排座”轎車奮戰到底。

熱火朝天的“戰斗”開始了。車身設計組的同志們趴在冰冷的圖板上設計圖紙，兩個月內就畫了1000多張。圖紙畫好后，工人再手工把模型敲出來。工裝設計組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們一起，制造出幾百套工裝。有些來不及搞工裝的零部件，就憑借老工人的技術來做。

舉個例子，懸掛部分的控制臂，是上海老師傅陳坤祥靠自己的技巧銑出來的；高壓油泵的主被動轉子，是八級工、勞模戴后法用手磨出來的，因為當時我們沒有好磨床；液壓變速箱是設計師馮錦煒，車間主任董正布，工程師黃遠榮和老工人于兆峰、于學義共同努力完成的。當時，車身覆蓋組還設在教育大樓食堂里，組長劉余寶帶著工人，用手錘加扁鏟、鋼板加型鋼，花了17天的時間做出了前后翼子板和前后蓋八大覆蓋件的胎具。

“三排座”的門鎖是上海廠子生產的，裝上車后打不開，打開后又關不上。上海廠子的老工人到長春把門鎖拆開，研究有什么毛病，設計人員再按照改裝的門鎖重新制圖。老工人把設計圖帶回上海，在沒有模具的情況下，靠手工做出了新鎖。

我后來經常感慨，“三排座”紅旗轎車的成功生產首先依靠的是一批好的工程技術人員，其次依靠的是一批真正的老技工。大家都說原子彈好、高新技術好，可是設計得再好，誰來做??？還要靠老工人。當時工人的技能等級最高為8級，而轎車廠工人的平均技能等級是6.8級，已經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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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時間緊、任務重，很多住在市內的工人，如車裝車間工人王明山、徐文衡和張六同等都自發搬到工廠里住。他們在樓上搭床、搭草墊子，自己帶糧食蒸飯吃。

一天深夜，我們給工人們送開水，半路上遇到管開水的仇相祿，手里提著幾個米口袋。一問，我們才知道，他為了讓工人們多睡會兒，每天自愿為他們蒸早飯。

可以說，做“三排座”轎車時，轎車廠的所有人都被動員起來了。我曾講過，我家孩子怎么長大的我都不知道，因為我每天都在廠里，和工人們在一起。

晚飯是個難題。工人們的早飯能靠自己帶的糧食解決，但晚飯怎么辦？我去找總廠勞資處的人：“工人們太辛苦了，糧食也不夠吃，晚上經常要干到半夜，廠里能不能解決一頓飯？”

勞資處的人不同意，說沒這規矩。我們好說歹說，最后他們同意給加班費：一小時兩毛錢。

工人們有意見了：“我們不是為這兩毛錢來的，為兩毛錢半夜三更跑這里干嗎？”他們說，“我們是為了紅旗，為了讓中央領導早日坐上紅旗?！?/p>

我又去找總廠黨委書記趙學義反映情況：“我們干部還行，可以回家吃，吃了再來，但工人們住得太遠，回去后就回不來（上班）了?！?/p>

趙學義說：“這樣吧，我們按四毛錢的標準給工人供一頓飯，但工人要自己拿糧票，到食堂買飯?！?/p>

1966年年初，20輛“三排座”轎車進入攻堅階段，老廠房主體工程的大修工程也即將完成。為了消除分散生產帶來的管理困難，轎車廠把基建科、機械科和動力科動員起來，提出要縮短基建時間，讓分散的生產部門3個月內搬回老廠。

按理說，基建搞完，不可能這么快恢復生產。我們就帶著基建工人和機動科全體同志上一線。當時的基建處處長曹新不同意，說這樣干有危險。后來在副廠長柳殿棟的協調下，我們與基建處達成協議：基建白天干，我們晚上干；他們在東邊干，我們在西邊干。

機動科除了保證正常維修，還要進行動能網絡和各種管道的安裝。搭腳手架來不及，他們就搭上簡易跳板；采暖設備通風用的管子上百斤重，他們用肩膀一根根扛上去。質檢處的同志都被感動了，說沒見過這樣干活的。

全廠很快就實現了動能七通，轎車廠恢復了集中生產。

1966年3月，“三排座”開始在新廠房里總裝配。

總裝配車間主任路寶根是工人出身，動員會上特別激動，大聲說“這是我們總裝配工人大顯身手的時候了”。內飾鉗工姜乃泉人稱“小老虎”，完成自己的任務后，又幫協作科做了壓制模。在新協作件來不了的情況下，老工人歷金元刻制了前后側標的裝飾件。

20輛車做出來后，每輛車還要完成各種性能測試和1000公里的磨合測試。車白天不能上路，只能夜里跑。3月的長春夜里很冷，上海耀華生產的前后風擋玻璃還沒送到，整車調整小組組長孫賢文召集技術過硬的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組成5個包車組，每組配4輛車。他們在夜里穿上棉大衣，戴著棉帽子，抓緊時間做調試。

風擋玻璃送到后，為了取得暖風系統的數據，在嚴寒的深夜，整車試驗人員和試驗工人把車開到野外，反復打開車窗，整夜整夜地進行測量，收集數據。

1959年，送第一批紅旗進京的部分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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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20日，轎車廠提前10天完成任務。

21日，一汽派出20多位司機把車送到北京，到達永定門火車站時，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同志早就在那里等著接車。

當時的場面非常壯觀。20輛還沒上牌的紅旗“三排座”轎車由永定門車站駛向長安街，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道路兩邊站滿了圍觀的人群，其中有北京市民，也有外國記者。

這批車很快就分給了不同的中央領導。

4月23日，也就是紅旗轎車到達北京的第二天，一機部黨組給一汽總廠發來賀電：熱烈祝賀首批“三排座”紅旗轎車提前生產完成。

4月29日，轎車廠召開大會，一是為慶祝，二是動員大家完成全年100輛的生產任務。

在那段艱難歲月里，中國的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就是這樣用自己的心血，鑄就了一段民族工業和民族品牌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