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立而破：顧頡剛治古史的取向

徐雪云

摘 要：顧頡剛因編撰《古史辨》而一舉成名，其“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說對如何研究古史提出了新的方法。顧頡剛治古史的目的是“建設”，方法是“破壞”，其治史淵源、治史目的、研究方法以及史家責任等方面都反映了他治古史的這一取向。

關鍵詞：顧頡剛；古史研究；建設；破壞

中圖分類號：K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8-0176-02

顧頡剛（1893-1980年），中國現代學術的奠基人之一，領導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頗具影響力的“古史辨”運動，為后世研究古史拓寬了方向。他因勇敢疑古辨偽而成為“古史辨派”的主導人物。究其治古史的取向，可用“為立而破”做概括，大致可從以下四方面窺見一二。

一、傳統與新知

顧頡剛的治史淵源既有古人啟迪也有近人引導。

讓顧頡剛心里埋下了疑古種子的人是崔述?！洞迻|壁先生遺書》是崔述一生的治史結晶，他認為只有經書記載的內容才能相信，其他諸子百家的傳說和神話都不可相信，承襲了司馬遷“考而后信”的原則。由此，崔東壁的書啟發了顧頡剛‘傳、‘記不可信。之后在點校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時，顧頡剛又被姚的精神所震蕩。該書顛覆了他以為已經熟識的關于漢、魏、六朝時代的書籍、政治和學術情況的知識脈絡。顧心中又多生了些困惑——既然古書該疑，那經書還能確信嗎？另外一個對顧頡剛疑古學說具有重大震懾的人物是鄭樵。他在《古史辨》第一冊中曾經這樣寫道：鄭樵膽子大，敢于批判前人；因為他的大膽，啟發了我對《詩經》的懷疑，于是，我要走出齊、魯、韓、毛、鄭五家的傳統思維模式，自己來尋找《詩》的真諦?？梢?，顧頡剛因鄭樵的啟發而增添了疑《詩經》的勇氣。

到北京大學以后，胡適成為顧頡剛疑古道路上的引路人。胡適曾這樣自述：大概我的古史觀是目前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待到金石學、考古學發展上了科學合理道路之后，用考古掘出的實物資料，逐步地拉開東周之前的古史。[1]顧頡剛接受了這個觀點，并據此得出“東周以上無史”的結論，于是以禹為切入點，把有記錄的信史自東周講起。胡適在《實驗主義》一文中強調治史須秉持“歷史態度”，即探究歷史形成的原因、發生的經過、演變至今的結局，但凡一事物，總是找出它的前因后果。顧頡剛沿用了這種方式，他此前對于邏輯學原理和方法就有過一些認識，接觸到胡適的這種治學方法后，更加敬佩，促使他對于這一科學方法的理解和運用，從多角度多學科的方向來研究某一個時代古史觀的形成。民國十一年（1922年）春，胡適舉薦顧頡剛編撰《中學本國史教科書》，整理《詩》《書》《論語》的古史傳說[2]。正是這次經歷，他偶然發現古史產生的序次和排列的形式與古書出現順序相反，層累地造成。隨著疑古之風形成潮勢，顧頡剛被置于人前，自是他努力頗多的結果，也免不了眾人的拾柴致力，錢玄同便是其中之一。

錢玄同提出斟辨“偽事”，甚于斟辨“偽書”的明確觀點，疑古之風進而得以吹進史學的范疇。從顧頡剛與錢玄同往來的書信看，“疑古”二字在民國十年（1921年）一月是他先向顧提出來的，并公開倡導要敢于疑古，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藝之見，并在民國十四年（1925年）八月改廢錢姓而以疑古玄同定名。

關于顧頡剛治古史的學術淵源，他本人有清晰且全面的敘述：我的學術工作，開始于鄭樵和姚、崔兩人。崔東壁使他明白，“傳”“記”不可盡信；姚際恒則啟迪他，除“傳”“記”不可信外，“經”也不可盡信；鄭樵教會他，做學問當融會貫通，進而激發了他對《詩經》的疑慮。所以顧頡剛的膽量越來越大，敢于打倒“經”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他編撰《古史辨》的主導思想，從遠的來說是始于鄭、姚、崔三人的學說，由近的來看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啟迪和幫助[3]。

二、破壞與建設

顧頡剛主張在古史研究過程中，應當先破壞而后建設。在破壞與建設的考量中，他明確表態：“破壞”和“建設”是統一而非對立的?！捌茐摹钡淖罱K目的就是“建設”，但因學術范圍之廣，個人能力受限，只能致力于一面，于是選擇了“破壞”，揭露偽史的局部真相，引導后來者去領會真史。使得金針度人，以期繡出更美的鴛鴦。

研治史學所依據的基礎是史料，從史料而得歷史，這就對史料的真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浩繁的史料須先慎審辨偽，若是跳過這一步驟，不加擇辨就運用，即使有所著述，一深究內容，便是紙糊的窗戶，自然就丟掉了該有的價值。顧頡剛說：“我而今的研究僅只是在破壞偽古史的層面用力而已，我很樂意向這一方向做些功課。促使破壞以后得有新建設，同時也可以用建設的材料做破壞的工具”[4]50-51。破壞與建設本是一體兩面，二者相輔相成，破壞是為了建設，建設離不開破壞。以現有的資料和技術辨明偽史，掃除建設真史道路上的絆腳石，在此基礎上繼續考究古史提出問題，不斷循環往復，推翻偽史，獲得真史。

學人皆知，建設比破壞要緊，顧頡剛又豈不知建設真史的事比擊倒偽史重要，但他更加明白學問之海如此浩瀚，個人之力極其有限，因而不能一人包攬所有學術作業。對于學術淵博的清醒認識促使顧頡剛在破壞偽史的小徑上踽踽前行。

對于部分學者提出不破壞而建設，顧頡剛明確反駁道：想要不破壞而得建設，這話固然好聽，但可惜只是一種空想。古史辨派的一個核心觀點——移置歷史，即在“破”上古的同時，“立”在移置的歷史之中。例如，古史辨派并非僅只單一地考定一書一文的成形時期是否和傳統學問所判定的一致，而是進一步考究和反映成書年代的歷史記憶，真正踐行著“我先把世上的東西當成許多零散的質料，再用了這些散碎的科學方式付諸種種零散的材料上，就歡喜歸類、對照、嘗試、追求在果。更勇于作總括、立設想、匯集證明假設的論據而得出了新的主張”[4]96。由此看來，沒有破壞厘清真偽為先，建設真古史恐怕只能淪為空談。

探尋顧頡剛破壞古史之由，我們發現如下三點：其一，拋磚引玉，引起重視。有學者研究發現，《古史辨》匯集個人信札發表，是顧頡剛有意為之，這樣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他們發現的問題成為世間公有的問題，眾人致力解決。從而實現揭露偽經和偽古史的局部真相，再引后來者去領會真經和真古史的目的。其二，學海浩瀚，時間、才能有限。學問深似海，個人渺如粟，雖有壯志雄心，想要容納百川，但終究敵不過時間賦予的生命長度。在如此有限的期限內，顧頡剛只能“局限”在一個小區域里做深切的作業，只待有一天，再有幾個人出來接受這些結論且綜合，便可以查缺補漏，把后來的學人們帶入一條通途。加之顧頡剛認為自己的專業素質根底弱，考古學的知識也很匱乏，他清醒地意識到，古史研究不僅限于文獻資料的互證，還需要考古學取得的實物資料來補充，但受限于自身素養，難以實現兩全。其三，術有專攻，分而治之。顧頡剛在《古史辨》第四冊寫道：自己雖主要致力破壞偽史，但古史范疇太大，不能以自己所知的綜括全部，自己須和他人分工作業。并指出：處在當今時期，鉆研學術除了分工以外再無他法，分工的職業無高低之別。尋常人若能早日有此學術分工合作的認識并付諸實踐，那專業領域的人士便可更加專注一事有所收獲。

三、辨偽以求真

顧頡剛治古史自始貫穿的方法就是辨偽，與考古學家辨，與先賢同儕辨，由辨偽而論證問題，明晰問題。

顧頡剛曾經說：“我的工作，在消極方面說，是希望替考古學家做掃除的工作，使他們的新系統不致受舊系統的糾纏”[5]，但他同時也申明：“像三皇五帝這類問題在考古學上也是無法證明的”[6]5。大家既然不能在考古學上獲得確認的根據，也不能在考古學上獲得否定的根據，那么，想要借助考古成果來證實古史的人該怎么做呢？難道可以永遠“存而不論”嗎？但是在書籍里，我們若專心考究，則其跡象更為明朗。

可見顧頡剛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就是以文獻證文獻，他不否認考古學在這個過程中所能發揮的作用，但明確表述了考古學方法在研究中的不足，因而更加肯定自己的研究方法，現實中他也較少涉及對考古史料的運用，也許這是他“避短”的一種做法吧，誠如他自謙：“學問的根柢打得太差，考古學的素養太缺乏”[4]5。這也是他日后為人所詬病之處。文獻史籍終究是由人所著，難以完全真確客觀，加之年代久遠，能留存的更是寥寥，這無疑也增加了文獻互證研究的難度。

從《古史辨》的編撰看，多是以眾人就古史問題中的某一分歧點而展開的討論或文章所匯。如由《辨偽叢刊》而申明古史考辨的目的和古史觀的相關討論，顧頡剛作《論<辨偽叢刊>分編分集書》，四月后又作《論偽史及<辨偽叢刊>書》，就此問題錢玄同兩月后成《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刊>書》，顧再以《答編錄<辨偽叢刊>書》復，胡適亦作《<辨偽叢刊>體例書》。又如，顧頡剛于1923年2月作《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同年5月13日劉■藜致書顧頡剛發問《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同月錢復顧《答顧頡剛先生書》，6月胡堇人作《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后》，大約半月后顧復書《答劉胡兩先生書》及《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劉于翌年8月復《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豆攀繁妗分?，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通過“辯”，把問題置于臺面，引發關注，經各抒己見而匯成一時代的見解，以期尋得一合理解釋，從而辨明古史的真偽，由“辯”得“辨”。

如上所述，顧頡剛考辨古史的方法大致為：提出問題，討論問題，深入問題。這是始終立足于在客觀上真實認識古史及依據各時局來釋說各自古史。需要注意的是，在顧與他人的討論之后并非僅簡單的論辯匯編，而是真實反映了古史討論過程中關于某一問題的各家所言，詳盡顯示出個人與他人考辨古史的觀點和見解，是一個不斷推進的動態發展過程。

對顧頡剛持批評態度的學者們認為顧的做法“疑古太過”，方法失當。對此，我們并不否認，但需要申明的是他的初衷從未動搖，最終是要實現求真。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很多人以耳代目，認定顧先生一生的工作純是辨偽，其實先生除了辨偽之外還有求真的一面，而且辨偽正是為了求真?！盵7]顧頡剛探索通過致用實現求真的治史路徑，并且他認為研究歷史須注重證據，重證據須探尋緣由，最終目的在止于至真。胡適也強調：“我們整理國故，只是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盵8]122可見，他們一致認為研究古史最終是為獲得真實的古史，實現重建古史的目的。但同時他們也承認，此種“真相”和“原本面貌”不易得知，難得認同。

四、理性與責任

常有學者將古史辨派、《古史辨》抬到一個較高的位置，但顧頡剛本人對此則有著較客觀地認識，“我希望大家知道《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書”[9]3，這不僅是他對《古史辨》的定位，更是一位學者在做學問時表現出的謙遜謹慎與本真質樸，同時也是他研究古史的基調。顧頡剛深知：任何一種的學問，對于個人，都太大了。一個人只能做學問的某一部分，所以在古史研究中，他選擇了破壞，這是應了學術發展的要求，也是個人理性的驅使，破壞與建設只是學術發展的分工側重不同，絕沒有優劣之分。正是如此，他認為疑古派不能自成一派，并始終堅持“破壞”是為了“建設”，疑古與釋古分屬“建設”的不同階段而已，疑的是古史中雜有的偽史，釋的是古史中的真史，最終是為實現存真。顧頡剛充分認識到自己的研究目的與社會的發展動向一致，所以堅信通過“辨偽”的途徑，剔除古史記載中的污垢，重求真，寓致用于求真，從而為建設真古史鏟清障礙。

顧頡剛一直以試圖在中國古史研究中掀起一股改革的浪潮為己任，充分顯示出對學術研究的自信，匯集一個時代的見解，把握一個時代的脈絡，不囹囿于先前的框架模式，勇于開拓新的研究方向，并且鼓勵后來學者也當如此，從而在根本上形成一種新的學術氛圍，促進學術進步。同樣，作為學者應當敢為人先，絕不能受偶像因素牽絆而妨礙了自己的求真初衷，如此，學術便可得到充分發揮。

顧頡剛生活的年代，外有帝國主義的覬覦，內有封建主義的壓迫，中國社會面臨風云驟變。對外顧頡剛無力回天，但對內他毅然提筆宣稱：“我的《古史辨》工作則是對于封建主義的徹底破壞”[4]28。關于學術與時勢的分析，顧頡剛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在現今這種局勢里，《古史辨》的問世勢必被學界所譏諷，但他認為如果無法更正舊理論，就難以建設新國家，他成書的主旨在于使古書僅為古書，古人僅為古人。不以時勢左右自己的初心，任憑外在環境如何變幻，身為史家，為真史發言的本心不曾有絲毫動搖，史家之責任感由此得以完美詮釋。

參考文獻：

[1]馮佳.“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及其修辭[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07（4）.

[2]田露.顧頡剛和傅斯年的檔案文獻鑒辨思想的比較研究[J].蘭臺世界，2013（S3）

[3]葛興苗.顧頡剛“古史層累說”探析[D].保定：河北大學，2014.

[4]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蔣樂平.考古學本質芻議——一個田野考古者的思考碎片[J].南方文物，2013（2）.

[6]顧頡剛.古史辨：第2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

[7]董恩強.顧頡剛疑古辨偽原因新探[J].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31（3）.

[8]耿云志.聞黎明，現代學術史上的胡適[M].北京：三聯書店，1993：P122.

[9]顧頡剛.古史辨：第3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