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與分權的歷史和現狀

【摘 要】 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大國，地域遼闊民族繁多人口眾多，文化傳統悠久而深厚。采取何種國家政權的制度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顯然，歷史的答案很清晰，只要不是極小的城邦，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某種形式的分權。這里的分權主要指縱向分權，即在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配置不同的治理權利。本文主要講中國的集權和分權的歷史和現狀。

【關鍵詞】 集權 分權 現狀

自秦始皇確立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基本上被后代的封建統治者所繼承。直到19世紀中期后中央集權國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開始，中央集權制遭到近代民主制度的強烈沖擊，尤其是要求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其理念正是對中央集權的全面否定。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最終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單一制，歷史證明，就當時的社會各方面條件來說中國共產黨的選擇是正確的。

當我們考察中國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了解中國共產黨人核心層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以及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思路，想必這時，我們每個人也都是理解的，支持中國共產黨人當時的明智之舉。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國家，是一個略帶封建專制主義的色彩的國家，是一個受到各個列強間接控制的國家。當時的中國沒有統一的市場，沒有經濟聯系作為紐帶，各地區聯系松散，政治上四分五裂，所以對于1949年建立新中國來說，當時的首要問題不是分權，而是如何集權，只有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統一才不會使當時的中國分裂和割據。只有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才能實現現代化。

隨著政權的和平轉移，各地經濟逐漸形成整體，地方的自主性、積極性的增強，高度的集中統一逐漸顯現出弊端?？v觀古今，政治和經濟的聯系息息相關。我國也力求政治經濟文化協同發展。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不是一成不變的，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對當時中國社會基本矛盾判斷為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于是果斷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方針政策，此時這已不是一個單純的問經濟問題，而同時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集權與分權的問題，分權—國家權利不能集中于國家機構的某個部門或者部分人，而應當合理地分割成若干部分，由憲法授予不同的國家機構和不同的人民所執掌。而這個分權，就是由經濟建設的需要推動的而分權似乎是當今世界每個國家都推崇和追求的各國從自身的實踐中逐步認識到集權是有上限的，超過這個上限就會引發種種的問題，以至于集權像是揮之不去的夢魘，而總結西方文獻，分權的好處可歸納為以下六點：1、有利于促進居民參加當地事務2、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對本居民負責3、有利于發揮地方官員的信息優勢4、有利于制度創新5、給人們更多的選擇6、有利于縮小政府的總體規模。換言之，分權有利于提高效率。我們現在從經濟方面討論中央與地方的利弊。改革開放的實行，改革實質上就是市場化，就是逐步將原來由中央統一掌握的經濟管理權力下放給地方、基層和市場主體，而最終廣東、廣州的經濟最終影響到全國市場的價格波動。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中國各地區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強，改革開放以來放權中有收權，收權中有放權，成為我國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基本政策傾向。自1990年代以來，在中央和地方分權問題上，中國已經有了一些制度創新并且有越來越強的制度化趨勢例如在立法權上1979年《地方組織法》2000年《立法法》都規定了地方的立法權限，此外，中央還給予地方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政策。

在這樣一種趨勢下，中國在分權的路上似乎越走越遠，但是任何一種制度或權力都應有其底線，集權有上限，那分權是否有其下限呢？分權當然也不是萬無一失，一勞永逸的。分權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促進制度創新1、在最理想的條件下分權充其量只能有效的提供地方性共享物品，不能提供全國性共享物品和服務，如國防。2、分權難以克服跨地區外部效應問題3、分權有時對無法得到提供共享物品或服務的規模經濟效應4、分權幾乎完全不可能解決宏觀穩定問題5、分權體制不利于解決收入再分配問題，而以上5個分權無法解決的問題正是集權的長處所在，既然集權分權各有利弊，那么我們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在二者之間尋找一個黃金分割點使集權和分權能揚長避短，使二者保持平衡，然而根據有關學者對中國財政分權與集權的定量分析，得出的結論來看，我國的分權恐怕已經其底線。研究結果表明只有前南斯拉夫和中國不僅全國實行了分權，而且在所有方面低于分權底線指標。中國財政分權在量上超過了我們定義的底線，表現為1、全國性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尤其是鐵路和公路交通2、中國的發展是以破壞生態和污染環境為代價的3、中央政府無力供養國防軍4、中央政府無力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收入再分配5、中央政府無法運用財政政策穩定宏觀經濟。以上種種問題皆因分權超過了其底線，影響集權與分權的程度是隨條件變化而變化的。鄧小平曾說： 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中央與地方的分權確實對我國具有廣泛深遠的影響，創新了各種政治法治化的運行模式等。分權關系一旦確立，政權建設問題就擺在面前，可以說政權建設是分權成功的保障。所以我國踏上了制度化的道理，在國家體制范圍內處理和解決問題成為我國法治建設的一大重要突破。政治、經濟、法律總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國家在法治建設的道路上不斷調節國家公權與社會私權的關系。事實上。中國已經到了從制度上規范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時候了。

總之，凡事皆有度，在度以內是好事，到了度以外就變成壞事了。集權和分權亦然，唯有把握集權分權之間的適度平衡，并據此做出健全的制度安排這樣才能使中國經濟走上一條持續穩定協調的康莊大道。

作者簡介：趙雪松 ，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 1995-04-21，畢業院校：煙臺南山學院，目前就讀院校：西北政法大學 專業：法律（非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