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下人民幣國際化：邏輯體系、內涵動力與驅進模式

一、前言

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下，中國的全球經濟、貿易、金融等地位實力與日俱增，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構建以工商實體經濟、科技領先創新、國內外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全球化經濟產業體系。作為聯系內外經濟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路等的重要貨幣媒介，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2016年10月人民幣正式加入特別提款權(SDR)是人民幣國際化里程碑標志。據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報告顯示，2018年3月，美元使用量仍然是全球最多，達到41.8%，排名第二的是歐元，使用量31.2%，而英鎊及日元的使用量則分別為7.13%及3.31%。加元使用量升至四年來最高水平，達到2%。人民幣全球支付占比由2月的1.84%跌至1.78%，位居第六位。美元仍在世界經濟活動中計價、結算、貯備等占主導地位。人民幣國際化雖有推進，但地位徘徊不前，因此如何廣泛的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備受關注。

研究國內外近年重要事件，也為當下人民幣國際化提出了警示。從國內角度，人民幣全球支付占比下跌，或與內地經濟放緩、人民幣匯率波動及資本管制措施有關，“入籃”后的人民幣全球使用出現萎縮，反映出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持續貶值的預期以及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在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逐步放開人民幣資本賬戶的需求下，考驗著“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協同效應，以及國內金融風險的防控機制和能力。從國際角度，中美貿易戰也考驗著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歐債危機及經濟疲軟重創歐元區國家逐步復蘇，聯盟內國家經濟差異所引發的各種矛盾不斷顯現，弱勢成員國希望采取獨立有效的貨幣政策和貿易政策，強勢成員國又不想受到弱勢成員國的長期拖累，致使對抗美元而產生的國際貨幣歐元，由于統一貨幣政策與國家個體差異所存在沖突缺陷將使其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對歐元國際貨幣模式及地位也是極大的挑戰和風險，對人民幣國際化也是重要警示。

人民幣國際化已成為新時代下我國經濟發展邁向世界性的重要戰略問題之一?？v觀歷史條件和經驗，沒有人民幣國際化覆轍之路。要以穩定發展中國經濟的本質核心出發，在貨幣國際化的條件、影響因素、邏輯關系等進行評價的基礎上，探討“一帶一路”倡議下人民幣國際化的邏輯體系、內涵動力與驅進模式。

二、“一帶一路”倡議下人民幣國際化邏輯體系思考

貨幣國際化主要條件可以歸納為：一是穩定、持續、創新的實體經濟是貨幣國際化根本條件；二是強有力的國際貿易和資本輸出是貨幣國際化后盾；三是幣值穩定是貨幣國際化心理保障；四是完善的金融市場和風險防控是貨幣國際化內在支撐；五是廣泛的國際政治經濟合作是貨幣國際化催化劑[1]。貨幣國際化雖有共性，但每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大有不同，不存在“模板”可以復制，人民幣國際化只能探索“中國之路”。

(一)人民幣國際化體系構建的思路內涵

“一帶一路”倡議在世界范圍內認同，重要性不斷攀升，人民幣國際化也成為熱點問題。如何合理有效的認識貨幣國際化，如何正確認識貨幣國際化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首當其沖。對于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們的終極目的，還是達到終極目的的手段之一？我們的終極目標是什么？人民幣國際化立足導向是什么？

人民幣國際化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未來進程。從內在動力上，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一帶一路”倡議的需求，需要人民幣國際化并逐步成為主要國際貨幣，適應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新趨勢；從外在需求上，中國本身經濟與貿易地位的提升，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也相應上升[2]。

主要國際貨幣都具有其特殊背景下各有千秋的國際化表現。在英國、美國國內金融市場尚未充分發展的初始階段，推動英鎊、美元國際化主要采用“資本輸出+國際卡特爾/跨國企業”模式；日元國際化模式采取事實上是失敗的“貿易結算+離岸市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政治主導的產物[3]；歐元是歐盟主權國家間博弈合作的產物，但盟內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千差萬別，而統一的貨幣政策會導致歐元區內政治經濟實力薄弱的、具有缺陷的國家產生問題，若不能有效的緩解和消除，將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歐元區域貨幣體系實際上始終處于危險境地，希臘主權危機已成為負面警示，歐元區內國家均有不同的態度和立場，“救”與“不救”都是兩難決策，如何維系歐元體系將是一個永遠存在的難題。

從國際貨幣的發展態勢來看，多元化、多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將是趨勢，并長期存在。特別是在美債危機、次貸危機、主權危機的沖擊下，以美元獨大、歐元的潛在矛盾的國際貨幣體系暴露出缺陷，波動顯著加大，國際經濟治理格局變化，這些因素影響著中國經濟，但也刺激了對人民幣的需求，成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時間窗口因素之一。

不難得出，在當今經濟一體化現實趨勢和“一帶一路”倡議下，人民幣國際化是大勢所趨。但須明確的是，我們的終極目標是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人民幣國際化不是終極目標，而是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而產生的一種歷程，這個過程是復雜多變、具有風險的；人民幣國際化并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是實現經濟發展而所需的多種重要促進因素之一。

因此，構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人民幣國際化體系，其內涵可從三個方面闡述：首先，必須以我國實體經濟的產業升級、技術創新、國際市場開發為主導，夯實貨幣國際化根基；其次，必須以我為主，為我所需的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避免依附關聯其他國際貨幣或者采取區域統一貨幣形式，保持自控性和獨立性；再次，為我所用并兼顧國際化過程中的相關利益經濟體，實現資本和資源合理再配置，實現貨幣國際化利益的內外均衡，協調共贏，承擔國際責任。

(二)人民幣國際化體系框架構建和主要內容

綜合歸納總結眾多學者研究，本文將從系統學角度考慮，將人民幣國際化體系邏輯框架和主要內容分為五個層面：

1.核心層：國民經濟發展與人民幣國際化之間的邏輯內涵，經濟發展是根本目標，人民幣國際化是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和影響力的必然結果狀態；人民幣國際化服務伴隨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并在成為國際貨幣后進一步鞏固延展的持續性過程。

2.支柱層：貨幣國際化研究的假設、原理、技術、方法以及主要概念理論的拓展深化，如“一帶一路”倡議下人民幣貨幣國際化條件、路徑、程度研究，貨幣國際化的成本、收益、風險問題等。

3.功能層：國際貨幣作為特殊貨幣，具有交易媒介、支付手段、計價單位、價值儲藏以及境外持有者的投資融資功能。在官方操作領域有釘住貨幣、干預貨幣和儲備貨幣，私人領域操作有計價貨幣、工具貨幣及財富儲存貨幣[4]。人民幣國際化中各職能相互影響機制不可回避，存在此消彼長的可能，也存在一進俱進、一損俱損的可能。

4.關聯層：基于核心層、支柱層、功能層基礎上，從發展我國經濟的根本目標出發，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利用和發揮人民幣國際化利益，控制、削弱及轉移各種金融風險的角度出發研究因素之間的多重關系，是人民幣國際化體系的最具復雜性、針對性的層面。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具體問題有匯率問題、利率問題、貨幣互換、資本賬戶開放、貨幣替代與反替代問題、離岸市場問題；人民幣國際化與股市、債市、基金、期貨等相互作用；國際資本流動、國際金融風險傳染、國際金融新秩序問題、國內金融體系完善、金融產品衍生及金融風險防范；貨幣危機、主權債務危機、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的系統性風險影響；外圍主權貨幣與人民幣貨幣博弈問題，經濟合作體系內貨幣合作等[5、6]。

5.應用層：圍繞經濟發展核心本質和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研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區域內乃至國際范圍的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

上述體系各因素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復雜性、系統性，形成邏輯關系示意圖(如圖1所示)。

圖1 “一帶一路”倡議下人民幣國際化體系邏輯框架

三、“一帶一路”倡議下人民幣國際化的內涵動力與驅進模式

“新常態”已成為中國經濟標簽，“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以開放促內外改革，推動經濟發展的角度從量與速度轉化為質與結構，以國際區域性“五通”為政策目標，創造了人民幣國際化新歷史契機。目前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職能仍處于起步階段，并且國際化步伐有所放緩。如何開啟“一帶一路”倡議下人民幣國際化新征程，需進一步探討和深入研究。

(一)從發展經濟的本質內涵認識人民幣國際化動力

“一帶一路”和人民幣國際化存在內在一致性及協同發展的內在邏輯?？v觀美、歐、日等貨幣國際化歷程，貨幣國際化的根基和源動力是實體經濟實力。對于新常態下重要轉型的中國經濟，“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長期戰略過程，人民幣國際化也是一個長期的發展蛻變過程?！捌ぶ淮?，毛將焉附”，不能拋開經濟發展談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倡議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在邏輯本質上是統一的、協同的。

1.經濟轉型升級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源動力。我國人口及資源紅利已經消退，經濟發展依托創新驅動。世界范圍內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工業4.0”時代、“中國制造2025”啟動，在需求導向大背景下，實體經濟主導以價值鏈為基礎，創新高附加值環節的價值增值及實現形式，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不僅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格局重塑、布局和融合，同時向國內外提供技術、產品和服務，區域性乃至世界性深度合作，需要人民幣國際化的協同發展。

2.“一帶一路”倡議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助推器。目前我國經濟存在產能過剩、外匯資產過?，F狀，“一帶一路”倡議的“五通”目標，將通過對外開放為內部改革引入壓力，形成以中國內需和產能輸出為起點的資金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新循環。以貿易加深跨國經濟聯系，以投資輸出過剩產能和資本，并在這兩個過程“嫁接”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最終中國經濟的影響力會伴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而提升。

(二)開發與利用多層次外部網絡路徑，延展人民幣國際化網絡效應

周邊化、區域化及國際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基本路徑，須將“地域化”概念進行拓深和延展，從利益共同體的角度構建外部合作網絡效應。周邊化已經完成，將進入區域化階段。從長遠看，人民幣國際化不僅需要時間來完善，更需要空間來支撐，并要以空間換取時間，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1.創建優化網絡格局，拓寬國際化路徑?！耙粠б宦贰睂嬛蚪洕Q易新的大循環，成為繼大西洋、太平洋之后的第三大經濟發展空間，沿線65個國家，所覆蓋世界人口的64%，全球GDP 總量的三分之一。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既是巨大的國際市場，又是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力量，作為“一帶一路”主導國，充分發揮“五通”策略，從利益共同體的角度構建或延展國際合作網絡，建立并鞏固網絡效應，助推經濟發展并將加快人民幣區域化進程。

2.構建動態網絡效應層次，統籌利用各種政治經濟合作?！耙粠б宦贰焙献魃婕胺秶?、差異大、難度大，需要合理構建網絡層次，把握主次，梳理重點核心。首先，圍繞貿易交往合作效應因素，據商務部統計2018年1至4月，中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進出口額3891億美元，同比增長19.2%；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46.7億美元，同比增長17.3%；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242億美元，同比增長27.7%，這將成為人民國際化的重要基礎，相關國家及地區的成為帶動人民幣使用的重要網絡要素；其次，圍繞產能轉移合作效應因素，如建筑施工、鋼鐵建材、機械工程、電力設備等行業大型項目輸出、邊際產業轉移合作，企業找準對接點；再次，圍繞能源、資源的投資開發效應因素，擴大大宗物資商品進口渠道的開拓與順暢，增強合作潛力前景和穩定性，對多元化的獲取資源可以增強人民幣定價及交易的效率和效果；第四，圍繞國內過剩資本投資輸出效應因素，國內資源紅利、人口紅利逐步消退，基于技術、品牌等無形資產相對優勢和資本積累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經營等。此外，結合既有政治經濟合作網絡，如上海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金磚聯盟、G20集團等，為各地區的共同利益保持經濟增長和發展，促進成員間經濟相互依存，加強開放多邊貿易，減少區域貿易和投資壁壘創造了機遇。

3.應對克服與美元、歐元的網絡效應競爭。當前貨幣網絡效應仍是以經貿聯系和制度安排為基礎的。以美元取代英鎊為例，歷經八十多年時間?，F今“美元區”成員對美國經濟及美元的依賴程度高，“歐元區”有歐盟各國的支撐。從一帶一路的國家范圍來看，既涉及“美元區”又有“歐元區”，人民幣克服美元、歐元既有的網絡效應，實現區域化，也是貨幣替代和反替代競爭，將是一個漫長過程。

(三)實施多元化貨幣功能組合，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需求效應

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國際儲備貨幣是人民幣貨幣職能“三步走”。目前人民幣國際化推進模式主要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2016年跨境貿易及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金額大幅下降，人民幣國際化趨勢放緩。從前文分析，人民幣國際化必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同時當今國內經濟轉型升級也不可能短期內完成，需要結合現實，開展多元化組合的推進模式，從而深化國際化。

1.持續鞏固加強跨境人民幣結算的貿易基礎需求模式。出口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要在“一帶一路”中的充分開發利用區域貿易流通的重要渠道。在貿易流通中充分利用產品差異化、服務差異化和相對競爭力，尤其大宗商品等，增強雙邊多邊合作，鞏固和提升使用人民幣定價和結算地位，同時，創新使用方式，依托互聯網、物聯網、智聯網等跨境電子商務，充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基礎功能。

2.強化“資本輸出+跨國公司”的實體經濟核心需求模式?；仡櫽㈡^和美元成為國際關鍵貨幣的過程，起初均采用“資本輸出+跨國公司”模式，借助網絡效應占據了國際貨幣地位；日元國際化采取“貿易結算+離岸市場”的模式，事實上是失敗的，其中日本獨特的貿易模式中日元貿易結算地位低下，缺乏周邊國家的地域支撐，遭遇美元阻擊，在貿易黑字的期間沒有及時利用當時富裕的資本拓展對外直接投資，以及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間的“再貸款游戲”是重要原因；歐元是歐盟國家聯合抗擊美元的產物，但其區域性貨幣一體化具有其內在政治經濟不穩定性隱患，歐債危機就是例證。

人民幣國際化所處狀態與日元當年具有很強的類似性，貿易順差且貿易話語權不強；但又與歐元的背景基礎有本質不同。人民幣已經進入區域化階段，總結前車之鑒，把握新的發展趨勢，“資產型”和資本項目下的適度適時開放，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所需。對外輸出人民幣必須注重與實體經濟和產業投資掛鉤，充分開發“一帶一路”區域國家投資，使人民幣資金逐漸成為核心貨幣，推動全球資源配置、生產、銷售和定價，才能夯實人民幣作為中國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計價、結算貨幣的基礎?！百Q易結算+離岸市場/資本項目開放”模式對于地位不高、權重不高的人民幣國際化是危險而激進的，結合我國經濟轉型的現實需要，因此應采取漸進、穩定的“資本輸出+跨國公司”模式[7]，樹立以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為目的，配合國內經濟及產業升級轉型、企業實體跨國經營的推進，逐步爭取主動權和靈活性，穩妥地深化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3.深化銀行金融業國際化的金融先導需求模式。從國際經驗來看，利用銀行金融業的先行導入，是貨幣國際化通道載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資銀行起到了重要鋪墊推動作用，促使美元大規模流向歐洲和日本。日元國際化過程中，金融銀行業為企業跨國經營提供資金支持，同時為目標國基礎設施等提供日元貸款，推動了日元國際化?！耙粠б宦贰眲摻藚^域網絡，人民幣國際化的“先遣隊”必須要求中國銀行金融業首當其沖，為資本輸出、企業跨國經營提供基礎的金融服務，并通過政府援助、政策性貸款、商業貸款、直接投資及發行基礎設施債券等方式，解決沿線國家的資金瓶頸問題，從而使人民幣得以在沿線國家推廣使用。

(四)堅持深度金融改革，提供人民幣國際化內部支撐效應

成熟的金融市場提供良好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可以減少持幣者的風險和損失，增強持有信心。建立“一帶一路”區域廣泛的網絡效應，倒逼國內金融改革，適應經濟升級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內在要求。

1.匯率、利率的彈性市場化改革。合理的人民幣匯率和利率的市場化程度將使人民幣作為資金和貨幣的價格富有彈性，更好地調節市場的需求并有助于控制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這將會有效助推人民幣國際化[8]。增強開放人民幣雙向波動彈性，各類避險和衍生工具才能得到應用和發展；存款保險制度是中國經濟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環，是金融業開放、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基礎性條件，有助于保護存款人利益，穩定所有者信心，維護金融體系穩定。

2.金融市場廣度與深度的創新，調節人民幣跨境流動等產生的國際化風險?！耙粠б宦贰备鲊町惔?、情況復雜，推行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正視與其他國際貨幣現實差距，調研實際國際市場對人民幣使用需求，出臺縮小差距的政策措施。目前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度、市場深度和規模都不夠，跟國際市場相比金融衍生產品相對比較單一。缺乏便利投資、產品豐富，以及規模巨大、內外開放的金融市場，人民幣要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幾乎是不可能的[9]。要從國內國際視野考慮各類型人民幣持有者的心態、利益、目的，逐步完善、縮小差距，既創造投資獲利的機會可能，又有防范風險的渠道、手段、產品，這對于后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至關重要。

(五)審慎有序開放資本項目，規避人民幣國際化誤區風險

資本賬戶開放是一項持久的制度建設，資本項目完全開放未必是人民幣國際化必須要求的前置條件，人民幣國際化并不等同于資本項目開放，貨幣的境內外自由流動并非意味著成為了國際貨幣。誠然，資本項目開放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但仍與潛在金融風險并存，應推行“以我為主，為我所需”的策略。

1.有序有度的雙向開放資本項目。完全自由、不受約束資本項目開放是不現實的，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要充分分析成本、收益與風險，從“一帶一路”沿線實際出發，擬定開放廣度和深度。先直接投資，后間接投資；先長期后短期；先開放流入，后開放流出；先放松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再放松對非金融機構和個人的管制，并進行必要的監管和約束[10]。

2.合理可控的資本流出流入機制。對“一帶一路”沿線境外人民幣的回流應偏重于提供安全性、流動性的便利，可在一定程度上緩和國際投資收益長期逆差的結構性問題。人民幣國際化思路應從當前“貿易項下輸出、資本項下回流”轉向“資本項下輸出、貿易項下回流”，與人民幣國際化“資本輸出+跨國企業”推進模式緊密配合，避免日元國際化的覆轍。

3.審慎可靠的風險隔離機制。充分發揮人民幣離岸中心防火墻作用，建立國內外人民幣的風險隔離機制，重新布局或建立離岸清算中心，推動人民幣“走出去”和離岸市場發展中發揮著重要而獨特的作用[11]。同時，設立“外匯人民幣”賬戶，將國內人民幣與離岸人民幣業務分離開來，區分和掌握人民幣基礎貨幣在國內外的分布和變化，及時反映人民幣境外流動的異常情況，防止國際投機者的攻擊。

四、小結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復雜系統，也是一個長期性的系統工程。在信用貨幣體制下，須要對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進行預測和控制。不可否認，“一帶一路”區域內也存在制度障礙、溝通障礙、人為障礙、情感障礙等，在國內也存在各部門、各省份戰略執行上的差異，實體經濟以及企業跨國經營的層次水平的差異，產業升級轉型參差不齊，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制約人民幣國際化，需要統籌國內外因素，做好政治、監管、市場、匯率、法律等管控，構建以人民幣為核心的“一帶一路”國際貨幣合作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