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壘河》的家族敘事
——評李健長篇小說《木壘河》

□ 劉小琳 晏杰雄

在《木壘河》的扉頁上，李健引用了巴爾扎克的一句話：“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边@就讓我們想到陳忠實也曾在其巨著《白鹿原》開篇，寫下這樣一句話。兩位作家同時選擇“秘史說”，在一定意義上表達了共同的價值選擇——史詩情懷！不過，創作視角、審美體驗、個性氣質、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不同，又讓前者成為天山腳下的新疆往事，后者則立足于記憶中的陜北情懷，關中歷史。在這里，不做具體論述?！懊厥贰币辉~，意為隱秘的歷史，比官方正統歷史更具包容性和民間性，一方面注重細節的真實，另一方面又追求情節的夸張，人物的飽滿。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稱小說的使命是“揭示存在的不為人知的一面”，①這正是秘史小說的價值?！赌緣竞印肪哂小笆贰钡膬r值，真實地反映了近代新疆底層平民百姓的生存狀態和生存困境，從民國初年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前夕，將中國新疆農村的社會景象、民族心理細致而具體地呈現出來，至于“秘”的意義，則在于探索作家李健的文本價值與審美情趣，領悟其落筆所在?！赌緣竞印烦尸F的不僅僅是具體的家庭文化心理結構，而是整個民族的精神，作家有強烈的新疆情懷，從家族敘事入手，透過木壘河畔一群彈冬不拉、敲手鼓、唱京戲、吼秦腔的人來講述這片土地。秘史的審美追求決定了李健的歷史敘事是獨特的，不拘泥于傳統歷史小說的單調與教條，擯棄了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認知理論，這種敘事賦予了作品鮮活飽滿的審美風格，使文字浸潤著泥土的氣息，蘊藏著一股新奇而不枯澀、厚重而不單薄的力量，直抵心間，歷史的真實與隱秘相得益彰。在《木壘河》中，作家有意識地避開了真實歷史的考證，始終以一種“模糊”的視角，從家族入手，將真實的歷史融入虛構的家族敘事之中，由實入虛，虛實結合，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有效地避免了新歷史主義的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弊端，把歷史融注到老百姓具體感性的生存狀態和存在方式之中，對經典歷史觀進行解構，而這種顛覆賦予了小說所敘歷史飽滿的血肉，使歷史不再是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意義的堆砌，而成為一種情感存在。歷史的荒誕性、偶然性、非歷史性也就有了依據。一座山，一條河，一個村莊，一段城墻，一群彈冬不拉、敲手鼓、唱京戲、吼秦腔的人，一紙契約，一首挽歌，木壘亂世，終究卒矣,作家將視角聚焦于坐落在雙疙瘩山下的木壘村，一個沿著木壘河畔世代繁衍著彈冬不拉、敲手鼓、唱京戲、吼秦腔的人的村莊。雄偉綺麗的山與滋養鄉人的水為這片古老的土地增添了一份真實與厚重。對于作品而言，依山傍水的視角選擇不僅為作家提供了宏大壯闊的背景，使作品充滿史詩氣質，而且傳達了新疆人的精神。

這段被忘卻的天山往事以汪秀英三次出嫁未果拉開了序幕，而魏宗壽負責修筑的西城墻坍塌招致牢獄之災成為導火線，引出長子魏嘯才為救父親，負氣迎娶“聲名狼藉”的汪秀英的情節，一段欲望主導的“兄占弟媳”將故事推向了高潮，作家有意識地將家庭和各色小人物的生存狀態與宿命置于匪患、災荒、戰爭相交織的動蕩時代背景下，真實塑造了一系列不甘于宿命，卻又難逃宿命的人物形象。男權中心意識下的魏嘯才、魏嘯銘的英雄式反抗與夙命，與汪秀英、麥秀等女性角色的順從與單薄形成對比，顯示了作家獨具匠心的兩性視角，同時女性角色的雙重性則體現了深層的文化沖突——對于傳統婚姻的束縛與逃離，倫理道德的堅守與反叛，生存價值的漠視與渴望。

作家李健

一、以家族敘事呈現民族史詩

“家族敘事”一詞來源于明清家族文學，一直是中國文學一個重要的敘事內容，是一個沒有終結的文學現象?！爸塾陲柡诜▊惱?、血緣親情和價值等能夠折射出中國人獨特而具有繼承性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規范的家族文化系統，透過家族這一復雜的社會關系網試圖揭示整個民族的心理結構和生存困境，表達個體對于民族命運的思考”。②家族敘事其實包括了“家”敘事與“族”敘事，立足小家，涵蓋氏族，折射整體，通過敘述家族中一系列人物命運的起承轉合,展現了一定時代背景下中國人的悲喜憂歡，揭示了他們的思想意識和精神面貌的蛻變歷程?？v觀中國文學的發展軌跡，從明清家族文學的興起，到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現代知識分子階層在現代化進程中對家族的觀照與省察，再到中國當代擯棄宏大敘事轉向家族敘事個人成長的新歷史小說的繁榮，我們可以看到，家族敘事成為一個沒有終結的文學現象。李健的《木壘河》將視角聚焦于木壘村的魏、汪兩大家族，通過對天山腳下兩大家族祖孫三代的日常生活場景的描述，傳達了家事國史共生的濃厚歷史意味，作家恰如其分地建構了宏大繁復的組織結構，塑造了復雜多樣的人物形象。同時將情欲倫理與宗法道德滲透在生存困境之中，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學意義。立足家族敘事，細膩而真實地表達民族史詩情懷，以“家運”代“國運”，在剖析新疆近百年的歷史和命運的基礎之上，體現出深刻的文學思考。

首先，小說通過描寫魏汪兩家爭斗，確立了家族敘事的外部結構。故事開篇便將讀者引入一場爭斗之中，一句引人入勝的開頭——“守過兩次望門寡、嫁過一次人的汪秀英又嫁人了”，③顯示了作家精湛而厚重的敘事結構，接著娓娓道來三場“喜”事，終究以鬧劇收場，唯一的結果就是憔悴得脫了人形的汪秀英被父親接回家，一起帶回的還有“克夫”的罵名。無人問津的待字閨中為后文汪雨量的逼婚埋下伏筆。作家巧妙地轉換視角，將以精湛的技術聞名于木壘村卻也因為這“傳家之藝”惹上牢獄之災的魏宗壽納入“兩族之爭”的矛盾之中，所以魏宗壽的出場便是“身陷囹圄的父親”角色。官府的威逼，汪雨量的利誘最終使這位身懷愧疚的父親抵押了自己的兒子——魏嘯才。表面上維系著親家關系，卻展開了最殘酷的競爭。先是三鑫和粉坊的抵押，接著是逼迫魏嘯才迎娶讓人望而卻步的汪秀英，汪雨量似乎一直以強硬的“甲方”存在，實則是一個無奈，為女兒謀后路的可憐父親。若干年后的一個夜里，當汪雨量把那份抵押粉坊宅院的契約拍在魏宗壽手上時，這場兩族之爭便在兩位父親各自的悲痛與無奈之中結束了。我們不禁要問，爭的到底是什么。筆者認為，是父親的尊嚴。這場爭論本來就是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城門之禍開始的，汪雨量用以婚換命的方式為自己“聲名狼藉”的女兒汪秀英謀求一種安定的生活，縱使奸也好滑也罷，這都是作為父親的必然選擇，為人父，求子福，這是汪雨量的尊嚴。而對于魏宗壽來講，尊嚴在魏嘯才充滿怨恨的注視下漸漸消失，他也逐漸認同了這種怨恨，認為是自己的牢獄之災葬送了兒子的自由。宅院、粉坊、兒子都失去了，成為汪家的“長工”，所以當二兒子魏嘯銘提出新的生財門道時，魏宗壽便又有了希望，帶領一家老小重新鼓起生活的風帆。漸漸富足的生活，勤勞孝順的兒媳，讓這位看慣了兒子陰沉倔強的眼神的父親又重新樹立了自己作為一家之主的尊嚴。所以筆者這里提到的“兩族之爭”是基于尊嚴的父親間的較量。揣摩著彼此的心思，怨恨著彼此的留后路，卻又無法拒絕作為岳父、作為公公的身份。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爭斗，也就不在乎結果如何，最重要的是木壘村汪魏家族之爭為作品提供了起承轉合的線索，展現了一定時代背景下在新疆這片土地上，這群彈冬不拉、敲手鼓、唱京戲、吼秦腔的人的悲喜憂歡,揭示了他們的思想意識和精神面貌的蛻變歷程，構成了家族敘事的“族”敘事，為“家”敘事埋下伏筆，顯示了作家嫻熟的審美視角轉換能力。

其次，小說將敘事的筆觸深入到家族內部的紛亂，觸及家族敘事的隱秘部分。作家的聰明之處在于營造恰到好處的矛盾沖突。生意紅火、孫女出生、二兒子娶妻、夫妻美滿，對于魏宗壽而言，一切都順理成章地發展著。這種美好終究在一場閹割之中消失殆盡。一場為財而來的災難最終演變為宮刑之痛，令人驚悸的凄楚與絕望籠罩著魏家宅院，魏嘯銘失去了男性的尊嚴，終日面對的是妻子伴隨著期待的同情與無奈，所以魏嘯銘躲閃的目光中有了越來越濃的卑怯與兇狠。魏嘯銘的悲劇宿命在哥哥爬上麥秀床的那一刻終成定局。背叛自己的人是哥哥與妻子，偏偏自己又無法面對妻子的期待，他承受的是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最致命的打擊和羞辱，而實施這個打擊的男人不是別人，是他的親哥哥。兄占弟媳的悲劇成為魏家宅院最大的混亂。魏嘯銘的怨恨、汪秀英的隱忍，魏嘯才和麥秀酣暢淋漓的肉欲之歡成為這個家庭心照不宣的秘密，讓這座庭院越來越沉默。即使沒有任何爭吵與謾罵，也無法掩蓋倫理道德的混亂，暗流涌動成為這場家庭之亂的結局。對于魏嘯銘而言，最大的悲劇在于麥秀生下了魏家的子孫。但這個孩子的降臨卻將麥秀心中的尷尬、羞愧、驚恐漸漸撫平，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踏實，一種安然。也許這就是女性所特有的母性訴求的潛在力量。兄弟共妻的鬧劇伴隨著爭子的出生漸漸被人們淡忘。這場一家之亂對于魏嘯銘來講，傷害是致命的。家亂了，心也冷了。偌大的魏家宅院終究再也回不到曾經的安然。魏嘯銘、魏嘯才、麥秀、汪秀英、包括魏宗壽夫婦都因為這場“亂”改變了原有的生活軌跡，未來的每一天再也無法規避橫亙在四人間的鴻溝。魏家宅院里的祥和、錯位、沉默構成了家族敘事的“家”敘事，跌宕起伏的情節與似是而非的夸張讓作家的筆觸越來越自由，卻不失章法，渾然天成的家敘事與族敘事互相補充，互為背景，成為全書濃墨重彩的一筆，讓我們在慨嘆這段被遺忘的新疆情懷與天山往事的同時衍生了一種無法紓解的唏噓感。李健的家族敘事繼承了新歷史小說的審美追求，不再是像傳統歷史小說大手筆、大制作的宏大敘事，拒絕站在高處進行整體把握，而是“對歷史進行有意識地掩蓋與解構，歷史不再是以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方式呈現給受眾”④，而是通過家族敘事的方式被解讀，我們感受到的是濃郁的西北風情，是那座形似女人乳房的雙疙瘩山，是流向遠方的木壘河，是已經坍塌的西城門，是殘酷的匪患與圍城，是一群彈冬不拉、敲手鼓、唱京戲、吼秦腔的人，是一段不為人所知的民國往事。所以作家的著筆之處在于透過家族這一復雜的社會關系網試圖揭示整個民族的心理結構和生存困境，表達個體對于民族命運的思考。

最后，作家將家族敘事上升到命運和存在的層面，將兩家之爭與一家之亂冷靜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命中注定的輪回。木壘亂世，終究卒矣——本該兒孫滿堂、安享天倫之樂的年紀，到頭來陪伴魏宗壽的只有無盡的悲涼與絕望——妻子和大兒媳在一場屠城血泊中離開，長子魏嘯才在西城墻下的槍聲中倒下，魏嘯銘也在幽深的夜晚被槍聲吞沒，曾經苦心經營的煤窯、磨坊、三鑫和也因為這場戰役付諸東流。徒留日漸衰老的自己，守著這承載了太多心酸無奈的宅院，與遠處隆起的墳堆。每一個新隆起的土堆下，都埋葬著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這是魏家留在這塊土地上的印記。偶爾掠過一只鳥的哀鳴也許是木壘村最后的呢喃。木壘河畔的興衰榮辱，起起落落、悲愴、感傷、欣喜和滿足終究在一聲嘆息之中漸行漸遠，唯有一個個新隆起的土堆，提醒著我們這里曾生活著一群彈冬不拉、敲手鼓、唱京戲、吼秦腔的人，他們不甘宿命，最終卻難逃宿命，留給后人一部厚重的平民史詩。塵埃落定，這些用自己的生命演繹和詮釋了生活的形象也永遠留在木壘河畔，任憑后人評說。魏氏與汪氏的逼婚往事，魏嘯銘與麥秀的甜蜜過往，冬梅與二柱子的兩情相悅，月月與李教官的革命友誼，魏嘯儀與伊娜的跨國情緣，當然還有那一場場守城戰役終究都成為這部厚重的平民史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起承轉合的家族敘事視角成為作品的第一條線索，這是一條以“姓”作為核心的命中注定，所有的變數，所有的不甘，所有的無奈，所有的唏噓都隨著緩緩流淌的木壘河浸漬到泥土之中，若干年后，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不足兩平方公里的村莊時，那段被遺忘的天山情懷，被隱匿的疆中歷史則是最終的余響。

二、以兩性對照敘事呈現人性多元

以“姓”為名的家族敘事背后是作家深沉的兩性視角。李健深受男性話語體系的影響，在形象的塑造方面具有強烈的男權中心意識，所以面對女性角色時，充滿了矛盾與尷尬，其小說創作呈現出一種主觀上同情、贊美女性而客觀上又不自覺地流露出男權中心意識的矛盾現象。一方面試圖給予女性恰如其分的訴求，另一方面當涉及男性尊嚴時又毫不猶豫地舍棄這種體現女性本原的訴求。在這里，筆者提到一個關鍵詞“女性本原”，所謂女性本原是指女性本質上是什么，這一群體的存在方式和心理歷程是怎樣的，即是獨立個體還是男性附庸，是具有自覺性追求還是始終處于被覺醒的附庸狀態。其意義在于改變傳統意義對女性的認知，將女性被壓迫、被傷害、甚至被窺視的非人境遇中解放出來，女性不僅僅是一種性別劃分的社會存在，而是具有訴求與欲望的情感存在，這種情感存在的特性決定了女性作為生命存在的社會歷史角色是不能被踐踏、被肆意傷害、被窺探的。李健帶有男性話語體系的兩性敘事視角立足于女性的社會既定角色——女兒、妻子、母親，揭示出父權壓制下的女性生存困境與女性與女性之間相互傷害的社會生存真相。作家在賦予男性無與倫比的英雄式贊美時，卻忽視了女性是自由的，她不需要任何社會的、文化的、男性的注視，成為一個獨立自由而平等的生命個體，具有表達自我訴求的權利。所以筆者將從男權中心意識與女性角色對照兩個方面剖析作家的“兩性敘事”，訴性之殤。

首先，男權中心是男性話語體系下人物形象塑造的潛在規律。中國近千年的宗法傳統規定了男女不同的價值定位——“男主外，女主內”，男性主導的外部世界是整個社會的重心，所以男性控制著整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秩序，女性被排除在這個秩序之外，活動空間僅僅限制在家庭一隅。女性始終處于被壓迫、被傷害、甚至被窺視的附庸狀態。男性成為整個社會秩序的主導者，會使男性的自信心過度膨脹而演變成一種男性自戀傾向。這種與生俱來的“自信”讓男性可以任意地支配女性，使女性順從自己。中國文學的男權中心傳統由來已久，這種潛在的男性話語立場讓作家在構建男女關系時，總是避不開“一男多女”的模式，“男性在作品中居于敘事的中心地位，女性被邊緣化，敘事者的男性中心主義意識得到了彰顯。而與之對立存在的女性在敘事策略上被或隱或現地安排為男性服務”⑤，她們缺乏精神的個性化，被男權意識所異化，認同男權，甚至已經是男權的代言人，兩性關系演變為“情”的潰散和“欲”的泛濫。

李健在《木壘河》兩性敘事中，繼承了男權中心意識的傳統，塑造了魏嘯才、魏嘯銘、魏嘯儀等處于支配地位的男性形象。筆者將以魏嘯才和魏嘯銘兄弟二人為例認識男性話語體系下的“性”之殤。魏嘯才一出場便擔當起拯救父親的重任，作為魏家長子必然無法擺脫為父“賣身”的命運，而這種無處紓解的怨恨直接轉化為對妻子汪秀英的絕對占有，對岳父汪雨量的謾罵與蔑視，這種占有與蔑視可以看作是對其“賣身”之舉的補償，作家在有意地彌補著對魏嘯才命運的虧欠。從倒賣羔皮、馳騁青鞠梠山，到黑風脫險、智勇雙全販煙土，再到大義守城等，魏嘯才總是被賦予“俠”精神——中國傳統文化視域下的英雄式崇拜，最后成為了西城門下的英魂。男權中心意識的集中體現則是兄弟共妻的鬧劇。魏嘯才給予了一個男人致命的打擊，而這個男人是他的親弟弟，兄占弟媳的亂倫之舉，深刻揭示了男性話語主導的情欲的潰散與泛濫。當魏嘯才進入弟媳的房間時，便注定了弟弟魏嘯銘的悲劇。魏嘯銘本是奇臺天興行的學徒，與老板家的女兒兩情相悅，結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美滿婚姻，然后挑起軍廟煤窯的大梁，詮釋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成家立業”之說。是一場為財而來的匪患，卻成為了殘忍的宮刑，而宮刑之辱成為了魏嘯銘命運的轉折點。他背負起命運的嘲笑，開始了卑怯而陰郁的人生——妻子“以子贖罪”的謹慎，魏家宅院充滿同情的沉默。殘缺的身體卻承載了一個神秘莫測的頭腦，在與焦叔平、齊掌柜一次又一次的斗智斗勇中大獲全勝，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安然無恙。在對魏嘯銘的塑造上，作家有意識地神化了這一形象，譜寫了一部英雄的悲劇。身體的畸形與靈魂的神秘靈動形成鮮明的對比，最終成為一個不甘于宿命卻又逃不過宿命的英雄，最終-淹沒在幽深的夜色之中。

其次，是男權壓抑下女性角色的分野?！赌緣竞印穬尚詳⑹碌耐瓿芍饕靡嬗谂孕蜗蟮乃茉?，作家按照自身的審美需求和心理渴望對女性角色進行構思與想象，每一形象背后都浸洇著傳統的男權中心主義價值尺度。女性角色在敘事策略上被或隱或現地安排為男性服務，她們缺乏精神的個性化，被男權意識所異化。李健筆下的女性形象可分為兩大類，二者形成一種角色對照。

第一類是以汪秀英為代表的“菩薩型”女性，“認同傳統倫理賦予她們的女性角色定位，以自始至終的善良與隱忍面對來自社會的、文化的、男性的支配與主導”。⑥完美演繹了符合一個男人所需要的在他背后默默支持、聽之任之的女性角色。作品一開篇便將汪秀英置于“被拋棄”的位置，兩次望門寡，一場靈堂前的成親，一張聲名狼藉的“克夫”名片將這個滿懷期待的女人推入深淵，她也漸漸相信了自己身上的不祥，所以當被哥哥抱進魏嘯才的花轎時，由心而生的戰栗與膽寒、壓抑與恐懼便無處可逃，對于這場婚姻的忐忑也越來越劇烈，她小心翼翼地等待著“惡夢重現”，當安然無恙地到達魏家宅院時，她才有了一點點安心的感覺。開始的絕望到花轎中的恐懼，再到最后相安無事的慶幸，我們看到了一個讓人心生同情而又可笑的女人戰戰兢兢地感激著社會、文化、男性的饋贈，所以即使面對丈夫的謾罵與冷漠，仍然保持著一如既往的善良與服從。對于汪秀英來說，魏嘯才是生活的重心，黑風肆虐下的生死未卜讓她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當丈夫回來時，她第一次不顧一切地撲在丈夫的懷里，因為她的信仰回來了。對于丈夫與弟媳的茍合，她沒有表現出一個妻子應有的委屈與憤怒，無言的順從是這個賢妻良母所承受的傳統文化賦予她的最大的悲劇，這是男性話語體系下所有女性的悲劇。

第二類是以麥秀、冬梅、月月為代表的反抗者形象。冬梅和月月的反抗是很直接的。冬梅與二柱子的兩情相悅在父親的震怒與蔑視之中開花結果，未婚先孕的大膽與決絕給了以魏宗壽為代表的宗法倫理狠狠的一擊，月月也在革命的洗禮下成長為一個敢于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堅定地拒絕了與王家結成的荒唐婚姻，嫁給了情投意合的李教官。所以冬梅和月月的反抗是簡單而直接的，對比之下，麥秀的反抗充滿了矛盾性。與丈夫哥哥的結合完全是基于肉欲的空虛。丈夫的宮刑之辱同樣也是麥秀命運的轉折點。作為一個正常的女性，她具有合理的性欲訴求，但越軌行為在傳統道德籠罩之下的木壘村，即使是正常的欲望紓解，也是觸犯倫理宗法的。所以麥秀的悲劇在于上帝為其關閉了一扇門，封建道德卻把窗子也鎖上了，將其完全禁錮在守節的牢籠之中，這場欲望與貞潔的博弈實則是人性與理性的較量，本應是一場二選其一的抉擇，在男權中心意識的桎梏下卻成為了非對即錯的判斷。麥秀掙脫了貞潔觀念的束縛，走上了倫理道德所不容的“茍合”之路。雖然也是一種反抗，卻飽含了一個女性對另一個女性的傷害。麥秀的復雜性在于母性訴求與性欲訴求的矛盾。這本是女性角色作為情感存在所擁有的兩種互相滲透的基本訴求，二者的和諧卻被麥秀割裂了，孩子的來臨逐漸抹殺了她內心深處的性欲望。她以死相逼地拒絕魏嘯才的求歡，滿懷期待地想象與魏嘯銘一切重新開始，在母親與女人的選擇上，她放棄了后者，步入傳統道德的秩序之中以“留后”延續了女人身上的母性訴求。一場以欲望開始的反抗隨著孩子的出生被逐漸忘卻，魏嘯銘的一句“賢妻”結束了這場兄弟共妻的鬧劇，沒有人會關心麥秀如何面對未來一生的無性生活，而這才是真正的女性悲劇——以不自知的方式享受著社會、文化、男性的枷鎖。她在兒子出生之后，從心底里將合理的性欲訴求理解為“不該如此”，女性的“原本如此”被自身視為“不該如此”，這種價值定位的錯位將女性的本原性揭露出來，女人是人，是人就有欲望，而性欲望是人最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麥秀帶有矛盾性的反抗一方面憚于倫理宗法、社會、男性的權威；另一方面又急于宣泄自己的性欲望，從而形成了“兄占弟媳”的鬧劇。一場沒有成功者的鬧劇傷害的不僅僅是魏嘯才、魏嘯銘、麥秀、汪秀英等個體，而是整個倫理體系，這也是所謂的男權中心的潰敗。

三、從性別沖突到文化沖突

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波瀾壯闊的氏族之爭與一家之亂成為作品家族敘事視角的兩個重要方面，為性別沖突提供了背景，以姓之名，訴性之殤。家族書寫與兩性對照的敘事選擇旨在揭示作品背后作家深沉文化思考——對于傳統婚姻的束縛與逃離，倫理道德的堅守與反叛，生存價值的漠視與渴望也為讀者提供了文化學思考的文本。

木壘村地處天山腳下，傳統宗法制已經根深蒂固，滲透進人的血液里。對于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成為唯一穩定的實現方式，一對對新人在響徹山谷的嗩吶聲中開始了新的生活，無關愛情與幸福，只是風俗習慣下的繁衍生息。隨著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的侵襲，木壘河畔的部分女性開始覺醒，渴望自由、平等、浪漫的愛情和理想的婚姻，這對于男性擁有絕對主導的男權社會來說，是一場博弈?；橐龅哪康脑谀腥搜壑惺怯臐M足與傳宗接代，而在覺醒的女性看來婚姻是愛情的最終實現形式。帶有封建宗法色彩的婚姻制度處于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的注視下，有意忽視婚姻關系中雙方的自由、愿望和訴求。木壘村作為封建倫理宗法籠罩下的村莊，它“將婚姻視為一種不建立在夫妻之間而是介于女性與丈夫家庭之間的社會契約，在這個契約中，女性不僅需要對丈夫負責，還要對丈夫的家庭負責，對整個社會負責”。⑦木壘河畔的女性都恪守著封建禮教對婚姻的約束，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品以“守過兩次望門寡，嫁過一次人的汪秀英，又嫁人了”為開篇，短短一句便將一個處于社會、歷史、男性的審視下的悲劇女性形象刻畫出來，無論是高英杰的暴斃還是張茂才的意外身亡，抑或崔吉娃的馬失前蹄，都使汪秀英成為“克夫”的罪魁禍首，聲名狼藉，最后像貨物一般被嫁給受父親脅迫的魏嘯才，感激著對她充滿憤恨的丈夫，這份感激是一個女性最大的悲劇，承受不該承受的謾罵，感激夫家的“賜予”，只因給了她一個家。面對丈夫與弟媳的不倫之情，她最大的憤怒不過就是讓弟媳叫一聲姐，以維護著丈夫、丈夫家庭的尊嚴。她以不自知的方式享受著傳統婚姻的束縛，讓自己處于被壓抑、被傷害的境遇之中，不但沒有掙脫來自社會、文化、男性的枷鎖，而且甘之如飴。作為魏家的小女兒，月月的身上多了一份堅定，一種義無反顧的勇敢。她主動求學于奇臺，后來成為教師，一直以一個現代女性的信仰生活著。和王家爐院的二娃子秉承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定下姻親，當“未婚夫”被炮火變成廢人時，她勇敢地拒絕了嫁入王家守活寡的愚蠢安排，保持著作為獨立個體最后的尊嚴，這個深受現代文明影響的女性，與李教官的結合體現了對傳統婚姻的背離，為愛而婚。這兩個女性面對婚姻的不同選擇，不是性格使然，而是來自背后的文化滋養。汪秀英和月月在對待傳統婚姻的態度上，無論是屈從還是反抗，最后都成為了犧牲品，深刻而含蓄地控訴了封建宗法制婚姻不合理、殘酷的一面，表現出來的對女性人格、尊嚴的漠視成為作品文化沖突思考的重要方面，在展現近百年來新疆的生存困境的同時，思忖產生這種困境的緣由，并試圖抽離于作品之外，尋找解決木壘卒矣的合理途徑。這也是作品在讀后唏噓之余留給受眾的思考空間。

婚姻的束縛與背離折射出不同女性對于倫理道德的堅守與反叛。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倫理道德?！爸袊岁P注道德，尤其是女性的道德”⑧。儒家提倡的“婦德”、“婦容”、“婦言”、“婦功”就是一個很好地證明。女性若恪守勤勞節儉之德，保持整潔有序之容，言談低聲細語，精于烹飪、針線等就是閨秀、賢妻。反之則大逆不道，有辱家風。女性一直處在道德評判的風口浪尖，作為獨立個體，女性的本原訴求與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他們以對倫理道德的或堅守或反叛來渴望自身訴求的被關注。木壘村是一個封建倫理道德籠罩下的異域村莊，尤其是對于女性三從四德的約束，把夫為妻綱作為衡量女性品行的重要標準，在汪秀英恪守著宗法倫理的三從四德，努力扮演著傳統道德注視下的“好妻子、好兒媳、好母親”的角色，唯一缺失的是一個完好的自己。而麥秀的存在則在一定程度上對抗著傳統倫理道德，在自己的丈夫失去作為男人的能力之后，她大膽而熱切地爬上了丈夫哥哥的床，一種以紓解欲望為目的的亂倫之行徹底打破了魏家大院的寧靜，一場兄占弟媳的鬧劇在上演。冬梅和二柱子的兩情相悅在魏宗壽看來是男人狼子野心的欺辱與女子大逆不道的恥辱，在未婚先孕的恐懼中結成姻親。麥秀和冬梅的行為是基于人性欲望的合理之舉，但在傳統倫理道德看來，這種對性的渴望是有悖于婦德的。在木壘村，道德的維護是以犧牲女性的尊嚴與訴求為代價的，作家以冷靜的筆觸重新審視儒家婦德，通過寫冬梅、麥秀追求作為女性的情欲價值，想要爭取作為女性應有的婚姻價值，表達了對性道德本身不合理之處的深刻思考，這是一場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的博弈，是一次新舊文化的激烈碰撞。讓這部“以姓之名，訴性之殤”的平民史詩更具文化學意義。

在男權社會，女性被邊緣化，作為男性的附庸，無法實現作為獨立個體的人生理想和自我價值，女性的價值的實現服從于男性價值?！霸跁r代、社會、男性的枷鎖下，女性的價值意識逐漸被邊緣化，逐漸成為傳宗接代、相夫教子、侍奉公婆的代名詞”⑨，生育工具也好，道德祭品也罷，這兩種畸形的身份定位成為女性不可避免的生存枷鎖。作為魏家長媳，汪秀英一生恪守三從四德，服侍丈夫，孝敬公婆，哺育孩子，操持家務，在她心中，丈夫就是她的天，她的生存價值就是為夫而活，漠視自我，一世賢妻。與之形成對照的月月，從她踏進學堂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她作為獨立個體對自我生存價值的渴望，她將自己命運的主宰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反抗有名無實的婚姻，進學堂讀書，參加革命，勇于追求自己的愛情，最后為革命捐軀，迸發出強烈而自我的生存價值。反映出現代女性意識的覺醒，自我價值的真正實現。

對于傳統婚姻的束縛與逃離，倫理道德的堅守與反叛，生存價值的漠視與渴望成為作家文化沖突思考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千年來的宗法道德演變為鄉約村規，家法民俗，滲透到每一塊土地，每一個家庭，滲透到一代又一代平民百姓的血液之中，形成木壘河畔特有的文化心理結構，讓文化沖突持續而客觀地上演著，文化沖突的根源在于思想觀念的沖突。作家系統而精確地將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交錯復雜的觀念植于汪秀英、麥秀、月月、冬梅等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身上，并以她們的悲劇深刻地批判了傳統文化殘忍、漠視人性尊嚴的一面，又對新的現代文明心存展望，這是一場以女性悲劇為核心的新舊文明的博弈，而這場博弈讓文化沖突更耐人尋味。

在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們，彼此沖突卻又相互妥協，不甘宿命卻又難逃宿命。當太陽終于掙脫山體的羈絆，躍上空中之時，這段塵封的天山往事也漸行漸遠。李健的《木壘河》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渾然一體的藝術世界，也是一面照射著民族之殤的鏡子。借鑒了以《白鹿原》為代表的家族母題小說敘事模式，在此基礎上以更加開放的作家文化視野來審視這片土地。從家族敘事入手，依托飽含宗法倫理、血緣親情和價值指向等折射出中國人獨特而具有繼承性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規范，透過家族這一復雜的社會關系網揭示了整個民族的心理結構和生存困境，以濃縮的生命群像表達個體對于民族命運的思考。汪雨量的逼婚之行是“族”敘事的導火索，層層遞進，由族入家，魏家宅院里的兄弟共妻則是微觀的“家”敘事，從宏觀到微觀，從族爭到家丑，顯示了作品獨特的家族敘事建構。其實這種家國同構的敘事模式是家族母題小說普遍采用的一種深度敘事模式,李健一方面承續了這種家族母題小說的敘事風格，“將錯綜復雜的人物命運納入到歷史時代的變遷之中；另一方面又融合了模糊的歷史真實和潛隱在歷史背后的內在文化意義符碼”⑩。對于整部作品而言，以“姓”為名的家族敘事折射出男權中心意識下的英雄式形象缺陷與女性角色的單薄。作品中用生命演繹和詮釋生活的魏嘯才、魏嘯銘、汪秀英、麥秀等人在命運面前的無奈是兩性悲劇的直接表現，而這種兩性悲劇背后是不同文明的沖突，所以這段以姓之名，訴性之殤的天山往事，帶給我們的是沉重的文化學思考。所以《木壘河》的敘事藝術是融合家族與兩性視角的雙層審美，對生活在天山腳下、木壘河畔、西城墻邊的人們的心理結構與生存困境進行真實而冷靜的剖析，構成一部厚重的平民史詩。

注釋：

① 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

②曹書文：《〈古船〉當代家族敘事的經典文本》,《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

③李?。骸赌緣竞印穂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

④劉暢：《被敘述的歷史——〈白鹿原〉漫議》，《重慶郵電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⑤向億平：《沈從文男權意識性愛的女性觀》，《三峽文藝》，2011年第6期。

⑥顧橙漾：《男權意識下的女性悲劇——淺析〈白鹿原〉中田曉娥形象》，《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

⑦沈遠川、馬筱蓉：《從女性悲劇看〈白鹿原〉文化沖突的意義》，《重慶文理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⑧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頁。

⑨張相寬：《男權意識下的突圍與困境——莫言小說女性形象再解讀》,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⑩畢文君：《女性歷史書寫——當代女性家族敘事的歷史內涵》,石家莊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本文圖片由李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