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協同集聚、貿易開放與霧霾污染

蔡海亞 徐盈之

摘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入，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互動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中國打造高端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研究視角，構建空間計量模型和面板門檻模型，實證考察了產業協同集聚、貿易開放與霧霾污染的內在聯系。研究顯示：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存在明顯的改善作用；在剔除了加工貿易后，貿易開放對改善霧霾污染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協同集聚與貿易開放交叉項對霧霾污染存在負向影響，即貿易開放通過提高協同集聚水平從而間接地制約了集聚負外部性對霧霾污染的影響；貿易開放與協同集聚存在消化吸收的過程，在初期對霧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顯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用變得顯著；貿易開放與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與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的作用因兩者發展的不匹配而存在門檻效應，在不同的貿易開放下，協同集聚對地區霧霾污染的影響差異較大。因此，為了緩解日益嚴峻的霧霾污染問題，需要秉持雙輪驅動的發展戰略，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融合與滲透，破除產業發展中的棘輪效應；調整粗放型的外貿增長方式，推動外貿由規模型擴張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引領貿易結構走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路線；破除貿易開放與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門檻效應，實現兩者的匹配發展。

關鍵詞 貿易開放；霧霾污染；門檻效應；產業協同；產業集聚

中圖分類號 X513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8）06-0093-10DOI：10.12062/cpre.20180118

自推行市場改革與對外開放并舉的體制改革以來，貿易開放釋放的政策紅利為地區投資提供了便利條件，在短期內極大地促進了產業集聚，集聚經濟產生的規模和技術溢出效應創造了中國增長奇跡。然而，在以粗放型經濟為主導的增長模式下，空前開放的對外貿易以及產業大規模擴張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使得環境污染問題也變得愈發嚴重，尤其霧霾污染物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區上空肆意頻發，而這些地區又偏偏是產業最密集、貿易開放相對較高的場所。然而，隨著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開始出現階段性的新特征，產業集聚并非是單一產業在地理空間上不斷匯聚，而是伴隨著相關產業的協同集聚，尤為突出的是生產性服務業高度集聚的地區其制造業也較為發達。近年來，中國政府相繼出臺了《關于加快制造業服務化的若干意見》《中國制造2025》，將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新經濟地理學認為，產業在特定空間范圍內的集聚存在顯著的規模經濟特征和各種外溢效應，有利于企業集中生產、治污、經營以及對環境的集中消耗，因此，產業協同集聚亦可能具有環境正外部性。顯然，協同集聚與環境污染的內在關系有待檢驗。

1 文獻綜述

縱觀國內外研究成果，已有部分學者剖析了貿易開放、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的相互關系，但研究維度基本為兩兩關系分析在貿易開放與產業集聚關系方面，主要持有以下兩種觀點。一方面認為貿易開放推動了產業集聚的形成，如Yamashita等[1]認為產業間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指出外商投資的增加也加劇了相關產業的集聚。徐維祥等[2]的研究顯示產業集群創新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外商投資有助于提升產業集群創新。Shao等[3]研究結果表明，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對服務業集聚具有正向推動作用，但推動作用并不顯著。另一方面認為產業集聚提升了貿易開放水平，如Hilber[4]以羅馬尼亞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工業集聚和服務業集聚能夠對FDI流入產生吸引作用。李勝蘭等[5]探究了不同類型的產業集聚對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結果顯示產業集聚與FDI技術溢出效應存在倒U型關系。Ning等[6]探討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集聚的內在聯系，發現外商直接投資的空間溢出效應取決于城市內外產業集聚的強度。Simone等[7]分析了2001—2011年匈牙利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發現集聚經濟對FDI區位選擇具有顯著影響。

在貿易開放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方面，國內外學者已取得一定的進展，但研究結論有較大的爭議。一些學者認為貿易開放改善了環境污染，如Mcausland等[8]發現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產生的環境效應截然不同，前者對環境污染存在積極作用，而后者對環境污染存在負面作用。Almulali等[9]認為從長遠來看，貿易開放有利于歐洲減少CO2的排放量。代麗華等[10]實證得出提高貿易開放度可以降低中國環境污染，對緩解中西部地區環境污染的作用更為顯著。當然，也有學者認為貿易開放加劇了環境污染，如Baek等[11]研究發現雖然自由貿易可以改善發達國家的大氣質量，但對發展中國家的大氣質量卻存在消極影響。Dietzenbacher等[12]研究發現中國加工出口貿易每增加一美元收入要比正常出口貿易多排放約34%的CO2。

在產業集聚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方面，學術界的研究結論還未達成共識，部分學者認為產業集聚惡化了環境質量，如Ottaviano等[13]指出在技術瓶頸難以突破的情形下，產業的過度集聚非但不能改善環境質量，反而會惡化環境質量，增加環境治理成本。Ren等[14]以上海市為例，研究指出產業集聚加劇了土地資源的開發，對水體質量產生了一定的污染。相反，部分學者則認為產業集聚改善了環境質量，如Zeng等[15]研究發現制造業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污染天堂效應。另外，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產業集聚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存在一定的門檻，如齊亞偉[16]、原毅軍等[17]研究發現產業集聚水平高于門檻臨界值時，產業集聚對環境污染存在積極作用。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以往研究產業集聚大多集中在工業集聚、制造業集聚、服務業集聚，對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研究還不多見；二是部分學者剖析了貿易開放、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的相互關系，但研究維度基本為兩兩關系分析，鮮有將三者納入同一框架下，涉及協同集聚與霧霾污染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三是在測算貿易開放時，絕大多數學者未對進出口貿易與加工貿易進行區分，缺乏考察不同貿易方式對產業集聚和環境污染的異質性影響；四是以往研究未考慮到貿易開放與產業集聚之間的聯動性，忽視了貿易開放與產業集聚對環境污染的作用因兩者發展的不匹配而存在門檻效應?；诖?，本文彌補以上不足，基于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研究視角，構建空間計量模型和面板門檻模型，實證考察產業協同集聚、貿易開放與霧霾污染的內在聯系，并提出相應的可行性建議。

2 模型建立與變量說明

2.1 模型建立

值得關注的是，環境污染存在難以避免的空間自相關性和空間溢出效應，一個地區的環境質量在受到自身經濟發展影響的同時，往往還可能受到周邊地區環境質量的影響。OLS回歸模型假定樣本之間是相互孤立的，忽略了樣本的空間誤差與依賴性，而空間計量模型將地理位置與空間聯系有機結合，解決了因忽略樣本空間相關性和異質性而造成的誤差。因此，本文設定如下空間計量模型：

此處，參考原毅軍等[17]的思路，引入協同集聚的平方項來檢驗協同集聚與霧霾污染的非線性關系，若影響系數為負數，則表示協同集聚與霧霾污染呈倒U型關系。同時，納入協同集聚與貿易開放的交叉項lnOpen×lnCoagglo，進一步控制貿易開放與協同集聚的交互性影響，在式（1）的基礎上將模型設定為：

2.2 變量說明

2.2.1 被解釋變量

霧霾污染（Haze）。霧霾主要成分是PM2.5和PM10。由于PM2.5具有小顆粒、活性強、輸送距離遠、分布廣、空氣滯留時間長、易攜帶有毒物質等特性，對居民生活和大氣環境的危害程度遠大于PM10，因此本文采用單位面積內PM2.5來衡量霧霾污染。

2.2.2 核心解釋變量

貿易開放（Open）?，F有研究傾向選取外貿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占GDP比重（FTR）作為衡量貿易開放的標準，忽視了進出口貿易與加工貿易之間的內在關系。為了區分不同貿易方式下，貿易開放對協同集聚、霧霾污染的影響，本文嘗試對貿易量進行修正處理，即用進出口貿易減去加工貿易的差值占GDP比重衡量貿易開放。

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Coagglo）。本文采用區位熵衡量生產性服務業集聚（Psagglo）和制造業集聚（Magglo）指數。關于生產性服務業的界定，參照宣燁[20]的思路，將“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業服務業”、“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合并為生產性服務業。目前，在測度協同集聚指數上還未有統一的方法，借鑒楊仁發[21]的做法，通過產業集聚的相對差異來衡量產業之間的協同集聚，計算公式為：

2.2.3 控制變量

勞均物質資本（Capital）。大規模的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推動作用，也是導致霧霾污染的主要誘因。參考齊亞偉[16]的做法，采用物質資本存量與從業人員數量的比值來衡量，在資本存量的計算上以張軍等[22]計算出來的1995年中國各省市資本存量為基期，根據慣例令折舊率η=9.6%，運用永續盤存法將其核算成資本存量。

勞動投入密度（Labor）。勞動要素作為知識和能力的主要載體，是社會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對霧霾污染也存在不可忽視的影響。根據東童童等[23]的處理方法，本文借助從業人員數量與地區面積的比值來衡量。

環境規制（Regu）。有效的環境規制能夠促進產業結構變革，加速企業綠色產業鏈構建，從而實現地區霧霾脫鉤。環境規制衡量的方式很多，借鑒蔡海亞等[24]的做法，用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與GDP比值來表征。

城市蔓延度（Sprawl）。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擴張了城市蔓延的趨勢，給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本文參考蔡海亞等的思路[25]，構造如下的城市蔓延度：

式中，Sprawl為城市蔓延度；density_employment為就業密度；density_population為人口密度；employment為非農產業從業人員總數；population為非農人口總數；area為建成區面積；δ、為待定系數，此處認為就業密度與人口密度同等重要，δ、取0.5。

市場化水平（Market）。市場化水平越高，意味著經濟活動越活躍，環境污染物排放也就越多?？紤]到中國沒有市場化水平的直接統計數據，本文直接采用樊綱等[26]計算出的各省市2003—2009年平均市場化指數，其中2010—2014年的數據借助Matlab軟件運用回歸方法計算外插值得出。

2.3 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國研網對外貿易統計數據庫以及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全球PM2.5濃度圖柵格數據。針對部分年份某些統計數據缺失問題，本文依照其呈現出的變化趨勢進行平滑處理，在研究對象上選取除西藏和港、澳、臺地區以外的30個省份（直轄市、自治區）。

3 實證檢驗和結果分析

3.1 空間相關性檢驗

在利用空間計量模型進行估計之前，需要檢驗統計數據是否存在空間自相關性，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數來測度2003—2014年中國霧霾污染程度的全局空間自相關性。研究發現各年份Morans I指數均顯著為正，表明中國霧霾污染存在明顯的空間正相關，馬太效應顯著，霧霾污染嚴重的地區趨于同霧霾污染嚴重的地區形成“高高”集聚，霧霾污染較低的地區趨于同霧霾污染較低的地區形成“低低”集聚，呈現差異顯著的兩大組團式環狀“俱樂部”。

隨著省份之間地理距離的增加，霧霾污染的空間溢出效應也逐漸減弱，并且在地理距離大于1 500 km時，霧霾污染空間溢出效應不再顯著，意味著霧霾污染在特定空間范圍內可以對周邊地區進行強有力的擴散，具有輸送距離遠、分布廣、空氣滯留時間長等特性，在空間效應上符合地理學第一定律（地理學第一定律即地理事物或屬性具有非靜態性，在特定空間范圍上存在擴散作用，該影響隨距離的加大而遞減）。

3.2 全國層面的估計結果分析

由于霧霾污染存在顯著地空間溢出效應，倘若直接用OLS估計，會導致估計值有偏或無效，對此本文借助極大似然法來進行測算。在模型選擇上，通過觀測SEM和SAR模型的Lagrange乘數及其穩健性來選擇最優模型，若LMERR顯著于LMLAG，并且RLMERR通過顯著性檢驗而RLMLAG未通過，則選擇SEM模型；反之，則選取SAR模型。

表1報告了貿易開放修正前、后的估計結果，發現主要變量的系數符號沒有出現變動，但在估計系數和顯著性上有所變化，這也是下文將要重點解釋的地方。由模型（1）（4）可知，無論是貿易開放修正前還是貿易開放修正后，協同集聚的估計系數至少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協同集聚對改善霧霾污染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在于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水平越高的地區，其內部知識和技術外溢效應就越明顯，制造業集聚有效帶動了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通過輸出的人力、知識資本又反過來推動了制造業的進步，在提升制造業價值鏈的同時削減了企業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產業內生產效率和管理水平得到顯著提升，降低了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量。而貿易開放修正前和貿易開放修正后對霧霾污染的作用差異較大，顯著性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由負向不顯著變為負向顯著，其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加工貿易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形式，仍舊停滯在初級發展模式，因技術與管理不配套而無法涉及產品的高端生產環節，致使產品的實際附加值和研發設計偏低，反映了低端貿易方式對霧霾污染的改善作用并不理想，改變傳統粗放型貿易方式、提升貿易開放質量在抑制霧霾污染上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模型（2）（5）的估計結果顯示協同集聚的二次項系數符號為負，說明協同集聚與霧霾污染呈倒U型關系，但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進一步地，由模型（3）（6）可知，在貿易開放修正后，交互項lnOpen·lnCoagglo對霧霾污染作用系數有所提升，說明貿易開放帶來的規模集聚效應和知識溢出效應能夠提升協同集聚水平，制造業的高度集聚有利于企業將污染治理外包給生產性服務業，促進污染治理的專業化和市場化，與傳統加工貿易方式相比，高質量的貿易開放對協同集聚的技術溢出效應更為有效，能夠顯著降低單位產值的能耗水平。

在控制變量中，勞均物質資本不利于緩解霧霾污染，其原因在于政府為了實現政績考核標準，通過大規模重復投資來刺激工業發展，但資本的實際利用效率并不高，容易造成過度競爭和產能過剩問題，對霧霾污染的改善十分有限。勞動投入密度顯著加劇了霧霾污染，究其根源在于中國依然處于價值鏈低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企業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低端從業者大量集中導致清潔技術難以推廣。環境規制對霧霾污染的影響顯著為正，本文認為這與中國發展實際相符，企業以追逐利益最大化為經營宗旨，由于污染環境的代價低、守法的成本高，當尋租經濟收益高于環境規制成本時，企業往往明知故犯，寧愿擴大生產規模來彌補環境罰款成本。城市蔓延對霧霾污染呈微弱的促進作用，其原因在于中國城鎮化發展模式較為粗放、發展質量還不高，出現了亞健康和冒進式的城鎮化現象，環境污染已成為現代城市的文明病。市場化顯著加劇了霧霾污染，其原因在于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導致了工業集聚的爆炸式增長，長期大范圍集聚產生的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不斷進行自我強化，加劇了霧霾的污染程度。

3.3 分時段霧霾污染的影響因素分析

政府在“十一五”規劃綱要中首次提出將降低能源強度和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作為衡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減少GDP在政績考核中的權重。本文將研究時期以2006年為界，同時考慮到政策執行的滯后性，將研究樣本劃分為2003—2006年、2007—2014年，探析將節能減排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前后協同集聚、貿易開放與霧霾污染的相互關系。全國層面的分析已經指出，貿易開放修正后的模型對霧霾污染影響的解釋更具說服力，因而本文借助貿易開放修正后的模型進行測算。

如表2所示，對比兩個時段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協同集聚的作用形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無論是直接檢驗協同集聚、貿易開放與霧霾污染、還是分別引入協同集聚的二次項（lnCoagglo）2和交叉項lnOpen·lnCoagglo檢驗協同集聚、貿易開放與霧霾污染，就協同集聚估計系數而言，在2003—2006年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其原因在于制造業集聚發展初期大量原始資本匯聚導致產能急劇擴張，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卻相對滯后，產業之間的關聯性相對較差，產生的知識或技術溢出效應較為有限，加之官員晉升錦標賽機制的存在，遵循“先發展、后治理”的固有政策，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相反，協同集聚估計系數在2007—2014年顯著為負，表明在地理和經濟的雙重空間聚集作用下生產性服務企業和制造企業上下互通，雙方的交易成本和搜索成本有所下降，當協同集聚水平上升到一定臨界值后，協同集聚的規模效應大于擠出效應，有助于制造業生產技術、管理水平與資源重新優化配置，顯著地降低了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量。就貿易開放估計系數而言，在2003—2006年為正但不顯著，究其原因為在貿易開放初期地方政府將GDP作為政績考核標準，借助貿易數量擴張手段提升產業集聚規模來刺激經濟增長，然而以政府為主導的集聚往往會提高排污企業尋租的期望收益，從而弱化企業節能減排的硬約束，加之在集聚區內部分企業減排意愿較低，頻繁存在免費搭便車的行為，最終引發環境公地悲劇現象。值得一提的是，貿易開放估計系數在2007—2014年顯著為負，本文認為產生該現象的原因為，隨著貿易開放水平的提升，地區經濟水平也在穩步發展，經濟收入達到一定的門檻時進一步的收入增長將有效帶來環境質量的改善或污染水平的降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也提升了對生活環境質量的訴求。就協同集聚二次項（lnCoagglo）2而言，兩個研究時段的回歸系數為負但不顯著，意味著在研究時期內協同集聚與霧霾污染呈倒U型關系。就交叉項lnOpen·lnCoagglo而言，兩個研究時段的估計系數符號由正變為負，表明貿易開放可以通過改善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水平來對霧霾污染產生間接抑制作用，表現在當貿易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促使協同集聚的規模效應大于擠出效應，經濟集聚帶來的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能夠顯著降低單位生產的能源消耗強度，且隨著貿易開放水平的提升，其作用程度也會隨之增大。

3.4 考慮模型內生性的穩健性檢驗

若變量存在內生性問題，則會致使前文的檢驗結果出現有偏或非一致的情況。事實上，本文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其原因可能為：一是，存在遺漏變量，模型中可能會遺漏影響霧霾污染的重要變量；二是，互為因果關系，貿易開放與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提升會影響區域霧霾污染，而地區霧霾污染狀況的差異也可能會影響到貿易開放與產業協同集聚的發展。Lee[27]指出在有限的樣本下，空間GMM估計與極大似然估計一樣漸近有效，因此，此處擬采用空間GMM方法對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研究發現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與前文研究結論較為一致，表明估計結果是穩健的，不存在內生性問題。

4 擴展討論與檢驗

4.1 模型設定

針對中國各地區貿易開放存在明顯的異質性現象，貿易開放對協同集聚的技術外溢也或多或少對霧霾污染存在一定影響，但能否改善霧霾污染仍取決于各地區自身的吸收消化能力。那么，各地區間貿易開放對霧霾污染的影響又有何不同？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的影響是否依賴于地區的貿易開放？為了準確刻畫這種非線性效應，本文引入面板門檻回歸模型，以貿易開放為門限變量，以雙重門檻為例，最終構建的門檻方程為：

4.2 假設檢驗

檢驗1：門檻效應是否顯著。以單一門檻模型為例，原假設為H0∶β1=β2，表示不存在門檻效應；對應的備擇假設為H1∶β1≠β2，表示存在門檻效應。構建LM統計量對

零假設進行統計驗證，檢驗統計量為F（γ）=[SSE0-SSE1（γ^）]/σ^2。SSE0、SSE1（γ^）依次為H0和H1假設下得到的殘差平方和。由于在原假設H0下，F（γ）為非標準分布，Hansen提出利用Bootstrap自抽樣獲得漸進分布，進而并計算接受原假設的P值。

檢驗2：門檻估計量是否等于真實值。原假設為H0∶

4.3 門檻效應檢驗

表3報告了門檻變量的顯著性檢驗，研究發現：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的Bootstrap LM值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而三重門檻的Bootstrap LM值未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意味著以貿易開放為門檻變量拒絕線性關系的原假設，且具有雙重門檻效應。

表4報告了雙重門檻估計值，雙重門檻估計值依次為-2.000、-1.607，相對應的95%置信區間依次為[-2.031，-2.000]、[-1.607，-1.603]，由于本文最初對各變量做了取對數處理，因而其實際門檻估計值依次為

4.4 門檻模型估計結果

表5報告了門檻估計結果，為了便于與門檻模型進行比較，本文還依次采用SYSGMM、OLS方法來檢驗。門檻回歸表明，在不同的貿易開放階段下，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的影響存在明顯的門檻特征，當Open<0.135時，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0.357）；當0.1350.201時，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的影響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并進一步下降（-0.071）。因此，可以發現協同集聚與霧霾污染并非為簡單的線性關系。

對此可能的解釋為，當貿易開放低于門檻值時，知識溢出和技術溢出效應不明顯，致使協同集聚對改善霧霾污染的作用較弱，但隨著貿易開放的逐步提升，且當貿易開放越過門檻值時，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正向外部性效應十分顯著，一方面，貿易開放帶來的技術和知識紅利推動著集聚規模的急劇膨脹，隨著協同集聚產業共生性的逐步增強，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上下游生產環節互通互聯，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技術溢出推動企業生產和管理技術的提升，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量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作為制造業發展的高級要素，其所蘊含的人力資本、知識資本、技術資本不斷集聚，通過產生競爭效應、學習效應、專業化效應以及規模經濟效應對制造業升級形成飛輪效應，商品環保技術創新和綠色生產效率均得到顯著提高。當貿易開放越過更高的門檻值時，隨著人口密度、經濟密度持續攀升，土地價格、房屋租金、運營成本的上漲以及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殆盡，極大地透支了環境的承載能力，政府采取強制性的環境規制措施倒逼企業排污能力的提升，企業面臨高昂的排污費用或者被迫淘汰、重新選址，從而對改善霧霾污染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進一步分析了2003、2008、2014年各省份貿易開放門檻通過情況。2003年，有18個省份未跨越Open的第1個門檻，2008年減少至17個，到了2014年進一步減少至12個，但寧夏、河南、湖北、陜西、山西、甘肅、貴州、湖南、青海和內蒙古一直低于門檻值。2003年，僅有吉林跨過Open第1個門檻，2008年則變更為黑龍江與河北，在2014年數量增加較為明顯，越過門檻的省份為江西、新疆、廣西、四川、安徽、云南、黑龍江。2003、2008、2014年，跨越Open第2個門檻的省份則較為穩定，一直保持在11個，雖然內部省份有所更迭，但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江蘇、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在上述時段內均未發生變動。其原因是雖然中國先后出臺多項措施大力發展中西部地區貿易，但是由于經濟、社會、地理等因素的制約，目前中西部地區的貿易開放水平仍然較低，未能形成有效的規模經濟，因而需要進一步擴大貿易開放水平。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東部地區絕大多數省份貿易開放水平跨過第2個門檻值，但在較高的貿易開放水平下，反而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的改善并不顯著。其原因在于東部沿海地區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對外資的引入變得更加理性化，從追求數量向提升質量轉變，對外資企業技術與能耗水平的進入門檻要比中西部地區高得多，同時東部地區由于對外開放的政策紅利已獲得較高的利用外資，眾多的外資企業與本地企業在資源要素上存在一定的競爭，對FDI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致使貿易開放對產業集聚釋放的技術外溢效應有所減弱。

5 結論與對策

本文基于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研究視角，構建空間計量模型和面板門檻模型，實證考察了產業協同集聚、貿易開放與霧霾污染的內在聯系。研究結論如下：①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存在明顯的改善作用，在剔除了加工貿易進行修正后，貿易開放對改善霧霾污染發生實質性的轉變；②協同集聚與貿易開放交叉項對霧霾污染存在負向影響；③分時段檢驗發現，貿易開放與協同集聚存在消化吸收的過程，在初期對抑制霧霾污染促進不顯著，隨著時間的推移促進作用變得顯著；④貿易開放與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的作用因兩者發展的不匹配而存在門檻效應。上述研究成果蘊含的主要政策啟示如下：

（1）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破除產業發展中的棘輪效應。研究表明，提升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水平能夠顯著抑制霧霾污染。因此，必須秉持雙輪驅動的發展戰略，依托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加強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融合與滲透，鼓勵有條件的制造業企業向生產性服務業拓展延伸，引領制造業產業價值鏈的優化升級，不斷沿“微笑曲線”兩端服務業延伸產業鏈條。同時，變革制造業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的扭曲組織結構，在積極發展先進高端制造業的同時適度降低服務業準入門檻，吸引周邊關聯性生產性服務業的進入，鼓勵制造業進行外包服務管理，并構建跨邊界的產業協同集聚模式，以生產性服務業為助推器，培育制造與服務兩位一體的多功能產業集群。

（2）調整粗放型的外貿增長方式，推動外貿由規模型擴張向質量效益型轉變。研究表明，剔除加工貿易后的貿易開放對霧霾污染抑制作用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因此，需要將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進行轉變，引領貿易結構走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路線。具體而言，變革“以進養出”的傳統外貿發展戰略，不斷提升企業自主創新意識和技術研發能力，對加工貿易的產業鏈進行前向延伸和后向延伸，提高出口產品的增加值與技術含量。同時，需要增強對自主知識產權的保護，積極培育與創建自主品牌，努力提升貿易標準化的研發能力，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與頒布，努力促使本國技術標準上升為國際標準。

（3）破除貿易開放與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門檻效應，實現兩者的匹配發展。研究表明，在不同的貿易開放門檻下，協同集聚對地區霧霾污染的影響差異較大。因此，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不能為提高產業協同集聚水平而追求外貿增長方式的規模型擴張，需因地制宜，統籌地區協調發展。具體而言，中西部地區的貿易開放水平仍然較低，未能形成有效的規模經濟，需要進一步擴大貿易開放水平，借助貿易技術和知識溢出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降低單位生產能耗，而東部地區絕大多數省份貿易開放已進入瓶頸期，對外開放的釋放政策紅利有限，FDI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應當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為抓手，為高質量的貿易結構“騰籠換鳥”，注重向貿易質量效益型發展模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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