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故事性”

吳佳駿

“故事性”似乎是小說的專利，實則不然。散文也有故事性，詩也有，只是各種文體所承載或隱含的故事的表現形態不同罷了。對小說而言，“故事性”即是它的本體性。一個小說作者，如果不善于講好一個故事，那他所寫出來的文本就極有可能支離破碎，給讀者造成閱讀障礙。盡管，我們都心知肚明，一篇好的小說絕不僅僅是講好一個故事那么簡單。但“故事性”畢竟是支撐一篇小說得以成立的基礎和核心。即使那些偏愛實驗性探索的小說作者，把作品寫得晦澀難懂，貌似要 “去故事化”，卻最終也未能真正掙脫掉故事。

沒有“故事性”的小說是不成立的。說穿了，任何小說都是“故事的詩學”。

那么，散文的“故事性”怎么確立呢？

跟小說有所不同。小說是“虛構的藝術”，而散文是“非虛構的藝術”（雖然一切藝術都是虛構的）。側重點或性質的差異，使得散文可以有“故事性”，但不一定是核心。

散文的“故事性”不是靠虛構和情節來建立并推動的，而是靠內容的真實性、表達的真誠性和體驗的獨特性來豐富并完善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史鐵生的散文《我與地壇》，該文里的“故事性”一讀便知，可它又的確非小說。它的“故事性”同時也是它的“審美性”和“思想性”。

有“故事性”的散文，有血有肉，骨骼強壯。至少，它不空。那種純粹靠抒情或修辭見長的散文，或許讀起來很空靈，很有美感，彈性十足，但也極易流于華而不實，造成對內容本身的遮蔽。記不清是哪位前輩作家在讀完另一個作家的作品后，說過這么一句話：他很善于表達，但沒什么可表達的。此話看似普通，實際卻點中了穴位，值得散文寫作者領悟和反思。

本期刊發的三篇散文，“故事性”均很明顯。

《逆流》寫的是作者去一個叫“紅星院”的地方探望孃孃的真實故事。孃孃是故事的“根”，而孃孃的子女軍、茸、虹則是“藤”，在根與藤相互纏繞的恩恩怨怨中，每個人的命運一一浮現，他們共同組合成了一個家庭的底色。這個底色上印著兩個字：活著。文中還捎帶敘述了“紅星院”另外幾戶人家的生活場景，撼人心魄。這種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僅在于作者對生活敏銳的捕捉和深刻的藝術提煉，更在于作者的個人良知和悲憫情懷。我至今無法忘記言子在電話里跟我談及寫作此文時的哭聲。她的哭聲是一面鏡子，能照見人性的幽微。

南子跟言子一樣，是個心思細膩，善于以“故事性”來寫散文的作家?！兑涣Ｉ盥竦姆N子》以詩性的筆調，刻畫了一個出生于上個世紀70年代名叫賀五梅的女性的“理想情懷”和“個人悲劇”。此篇文章可以與《逆流》對照著讀。一個講群體的活著，一個講個體的活著。個體也即群體，群體也即個體。

干亞群的《影子飛逝我不動》，與以上兩文稍有不同。作者寫的是“夢”的故事。每一個“夢”的片斷，組成了生活的“日常性”。我們每個人既是日常生活里的主角，又是這個主角的影子。

如此說來，散文的“故事性”，也是人生的“故事性”，思想的“故事性”，靈魂的“故事性?！钡枰赋龅氖?，我們說散文可以有“故事性”，但不必非得強調它的“故事性”。否則，極有可能將散文引向破體與失范，寫得散文不像散文，小說不像小說。至于很多人所謂的“跨文體寫作”，那是另外一個話題了，在此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