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朱熹《楚辭》訓釋之校讀分析

摘 要：《楚辭》是我國最早的浪漫主義詩歌總集及浪漫主義文學源頭，歷代研究《楚辭》的工作從未停止。東漢王逸的所作的《楚辭章句》和南宋朱熹的《楚辭集注》都是楚辭學研究難以逾越的高峰，但兩人的訓釋解讀又差異頗多。本文主要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兩則為例，試論王逸與朱熹注《楚辭》的不同之處，并從社會背景、思想風氣以及個人遭際等方面闡明原因。

關鍵詞：王逸；朱熹；《楚辭章句》；《楚辭集注》；訓釋

作者簡介：陳瑜（1996.11-），女，陜西西安人，西北大學文學院2105級本科在讀生，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0-0-04

《楚辭》是我國最早的浪漫主義詩歌總集及浪漫主義文學源頭，它開創了“楚辭體”、“騷體”等新文體，對整個中國文化系統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兩千余年來，楚辭學的研究一直被關注，漢代是楚辭研究的源頭。東漢王逸所注的《楚辭章句》是今傳《楚辭》的最早注本，后代注本多參考于此；南宋朱熹之《楚辭集注》則是集前人注本之大成，取精用弘，加以自己的理學體系，后出轉精。二者均為楚辭學的經典著作，本文主要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兩則為例，校讀分析并究其原因。

一、校讀《湘君》、《湘夫人》之王逸、朱熹二者訓釋

王逸的《楚辭章句》作于東漢中后期，是《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也是中國楚辭學章句訓釋階段的代表，其作品也充分反映了當時的歷史背景。而南宋朱熹作為理學家、文學家和政治家，個人首先擁有極高的文學素養和理論邏輯，身處于理學興盛的宋朝，他對文本的研究更在于義理，他認為前人對于屈原的種種認知均有不足，應予以糾正，且宋朝相比于前朝對于文學理論等的研究已趨近成熟，其注釋必然有與王逸不甚相同之處。所以盡管二人的《楚辭》注本均被視為經典，但個中差異明顯，亦能反映出不同的時代內涵。以下筆者將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兩篇為例，從訓詁、體例、內容三個方面進行校讀分析。

（一）訓詁

1.語音

王逸《楚辭章句》在訓釋時少有提到語音，通常直接釋義，在釋義后面再加上異文，如《湘君》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焙缶渫跻葑ⅲ骸吧p，香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為楫棹，蘭為旌旆，動以香絜自修飾也。蓀，一作荃。旌，一作旍”。[1]而朱熹《楚辭集注》中則先注釋語音、異文，再加以釋義，其注音多用反切法和直音法，最后對前代一些錯誤的訓詁注釋作以糾正。如同上句，《集注》中則注：“蓀，一作荃。橈，而遙反。旌，一作旍，與旌同。此句之上或有[乘]字，或有[采]字。旌或作旗。皆非是?！盵2]

以同一句為例，將兩人的訓釋進行對照，如《湘君》中：“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王逸《章句》注：“君，謂湘君。未，一作歸。參差，洞簫也?！?；朱熹《集注》注：“來，葉力之反。一作歸，非是。參差，一作篸。上出簪反，下出宜反。思，葉新齎反?！笨梢?，《章句》中無語音注釋；而《集注》中則用了反切法[3]注音。又如《湘夫人》中：“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薄墩戮洹分袩o語音注釋；《集注》注：“一無登字。薠，音煩；一作蘋，非是。佳下，一有人字，非是。張，音帳?！逼渲小八X”、“張”均用直音法[4]注音。此類例子還有很多，此處就不一一列舉。

由此可見，王逸《章句》中并未出現字音訓釋，而朱熹《集注》中則運用了反切法、直音法等注音方式訓釋字音。

2.字義

漢代對經籍的訓釋大多偏重于對名物的訓詁。分別觀察王逸與朱熹二人，他們均對《楚辭》中的名物字詞做了大量注釋，但對比之下可從二人的注疏中發現異同，從而反映出他們思想的偏重。

在單純的名物注釋上，王逸的《章句》幾乎是逐字翻譯。如《湘夫人》：“鳥萃兮薠中，罾何為兮木上?！蓖跻葑ⅲ骸拜?，集。一本[萃]上有[何]字。五臣云：薠，水草。罾，漁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已喻所顧不得，失其所也?！?/p>

而朱熹在字詞的注釋中大多沿用了王逸及南宋洪興祖《楚辭補注》中的內容。如同前句朱熹對于字詞的注釋僅為：“萃，集也。薠，水草。罾，漁網?！庇秩纭断婢分校骸安煞贾拶舛湃?，將以遺兮下女?！敝祆溲赜猛跻葑ⅰ胺贾蕖比　跋悴菥凵帯敝?；《湘夫人》中：“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敝祆溲赜猛跻莸摹榜恰?、“褋”分別取“衣袖”、“襜襦”之意。

但朱熹并非一味沿用前人訓釋，對于王逸所注錯誤或是不清楚處也進行了糾正和補充。糾正處如《湘君》中：“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蓖跻菟ⅲ骸芭^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敝祆渥ⅲ骸芭畫孺?，指旁觀之人。蓋見其慕望之切，亦為之眷戀而嗟嘆之也?！敝祆湔J為“王注意近而語疏”，說明王逸的注釋有模糊的地方。補充處如《湘夫人》中：“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蓖跻葑ⅲ骸靶烈?，香草，以作戶楣?！敝祆渥ⅲ骸靶烈?，樹大連合抱，高數仞。此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钡?，朱熹認為王逸對“辛夷”的解釋不夠細致，遂加以補充。

由上述比較可發現，王逸《章句》注重對名物的訓釋，詳細繁雜，部分地方有出現模糊、錯誤；朱熹《集注》在沿用前人注釋的基礎上，進行整合、修正和補充等，訓釋更為清晰明了。

（二）體例

王逸和朱熹在訓釋《楚辭》時均采用了隨文釋義的方法，但不盡相同。

王逸的《楚辭章句》，采用章句體例，隔一、二句作注，緊附闡釋對象，離章斷句，逐字逐句地解釋原文?！稘h書·夏侯勝傳》有云：“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間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蓖跻莸挠栣寖热葜赜诿镒志涞慕忉?，且無一定規范，注釋多而雜，使重點被埋沒，雖然有助于理解字詞，掃除閱讀的文字障礙，但不利于文本的整體理解，且章句體例使分句短小，將文章分割，加之注者也并未對段落大意作以規整，更為加重了文章大意的理解難度。

朱熹不認同這種訓釋方式，在《辯證上》中說：“凡說詩者，固當句為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故字義而已，至于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為《騷》解，乃于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而再釋之，則其重復而繁碎甚矣?！堆a注》既不能正，又因其誤，今并刪去，而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為斷，先釋字義，然后通解章內之意云?！敝祆涞摹都ⅰ坊旧弦运木錇橐恍」澴髯?，或隔六句、八句等統一訓釋，這樣減少了對個別字詞的具體解釋，若一字詞有多意，則通常關注它在該處文本的意義，重點放在全句全章的理解上面；且《集注》注釋有條理和范式，首先注明字音和異文等，之后用“〇”號與之后指明創作手法、解釋字句等隔開。如《湘夫人》：“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敝祆渥ⅲ骸拜?，子入反。[荷]上有一[以]字。蓋，葉居又反。〇佳人，謂夫人也。偕，俱也。逝，往也。言與召己之使者俱往也。葺，蓋也。筑室水中，將托神明而居處也?！?/p>

朱熹還有一點首創在于：他在每篇題下注釋最后均有小序，大多采用舊說，同時也增加自己的見解；其后又增加《辯證上》和《辯證下》，將個人觀點而不適于加在文本訓釋中說明的統一放在后面，內容涉及各種方面，雖零碎但可見他的思考。

（三）內容

對比二人的訓釋內容，分為對人物身份的訓釋和對《楚辭》創作手法的訓釋兩個方面進行。

1.對人物身份的訓釋

王逸和朱熹的訓釋內容中，最明顯的差別則體現在對于文章人物身份的解釋。

《九歌》本來是一組政治抒情詩，“全篇為比”，委婉曲折，富有浪漫主義色彩和文學性。但王逸幾乎將《湘君》《湘夫人》兩則中出現的所有“予”、“余”“吾”等第一人稱代詞注為屈原自己，將“佳人”、“君”等注為楚懷王或湘君，時時刻刻將“我”與“君王”聯系到一起，充滿了濃厚的儒家經學色彩。朱熹在《楚辭集注序》中說：“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并行于世，其于訓話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文理，使原之所為壹郁而不得申于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于后世。使原之所為壹郁而不得由于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于后世。予于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檃括，定為《集注》八卷?！笨梢娭祆鋵ν跻莸热诉@樣牽強附會的注釋并不贊同。

如對于題名“湘君”“湘夫人”的注釋，王逸注：“君，謂湘君也。以為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闭J為湘君為湘水神，而留湘君于中州者，湘夫人是娥皇、女英二人。朱熹注：“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者也?！薄暗圩?，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p>

對比二人，如《湘君》：“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蓖跻葑ⅲ骸把约哼h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嬃牽引而責數之，為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敝祆渥ⅲ骸芭畫孺?，指旁觀之人，蓋見其慕望之切，亦為之眷戀而嗟嘆之也?！薄断娣蛉恕罚骸板和≈拶舛湃?，將以遺兮遠者?！蓖跻葑ⅲ骸斑h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尤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敝祆渥ⅲ骸斑h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以其既遠去而名之也?！敝T如此類，朱熹將王逸所注的“迫切而害于文理”的訓釋通通刪去，并加以糾正。

在《九歌》辯證中，朱熹批評道：“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脈絡次第至其卒章，擾以‘遺抉、‘捐袂為求賢，而‘采杜若為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p>

2.對創作手法的訓釋

王逸在《離騷序》中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笨梢娝吹搅恕冻o》與《詩》六義“賦、比、興”創作手法源流關系，并且明確指出以何作比等等。但“賦、比、興”作為創作手法，具有文學性，王逸卻刻意將每個意象與具體的人物來相對應，導致有時穿鑿附會，不可取也，這也恰好說明他的訓釋內容并未著重在《楚辭》的創作手法上，而在《楚辭》內容對《詩》的“怨刺”的繼承上面。他在《九歌序》中說：“（屈原）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怨結，讬之以諷諫?！痹凇墩戮洹返挠栣屩袝r而出現牽強的作比，也正是為了反映屈原的怨刺而服務。

而朱熹在每小節的訓釋中都注出了“賦、比、興”手法的運用。如《湘君》：“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敝祆渥ⅲ骸按苏卤榷直纫?。蓋此篇本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不偶。而此章又別以事比求神而不答也?！庇秩纭笆癁|兮淺淺，飛龍兮翩翩?！敝祆渥ⅲ骸按苏屡d而比也。蓋以上二句引起下句，以比求神不答之意也?！钡鹊?。并且朱熹在注《楚辭》前還曾著《詩集傳》，他個人對賦、比、興研究甚深，這將更有利于他對《楚辭》的創作手法的注解，幫助讀者理解《楚辭》大義。同時《楚辭》本身就是一部文學性的著作，正確的訓釋也助于讀者去理解和體會它的文學價值和魅力。

二、從《楚辭章句》與《楚辭集注》窺王逸、朱熹訓釋特點

從上述對王逸《楚辭章句》和朱熹《楚辭集注》的校讀分析，我們可以鮮明地感受到王逸與朱熹訓釋的不同。

（一）王逸作：依五經而立義，又融以個人之情感

王逸訓釋的特點深受東漢儒學及政教道化的影響，依五經而立義。他提出：“夫《離騷》之文，依托《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鹥，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昆侖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盵5]所以在《章句》中經?？梢娡跻輰θ寮医洉恼饕?，數量龐大然，然而有些卻牽強附會。

如《湘君》中“薜荔柏兮蕙綢”一句，王逸注：“《詩》曰：綢繆束楚。是也?！庇秩纭傲腻羞b兮容與”一句，注曰：“《詩》曰：狐裘逍遙?！钡?。在《章句》中可見他注釋時若出現《楚辭》中與經書中相同的字時會征引經書，或是有相近意義也會征引經書等，之后再闡發自己的觀點和注解，便常有穿鑿附會的文字出現。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評價他：“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6]也是這個意味——旁征博引卻富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文學性極低，并且也經?？梢姷皆牟]有君臣之道等意思，但卻被注釋成忠君治國求賢等含義。

兩漢時期是經學發展的高峰期。漢代大一統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詩》列為“五經”之一，重視它的教化作用。盡管到了王逸生活的東漢末期，思想不再完全受經學統治時，“宗經”依然是漢儒闡發文學和政治理解的最基本途徑。

所以另一方面，當后來班固用《詩》的大義來批評屈原“露才揚己”，在《離騷序》中曰：“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蛾P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寧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潔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王逸反對班固的觀點，也試圖用《詩》等經典去反駁。雖然僅靠相近字詞來證明屈原符合大義略為單薄，但王逸對屈原忠君精神的推崇和仰慕可盡顯《章句》中。

他在《離騷后序》中評價屈原：“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蓖瑫r在訓釋《楚辭》時，本就發揮空間不多的空間，還處處可見王逸對屈原的贊賞。如對《湘夫人》“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該句，他注：“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筑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眾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也?！钡鹊?，均可反映出王逸對屈原精誠之心的敬仰和對英雄困苦的惋惜。

陳松青對此說：“王逸在散體注中那種置身作之外的注釋者身份的意識是十分明晰的，往往當他進入原作的藝術意境，與原作者的思想融為一體的時候，運用第一人陳進行敘述抒情，已不再是進行客觀的注釋了?！盵7]正是王逸這樣的“宗經”之行和他對屈原的仰慕之心，造就了《章句》的風格特點。

（二）朱熹作：考于辭而兼于義，置之于個人理學體系

朱熹是宋代歷史上一名優秀的學者、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集注》既匯集各家正確的文詞注解，又不一味順從前朝考究。相比王逸的《章句》，更為簡潔、整齊且富有邏輯，并可以關注到文本自身的文學性和藝術性。

與漢代的“宗經”不同，宋代盛行“疑經”之風氣。隨著雕版印刷術的普及，禪宗、理學等思想的融匯，“疑經”思想蔚然成風。體現在朱熹身上，他既有疑經的一面，又有尊經崇圣的一面，同時朱熹是南宋的理學家，其訓釋重于義理的闡發，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經學的束縛，更為理性的去理解文本。

朱熹在《楚辭辯證》中說：“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故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后，以備參考?！盵8]他對王逸作注時的遺漏、差錯或是多余的部分進行修正，使得每節的注釋清晰，便于理解。

且朱熹糾正了王逸對《楚辭》中借《詩》以牽強附會或無端加之政治思想之處，用文學的眼光訓釋《楚辭》。朱熹運用《詩經》“六義”說中“賦、比、興”三種藝術表現手法分析《楚辭》的文學性：“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讬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于語冥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托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后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迸e例在前文校讀差異中已有提及，此處不再加以贅述。

三、分析王逸、朱熹校讀《楚辭》差異的原因

（一）社會背景

王逸《楚辭章句》作于東漢中后期。漢武帝大一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學的正統地位，以儒家經典為中心的經學產生并盛行，“宗經”深入儒生的思想體系中。然而東漢中后期，外戚宦官亂政，皇權式微，政治秩序混亂，朝野盛行明哲保身，國家安危受到嚴重威脅。王逸身為士大夫，以國家為己任，想通過弘揚屈原的忠君愛國思想，張揚儒家積極入世的抗爭精神，挽救日益沒落的東漢王朝。且前文也提到東漢班固批判屈原“露才揚己”，借此闡發自己對屈原在亂世中張揚自我、消極偏激的思想的否定態度。王逸吸收了當時的行世說法，想要展示出一個符合儒家經義的，能服務于當時社會的屈原。王逸在反駁班固“露才揚己”說的基礎上，完成了《楚辭章句》，所以其直接現實性極強，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朱熹則生活在南宋光宗至寧宗時期，朝內皇帝昏庸，朝中權奸當道，迫害忠良，朝政糜爛腐敗。朝外金兵壓境，南宋兵力衰微，統治者偏安一隅，民族矛盾尖銳，內憂外患。屈原作為一個忠君愛國的典型形象，會大大激勵朝政，朱熹《楚辭集注》便應運而成。聞一多曾說：“屈原忠君愛國的說法，大約起于南宋的朱子?！盵9]朱熹在《楚辭集注·九歌序》中說：“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而不能忘其敬愛，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見其懇切之意。舊說失之，今悉更定?！贝藭r“忠君”已經不足以滿足社會的需求，在國家民族風雨飄搖之時，一個被訓釋的“忠君愛國”的屈原就在朱熹的《集注》中產生了。

（二）思想風氣

漢代是一個大一統的時代，大一統體現在其政治和思想上。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思想文化方面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等措施，“宗經”的思想在漢代達到高峰。儒家經典成為了取士標準，漢儒評判任何人、物均要以經為本，論書著述更是需要依經立義。同時漢代賦體文學的發展引發了對屈原《楚辭》的又一波研究熱潮，對屈原的評價也產生了消極和積極兩種態度，東漢班固則是批評屈原“露才揚己”“責數懷王”，不符合儒經大義。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王逸一方面深受經學思想影響，一方面則與班固對屈原評價而爭論——為屈原正名，盡然表現于其《章句》之中。

宋朝理學興盛，朱熹作為理學家、文學家和政治家，對文學的著述更注重于對義理的闡發。且宋代疑經思想盛行，顧頡剛曾說：“有了佛經的雕版以后，到五代時，刻了《九經》和《文選》等書，北宋時又刻了《十五史》和諸子等書，學者得書方便，見多識廣，更易比較研究；又受了禪宗‘呵佛罵祖的影響，敢對學術界的權威人物和經典著作懷疑：所以宋代的辨偽能蓬勃地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盵10]宋代對于傳統經典的新注層出不窮，朱熹也深受這種疑經思潮的影響，對《禮記》、《尚書》、《詩經》等經典做出質疑，并重新闡釋了《詩經》，作《詩集傳》。在這樣的思想下，他對于《楚辭》先前注本的態度是：“舊說失之，今悉更定”，他認為前人對屈原的種種認知均有不足，應予以糾正。

（三）個人經歷

王逸的生平資料現存不多，僅《后漢書·王逸傳》中有些許記載，除此我們也可以從他的現存部分作品中推測其經歷和境遇，《章句》中《九思》為王逸所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字，如《九思序》：“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九思·逢尤》：“虎兕爭兮于廷中，豺狼斗兮我之隅?！?；《九思·遭厄》：“悼屈子兮遭厄，沉玉躬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迄于今兮不易?！薄梢娡跻菖c屈原所處的環境有相似之處，王逸從而產生相惜之感，借屈原來抒發自己的憤懣，發揚屈原精神，以激勵時人。

而從該角度研究《楚辭集注》會發現，《集注》是朱熹無論在文學上的積淀還是在人生境遇發展上而產生的必然結果。朱熹曾說：“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盵11]從他所作的詩詞賦中，可窺見他深受《楚辭》影響的痕跡。如：“悼芳月之既祖兮，思美人而不見?！保ā端即嘿x》）；“超吾升彼昆侖兮，路修遠而焉窮?！保ā犊胀x》）；“湘君謝遺袂，漢水羞捐壓當?！?（《賦水仙》）等等?？梢娝麑Α冻o》的研究和學習之深久。之后朱熹在一次奏疏中“反對擴建宮廷，主張整肅朝廷綱紀”，又建議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12]。同年被貶，久歷貶斥，又遭誣陷，晚年其理學被稱為“偽學”，朱熹被誣“偽黨”。遭逢不濟的文人士子便找到了屈原引為知己。國家飄搖，朱熹也不斷受到政敵的排擠打擊，他只能從“古圣先賢”的著述中，寄以憂思。朱熹作《楚辭集注》也有此緣由。

本文通過校讀王逸《楚辭章句》與朱熹《楚辭集注》中《湘君》、《湘夫人》兩則的訓釋入手，探究了王逸與朱熹二人訓釋產生差別的原因。雖然王逸《章句》與朱熹《集注》相比，略有不足，但它仍是研究《楚辭》的文人學者必讀的經典之作，瑕不掩瑜；朱熹的《楚辭集注》則更是宋代楚辭學研究的集大成者，二者均在楚辭學研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楚辭學研究史上兩座不朽的豐碑。

注釋：

[1][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下文《楚辭補注》內容節選皆出于此版本。

[2][宋]朱熹撰，黃靈庚點校：《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下文《楚辭集注》內容皆出于此版本。

[3]是古人在“直音”、“讀若”之后創制的一種注音方法，又稱“反”、“切”、“反語”等。反切的基本規則是用兩個漢字相拼給一個字注音，切上字取聲母，切下字取韻母和聲調。

[4]古漢語的注音方法，即用同音字來注音。

[5][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9頁。

[6]王運熙、周鋒撰：《文心雕龍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頁。

[7]陳松青：《王逸注解<楚辭>的文學視角—<楚辭章句>之“八字注”探析》，載于《中國文學研究》2003 年1期，79 頁。

[8][宋]朱熹撰，黃靈庚點校：《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頁。

[9]鄭臨川：《聞一多先生論屈原》，晉陽學刊，1982年。該文為聞一多于西南聯大主講《楚辭》的整理稿。

[10][清]崔述撰著，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社，1983年版，第40頁。

[1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104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

[12]出自《宋史·朱熹傳》，收錄于《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

參考文獻：

[1][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

[2][宋]朱熹撰，黃靈庚點校：《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王運熙、周鋒撰：《文心雕龍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張宗剛：《王逸<楚辭章句>與東漢的楚辭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5月。

[5]林姍：《宋代屈原批評研究》，福建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6月。

[6]江瀚：《先秦至宋代楚辭學研究》，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3月。

[7]孫光：《漢宋楚辭研究的歷史轉型——以<楚辭章句>、<楚辭補注>、<楚辭集注>為例》，齊魯學刊，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