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正義”在中國環境立法中的發展

摘 要：為了應對改革開放以來并存的社會發展的壓力和環境保護的壓力，我國環境立法經過不斷的修改，正在向著兼顧“環境正義”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改革開放；生態保護；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最初來源于環境平等，“是指人們不論世代、種族、文化、性別、經濟或社會地位均同等地享有安全、健康以及永續性環境的權利，并且政府都必須保障每個地區內工廠（特別是污染性工廠）設立地點的適當性，以及有效地清理廢棄物和防治工業污染”。環境正義雖然起源于西方，但其作為普世價值——正義在環境領域的體現，是一種普遍適用的倫理道德，同樣適用于中國。然而，我國早期環境立法并未對環境正義問題給予太多的關注，而是優先考慮了效益問題，這與我國早期的改革開放政策和特定的歷史條件有關。

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著務實的態度，遵循以“先富帶動后富”的思想，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和城市建設，導致中國東部與中部、西部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經濟發展失衡與資源分配不公。這種早期經濟政策的導向，使中國的環境立法追求效益，呈現出“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以東部沿海為中心”、“以城市為中心”的特點。例如，1979年試行的環境保護法第二條明確指出環保法的任務之一就在于促進經濟的發展。2000年修訂的《大氣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條規定應當將“直轄市、省會城市、沿海開放城市和重點旅游城市”列入“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城市”?！斑@樣的規定將使得東部的高耗能高污染產業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體現了中國環境立法“以 經濟發展為中心”、“以東部沿海為中心”的特點。1984年頒布的《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條規定把“保護城市水源和防治城市水污染納入城市建設規劃”，對農村的水源保護與污水處理在鄉村規劃中是否同樣硬性要求卻只字未提。并且，1984年頒布的《水污染防治法》只有兩條涉及農村水污染防治問題，其大部分條款主要針對城市和工業水污染，這樣的規定使得城市污染產業或城市工業廢水大量向農村轉移，體現了城市中心主義的思路。

可見，中國早期經濟效益為導向的環境立法具有明顯的偏向性和不公平性。中國的西部地區以及農村等欠發達地區在具有偏向性的環境立法的導向之下，明顯受到更多的環境損害，而享有更少的環境利益。為了支持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已經有69個城市被列為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些資源枯竭型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中、西部地區。而農村地區不僅面臨城市轉移的污染問題，其自身農業、生活污染問題也未得到有效的解決。由于環境的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無論是東部與中、西部地區，還是城鄉之間，都是共榮共損的關系。中、西部地區的資源耗竭、環境污染以及農村地區的環境破壞與污染問題最終將反噬東部地區和城市。

為了解決這種因追求效率、忽視“環境正義”而帶來的環境問題與社會問題，我國的環境立法進行了相應的轉變。1989年通過的環境保護法將1979年環境保護法第二條規定的“促進經濟發展”改為了“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2014年修改的環境保護法進一步改為“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從環境保護法立法目的的修改來看，環境保護法不再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而是將主要承載環境保護概念而非經濟發展概念的“可持續發展”作為環境立法的最終目的，說明環境保護將不再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進行盲目的妥協和讓步。此外，2014年修訂的環保法還規定了生態補償制度這一經濟手段對生態保護區與受益地區之間的權利義務進行調整，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環境正義”的理念。并且，2016年修改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去除了原本偏向東部沿海地區的第十七條規定。2008年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也專設一節調整農業和農村水污染問題。

上述環境立法的修改雖然仍存在缺陷，沒有完全實現“環境正義”。但這些轉變至少反映了中國環境立法對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認知轉變，“環境正義”問題由完全忽視到逐漸被人們提起并重視的過程，反映了我國環境立法從追求“效率”向兼顧“環境正義”方向發展的趨勢。

參考文獻

[1]李彩虹：《環境公平的實現——以環境法修改為契機》，載《環境保護》2007年第18期。.

[2]張梓太、郭少青：《結構性陷阱： 中國環境法不能承受之重——兼議我國環境法的修改》，載《環境法學研究》2013年第2期。

[3]同注2.

[4]柯堅：《我國農村飲用水安全的法律保障——以環境正義價值及其制度構建為進路的分析》，載《江西社會法學》，2011年第8期。

[5]2014年《環境保護法》第31條規定。

作者簡介：

王文卓，（1995-），女，漢族，江蘇連云港人，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