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視角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路徑選擇及制度保障

一、引言

中國經濟自2012年回落起，正式步入“新常態”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速度從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幾十年來堆積的問題和矛盾也逐步暴露顯現。在這樣的背景下，2015年國家首次提出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經濟工作的重心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意在通過完成“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基本任務，2017年在中央緊急工作會議上又提出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這實際是對五項基本任務的明確和細化，最終為了形成制度和生產力上的突破，最終建立起有效防止和克服繼續產生無效和低端產能、缺乏市場需求的庫存、高杠桿帶來的高債務以及成本持續走高的制度結構。

行為經濟學作為實用的經濟學，將行為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心理學與經濟科學有機結合起來，以發現現今經濟學模型中的錯誤或遺漏，進而修正主流經濟學關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等基本假設的不足。其主要理論有前景預期理論、有限意志力與計劃者-執行者模型和心理賬戶理論，在這些理論的作用下，不同制度設計和政策供給對企業有迥異的影響，本文基于行為經濟學的視角進行剖析，試探究制度供給的路徑選擇及相應的政策保障。

二、行為經濟學視角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內涵

(一)形成有效制度供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長期目標，是形成能夠有效防止和克服產能過剩、有效供給不足、杠桿率過高、成本居高不下和短板明顯的制度結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要落腳到制度結構的變革上，通過形成一系列的體制機制完成對上述問題的預防?！捌啤?、“立”、“降”的基本任務是基于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提出的改革任務，其本身就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邏輯內涵，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不能對問題和風險進行提前的規避和防范。而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力，既不能根據當地情況做出最優決策，又時常為了眼下利益而拋棄長遠目標。

因此，從行為經濟學看，制度改革的實質就是最大限度的規避有限意志力形成長期有效的制度供給。這里的制度是一個廣義的層面，囊括配套法律體系、政策支撐及頂層設計的方方面面，制度供給主要是通過中央提供完善的制度體系，規避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力，使其避免計劃者和執行者的矛盾，減少朝令夕改、政策規劃短視、規劃長遠卻又追求短期利益的情況發生，這樣才能有效解決產能過剩、有效供給不足、杠桿率過高、成本居高不下和短板明顯的問題，貫徹好中央政策意圖，同時令地方政府在較長時間內做出最優決策根據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制定相關政策、法規，最大限度發揮政策激勵作用，加快推進改革。

(二)提供有效政策激勵

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另一層內涵就是配套于制度供給中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政策設計關乎改革能否落到實處，有效的政策設計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政策設計必須考慮其可能引起的反饋和連帶效應，因而必須從受眾的心理出發，利用前景預期等行為經濟理論，營造穩定、可預期的宏觀經濟環境，激發企業信心并進行有效激勵，通過政策幫助企業建立起合理的參照依賴，放大確定效應，減少面對風險，積極引導企業向重點改革領域投資并進行生產端的產品創新和升級，最終反哺生產供給。此外，不同類型的政策設計側重點和想要達到的預期效果有所不同，所采用的行為經濟學理論也有所不同，加上各地區文化間的差異也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和思維方式，會對政策激勵效果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如何利用行為經濟學合理設計，發揮其最大功效至關重要。

(三)設計合理退出機制

利用行為經濟學設計合理的退出機制，完成“破”、“立”、“降”的主要任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后一層內涵。全面考慮稟賦效應、中杯效應和幼犬效應設計退出機制，綜合考慮企業所想、企業所盼，滿足企業的退出要求，提供并為企業框定多種退出方案，縮窄企業退出路徑，盡量在滿足企業需求的同時降低退出成本，并將進入機制和退出機制相結合，在要求企業退出落后產業的同時鼓勵企業進駐新興產業，采用降低進入門檻，逐步提高要求和監管的方式，為企業進入新市場打開突破口，從而加快企業退出和進入的步伐，盡快淘汰落后產能，引導企業投入到新興產業中，實現改革承前啟后的關鍵一環。

三、行為經濟學視角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主要困境

(一)政策激勵失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順利推行的先決條件，即是國內現有技術能否達到改革提出的要求。而從行為經濟學的視角看，其主要作用于政策效果中，即政策激勵引發微觀主體信心以及心理狀態的變化，從而利用信心乘數擴大政策效果，達到改革目標。但目前國內受制于技術條件不夠成熟，政策的激勵引發的信心乘數被技術這類核心影響因素抵消，難以發揮應有作用。以電動車市場為例，由于對能源結構改革提出了較高要求，國內電動車市場一時之間也是十分火爆，層出不窮的政策扶植拉動電動車的產量和銷量，但縱觀整個國內汽車市場，耗油車的需求量依舊遠遠大于電動車。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電動車蓄電量的技術難題難以突破。國產品牌(如一汽)的電池續航只有240-260公里，將達到國家最低200公里續航里程的要求，遠低于特斯拉等國際品牌400-500公里的續航里程。加之特斯拉高達70萬的售價又令國人難以接受，而國產車價廉卻不物美，所以盡管國家出臺免搖號、購車補貼、充電樁配備等一系列的相關激勵政策鼓勵電動車購買，但電動車市場不景氣也不可避免。何況改革涉及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面臨的情況也要比單純電動車市場復雜許多，技術難題必然更為突出，并且在國內和國外技術對比的參照依賴中，微觀主體的風險規避心理更為強烈，信心乘數的作用更加大打折扣，政策對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激勵都可能失靈。

(二)政策缺乏聯動性

今年是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第四個年頭，改革固然成效喜人，但也存在政策制定缺乏統籌聯動，中央地方缺乏統籌聯動等問題。從地方印發的促進改革和落實改革的總體方案來看，并未提出太多具體舉措，仍然以總體基調為主，說明改革目前依舊處于“摸石頭過河，走一步算一步”的階段，缺乏成熟完備的推進體系和完整的框架藍圖，更缺乏抗壓和應對風險的對策。依舊以新能源汽車市場為例，國家支持系能源汽車發展已兩年有余，但直至現在各地方也沒有完成充電樁的配套建設，有些地方現在才擬定鼓勵企業配套充電樁的條例，可見政策持續性和統籌聯動性有所缺乏。更不用說在地方與地方之間如何協調改革指標的問題上，則完全是以自身利益優先的原則進行規劃設計，這樣不僅可能導致改革用力過猛，引發一系列問題，更是給人一種方向不明確的印象，致使企業對改革未來的前景預期不清晰，打擊微觀主體參與改革的積極性。

(三)混改阻力相對較大

當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困境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上下不同心，試點地區參與企業急于擺脫，投資方未能理解改革的目的和最終架構；二是非試點地區觀望態度居多，面對試點地區和企業的改革依舊是“他改他的，我走我的”，企業參與混改積極性不強。

我在試點地區的調研中發現，很多投資方愿意參與混改，但他們主要擔憂自身能否拿到改革企業的控股權，即能否按照自身的意愿調整、布局企業未來的規劃。這本身就是投資方缺乏對改革目的和最終架構的理解和認識的表現，在混改的原始規劃中，就不存在哪一方能夠實現對企業控股，任何決策都需要協調各方利益才能做出決策。投資方對政策錯誤的解讀和自身視野的限制無疑為混改蒙上一層陰霾，另一方面，在第一批參改的十余家企業中，只有一到兩家被摘牌，其余企業掛牌無果。參改企業急于擺脫，將許多不良資產混入其中，也是造成投資方不愿摘牌的主要原因。再加之出現許多的新做法、新思路缺乏必要的法律約束和規范，更是使混改舉步維艱，處處受挫，改革前景被更多的觀望企業看衰，參與方喪失信心，且缺少成功的參照依賴等問題進一步打擊企業的積極性，使改革推進難上加難。

在非試點地區主要存在隔岸觀火的現象。地方企業和政府懼怕風險，依舊各走各路，試點地區和企業起到的帶動作用甚微，加上這些地區遇到些問題和困難，形成了消極的參照依賴，更加劇了非試點地區對風險的規避，堅定其按兵不動的消極態度，更使改革受阻。

四、行為經濟學視角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選擇及政策保障

(一)路徑選擇

圖1 制度供給路徑及行為經濟學影響機制

從理論內涵及以上困境來看，除去技術難題，問題主要集中在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有效激勵不足、信心不足、前景預期難以判斷以及參照依賴的選擇等方面。因此本圖從制度供給的整體流程出發，構建行之有效的制度供給體系作為改革路徑。

1.多部門聯動進行頂層規劃

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當其沖的就是改革的整體設計和規劃，只有解決頂層設計，才能從根本上增強信心，把控前景。改革提出的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以及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互獨立又有部分重疊，這就急需中央的統一規劃協調，才能避免地方政府各自為政、改革思路不清晰、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問題。另外在深入解決結構性問題的過程中，更需要多部門共同協商，做到全方位、立體性跟進政策，全面協調各方利益，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保證政策的順利推行。頂層設計可以采用矩陣管理模式，按照項目進行組織，加強了不同部門之間的配合信息交流，克服了直線職能結構中各部門相互脫節的現象，使政策制定更加全面、行之有效，且實現資源全面的高效配置。

2.財政與信貸政策并重

針對化解過剩產能、調整能源結構和排放結構、全面促進供給創新等問題，充分利用參照依賴偏好對現行的財政政策和信貸政策加以調整，從而有效激勵。

首先，改革重點領域的稅制。以即將開征的環保稅為例，可效仿標準普爾的債券評級體系，建立污染指標評級，將稅收指標層級化，調整每個大層級和小層級之間的對應標準跨度，利用微觀主體存在努力的邊際評價下降原理，設計相對細致的劃分激勵措施以及指標間差距的減少有利于連續激發揮短期激勵的作用，在較短時間內緩解改革壓力。還可以對此模式進行擴展，在減稅的基礎上加入財政補貼等一系列跟進政策福利，多維度激勵更大的激發出企業自覺參與改革的動力。

其次，適當放寬信貸標準。這里的放寬并不是放寬準入條件，而是由國家開設特定目的和領域的項目，在法制化、規范化形式下放寬參與特定項目企業的信貸標準。且為了避免大企業壟斷特定項目，中小微企業“靠邊站”的現象出現，在對特定項目申請企業條件審核時，可以設定一定的比例限制，即大、中、小微企業各占比多少，并在審核中按照企業規模標準的劃分在大、中、小微企業群內部擇優選擇，并對最終參與項目的企業給予政策支持，適當放寬對其的信貸標準。這樣既能使政府的方向引導落到實處，又能讓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真正嘗到甜頭，促進其發展壯大，激發行業內企業的良性競爭，壓縮“檸檬”市場的存在空間，繼而調動整個市場的積極性，促進資源配置的進一步優化，掀起改革熱潮，使改革真正發揮功效。

3.建立健全中央智庫與企業智庫的聯動機制

建立中央智庫與企業智庫的聯動機制有利于提供科學有效的制度供給并反哺產品供給。政府的智庫掌握著制定政策的整體思路，他們深刻理解政策的本質是什么以及要解決什么的問題，而企業的智庫則清楚究竟如何將政策轉化為生產力和創新成果，并對實操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有十分充分的了解。二者的相互聯動一方面使政府可以充分了解改革的進程，及時幫助企業解決改革推進中出現的問題，并對一些問題防患未然；對于企業而言，可以保證產品創新不偏離大方向，同時增強企業對未來發展前景的理性預期，精準把握政策，增強確定效應和信心乘數的作用，進一步反哺產品供給，并在對實踐過程中的總結，為改革建言獻策，促進政策和制度供給的進一步完善。

(二)制度保障

1.營造穩定宏觀經濟環境

在進行決策時，受制于其受教育程度、經驗閱歷等客觀因素限制，微觀主體不能總是做出理性決策，從而造成理性預期失靈。而不穩定的宏觀政策和經濟環境會加劇失靈，并在經濟中反映為“檸檬”市場的擴大和“動物精神”等非理性行為的增加，給實現“調結構，轉方式”的目標帶來巨大阻力，甚至有可能造成經濟的倒退。穩定的宏觀政策和經濟運行環境會大大提高人們對于前景的預判能力和經濟轉軌的自信，增強信心乘數的作用，增加理性預期，提升對政策的反饋效果。同時也盡量降低了企業和個人所面對的不確定性風險，由于風險規避的存在，所以宏觀政策和環境越穩，越有利于激發微觀主體的積極性，自下而上的降低改革阻力，助力改革推進。

2.準確定位產業調整方向

在宏觀政策穩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改革的方向有利于降低企業因對產業政策判斷不清而出現的風險。不明確的產業政策會增加企業的危機感，即當微觀主體覺得會在改革中面臨重大損失時，便產生風險偏好，激起反射效應，為了規避損失鋌而走險，如若成功助力改革，一旦失敗將會對企業和個人帶來嚴重損失，反而限制改革的進行。準確產業政策實質為化反射效應為確定效應，明確出改什么、怎么改和如何改，給企業以明確的導向。由于企業在面臨獲利時會風險規避，所以在確定的政策導向和不確定性風險面前會選擇前者，在進行生產、投資時也會選擇較為穩妥、前景明確的產業，這有利于最大限度的發揮政策導向性作用并放大其乘數效應，從產業層面引導市場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

3.激發企業創新能力

個體在一天中努力水平按照先低后高再變低的方式進行分配；隨著工資的增加，個體在一天中的總體努力可能會下降，因為高工資會使個體在一天中更早的達到收入目標，努力的邊際評價將下降；分期兌現工資和轉移支付的改變將影響個體勞動供給行為，即產生短期激勵，使個體工作努力立即上升。

企業的情況與個人情況類似，因此激發企業創新能力的關鍵在于靈活的微觀政策，其實質是不斷調整或分期兌現對企業的激勵和支持力度，從而影響其短期投入程度，最大限度的發揮企業的活力和創新能力，不斷為生產端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助推動力。另外，靈活的微觀政策還有利于及時發現、及時解決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問題，為改革的推進掃清障礙，不至于造成問題堆積和矛盾集中爆發，以至于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將改革逼入墻角、陷入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