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經翻譯和景頗文、傈僳文的創制

趙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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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經翻譯和景頗文、傈僳文的創制

趙曉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

在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中，景頗族和傈僳族是受基督教影響很大的民族。景頗族是分布在中國、緬甸和印度三國的跨境民族，傈僳族是生活在中國、緬甸、印度和泰國等的跨境民族。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景頗族和傈僳族開始信仰基督教，在傳教士的協助下，根據當地景頗語言和傈僳語言的發音，創制了景頗文字和傈僳文字，翻譯出版了新約圣經、舊約圣經和圣經全書。民族文字的創制結束了景頗族和傈僳族沒有文字的歷史，并沿用至今，增強了民族文化意識以及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還出版了大量民族特色的出版品。

圣經譯本； 框格式傈僳文； 富能仁字母； 歐拉漢森

中國是個多民族多語言多方言的國家，差距極大，不能互通，各民族語言和方言的圣經譯本乃應運而生。按現代語言學分類，中國地理范圍內的少數民族語言可分為5個語系。這5個語系，即漢藏語系、南亞語系、阿爾泰語系、南島語系、印歐語系，均有圣經譯本。眾多語族中，壯侗語族、藏緬語族、苗瑤語族、突厥語族、蒙古語族、通古斯語族、孟高棉語族、斯拉夫語族、印度尼西亞語族、菲律賓語族等10個語族有圣經譯本。眾多語支中，壯傣語支、藏語支、彝語支、景頗語支、緬語支、苗語支、西匈語支、蒙語支、滿語支、佤繃龍語支、泰雅語支、鄒語支、葛邏祿語支、欽察語支、東斯拉夫語支等15個語支有圣經譯本。

過去的圣經譯本研究中，研究關注點都在漢文圣經譯本中，很少涉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圣經譯本，略有涉及的也是從基督教研究的角度來敘述，鮮有從民族語言文字的角度的敘述和關注。本文將對景頗族和傈僳族的圣經翻譯與文字創制進行考述。

一、景頗語（克欽語）的創制

景頗族過去沒有文字，因此也就沒有用本民族文字記載的歷史，僅有民間口頭傳說。景頗族古老傳說認為，景頗族的祖先是由北方向南方逐漸遷徙而來的，與古代西北甘青高原的羌族有密切關系。約在戰國秦獻公時期（公元前383年前后），大部分景頗族從青藏高原南遷到江心坡一帶。后又從江心坡一帶又逐漸西遷，越過瀾滄江、怒江及高黎貢山進入滇西緬北交界地區。一部分向西遷到今天緬甸孫布拉蚌、胡康河谷、德育茜和南北撣邦一帶；一部分向西北遷到印度阿薩姆邦；一部分向南遷到云南的德宏地區，形成今天這樣跨境而居的中國景頗族、緬甸景頗族、印度景頗族的分布狀況。在緬甸被稱為“克欽族”，在印度阿薩姆邦的稱之為“新?！?。

我國景頗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的隴川、盈江、潞西、瑞麗、梁河、畹町等地，1998年人口統計數目為125600人。在緬甸的景頗族主要分布在親敦江和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克欽邦，少數散居在南北撣邦以及緬中、緬印的邊疆山區中。在緬甸的景頗族大約有116萬人。在印度主要分布于阿薩姆邦、藏南地區和西孟加拉邦內，約5萬人。

景頗族大多信仰萬物有靈原始宗教，少部分信仰基督教。景頗族包括五個主要支系：景頗、載瓦、勒期、浪俄和波拉。景頗支系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景頗語支，載瓦、勒期等四個支系的語言比較接近，同屬藏緬語族緬語支，兩個語支的語言差異較大，通話困難。景頗族歷史上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有民間傳說稱，景頗族歷史上曾經有過文字，寫在牛皮上，但在南遷途中，因饑餓而吃掉了，沒有流傳下來。這也反映了景頗人民在心理上對文字的一種仰望和期待。

現有的景頗文和載瓦文兩種，都是在基督教傳教士的創制或啟發下，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創制的拼音文字，景頗文創制于19世紀末，載瓦文創制于1957年。載瓦文使用于中國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自稱為“載瓦”的景頗族地區。這種拼音文字以云南省潞西縣西山地區的載瓦語龍準話為標準音，有26個拉丁字母，音位用單字母和雙字母表示。

景頗文是一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共有23個字母。主要使用者分布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的潞西、隴川、瑞麗、盈江等地，以及緬甸的撣邦和克欽邦。此外，在印度阿薩姆邦的景頗族中也有使用者。20世紀初期，中印緬三個國家約有45萬使用者。1990年進行人口普查時，中國有11萬人使用景頗文。

景頗文的創制與基督教的傳播有密切關系。1807年，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馬登（Mardon）和查特（Chater）從印度進入緬甸。1857年，基督教傳教士進入了緬甸克欽邦，該邦與我國云南德宏隔境相望、土地相連。從緬甸邊境向云南德宏景頗族開展傳教工作的是稱為“美國浸禮真神堂”（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這是一個美國基督教的差會。它逐漸向臨近地區擴張勢力，在云南的隴川、盈江、潞西均發展了景頗族信徒。最早到云南景頗族傳教的是緬甸克欽族傳教士德毛冬，他于1907年到達瑞麗景頗族居住區進行傳教[1]175。

景頗文字創制大約開始于1834年。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布朗森（Brownson）開始用羅馬字母試制景頗文。1839年，美國傳教士納森（Nathan）也用羅馬字母試制景頗文。1847年，美國傳教士費朗辛·瑪森（Ferguson Masan）改用緬文字母試制景頗文。但這些努力均失敗了。

美國浸禮會真神堂傳教士庫森（J. C. Cushang）于1876年開始了創制景頗文的工作。他長期在中緬兩國交接的景頗（克欽）族地區活動，曾收集了1000多個景頗語詞匯，想用景頗語詞匯以緬文形式拼音合成景頗文，但由于語音差異較大，許多景頗詞匯無法用緬文拼寫，創制工作亦告失敗。

1890年，另一位美國浸禮會真神堂傳教士歐拉·漢森（Ola Hanson）繼續創制景頗文。在緬甸八莫一帶當地景頗族知識分子的幫助下，他把在緬甸八莫地區收集的一萬余景頗語詞匯，用拉丁字母拼音方式拼寫，由此創制景頗文成功。1892年，歐拉·漢森編寫了第一本景頗文教學課本。1895年，經緬甸英聯邦政府當局批準，正式公布了這套景頗文字方案，隨之首先在緬甸克欽邦地區的八莫和密支那的基督教教會學校使用。在緬甸用這套文字出版了《圣經》、《贊美詩》、《教徒手冊》等宗教書籍，印行過小學一至五年級的課本以及報刊雜志等。1906年，在緬甸仰光用這種文字出版了《英景詞典》，以及《景頗族之源》、《英景緬大詞典》等[2]115。1926年，還用這種文字在緬甸仰光創辦景頗文報刊。

1914年前后，景頗文傳入我國。1914年秋，在瑞麗縣弄島鄉等戛村教會開辦了第一所景頗文學校，經費基本由緬甸八莫地區教會提供。其后又在隴川縣的磨水、廣山、盈江縣的龍盆等村寨陸續開辦了景頗文學校[3]392。1915年，英國人英若（Imram）在漢森的景頗文課本的基礎上編寫了一至四冊教學課本，經緬甸政府審定后正式推廣使用，初僅在緬甸景頗族地區推廣。1936年后，隨著基督教勢力在云南景頗族地區的擴展，景頗文也通過教會學校在教徒中推廣開來[4]290?？梢哉f，這些教會學校開創了景頗地區近代教育的先河，通過這種方法將當時更現代的教育形式引進了景頗山寨，突破了傳統的家庭教育和生產生活教育這種自發性和經驗性教育模式。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組織專家學者對這套景頗文字進行了改進。1958年后，用改進后的景頗文在景頗族地區的小學進行教學和在社會上進行掃盲，其使用面不斷廣大，現在已經基本規范化，深受景頗族人民的歡迎。目前，景頗文得到了更好地使用和發展，云南民族學院民語系、德宏州民族師范學校開設了景頗文班，德宏州辦有景頗文版報刊《團結報》和景頗文雜志《文崩》；出版發行了景頗文的政治、文藝、科技類圖書、教材和兒童讀物，創作了景頗文小說，編輯出版了《漢景辭典》、《景漢辭典》和《景頗成語》等工具書。德宏州民族出版社自1981年創建以來，用景頗文出版了各類圖書、掛歷、教材等數百種達10萬冊[5]6。緬甸也用這套文字出版過詞典、報紙、教科書等。

二、景頗語（克欽語）圣經翻譯

基督教傳教士歐拉·漢森創制景頗文的目的是翻譯圣經，景頗文創制成功后，他的圣經翻譯也由此開始。1895年，在緬甸首都仰光出版了《約翰福音》（新約），它不僅是景頗文的第一本《圣經》，而且還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第一本《圣經》。

1896年，出版了《路加福音》（新約）；1897年，出版了《創世紀》（舊約）；1898年，出版《出埃及記》（舊約）；1899年，出版《俄巴底亞書》（舊約）和《約拿書》（舊約）；1901年，出版了《詩篇》（舊約）；1902年，出版《使徒行傳》（新約）；1903年，出版《馬太福音》（新約）和《馬可福音》（新約）；1912年，出版《新約全書》；1927年，出版《圣經全書》。全部圣經譯本都由傳教士歐拉·漢森翻譯，都由在緬甸首都仰光的美國浸禮會真神堂出版[6]。詳見表1、圖1。

圖1 景頗語《圣經全書》美國浸禮會真神堂1927年

表1 景頗語圣經譯本

名 稱譯 者出版時間出版機構和地點 約翰福音歐拉·漢森1895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路加福音歐拉·漢森1896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創世紀歐拉·漢森1897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出埃及記歐拉·漢森1898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俄巴底亞書歐拉·漢森1899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約拿書歐拉·漢森1899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詩篇歐拉·漢森1901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使徒行傳歐拉·漢森1902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馬太福音歐拉·漢森1903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馬可福音歐拉·漢森1903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新約全書歐拉·漢森1912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圣經全書歐拉·漢森1927美國浸禮會真神堂、緬甸仰光

筆者至今尚未找到民國年間在中國印制出版景頗文《圣經》的資料，估計那時的景頗文圣經基本都是從緬甸運送過來的。

三、傈僳文創制：框格式傈僳文和富能仁字母

傈僳族是生活在中國、緬甸、印度和泰國等多個國家跨界而居的一個少數民族。中國的傈僳族總人口為73萬多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麗江、迪慶、楚雄、大理保山、德宏、昆明、臨滄等地區。在中國以外，緬甸、泰國、印度等國也有傈僳族居住，人口約47萬。

傈僳族可分為南北兩群，北群為白傈僳和黑傈僳，主要聚居于云南西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地；南群主要為花傈僳，聚居在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傈僳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三個區域，即衣著花紋服飾的“花傈僳”多居住在云南西部怒江州地區，穿青衣的“黑傈僳”多居住在云南西北維西、永勝、麗江地區，“黑傈僳”也有一部分居住在云南北部祿勸縣、武定縣一帶，因其相對其他兩個傈僳族居住區更偏東部，又稱“東傈僳”，居住在這一帶的傈僳人數很少。

傈僳族有自己的語言，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是語言比較統一的民族，內部沒有語支，方言分怒江、祿勸兩個方言。怒江方言又分為兩個土語。各種方言、土語的語法差別不大，詞匯也基本相同。因此，傈僳族的語言大體相同，互相可以對話。

傈僳族是受基督教影響較大的民族，大部分傈僳人信仰基督教和傳統的持萬物有靈論的原始宗教，少數信天主教和藏傳佛教。一般認為，1913年緬甸克倫族傳教士巴叔從緬甸至云南騰沖再到怒江，為基督教傳入傈僳族的開始。

傳教士在云南創制推廣的傈僳文共有兩種，分別稱東傈僳文和西傈僳文。傈僳族先后使用過四種文字，兩種是西方傳教士創制的拼音文字，即上文提到的柏格里苗字和胡致中注音字母，一種是云南維西縣農民汪忍波創造的沒有字母的音節符號，還有一種是新中國成立后創制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

在基督教傳入之前，傈僳族從未有過屬于本民族語言的文字。傈僳族先后使用過四種文字。20世紀初，維西縣傈僳族青年汪忍波創制了共有918個字的象形文字，這是傈僳族歷史上的第一種文字。1913年，傳教士王懷仁根據云南武定、祿勸兩縣自稱傈坡（Li phoj）他稱傈僳（Lisu）人的語言，以武定縣滔谷村語音為基礎創制一種“格框式”拼音文字。上世紀20年代，傳教士富能仁和克倫族青年巴東創制了第二種文字，即富能仁字母，又稱老傈僳文。第四種文字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拉丁字母形式文字，即新傈僳文。但目前大多傈僳地區多使用老傈僳文，約有20萬人使用。

1880年，美國浸禮會傳教士在緬甸克欽邦密支那傳教時接觸到傈僳族。1902年，密支那馬肯村的一對傈僳族夫婦受洗，緬甸傈僳族信教由此開始。大致在20世紀初，東傈僳與滇北苗族居住在同一地區，民國初年，一些苗族群眾皈依基督教，東傈僳族也受到影響，開始接受了基督教[7]38。

最早來到東傈僳族地區傳教的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傳教士、澳大利亞人王懷仁（G. E. Metcalf，一譯梅懷仁，1879年3月3日—1956年1月15日），他于1907年來到這里。在柏格里字母的影響下，1913年，王懷仁根據云南武定、祿勸兩縣自稱傈坡（Li phoj）、他稱傈僳（Lisu）人的語言，以武定縣滔谷村語音為基礎創制了一種與柏格里苗文字母相仿的傈僳拼音文字，又稱“東傈僳文”（Easter Lisu），在當地的傈僳族教會中推行，使用范圍不大。后來還傳播到四川涼山州的會東縣?？蚋袷嚼畚淖帜阜执笮?，大字母為聲母，小字母為韻母，小字母寫在大字母的上面、右上角、右下角，表示不同的聲調。每個音節組成一個方框格式，所以稱“框格式傈僳文”[8]29。

由傳教士創制的傈僳文還有一種，這種傈僳文主要在云南怒江州和德宏州的傈僳族中使用，相對“東傈僳”而言，它在云南的西部，又稱“西傈僳文”。因這里主要居住著花傈僳人，故又稱“花傈僳文”（Hwa Lisu）。由于新中國建立后還創制了新傈僳文，因此它還被稱為“老傈僳文”。因其常年只在基督教會里使用，只能行于基督教徒之間，在不信教的群眾中基本無人識讀，故又稱為“圣經文字”或“上帝書”[10]110。

1912—1914年間，緬甸克倫族基督教傳教士巴托（Rev. Bathow，又譯巴托、巴多、巴奪）以印刷體大寫的拉丁字母為基礎、改變了形狀而創制了傈僳文，后經內地會傳教士、英國人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又譯傅能仁、傅雷仁）進一步完善，因此在教會里，又稱其為“富能仁字母”（Fraser Syllabic Script）。這是一種以印刷體大寫的拉丁字母為基礎，由其正反、顛倒形式組成的拼音字母。這種文字有30個輔音大寫字母（20個正寫，10個反寫或倒寫），10個元音大寫字母（5個正寫，5個反寫或倒寫），6個聲調符號（用標點符號），4個特定標點[9]149。從語言文字角度來講，稱其為“富能仁字母”最合適，傳教士還用它來拼寫翻譯過納西語的圣經譯本。

富能仁1886年出生于英國倫敦，1910年來中國，先在上海的內地會學校學習了6個月的中文，然后來到云南騰沖傈僳族中傳教。他在滇西怒江州地區傳教長達25年，領導的滇西傈僳族教會向北延伸到瀘水、碧江和福貢，向南發展到騰越、潞西，縱橫數百里，成為云南境內最大的少數民族基督教會，也是導致基督教成為傈僳族主體信仰的最重要原因，他亦被稱為“傈僳族的使徒”（the Apostle of Lisu People）[10]。

新中國成立前，老傈僳文基本上只通行于基督教徒中間，由于傈僳族信仰基督教的人數較多，因此在傈僳族地區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有相當的影響，認識此文字的人達幾萬人之多[11]3。在怒江州的傈僳族中，信仰基督教的約為1/3，有的縣份甚至達到或超過了一半[7]40。他們用它書信來往、說經講道、記賬記事、頒布通令等，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有意識地用老傈僳文進行掃盲工作，出版過宣傳政策或農村技術方面的書籍，使老傈僳文得以繼續使用。1956-1985年間，云南民族出版社還用老傈僳文出版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民族傳統文化等方面的書籍、報紙，如《怒江報》《麗江報》《維西報》、德宏《團結報》四種報紙，并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和眾多的文學詩歌和翻譯作品[3]243。為了信教群眾的宗教需要，還出版了《圣經》和《贊美詩》等。在怒江州，怒族和獨龍族的基督教徒也使用老傈僳文。除《圣經》外，還用此文字出版過《福音問答》《福音精華》《衛生課本》《贊美詩》等書籍[11]29。

在繼續使用老傈僳文的同時，政府和專家還于1957年創制了新傈僳文，它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并吸收了一部分斯拉夫字母形成的?，F在傈僳族地區，實行新舊傈僳文并用。老傈僳文在信教群眾中，仍然很有影響力。

四、傈僳文圣經譯本

（一） 東傈僳文圣經譯本

1912年，出版《馬太福音》，這是東傈僳語的第一本圣經，也是傈僳族的第一本圣經。1917年出版《路加福音》，1928年出版《使徒行傳》，1936年出版《約翰福音》，這四本圣經譯本均由在上海的英國圣經會出版。1951年，在香港的中華圣經會出版了《新約全書》。以上圣經譯本，除《馬太福音》是由內地會傳教士、澳大利亞人郭秀峰（A. G. Nicholls）和王懷仁合作翻譯外，其他均由王懷仁翻譯。詳見表2、圖2。

表2 傈僳語東傈僳方言圣經譯本

序號名稱語 言文字譯 者出版時間出版機構、地點 1馬太福音東傈僳方言框格式傈僳拼音文字郭秀峰王懷仁1912英國圣經會、上海 2路加福音東傈僳方言框格式傈僳拼音文字王懷仁1917英國圣經會、上海 3使徒行傳東傈僳方言框格式傈僳拼音文字王懷仁1928英國圣經會、上海 4約翰福音東傈僳方言框格式傈僳拼音文字王懷仁1936英國圣經會、上海 5新約全書東傈僳方言框格式傈僳拼音文字王懷仁1951中華圣經會、香港

圖2 東傈僳方言框格式傈僳拼音文字《使徒行傳》，英國圣經會1928年

東傈僳文在云南武定、祿勸等地，凡信仰基督教的群眾都能懂得，但僅在教會內部使用，沒有能成為傈僳族的通用文字，影響面很小[11]17。

（二） 西傈傈文（花傈僳）圣經譯本

1921年，富能仁翻譯的《馬可福音》由在上海的英國圣經會出版，這是第一本西傈僳語圣經譯本。由于云南西部信仰基督教的人數遠多于東部，因此，西傈僳語的圣經譯本影響力更大。1923年，出版了富能仁翻譯的《約翰福音》，1930年、1932年，分別出版了內地會傳教士高曼夫婦（C. G. Gowman and Mrs Gowman）翻譯的《路加福音》和《馬可福音》。1933年，出版了富能仁翻譯的《馬太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1938年出版了富能仁和內地會傳教士、加拿大人楊恩慧夫婦（Allyn B. Cooke and Leila Cooke，傈僳名阿一單、阿子單）合作翻譯的《新約全書》。除西方傳教士外，參與翻譯的人還有緬甸克倫族傳教士巴托、傈僳族人摩星和傈僳族人汪吾用必①。

1950年，在香港的中華圣經會出版了多人翻譯的附《詩篇》的《新約全書》。1968年，在仰光的緬甸圣經公會出版了西傈僳文的《圣經全書》。詳見表3、圖3。

表3 傈僳語西傈僳（花傈僳）方言圣經譯本

圖3 西傈僳（花傈僳）方言《馬可福音》，富能仁字母，英國圣經會1935年

五、余論

如上所述，景頗語圣經譯本共有12種，其中《圣經全書》1種，《新約全書》1種，圣經單篇10種，出版時間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上半葉。傈僳語圣經譯本共有16種，其中東傈僳話圣經單篇4種，《新約全書》1種；西傈僳話圣經單篇8種，《新約全書》2種，《圣經全書》1種，出版時間均在20世紀以后，基本集中在20世紀20-40年代。兩種語言文字的圣經翻譯和出版整體上都晚于漢文圣經。

20世紀90年代，中國基督教兩會還印刷出版了老拉祜文《圣經》4萬本、西傈僳文（富能仁字母）《圣經》12萬本、東傈僳文（框格式傈僳文）《圣經》1萬本、景頗文《圣經》2萬本、傣文《圣經》2千本、柏格里苗文《圣經》5萬本、諾蘇文《圣經》2萬本、佤文《圣經》1萬本②。2013年，中國基督教兩會再次幫助印刷2萬本景頗文《圣經》。2013年9月6日和8日，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盈江縣盞西大田壩教堂和平鎮教堂，云南省基督教兩會《景頗文圣經》二次印刷發行儀式暨感恩禮拜分別在這里舉行，全縣教牧同工、信徒800多人參加。

從時間順序來講，圣經在中國的翻譯是從漢語文言文開始的，在明末清初時已經初有規模了。1822年，第一本漢文圣經全譯本“馬士曼譯本”在印度塞蘭坡出版；1823年，“馬禮遜譯本”在麻剌甲（今馬六甲）出版；1837年和1840年在巴塔維亞（今雅加達）出版了“郭實臘譯本”；1852年和1854年，在上海分別出版了委辦譯本的《新約全書》和《舊約全書》；1864年出版了裨治文譯本；1868年出版了高德譯本。這些早期圣經漢譯本均為“深文理譯本”，即非常深奧的書面文言文，這些譯本奠定了漢語圣經的基礎。

但這些漢文圣經翻譯與景頗文和傈僳文圣經翻譯之間是否有共同關系，有多少借鑒和融合，目前還尚不清楚。根據目前筆者對漢文圣經翻譯版本的研究，景頗文圣經翻譯與漢文圣經翻譯是由不同基督教差會負責，所行進的地理路線也是不同的，估計互相借鑒和融合的可能性很小。

西南少數民族文字圣經譯本涉及到漢藏語系和南亞語系，除傣族的傣那文和傣仂文是原有文字外，其它文字均為傳教士所創制。從文字來看，傳教士創制了景頗文、載瓦文、東傈僳文、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納西文、獨龍文、哈尼文等多種文字，這些文字都是傳教士根據當地語言發音，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創制的，結束了拉祜、傈僳、景頗、載瓦、苗、佤、布依、哈尼、納西等民族沒有文字的歷史，其中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景頗文至今仍然在使用。他們還利用漢語注音字母來拼寫少數民族的語言，創制了胡致中苗文（黑苗）、新平花腰傣文等2種文字。這些文字還有部分使用至今。

傳教士們利用自己拉丁母語的優勢，結合當地少數民族語言的發音，創制了文字，為這些民族結束了沒有文字的歷史。文字的創制意味著這些民族從此結束了千百年來口耳相傳、刻木結繩記事的原始文化狀態，增強了民族文化意識以及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這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意義。對景頗族和傈僳族來講，《圣經》譯本是用他們本民族文字編寫出版的第一本書，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閱讀《圣經》與學習保存本民族語言文字具有相同的含義。它至少保留了這些民族現在最早使用本民族語言的文獻資料。直到今天，這些《圣經》譯本都成為了這些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讀本。以景頗文為例，這種文字已經成為景頗族重要的文化承載工具，特別是在文學領域，使用景頗文記錄、整理了大量景頗族歷史、文化、文學文獻，創作了包括短、中、長篇小說，詩歌、散文在內的文學作品，這些使用景頗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已經成為中華文學的一部分。通過景頗文的學習，大大降低了景頗族人民的文盲率，也促進了雙語或多語學習的開展。

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我國為南方少數民族創制和改進了多種拉丁字母文字，其中有壯文、布依文、侗文、黎文、苗文（4種）、景頗文、載瓦文、白文、哈尼文、傈僳文、納西文、拉祜文、土文。這些新創制或改進的文字全部都是基于本民族語言發音而采用拉丁字母來拼寫，說明傳教士用拉丁字母為西南少數民族創制文字的方法，對建國后我國相關部門為少數民族創制和改進文字起到了一定的啟發，而這也開辟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發展的另一條道路，為豐富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的語言起到了促進作用。

注釋：

①約秀口述、胡正生整理：《二十七本傈僳文圣經書的翻譯經過》，《福貢文史資料》（云南）第1輯，1988年，第125頁。Eugene A. Nida edited,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New York: United Bible Societies,1972, p.57; Hubert W. 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75, pp.220-222.

②感謝南京愛德印刷廠張遜先生提供數據。20世紀90年代以后，包括漢語和少數民族等所有語言文字的《圣經》均由南京愛德印刷廠印制。

[1] 高發元．景頗族：瑞麗弄島鄉等嘎村[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

[2] 劉剛，石銳，王皎．景頗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3]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云南省志·民族志[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4] 劉揚武．景頗族中的基督教[Z]//《云南文史資料》：第28輯．1986．

[5] 李向前．走向文明進步的重大歷史轉折：紀念景頗文創制100周年[C]//祁德川，主編．一個世紀的追求：景頗文創制100周年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6] Eugene A. Nida edited,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M]．New York: United Bible Societies,1972: 212.

[7] 韓軍學．基督教與云南少數民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8] 徐琳，等．傈僳語簡志[Z]．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9] 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0]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文化宣傳司．老傈僳文[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11] 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云南民族情況匯集：怒江區概況（上）[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Bible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of Jingpo and Lisu Writing Systems

ZHAO Xiaoyang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

Among the minorities in the southwest, Jingpo and Lisu are two nationalities affected significantly by Christianism. Jingpo is a cross-border nationality living in China, Burma and India and Lisu is also a cross-border nationality living in China, Burma, India, Thailand, etc. In the later 19thcentury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Jingpo and Lisu nationalities started to believe in Christianism and created Jingpo and Lisu writing under the help of missionary according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Jingpo and Lisu languages and th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New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and Bible. Creation of ethnic characters ended up the history of Jingpo and Lisu without writing. These characters used up to now strengthen their cultural awareness, pride and cohesion and help Jingpo and Lisu publish numerous works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Bible translation, frame format Lisu writing, James O. Fraser letters, Euler Hansen

2018-08-27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新工程首席項目“圣經翻譯與20世紀中國”。

趙曉陽（1964-），重慶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近代社會史，中國基督教史和中西交流史。

H256，H259

A

1673-9639 (2018) 10-0058-08

（責任編輯 白俊騫）（責任校對 印有家）（英文編輯 田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