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化多樣性”理念的中國闡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多年來倡導“文化多樣性”的理念，并通過《2005年保護與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等方式來推動全球實踐。美國對此甚為惱怒，第二次宣布退出其參與創建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作為“文化多樣性”理念的支持國，也還沒有對此進行本土化的定義和闡釋，也沒有在國際“文化多樣性”工作規程制定和評估體系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黨的十九大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擴大文化開放提出了新的時代精神指引。在此情況下，我國應該深入思考和探討《多樣性公約》的發展方式，提出“文化多樣性”的中國方案，并以我國在“文化多樣性”最重要的領域——文化創意產業中的成功實踐，總結和闡發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和推進路徑，使之成為世界“文化多樣性”發展的有益經驗和有效實踐。

文化表現形式； 文化多樣性； 文化創意產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互聯網

G112A003708

“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與“生物多樣性”等詞語，近來已成為高頻次的社會科學關鍵詞?！拔幕鄻有浴比Q為“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經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年保護與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以下簡稱《多樣性公約》）①的簽署和推廣，成為全球通用的概念。在理解上易與“文化多樣性”產生混淆的是“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概念，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簡稱“非遺”），且二者都曾簽署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公約。在時間上，《多樣性公約》與《非遺公約》②的頒布只差兩年；在含義上，“文化多樣性”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重疊性，在教科文視野下也是互相呼應的。二者都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非遺”也被稱為“文化多樣性”的“熔爐”與“鑒照”③。二者其根本差別簡而言之可述為：“非遺”是一種內向觀念，核心是尊重和保護實踐；“文化多樣性”是一種外向理念，核心是交流及政策制定。

“文化多樣性”與“非遺”在中國的認知和保護實踐落差較大?！胺沁z”理念的“中國化”過程已經完成，在國內形成了“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生產性保護”并舉、社會公眾參與意識高漲的態勢④?！拔幕鄻有浴崩砟顒t尚處于認知啟蒙階段，還未在中國語境中對其概念、內涵及外延進行闡釋，更沒有在機構、立法、實施等管理及應用層面對其進行明確認定，與文化貿易、文化創意產業等其他概念互相交叉，表述含混不清。

近年來，國際形勢發生變化，保守主義在抬頭，傳統的經濟全球化受到極大挑戰。國際層面，英國脫歐，美國第二次宣布退出由它參與創建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總干事改選，新任總干事來自文化多樣性最早倡議國之一的法國。在國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準入前國民待遇”指凡是在我國境內注冊的企業，都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投資審批等要給予外國投資不低于本國投資者的待遇。負面清單是一種國際上廣泛采用的投資管理方式。政府以清單的方式明確列出禁止和限制企業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和業務等，清單以外則充分開放，就是我們常說的“法無禁止即可為”。這與以前通行的“正面清單+行政許可”的方式相比，大大減少了政府的自由裁量權。的決定。因為文化產品和服務貿易正是“文化多樣性”理念的重要實施手段和評測指標，在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文化開放的過程中，對關于怎么開放、如何平衡文化市場開放和文化安全等傳統理念的關系，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祁述裕：《祁述裕|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文化開放（一）》，載于《祁文共賞》微信公眾號，發布日期：2017年11月2日，https：//mp.weixin.qq.com/s？timestamp=1510737865&src;=3&ver;=1&signature;=AXwiFukwSX7UpPi AIz8i dL9X3WIkXZwMPCMBbYDZB6ie9gWM3YaSxfroFXXs8mMYr41fvVNaztxq8YA0*bAOibb3D2*DdovK1x*Eu7 UBUiD3hLslKozYHWua1CYcD5zNptZVOXiETE69vn3WfnNsixdVUweIGZBMpk3aULdGwyo=。訪問日期：2017年11月15日。，所以亟待對“文化多樣性”理念進行中國化的闡釋。

一、 “文化多樣性”惠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創意及文化貿易

剝去層層修辭，保護與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的本意是在政府層面“識別和追求自身的文化政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重塑文化政策：為發展推動文化多樣性的十年》，意娜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26.。由于文化類目具有復雜的意識形態和方法論特征，與地區具體文化現實直接對應，所以，一地區的具體文化政策不可能完全復制至另一地區，僅能從案例角度為其他決策者提供參考。也正因如此，“文化多樣性”難以獲取具體的數據，在諸部門中，與全球通用經濟數據直接相關的只有文化創意產業和文化貿易可以進行橫向比較，產生全球意義由于各地相關指標分類的不同，這種橫向比較也僅具部分參考意義。。其他方面則旨在通過“制定和建立恰當的制度、管理和融資性政策”UNESCO 1970年在威尼斯組織召開了“文化制度、管理和財務政策政府間會議”，在會議決議第11條提到了上述引文。來推動當地自身文化的發展?！抖鄻有怨s》評估從四個方面展開：支持可持續的文化治理制度；實現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平衡流動，提高藝術家和文化專業人員的流動性；將文化納入可持續發展框架中；促進人權和基本自由。每一方面都設有諸多指標，但多數指標很難獲取具體的數據，部分只有描述性的評價，可見實施及評估均屬不易。

“文化多樣性”理念基于促進全球貿易和文化利益的平衡，是由發達國家第二梯隊提出的，他們堅稱，“世貿組織以用于豬肚銷售的同樣的商業視角來看待雜志”的做法十分錯誤，文化產品和服務包括了經濟和文化兩個維度，與其他經濟部門不同，文化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石，而并非單純的可交易商品語出加拿大前副總理Sheila Copps，他也是國際文化政策網絡（INCP）的發起者。引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重塑文化政策：為發展推動文化多樣性的十年》，意娜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0頁。?！叭蛭幕a、分銷、展示和推廣逐漸壟斷化；更少的人主導著文化市場。與此同時，消費者在許多藝術領域的選擇也變得越來越少。當受眾和藝術作品購買者可獲得的藝術表現形式的多樣性減少時，文化生活也將遭到削弱?！盢. Obuljen and J. Smiers ed.， 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 Making it Work， Zagreb， Culturelink， 2006， p.3.

文化政策在國際發展層面逐漸被重視已歷經半個世紀的討論。196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文化政策圓桌會議被視為文化政策討論的先聲。會議報告《文化政策——一項初步研究》（Cultural Policy， A Preliminary Study）由法國文化部官員主筆，并在1969年發布UNESCO， Cultural Policy， A Preliminary Study： Paris， UNESCO （Studies and documents on cultural policies， 1.），1969， 主筆人為法國文化部首任研究司司長Augustin Girard。。1990年，受到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的啟發，北歐一些國家在挪威的帶領下發起了編制《布倫特蘭文化報告》布倫特蘭（Brundtland）是當時主持《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主席Gro Harlem Brundtland。她曾任挪威總理，后來“布倫特蘭文化報告”的建議也是由挪威主導提出的。的提議，并開始關注文化、社會、經濟三者的關系⑤會議提出的關注點包括：一、影響發展的文化和社會文化因素；二、社會和經濟發展對文化的影響；三、文化與發展模式的相關性。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重塑文化政策：為發展推動文化多樣性的十年》，意娜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28頁；第3頁。。兩年后，時任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建立了“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委員會”，也就是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該委員會于1996年發布了《我們的創意多樣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報告，深入分析了文化與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成為后來將文化納入國際公共政策議程的依據。這一報告強調了“文化多樣性”是創造力的來源，政府對文化的支持與其說是補貼，不如說是為人類發展投資。1998年《斯德哥爾摩行動計劃》呼吁各國政府承認創造力對發展的重要貢獻，認為文化產品與服務是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的因素。2015年，文化與創意被寫入2016年元旦生效的《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第一次在全球層面承認了文化、創意和文化多樣性在應對可持續發展挑戰中的關鍵角色”⑤。

“文化多樣性”在中文字面可以被理解為三種立場：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它們分別將這一理念帶向不同的側重方向，而《多樣性公約》采用的用詞是“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在中文語境中常被簡稱為“文化多樣性”，表達的仍是第三種立場。

多元文化主義是社會學和政治哲學中的術語，其字面意義與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接近，指不同民族之間相互交流與合作的同時仍能保持各自的文化身份。從社會學學科使用習慣來看，多元文化主義規模有大小之分。大規模多元文化主義是一個由不同文化背景下合法或者非法移民聚集組成的國家；小規模多元文化主義則是指將兩個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區進行行政上的合并。在政治哲學領域，多元文化主義更明確為意識形態和政策概念，包括社會文化平等權利、種族和宗教的劃分和管轄Thomas L. Harper， Dialogues i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1， p. 50.。與之相對的概念包括社會融合、同化、種族隔離等。

一般意義上，“文化多樣性”與“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的差別不大。在教科文2002年《文化多樣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Cultural Diversity）里，將“文化多樣性”定義為：“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是構成人類的各群體和各社會的特性所具有的獨特性和多樣化，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作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UNESCO， “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法、英、西、俄、中文版）， UNESCO， 2002.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71/127160m.pdf. 訪問日期：2017年10月9日。。如果追溯這一宣言產生的背景，則是在2001年“9·11”事件后教科文組織召開的第一個部長級會議上一致通過的。由此可以理解，“文化多樣性”的提出，強調文化間對話是促進和平的最佳保障信念，否定文化或文明間不可避免發生沖突的論調。

“表現形式”將文化這一包含若干抽象內容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具象化了。在《多樣性公約》的第四條，明確界定“文化表現形式”為“個人、群體和社會創造的具有文化內容的表現形式”，而此后教科文組織又在其評估報告中重申了“文化表現形式”在《多樣性公約》中指的是文化產品、服務或者活動，而活動也可能是為文化產品或服務而舉行的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重塑文化政策：為發展推動文化多樣性的十年》，意娜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3頁；第32頁。。于是，“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與我們熟悉的另一個概念“文化創意產業”聯系起來了。進一步區分二者的區別已非必須，然而鑒于在《多樣性公約》中只講了如何保護這種多樣性，強調要采取保存、維護和加強的措施，卻并未對如何促進做出具體的約定，但《多樣性公約》的第六條和第七條分別提到創作、生產、傳播和分享，據此筆者認為，可以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的重要手段。

二、 “文化多樣性”理念在文化創新實踐中的矛盾

具體的文化政策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抖鄻有怨s》站在聯合國系統的高度，是以一種盡量宏觀準確的方式，將所有締約國的不同主體（個人、組織、締約方）、不同層面（個人、機構、國家、國際）、不同手段（政策、計劃、項目）及不同方面（基礎設施、環境、能力、創造力、市場、流動、數字化）等全部包括進來②。在實際的發展中，“文化多樣性”的保護與促進，尤其是在文化貿易和文化創意產業實踐中，面臨著比《多樣性公約》所設想的要復雜得多的局面。

在當今世界，隨著全球化的“衰退”，保守主義在抬頭，在文化上體現為對本民族文化重要性和優越性的過度強調，并帶有越來越明顯的排他性。比如2017年7月，美國弗吉尼亞州因為是否保留南北戰爭中代表南方勢力的李將軍塑像所產生的激烈沖突，便是典型一例。因為，美國雖然沒有加入《多樣性公約》，但它一直以文化包容性強為榮。這也從一定層面上說明了把握“文化開放”與“文化安全”之邊界的重要性。有一種共識是，文化安全是動態概念，它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文化產品接受者的素質成正比。隨著國家實力和國民素質的提升，“文化自信”會被更多提及，所謂“文化安全”的迫切性會退居其次。祁述裕：《祁述裕|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文化開放（二）》，載“祁文共賞”微信公眾號，發布日期：2017年11月9日，https：//mp.weixin.qq.com/s？timestamp=1510905738&src;=3&ver;=1&signature;=VdJY4XRkCU2dK2h 3oefWZ1P0knIQYlI8KeJPuRreO4jEy5VtTwXJgRcsg—xE8cGMllXx5EI3tuBMZSU1zMfiENkOcbk1xyGZSjIGTbI0Wt 1OWOwkruL*XcTrsgcv4A5PmGKAip09D*Bz3*ZdeH8OxLv6Sxb*fXNUkzKTK4=。訪問日期：2017年11月15日。在文中，祁述裕還提到避免在文化安全判斷上的兩個誤區：一是文化安全并不等同于意識形態安全，而是危害意識形態安全的文化、激化民族宗教矛盾和沖突的文化、有違社會公德的文化、侵犯個人權利的文化等四類；二是把跨國文化企業一視同仁地視為國外敵對勢力。

有《世遺公約》和《非遺公約》的豐富經驗，《多樣性公約》在“保護”方面提出了切實的措施，而對如何“促進”，卻并不明確。在《多樣性公約》實施十二年來，我們看到，所謂“促進”措施包括兩層含義：其一，推動發達國家建立適當的機構和法律框架，實施普惠政策，幫助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產品和服務貿易，同時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自己的文化產業政策體系；其二，幫助發展中國家基于歷史、語言和地理位置相關的獨特文化影響力，培育以視聽產品、出版和視覺藝術為主的文化創意產業綜合《多樣性公約》第十六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重塑文化政策：為發展推動文化多樣性的十年》，意娜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24125頁。 《〈文化多樣性公約〉的意義及其影響——訪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河》，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9月30日。。這兩種措施直面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標準不明。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是《多樣性公約》中的重要概念，為了讓所有文化都享有各種表現形式和傳播手段，實現方式之一就是發達國家應該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優惠待遇，降低文化產品的關稅，幫助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創意產業從業者在全球自由流動。大衛·索羅斯比（David Throsby）在考察這一點時就注意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分類有單純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和世界銀行的國民總收入（GNI）等不同標準。在不同標準下，個別轉型國家會發生身份變化，比如中國是傳統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被世界銀行納入“中高收入”類別，便無法再享受歐盟的普惠制④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重塑文化政策：為發展推動文化多樣性的十年》，意娜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23頁；第125126頁；第124頁。。

文化創意產業分類的認定標準差異也現實存在。按照《2009年UNESCO文化統計框架》的界定，納入文化多樣性考量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包括框架中六個領域的后五種：表演和慶典；視覺藝術和手工藝品；圖書；視聽和互動媒體；設計和創意服務。由于只統計視聽產品、出版和視覺藝術，并且將物理介質的生產也納入統計考量，十余年來在UIS口徑獲得的統計數據顯示出總體樂觀但疑點重重的局面。比如，2004到2013年發展中國家文化產品出口總額占全球文化產品出口總額的占比從25.6%上升到46.7%。尤其是受最近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2009年全球文化產品出口量下降了13.5%，但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出口量下降了19%，發展中國家出口量僅下降了1.6%。在《2010年創意經濟報告》中甚至得出文化創意產業逆勢上揚的結論意娜：《“全球化危機”中國際創意經濟發展的兩難困境——聯合國發展中國家創意經濟政策再檢視》，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1期，第3742頁。。早在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第一本創意經濟報告《2008創意經濟報告》時，就得出：中國的創意產品出口已經在2005年起居于世界之首的結論[美]埃德娜·多斯桑托斯主編：《2008創意經濟報告》，張曉明、周建剛等譯，北京：三辰影庫音像出版社，2008.。這一結論不難看出，其統計指標涵蓋了產品的工業生產部分，包括媒體介質的生產（如器材、印刷加工等實際上仍然屬于傳統工業生產門類的部分）。另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印度。印度是全球貴金屬——珠寶（金銀）出口比重最高的國家，僅這一項，2013年就占據全球文化產品出口總額的14.2%，與中國情況類似，印度基本也屬于貴金屬加工等環節④的出口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