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意義

逄增珺

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對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的成功提供了新的發展經驗，提供了現代化道路的新選擇，鼓勵發展中國家走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中美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引發中美關系的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集體崛起，推動世界權力格局向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方向變化。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啟動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持續經濟增長。從數量規模上看，1978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僅有3679億元人民幣；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已經高達82.71萬億元人民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方面，1987年僅為1.8%，2017年則占到了世界的16%，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從經濟增速來看，1978年到2017年，中國GDP的年均名義增速高達14.5%，年均實際增速為9.3%。在朱云漢教授看來，過去300年的人類歷史里，僅有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崛起4個歷史事件，對于人類歷史進一步發展帶來的巨大沖擊，可以與中國興起相提并論。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著重大的世界意義。

一、為世界提供了新的發展經驗和選擇

1、為各國提供新的發展經驗，激勵各國走自己的路

1989年，約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主張的“結構性調整計劃”/SPA計劃進行了歸納，，并將之稱為“華盛頓共識”。很長一段時間內，“華盛頓共識”被當作一劑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藥方，開給了所有國家。在1980-1995年之間，SPA計劃應用于世界上大約80%的人口。在烏拉圭、薩爾瓦多、坦桑尼亞和烏千達，“華盛頓共識”取得了不錯的成果。但是在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維亞、委內瑞拉、俄羅斯以及印度尼西亞等國家，“華盛頓共識”的效果卻并不令人滿意。這是因為其以貨幣主義和自由市場理論為基礎，在應用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治理時，很少考慮對象國自身的條件。在“華盛頓共識”失靈之后，發展中國家發現，依賴發達國家援助和指導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再可靠，在自己面前，可選的發展模式是零。應該如何發展，有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如果自己走一條新路是否能夠成功，發展中國家急需答案。

新中國成立前，在世界經濟俱樂部中，幾乎聽不見中國的聲音。整個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狀態，生產倒退，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極端貧困。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了自己的路，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4年，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拍·雷默撰寫了題為《北京共識》的調查報告，迅速引起了世界關注。雷默寫道：不管中國的改革成功與否，北京共識都已經引出一系列的新思想，這些思想與來自華盛頓的思想截然不同。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總部宣布設立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表示，學院的宗旨和使命正是“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總結成普遍理論，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結合本國實際來制定政策”。事實上，中國堅持從本國實際出發，選擇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在戰勝貧困等重大問題上的觀點、方法和經驗，對于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中國經濟的發展，給世界、特別是非洲和拉美國家，提供了新的經驗。它促使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促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重新思考自己的政策。中國的成功更讓發展中國家看到了希望，部分解決了發展中國家對這一問題的擔憂。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和實際需求，因地制宜、因國制宜，可以實現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間的平衡，實現經濟發展。習近平主席指出：“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發展規律?！?/p>

2、提供了新的現代化途徑，加速多元性框架的確立

中國經濟的發展讓世界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和自由市場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成功為世界提供了另一種實現現代化的途徑。過去，西方代表先進，是其他國家模仿和追趕的對象，發展中國家只有按照西方的發展模式，才能擺脫貧困與落后，實現現代化。但是在現實中，按照這手隆論，除了韓國、新加坡等少數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取得預想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現代化進程經歷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進一步沖擊了西方現代化理論。一些移植歐美道路的國家在金融風暴沖擊下陷入發展陷阱，西方發達國家也屢遭發展危機，西方現代化理論的解釋力持續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歐美國家民粹主義興起和英國脫歐等事件都表明，西方國家自身遭遇到了困境，急需對自身進行調整，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存在著不少缺陷。

事實上，世界各國實現現代化的條件和路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獨特的文化傳統、歷史命運、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道路。在現代化道路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中國奇跡，打破了所謂“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傳統認知。

2009年，馬丁·雅克（MartinJacques）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預言：中國興起會重新塑造“現代”的意涵與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國會向西方模式靠攏；相反的，當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逐漸恢復以后，中國的文化輻射力量將再度凸顯，成為帶動世界秩序充足的重要力量。習近平主席指出：“正像我們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變成紫羅蘭這一種花，我們也不能要求有著不同文化傳統、歷史遭遇、現實國情的國家都采用同一種發展模式?！痹谥袊挠绊懴?，不同歷史與文化背景的國家，可能會以不同的路徑走向現代化，其路徑都需要經歷其社會文化、時間空間的檢驗，不能再靠模仿西方國家的外在形式。

二、中國實力不斷增強，中美實力對比發生變化

當今世界，美國仍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其實力顯然已經呈現出相對衰落態勢。2008年金融危機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濟遭遇重創，即使經濟已經開始恢復，作為這場危機的始作俑者，美國的經濟實力和信譽都受到了影響。盡管美國擁有遍及全球的盟友網絡，但美國盟友的自主性明顯提升；特朗普政府因為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伊核協議等單邊主義行動，與盟友出現明顯的分歧；恐怖主義的興起也限制了美國政治影響力的發揮。單邊主義的對外政策，特別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國優先的政策越來越產生外溢效應，美國成為問題制造者，影響了美國的軟實力。

與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形成對比，中國的力量在近年來得到大幅度提升。雖然經濟危機也給中國帶來了很大損失，但中國經濟總體上仍保持著強勁的上升勢頭，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的作用不斷增強，隨著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推進，中國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政治影響力不斷提升。中國品牌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力也得到世界的廣泛關注和認可。盡管中國實力增長目前主要表現在經濟層面，主要體現在亞太地區，但是從力量長期走勢的角度看，在正常情況下，中國這一地區經濟中心遲早會演變為地區安全中心。

中美實力關系的變化導致中美之間戰略互疑不斷加劇，引發了美國對自身霸權地位和世界領導權的擔憂。這種擔憂集中體現為奧巴馬政府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美國對東海南海問題的介入。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更是接連行動，在其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國將中國視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并就貿易問題與中國開戰，以保護美國的經濟安全。

2012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貝爾法研究中心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金融時報》專欄撰文，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認為“當一個新興力量挑戰現存的統治力量時”，“絕大多數的結局都是戰爭”。

在艾利森看來，新興大國的崛起必然挑戰守成大國的主導地位并引起守成大國的恐懼，進而引發雙方的沖突或戰爭。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必然會突破現有的國際秩序框架，中國的行為勢必引發美國的疑慮。

事實上中國不是雅典.美國也不是斯巴達。中美都面臨時代賦予的機遇，中國的崛起不意味著美國的終結。寬廣的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首先，中國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中國對外戰略的和平性，也決定了在國際社會中，中國是一個建設性的合作伙伴，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和受益者。其次，中國仍是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的發展中國家。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與美國的差距日益縮小，但是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然非常落后，地區差距和社會貧富差異也很大。發展仍然是中國的第一要務。最后，中國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新理念，并積極推進踐行，以打破守成國家和崛起國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三、新興經濟體的集體崛起，推動世界權力轉移

二戰之后，由于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世界逐漸形成了兩股經濟力量：以七國集團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長期居于世界經濟體系的核心；發展中國家（地區）中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國家逐漸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發展中大國，金磚國家成為了新興經濟體的典型代表。新興經濟體的出現使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力對比發生變化，前者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下降，后者則希望將自身經濟實力轉化為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

全球生產力和財富的再分配，必然帶來權力結構以及意識形態領域格局的變化。為了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發達國家被迫聯合新興經濟體共同應對危機，將二十國集團從部長級提升到領導入級別，建立峰會制度，成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機制，使得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獲得了重塑全球秩序的機會。

作為最重要的新興大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這一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耙粠б宦贰背h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通過完善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為沿線國家和地區注人新的經濟發展動力，促進了全球經濟均衡穩定發展?！耙粠б宦贰背h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經濟發展機制的重要補充，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上海合作組織一起，成為中國對全球治理的重要貢獻，成為進一步推動世界經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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