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肇生

葉兆言

1 江寧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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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年7月19日，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率領湘軍攻克南京，太平天國滅亡了。對于南京市民來說，多年圍城終于結束，惡夢一樣的年頭正在過去。清政府接手了一個滿目瘡痍的爛攤子，這個城市的人口銳減，生產與社會組織破壞殆盡。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當務之急就是趕緊“蕩滌瑕穢，潤色山川”，穩定和重建社會秩序，重振南京的經濟。

到太平天國后期，據熟悉當時南京情況的英國翻譯富禮賜和美國商人赫德均估計，全城人口約為七萬人。李秀成被俘，在自述里也提到，城破前夕，城內不過三萬人，除居民外，太平軍只剩下一萬多人。這些數據未必準確，都只能當作參考。死的人肯定很多，湘軍與太平軍作戰期間，曾國藩獲得了“曾剃頭”的惡名，他指示手下，“雖使周孔今生，斷無不力謀誅滅之理。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因此說湘軍在南京殺人無數絕不是什么虛構。

南京人的痛苦就是，太平軍來，被廣西粵匪殺得夠嗆，湘軍來，又被湖南蠻子殺得很慘。廣西人厲害，湖南人更厲害，共同結果就是讓南京土著居民吃足苦頭。湘軍攻入南京，“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余萬人，秦淮長河，尸首如麻”，臭氣熏天，“三日夜火光不息”，曾國藩幕僚趙烈文隨軍入城，其日記中記載了當時的慘況：

計破城后，精壯長毛除抗拒時被斬殺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縱放。城上四面縋下老廣賊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情殺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戳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余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于四遠。其亂如此，可為發指。中丞禁殺良民，擄掠婦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無如各統領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蕭孚泗、張詩日等惟知掠奪，絕不奉行。不知何以對中丞？何以對皇上？何以對天地？何以對自己？

當時南京老百姓真是痛苦不堪，沒有來得及突圍跑到城外去的太平軍大呼，“城中弗留半片爛布與妖享用”，到處放火。入城的湘軍為了挖掘金銀財寶，亦四面放火。瘋狂劫掠對南京城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一年以后，李鴻章到南京接任兩江總督，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座空城，斷壁殘垣，田宅多成瓦礫，哀鴻遍野，難民饑寒交迫，要想恢復南京城正常秩序，真不知道從哪下手，他不由地大發感嘆：

無屋、無人、無錢，管葛居此，亦當束手。

管葛是管仲和諸葛亮的并稱，這兩人都是古代治國有方的名相，李鴻章的意思是南京糟糕到這一步，就算管仲再生，諸葛亮重現，也沒什么好辦法。他覺得這個城市要想喘過氣來，恢復昔日繁華，“似須百年方冀復歸也”。李鴻章的前任是曾國藩，曾的湘軍打敗了太平天國，立下了蓋世大功，手下都勸他干脆自己做皇帝算了。大清無可救藥，不如趁亂像朱元璋那樣，在南京扯上一嗓子“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說不定也就成就了帝業。

然而曾國藩并沒有稱帝的野心，他擔心的只是自己功高蓋主，進入南京后，一個勁地打報告，要求裁撤湘軍。為什么會這樣做，后世有過各種猜測，有一點常常被人忽視，就是湘軍紀律太差，匪氣太重，“暮氣已深”，很容易失控。事實上已失控，這支虎狼之師任其發展壯大，必將成為禍害。李鴻章接任兩江總督，因為這個爛攤子實在太糟糕，南京的破敗令人難以想象，有人勸李干脆將兩江總督衙門移往揚州算了。李鴻章擔任兩江總督的十八年后，到了1882年，又一位中興名臣左宗棠就任兩江總督，他描繪當時的南京仍然慘不忍睹：

江南克服廿年，而城邑蕭條，四野不辟，劫竊之案頻聞。金陵向非貿易埠頭，人煙寥落，近則破瓦頹垣，蒿萊滿目，雖非荒歉之年，而待賑者恒至二萬數千之多，較之四十年前光景，判若霄壤。

甚至到1896年，張之洞擔任兩江總督，距離剿滅太平天國已三十多年，南京城元氣還沒完全恢復，仍然沒太多振興之跡象，在給皇上奏折中，他訴苦說：

金陵城內遼闊過甚，兵燹以來市廛蕭條，城內有居民者三分之一，空曠者三分之二……北城一帶，蒿萊彌望，匪類潛蹤，命案搶奪間見疊出，商旅來往，官吏趨走，備報顛躓，公私曠廢。

由此可見，太平天國帶給南京城的傷害實在太大。不過說歸說，訴苦是訴苦，作為封疆大吏的兩江總督，只有把現實狀況說得不堪一些，才有可能突出自己的政績。事實上，城市面貌正在好轉，已經有了變化。大家都知道，只要沒有戰亂，地處江南富庶之地的南京，自然會有一種很好的修復能力。

如何使得南京這個城市從創傷中恢復，歷任兩江總督不得不面對。曾國藩采取的措施，盡快恢復科考，在湘軍進入南京的當年，開科舉行鄉試，“一以慰群士進取之志，一以招轉徙無歸之氓”。1864年的12月，甲子鄉試如期舉行，應試者一萬三千多人，共得正榜二百七十三人，副榜四十八人。這一措施立刻見效，“兩江人士聞風鼓舞，流亡旋歸，商賈云集”，被中斷的江南鄉試自此恢復，直至1906年科舉被取消。

曾國藩第二個措施是“繁榮娼盛”，讓秦淮河先熱鬧起來。商女不知亡國恨，南京克復不久，秦淮河上便出現了畫舫燈船，時任江寧知府涂宗瀛專程拜訪曾國藩，建議予以取締。沒想到遭到否決，曾國藩認為燈船畫舫尚不夠多，親自帶領幕僚登船游覽秦淮河。這是首次以官方形式，允許官設妓院，數量被限為六家，此后只許加人而不許增院，“以示樂不可極”。消息一經傳出，土著和客商聞信而來，秦淮河上白舫紅簾，又見昔日繁盛。

秦淮河兩岸的河房大批被毀，荊棘塞道瓦礫堆階，青樓妓館密布的舊景無法再現，只能在秦淮河上做文章。晚清時的南京樓船，多為湘軍水師戰艦改裝，設有門艙，有仆從照應，有餐室和書房，還有“臥榻與浣濯、便旋之所”。船尾有舵樓，可以登高遠眺沿岸景色。樓船外，游船還有很多花樣，有小邊港火食船摸黑船，摸黑船為晚清獨有，專門用于夜游。流落他鄉的秦淮名妓，戰后紛紛返回，可惜人老珠黃，風光不再。鄰近的揚州也飽受戰亂蹂躪，加之鹽務改革，眾多鹽商破產，依附于鹽商的揚幫妓女紛紛涌入南京，一枝獨秀，“風流藪澤，全屬揚幫矣”。

依靠科舉的踴躍，依靠秦淮河燈紅酒綠，顯然還解決不了南京的問題，改變不了南京現狀。李鴻章當了兩江總督后，在南京大搞洋務運動，最著名的就是金陵機器制造局，邁出了實業救國第一步。他的理想是把南京變作一座工業化城市，像洋人學習，發展工業，尤其是發展軍工業。李鴻章認為“目前之患在內寇，長遠之患在西人”，因此主張要保留湘軍和淮軍，不止于“靖內寇”，更在于“御外侮”。與自己的老師曾國藩相比，他這種判斷，似乎要高出一籌。

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人逼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南京人對這個條約具體怎么回事，也弄不太明白，反正兵臨城下的英國人走了，事也就完了。1858年，又有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一次是和英法兩家同時干仗，還是輸得一塌糊涂，又被迫簽訂《天津條約》，其中第十條規定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法國提出要求，要將南京辟為通商口岸。好在當時南京處于太平軍控制，清政府在天津簽訂的這個條約，根本實現不了。太平天國滅亡，英法公使分別召會清廷，以《天津條約》為依據，提出“將江寧地方，安置埠頭，為通商之所”，并稱已“派員前赴江寧，察看沿河地方，擇取何處便于貿易，即將該地指定，并將地址四至丈量明白，按立界碑”。

清廷無奈，只能派員會同英法官員前往實地勘察，同時擬將江寧織造署改為南京海關。沒想到太平天國之禍亂，已把南京這座古老的城市弄得面目全非，映人眼簾的是：

人民之死亡轉徙者不可勝計，屋宇之存者十不及三四，瘡痍殘敗之狀幾于目不忍視。

英法公使遂認為此時的南京，在通商上并無多少價值，于是只大致指劃“獅子山城河之間”為備用之地，并未提出設立租界的要求，南京的開埠因而被擱置。以當時的社會輿論而言，當然是一件好事，躲開了“夷化”，避免了帝國主義的入侵。當然，相對于城市發展，也可以說南京失去了一次機會。

再往后，到了1868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在下關河西宗泰字鋪設立了“洋棚”，方便旅客上下。1877年，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買下旗昌洋棚，保守的清政府擔心此地有了輪船碼頭，會再次引起列強覬覦，只允許南京港進行客運，不允許貨運，所以這些“棚廠”在當時只能算是簡易碼頭，又設棧房供乘客候船，乘客用小劃子往來江心接送。1882年鄉試，南京作為江南考場，共有兩萬名考生從水陸兩路到達，結果乘輪船前來的考生在下關登岸，因小劃子翻沉，溺斃多人，本地紳士數十人便聯名上書兩江總督左宗棠，要求速建碼頭。

左宗棠礙于清廷態度，要求在呈文中“切勿說出碼頭二字，緣非通商處泊岸，例不準設碼頭也”，只能稱其為“功德船”?！肮Φ麓钡某霈F，使南京港具備了輪船停泊作業能力。隨著港口運輸能力的增強，清政府不允許在下關設碼頭的規定，已成空文。1895年，張之洞主持修建了一座公用輪船碼頭，稱為“官碼頭”，仍不允許輪船在此裝卸貨物，但每年上下旅客，已達十萬人左右，下關商市逐漸興盛起來。

南京的航運條件本來十分優越，海輪可以直達。1895年的《馬關條約》之后，列強獲取在華鐵路修筑權，資本輸出增多，開辟南京為通商口岸的愿望變得強烈。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專門致函清政府，強調南京應當與漢口和九江一樣開放。1899年5月1日，本應在1858年就開設通商口岸的南京，終于正式開埠，金陵關開關，地點就設在下關。金陵關成立之初，曾懸榜招賢，沒一個中國人敢于應招，后來雖有華人參加，職位均比較低。當時中國尚未有專門人才培養，稅務司和重要職員均由外國人擔任，實權長期掌握在稅務司英國人安格聯手中，金陵關的會話辦事公文來往，都以英文為主。

南京口岸未設租界，也沒有工部局等組織，金陵關成為列強在南京利益的代表。清政府在下關設立商埠局，將金陵洋務局改為兩江通省洋務局，管理口岸事宜，金陵關中也派中國人擔任監督，這個監督無實權。各國紛紛在下關江邊建造碼頭，經營客貨運輸，沿大馬路一帶設店經商。很快巨賈云集，商鋪林立，隨著外商增多，進出口貿易增加，下關地區開始繁華起來，“南有夫子廟，北有大馬路”，一向落后的城北下關，突然有了一個可以讓南京人看熱鬧的新地方。

事實上，只要沒有戰亂，南京城市現代化幾乎不可阻擋。金陵關開埠之前，也就是1895年，張之洞下令修筑江寧馬路。這條馬路自下關輪船碼頭，經儀鳳門和鼓樓，直抵漢府街的總督衙門。馬路用磚石鋪設，石料由綠營兵采自紫金山，參照上海租界的馬路標準，路幅6米至9米，大部分是砂石路面，個別路段還是木塊路面。不少路段晴通雨阻，只能通行馬車和黃包車，也只略優于土路，即使這樣，江寧馬路大大改善了城區交通，成為后來南京大馬路的起點。

旅客自下關輪船登岸，行李物件需要車輛運輸，成泰馬車公司應運而生。那年頭還沒汽車，馬車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成泰公司由上海癉大馬車行承辦，南京的商人劉逢霖等招集商股，糾合股本洋銀一萬元，置辦馬車數百輛，極大地方便往來行人。江寧馬路的開通，直接帶動了城北經濟，沿著馬路，商民房子蓋了起來，店肆林立熱鬧逾恒。張之洞在給朝廷的奏疏中，十分興奮地匯報修路成果：

三月以來，貧民食力者，競造手車，以為生計，往來如織，馬路兩旁，小民購地造屋者日多，不過三年，可成街市。

江寧馬路是晚清南京很好的一個市政建設，它直接關系到了民生，造福南京人民。除了這條讓南京人引以為豪的大馬路，到了1909年，南京又有了一條市內鐵路，取名寧省鐵路。在此兩年前，上海到南京的鐵路建成，這件事非常重要。上海一向是南京下屬的下屬，過去幾十年，上海飛快發展，城市化發展速度驚人。滬寧鐵路的開通，以及即將開通的津浦鐵路，這兩條鐵路改變了陸路交通布局，使南京成為長江下游水陸交通的重要樞紐。南洋勸業會最后擇址南京，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水陸交通便利。

要致富，先修路，這句話在一百多年前，似乎就得到了驗證。1909年建成通車的寧省鐵路，徹底改變南京交通狀況。在此之前，除了騎驢子，坐馬車和坐轎子，乘船，市民無法享受其他交通工具。寧省鐵路全長7.3公里，起自下關江邊，從北向南，一直通往兩江總督府。這是一條真正屬于城市的軌道交通，也是國內的第一條專門服務城市的交通線路，其運輸功能與后來的地鐵相當。它穿越市區，跨惠民河，經柵欄門，過三牌樓，過丁家橋，過無量庵。無量庵這一站就是后來的鼓樓，然后沿北極閣南麓，從兩江師范學堂后墻，也就是今天的東南大學后面，跨珍珠河，在太平北路東側南折，經過督署衙門的東墻，再往前走，到達最熱鬧的夫子廟地區。

1911年，寧省鐵路更名，改稱江寧鐵路。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就是從上海出發，乘火車，在南京的下關轉車，通過當時中國唯一一條市內軌道交通，直達“總統府站”。

2 南洋勸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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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南京這座具有悠久歷史的古城，正悄悄地進行著一場城市革命。這個城市正經歷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在市政建設方面，南京城開始有點突飛猛進，最突出的標志便是有了市區的江寧馬路和寧省鐵路。

此外，還出現了國內第一家官辦電話局，南京有幸成為中國第一個開辦市內電話的城市，“分段安設德律風，以線傳語，以期呼應靈通”?！暗侣娠L”就是電話，最初用戶只有16家，皆為南京的各級官署，到1905年，用戶已達到60家。1910年秋天，坐落在西華門外的金陵電燈官廠，第一臺發電機組正式開始運轉，為江寧將軍府與兩江總督府提供晚間照明，這也是中國第一家官辦發電廠。此時此刻，南京已從太平天國的傷痛中，慢慢蘇醒過來，它的發展開始驚人，這種變化我們可以通過日本游客的眼光看到。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并沒在南京人的心頭，產生多少對日本人的深仇大恨。經過大清兩百多年統治，這個城市的老百姓一直都在當順民，早已習慣了異族統治。有過兩次鴉片戰爭，中國人終于明白什么叫船堅炮利，領教到了洋人厲害。還有中日甲午大戰，大家明白不僅黃頭發藍眼睛的西洋人碰不得，跟我們長得差不多的東洋小鬼子，也一樣不好惹，更不好惹。有識之士終于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師夷長技以制夷，師夷長技以自強，漸漸成為大家都認同的道理。

向日本人學習成為當時的一條捷徑，理由很簡單，日本為什么能夠強大，因為他們學習了西方。有識之士一致認為，學習西方語言太難，日本人用的是漢字，與我們同文同種，學習他們會方便許多。譬如梁啟超就認為，“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為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一時間，學習日本成了速效救心丸，去日本留學的人多，在南京的日本人也開始多了起來。

1902年在南京創辦的三江師范學堂，也就是南京大學的前身，它的外籍教師，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大量日文詞匯開始進口中國，新鮮的時髦用詞，譬如革命，譬如發明，譬如法律，譬如化學物理，譬如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直接拿過來就用，不僅是使用，這些詞匯讓我們再也離開不了。當時的南京人一點都不仇日，而且很羨慕日本，把日本視為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帶路大哥。經過明治維新，日本成為新的列強，居然把俄國老毛子都打敗了。日本是東方民族成功案例，非常適合成為中國的榜樣。當時知識分子中留日學生很多，他們對日本認識深刻，有親近感，像魯迅和周作人，就是從南京去了日本。

從日本到中國來觀光的日本人也多，這些人為南京留下了一些生動有趣的筆墨，很有史料價值。楊洪俊先生的《日本明治游記中的清末南京》一文，對有關游記進行了認真疏理。當時日本游客文章中，集中提到的南京出行道路有三條，一是出中山門至明孝陵的小路，一是江寧馬路，一是寧省鐵路。游覽明孝陵是多數日本游客的選擇，從城內至中山門，也就是當時的朝陽門，路還比較好走，可以乘坐馬車和東洋車，而出朝陽門后，可供選擇的主要就是驢子，眾多日本人游記中都有記錄。

在1899年，有個叫內藤湖南的日本人，就是騎驢去拜謁明孝陵。到了1908年12月，來南京觀光的小林愛雄，游記中寫到了中山門外 “驢子成群”，“十來個年輕趕腳”在招呼生意。櫪木縣滿韓觀光團，東業同文書院第七期學生，在中山門外換乘了驢子。1909年7月到南京的勝田主計，發現“自門外只能乘人力車或騎驢”，他雇了一輛人力車，結果發現還不如干脆騎小毛驢：

但仍十分艱難，上坡下坡都幾乎無路可走，而且所行之處非泥濘即砂礫，終于不得已屢次下車徒步前行。如此看來，還是驢子才是最好的選擇了。

與中山門外的行走艱難相比，城內江寧馬路的平整，以及道路兩旁新種的楊柳，讓年輕的日本游客印象深刻，下面這段文字寫于1899年：

自下關入儀鳳門，沿張之洞（甲午乙未之役時暫代劉坤一署理兩江總督之際）所修筑馬路，行近二日里，抵達近總督衙門之科巷的東本愿寺學堂，暫居于此。此馬路平整，細柳夾道，樹間距僅二三尺，樹皆在離根部約三尺處生出樹杈。此時已值孟冬，枝葉難免蕭疏。不禁想到，若為初春草木萌生，朦朦嫩綠定會讓行人車馬意氣風發。若巡路者用心修理清掃，持之以恒，單是此處可比擬上海，甚而強過我國帝都了。

七年后，1906年7月23日上午，日本人德富蘇鋒到達南京下關碼頭，坐馬車進城，“行七英里地到達南京領事館”，夾道的柳樹大了許多，綠樹成蔭，“所走道路之修潔”，讓他略感驚訝。又過了五年，1911年7月3日，還是一批日本同文書院的學生參觀南京，負責來接的松島君把行李裝上馬車，自己坐在行李一邊，先行去了南京城內的賓來館，那些學生不得不沿著江寧馬路，步行去目的地：

我們步行出發，從下關到南京通行的這條林蔭道著實是好。綠柳枝上，有鳥兒嬉鬧，真可謂之為“文明的綠門”。

這時候的江寧馬路，在日本學生眼里已是很漂亮的林蔭大道，而且四通八達，“各路均可行東洋車及輕馬車”。當然，更讓日本游客滿意的，還是市內軌道交通，這種便利，讓他們感受到了一種與文明世界的同步。寧省鐵路的一等客票，價格為每站五分，全線單程三等票價為二角，二等四角，頭等八角，還可以帶行李，與當時主要交通工具馬車和小船相比，既經濟又快捷，鐵路營業狀況極好。小林爰雄記述了在半山寺游覽時，看到的鐵路道口情形：

途中過一道口，立一大門，上大字寫著“眼見火車，往來人等車馬勿過”。

這就是辛亥革命前夕的南京，這期間，同盟會成立了，革命黨人正在拋頭顱灑熱血。武昌起義之前的一系列武裝暴動，廣州起義，自立軍起義，惠州起義，萍瀏醴起義，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云南河口起義，廣州新軍起義，黃花崗起義，所有這些起義，與南京都沒什么太大關系。天高皇帝遠，革命也很遙遠，南京顯然還沉浸在風花雪月之中。

在南京的歷任兩江總督，幾乎都是晚清的能臣，平心而論，都為南京城市現代化，多少做過了一點實事，有過一些貢獻。李鴻章讓南京有了現代工業，左宗棠讓南京有了開放口岸，張之洞讓南京有了大學和江寧馬路，而寧省鐵路能夠應運誕生，則與當時的兩江總督端方有著直接關系。端方在當時雖然還算不上改革派領袖，在封疆大吏中，他的思想無疑屬于最新潮的一位。

正是因為端方努力，才有了寧省鐵路的通車，同樣也是他的堅持，南洋勸業會才得以在南京舉行。南洋勸業會能夠選址南京，很重要原因，因為南京的城市建設成績突出，南來北往交通便利?！岸箝L江之要，上溯湘鄂，下達蘇滬，輪帆所指，克期可至，今則滬寧鐵路已通，省城軌道又將告竣”，環視當時國內，很難再找到比南京更合適舉辦的城市。

1910年在南京舉辦的南洋勸業會，歷時半年，影響極大。這也是有史以來，首次用官方名義主辦的國際性博覽會，前后共有二十多萬中外人士參觀。會址選在城北，南起丁家橋，北至三牌樓，東鄰玄武門，西達將軍廟，占地七百余畝。在形式上，完全借鑒了美國的萬國博覽會，當時媒體對這個勸業會評價很高，稱贊它是：

全國之大鐘表也，商人之大實業學校也，產品之大廣告場也，輸送本國貨以向外國之輪船、鐵道也。

一日觀會，勝于十年就學。

《申報》熱情洋溢地把舉辦南洋勸業會的南京，“與日之東京大坂、美之圣路易、意之米廊”相提并論，說它們“皆以地方為名，而實含內國與世界性質，本會雖名南洋勸業會，實與全國博覽會無殊”。對于南京這個城市來說，南洋勸業會絕對盛況空前，城市形象也因此獲得了極大提高。會場內共設立了三十四個展區，有各個省的展館，有分門別類的專業館，還有華僑館和外國館。

南洋勸業會期間，有來自有全國各地的展品，也有來自南洋和英美日德等國的展品，共約一百萬件。當時還成立了一個南洋勸業研究會，學者李瑞清為會長，實業家張謇為總干事，組織專家對各種展品進行審查評獎。結果一等為奏獎66名，二等為超等獎214名，三等為優等獎426名，四等為金牌獎1218名，五等為銀牌獎3354名。今天的讀者不太明白什么是“奏獎”，就是這個獎要報請皇帝獎賞，要皇上他老人家說好，才算真的是好。在當時，“奏獎”才是最高獎，而我們今天普遍看好的金獎和銀獎，反倒是具有了安慰獎性質。

南洋勸業會的會場布置得極為隆重，吃喝玩樂一應俱全。專門設了電梯，可以登高遍覽整個場景。寧省鐵路每小時發一趟車，會場內到處都有馬車和人力車，隨喊隨到。早在籌辦期間，就專門修建了通往會場的勸業路和豐潤路，為方便參觀者游覽鄰近的玄武湖，特地開辟一個新城門 “豐潤門”，也就是后來的玄武門，這個地方有了城門，以往要想游覽玄武湖，“必自太平門出，非舟莫渡”的不方便，再也不復存在，也為即將來臨的民國，將玄武湖開辟為現代意義的公園，做好了鋪墊。

魯迅先生當時是浙江紹興中學堂的學監兼博物教員，他親率全校二百多名師生趕來南京觀摩?？疾焖麄兊男熊娐肪€，從紹興經杭州到嘉興到蘇州，這一路應該是坐船，再從蘇州乘坐剛開通的滬寧火車到南京。到了下關車站，已是夜晚時分，同學們走下站臺，抬頭一望，只見對面獅子山上，用電燈排列成約一米見方的 “南洋勸業會”五個大字，對未曾見過這么多電燈的學生來說，真是大開眼界。有位在勸業會江西館工作的紹興同鄉，他是魯迅好友，慷慨解囊，居然贈送給師生每人一只特制細瓷茶杯，杯上刻寫著“南洋勸業會紀念”字樣，大家拿到這個杯子，視同至寶，愛不釋手。

那時候，還未開始現代小說創作的大作家魯迅，馬上就要三十歲，而中國現代文學史另一位名聲顯赫的作家茅盾，還在上中學，那一年十四歲。茅盾也隨著學校一起來參觀，在南京玩了三天半，臨走，買了幾塊雨花石，帶回家送給母親作為紀念。蘇州草橋中學的師生，也組織大家參觀南洋勸業會，他們運氣不太好，剛走到會場正門，突然下起一陣很大的急雨。同學們興致勃勃，好像并沒當回事，照樣停步立正，成雙行，向左轉，報數，然后散開隊伍，到各個館去參觀，秩序井然。第二天的《會場日報》作了特別報道，說蘇州草橋中學的同學來參觀，完全是軍隊模樣，遇到陣雨，隊伍絕不散亂，學生個個精神百倍。

與“振興實業”帶來的實際經濟效益相比，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它的“開通民智”和“引領風氣”，更為明顯更加有效。它集中展示了二十世紀初中國最先進的工農業產品，衡量出了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同時，也成為西方文明向中國展示魅力的最直觀場所，西方世界先進的工業化展品，不僅代表現代技術，代表現代管理，也代表了先進思潮，讓正在追求近代文明的中國人大開眼界。事實上，南洋勸業會舉辦的幾個月前，1910年的1月7日，《申報》就刊登過一篇《勸業會與立憲》的社論：

國民之政治責任心必后于經濟競爭心。唯因經濟競爭心之發達而政治責任心常不知不覺之間增進而未有已。故在今日欲引起國民之政治責任心，必不可不先引起國民之經濟競爭心。勸業會之作用在招致全國之物品萃以一堂，以比較優劣。因比較之故而競爭之心乃生。

通過觀摩和比較，參觀者認識到自身的不足，認識到自己的落后，“開一時之風氣，策異日之富強”。只可惜當時中國，當時的南京，雖然有過一陣熱鬧，有了一點新氣象，經濟上仍然封閉匱乏，社會風氣仍然惡劣，骨子里仍然保守。從規模上看，南洋勸業會是近代中國最成功的一次商業預演，在當時堪稱最大的一次全國性交易會，與外國的博覽會相比，差距還是太懸殊，根本無法相提并論。以參加人數為例，南洋勸業會為二十多萬人，平均每天一千人左右，在國外，不要說歐美各國，1903年日本舉辦博覽會，每天的參觀人數，已高達三萬四千人。

在南京舉辦的南洋勸業會，更像是大清帝國的回光返照，帝制時代結束前的一場嘉年華。大清朝眼見著就要完蛋，此次盛會對晚清中國社會的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經濟競爭心也確實刺激了政治責任心，然而民眾雖有改革之心，清朝政府卻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當時“富商大賈，凡結伴而來者，無非快游覽夸豪舉耳，真能研究農業，考察工藝者，百不獲一”?！拔鲗W東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勸業會耗資數百萬，成交額數千萬，臨了虧空嚴重，難以為繼，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當初籌辦勸業會，曾考慮過要恭迎慈禧太后駕到，準備修建一座行宮。原計劃放在行宮門前的一對漢白玉石貔貅，還沒來得及運到現場，慈禧她老人家先駕崩了。結果這兩只守護神獸，只能當作擺設，只能作為見證?，F如今，它們與湖北水泥廠當年送去參展的一個水泥陽篷，成為南洋勸業會僅存的珍貴遺物，還保留在南京工業大學丁家橋校區校園內。

3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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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打響第一槍，辛亥革命爆發。這時候，南京城里依然還是一片平靜，依然風花雪月，老百姓大約也沒想到，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改良成了一句時髦的口號，革命和革命黨這些詞匯，大家也不太陌生，究竟能不能形成氣候，到底會有多大動靜，很多南京人并沒認真去想。

當時南京城里，內心最為糾結的是徐紹楨。這一年，身為陸軍第九鎮統制的徐紹楨，已五十歲，五十知天命，恰恰就是在這時，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到，武漢新軍第八鎮起義成功，南京的新軍第九鎮只要依葫蘆畫瓢，完全有可能水到渠成。作為第九鎮的最高軍事長官，徐紹楨是明朝開國大臣的后人，徐達的第十四代孫。本是一介文人，甲午中日大戰那年，中了舉人，后來投筆從戎，以“知識高卓，究心中西兵略”而獲得重用。

徐紹楨屬于晚清第一代有點現代意識的職業軍人，統率的新軍第九鎮，有“八千子弟皆書生”之美譽，手下青年軍官中多才俊，大多新式武備學堂出身，譬如趙聲是第三十四標標統，林述慶是第三十六標標統，還有柏文蔚和冷遹，都是文武雙全，都是很堅定的革命黨人。武昌那邊已經轟轟烈烈地干起來了，南京這邊當然也得露上一手。

革命黨人這么想，革命黨人的對立面也會這么想，于是一方要準備起事，一方要防備起事。徐紹楨的手下鼓動“請速舉事”，大勢所趨，徐大人不帶我們干，我們就自己干。徐的上司也開始懷疑第九鎮不可靠，采取緊急措施，將張勛的江防營從浦口調入南京，將駐守揚州的王有宏所部緝私營十個營，也臨時抽調過來，加強南京的戒備。為防止第九鎮異動，兩江總督張人駿借鑒廣東和湖南的辦法，突然收繳第九鎮彈藥，結果各標營每個士兵，平均不足五發子彈。接著又宣布南京戒嚴，將各大城門關了。

辛亥革命成功，某種意義上來說，不是革命黨人如何強大，是大清朝實在太弱。光復成了多米諾骨牌，很多城市只要揭竿而起，發篇通告，貼幾張傳單，便可以傳檄輒定，立刻光復。革命接二連三，革命黨人頻頻出擊，到處開花。光復大旗隨處飄揚，轉眼之間，周圍差不多都成了革命黨人的天下。遠一些的陜西山西云南光復了，近一些的湖南江西安徽光復了，上海光復了，杭州光復了，蘇州光復了，沿著滬寧線，無錫常州鎮江接二連三光復，連江北的揚州也光復了，只有南京仍然還掌握在清政府手里。

到這節骨眼上，徐紹楨的第九鎮寶刀出鞘，箭已在弦上，想不干都不行。商議好了11月8日起事，沒想到在溝通上出問題，城里革命黨人在11月7日晚上，很莽撞地就先干了起來，城外第九鎮官兵聞訊，匆匆趕過去，起義已被鎮壓。不僅城內失手，攻城的第九鎮新軍也因為彈藥不足，不得不敗退鎮江。

此時的南京安危，有著特殊意義，天下已經大亂，勝負也就在一念之間，袁世凱給負責守城的張勛打來電報，語重心長：

東南半壁，悉賴我公。

袁世凱的意思十分明顯，只要南京還在，革命黨人翻不了天。只要南京還沒丟，滬寧線上的城市雖然光復，其他省份已經獨立，清軍隨時都還可以再收復。這時候，革命不可阻擋，站在反革命一邊的袁世凱卻穩操勝算，他的北洋大軍掐住了革命黨的喉嚨，已將武昌團團圍住，置于自己炮火之下，只要他愿意，拿下武漢三鎮，指日可待。在軍事上，黃興督戰的革命軍根本不是北洋的對手。

要解武漢之危，只有盡快搞定南京。駐在上海的同盟會中部總會召開緊急會議，一致認為南京之得失，關系民族存亡，不攻克南京，就不能挽回武漢革命之頹勢：

南京一日不下，武漢必危。武漢不支，則長江一帶必不能保，滿虜之焰復熾，祖國亡無日矣！

一時間，南京成了重中之重，江浙聯軍組成了，由徐紹楨擔任聯軍總司令。革命與反革命的勢力不得不在南京進行決戰，說是決戰，相對于上個世紀發生的軍閥混戰，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光復南京之役也許算不上什么大戰，死傷人數相當有限。畢竟是一場改朝換代的生死決戰，畢竟這一仗，徹底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事實上，很快南京光復了，武昌起義驚天動地，而直到南京光復，才正式宣告清朝的大限到了。

這樣的結果，一向散淡的南京人肯定不會想到，他們不會想到自己的城市，在風譎云詭的中國大歷史上，會再次扮演了一個如此吃重的角色。革命軍從不同的方向沖進城門，愛看熱鬧的南京人又一次成了看客。炮聲已聽不見，零星的槍聲也已經結束，南京人懷著好奇心情走上街頭。在著名的革命黨領袖中，竟然找不到一個土著的南京人，退求其次，就算是革命黨中有頭有臉的南京人也找不到。因此痛說革命家史，南京人只能又一次慚愧。

南京的老百姓開始咸與維新，興高采烈相互剪辮子。大家突然發現，原來剪個辮子也沒什么大不了，就仿佛鬧革命，在不同階段，有著不一樣的代價和結局。清朝留給漢人的辮子，原本和腦袋聯系在一起，危險時，剪辮子意味著要丟掉性命，等到大勢已去，連袁世凱也與時俱進，剪掉辮子也就是一剪子的買賣。到這時候，水到渠成，剪不是什么事，不剪辮子才是個問題。

用旁觀者來形容辛亥革命時的南京人不夠恭敬，事實真相或許就是如此。南京是兩江總督所在地，掌管著當時最富庶的區域，控制著清政府的經濟命脈，歷來為朝廷所看重。但是南京人也管不了這些，他們才不在乎自己城市有什么樣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只是以一種十分現實的心態，非常平靜地迎接這場革命。平民如此，普通官員也是這種態度，攻打南京的炮聲響起，除了最高層的幾位長官夾著尾巴倉皇逃跑，大部分官員都靜觀其變，既不打算直接參與光復，也不準備為大清盡忠殉節。

革命軍進入南京，城頭變幻大王旗，都督多，司令多，有自封的“江寧都督”，有自封的“蘇軍總司令”。革命尚未最后成功，大家已經開始爭權奪利。徐紹楨掛名江浙聯軍總司令，因為此前的身份不是革命黨人，不久前在南京又吃了大敗仗，各路梟雄并不太把他放在眼里。革命黨人對于滿清政府，革命的態度是一致的，可是在自己內部，觀點也就五花八門，誰也不買誰的賬。

在南京光復之前，很多省份先后獨立，成立了軍政府。各自為政，互不統屬，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致電各獨立省，征詢建立臨時中央政府的意見，并邀請各省軍政府派代表赴武昌開會，籌建臨時中央政府。這時候，已宣告光復的江蘇和浙江也在醞釀建立臨時中央政府，江蘇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湯壽潛聯名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建議在上海組織代表民意之臨時議事機構。陳其美十分贊成，于11月13日向獨立各省都督發出通電：

民軍倡義伊始，百凡待舉，無總機關以代表全國，外人疑慮，交涉為難。其美承乏上海，地處沖要，東南孔道，餉械根源，外交重任，尤關全局。

陳其美的意思直截了當，上海有錢有武器彈藥，與老外打交道也方便。革命黨人的想法開始分裂，臨時中央政府究竟是建在上海，還是武漢，各有各算盤，各有各道理，都不愿讓步，都在爭奪籌組中央政府的主動權。湖北軍政府在全國有很高的威望，武昌為首義之地，是“起義首功，同盟牛耳，眾意屬之”，它的一舉一動，直接影響著各省的進退。爭來爭去，最后還是上海方面讓步，同意在武漢成立臨時中央，于是各省代表開始奔赴武漢，抵達武漢之時，形勢又發生逆轉，革命黨人的處境大為不利，清軍在袁世凱指揮下，攻占了漢陽，炮擊武昌，代表會議只能改在漢口英租界的順昌洋行內舉行。

武昌岌岌可危，袁世凱隨時隨地可以占領，就在這個時候，南京光復了。革命黨人立刻做出決議，決定臨時政府設于南京，各省代表在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并且一致同意，只要有十省以上之代表到達，即可召開代表大會，臨時大總統未舉定以前，仍認鄂軍都督府為中央軍政府，有代表各省軍政府之權。12月4日，各省都督府代表還沒到南京，留在上海的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以及章太炎和蔡元培等革命黨人在一起開會，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隨即通電全國。

在武昌的黎元洪得此消息，大為震怒，遂12月8日致電已經光復的各省都督：

各省代表均到鄂，議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并訂期在南京公舉臨時大總統，組織臨時政府。經敝處通電各省，諒已達覽?，F忽據來電稱滬上有十四省代表，推舉黃興為大元帥，元洪為副元帥之說，情節甚為支離，如確有其事，請設法聲明取消，以免淆亂耳目。

也難怪黎元洪要生氣，上海的這個選舉顯然不合法，有點自說自話。既然決定在南京“公舉臨時大總統”，蘇浙滬都督通過留滬代表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顯然違背了大家的決議。大家心里都明白，這時候的大元帥，基本上就是大總統的意思。

各省都督的代表陸續到達南京，為了誰當大元帥忿忿不平，喋喋不休，有的軍人認為黃興根本不會打仗，聲稱不愿隸屬漢陽敗將之下。黃興聽了心里不痛快，提出了辭職，舉薦黎元洪為大元帥。于是各省代表在南京的江蘇省咨議局開會，“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決議“黎大元帥暫駐武昌，由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組織臨時政府”。黎元洪這下高興了，立刻致電南京，表示樂意“承受大元帥名義，并委任副元帥代行其職務”。黃興則不樂意，不甘心屈居人下，表示堅決要辭去副元帥之職。

很多事情南京人也弄不明白，轉眼之間，大家都成了革命同志。然而就算戰友之間，也還會有諸多矛盾，首先是大家互相看不起，老革命看不上新同志，有身份的看不上無名小卒，武夫看文人不順眼，知識分子又嫌軍人太魯莽。革命黨人不愿意屈居于舊軍人的權威之下，他們看不上黎元洪和徐紹楨這些前朝的軍官，眼看著革命的成果被竊取，深感痛心。

就在這時候，孫中山回國了，到達上海。革命黨人很興奮，從表面上，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與孫中山并沒有什么直接關系，他仿佛只是個局外人。辛亥革命在中國發生，在國外的孫中山很意外，他也是過了好幾天，從洋人的報紙上看到新聞才知道。然而以孫在革命黨人中的地位，他此時回國，突然出現在國人面前，讓革命黨人在轉眼之間，多了一張很厲害的王牌。畢竟孫中山有著很好的政治智慧，而且非常擅長跟媒體打交道，非常清楚宣傳的力量，在與上?！洞箨憟蟆分鞴P談話時，他信心十足地宣布：

革命不在金錢，而全在熱心。吾此次回國，未帶金錢，所帶者精神而已。

革命黨人的高層在上海宴請孫中山，席間，黃興與陳其美，還有宋教仁，密商推舉孫為大總統，并分頭向各省代表致意。孫中山也抓緊時間，會見各省都督府代表，這些代表專程從南京趕到上海，為組織臨時中央政府聽取孫的意見。被問到“代表團擬舉先生為臨時政府大元帥，先生之意如何”時，孫中山回答很干脆：

要選舉，就選舉大總統，不必選舉大元帥，因為大元帥的名稱在外國并非國家之元首。

代表們又直截了當地表達了這樣的擔心，說在漢口的代表會議上，我們曾經許諾過，只要袁世凱能夠反正，贊成共和，便可推舉他為臨時大總統，現在應該如何處之，革命黨人總不能說話不算話，孫中山的回答依然很干脆：

那不要緊，只要袁真能擁護共和，我就讓給他，不過，總統就是總統，臨時字樣，可以不要。

代表們當晚返回南京，第二天上午開各省都督府代表會，對于“保留總統位置予袁一節，認為不必要”，而臨時大總統的“臨時”二字必須保留，因為還有的省份沒有光復，憲法尚未制定，“正式總統亦無從產生”。一句話，現在要選舉，選舉出來的只能是“臨時大總統”，以后的事以后再說。就在這天晚上，各省代表舉行了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會上采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臨時大總統候選人3名。再然后，選舉臨時大總統，每省一票，用無記名投票法，共十七票，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

孫中山在上海得知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當即復電：

南京各省代表諸公鑒：電悉。光復中華，皆我軍民之力，文孑身歸國，毫發無功。竟成選舉，何以克當？惟念北方未靖，民國初基，宏濟艱難，凡我國民皆具有責任。諸公不計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務，文敢不黽勉從國民之后，當刻日赴寧就職。先此敬復。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各省都督府代表陪同下，由滬專車赴寧?！把赝拒婈牸凹澤倘嗣駚硭驼?，人山人海，擁擠非?！??！把赝靖髡?，共和萬歲的呼聲，聞于數里?！睂＼嚨诌_南京下關，孫下車與各歡迎人握手為禮，然后轉市內的寧省鐵路，在兩江總督署東箭道車站下車，又坐上一輛藍色絲綢繡花馬車，從東門進入兩江總督署，也就是現在的總統府。晚上十點，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在總統府大堂舉行。禮炮21響后，由各省代表聯合會推舉的代表景耀月致詞，隨后，孫中山登上講臺，宣讀誓詞。

至此，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事實上，從光復那一天起，南京就成為一個權利場。革命黨人紛紛涌向此地，投機者也如期而至。革命還未最后成功，武昌仍然告急，這里已儼然像個官場。同盟會會員吳玉章代表蜀軍政府趕到南京，剛成立的臨時政府像點樣子的官銜，早就瓜分一空，部長位置沒了，次長位置也沒了，以至于老朋友只能抱歉，讓他任選一個司局長干干。

由于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南京很輕易地就獲得了對辛亥革命的領導權，具有金陵王氣的六朝古都南京，在各種勢力的綜合作用下，順理成章地成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所在地。武昌起義時，革命軍的旗幟是十八星旗，仍然還帶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漢族獨立色彩，十八顆星象征著漢人省份。南京民國臨時政府最后選定的國旗，是代表著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千萬不要小看了五色旗，從武昌起義到南京光復，從漢人鬧獨立到五族和平共處，也不過就兩個月功夫，辛亥革命邁進了一大步，此時的中華概念，事實上就是清政府原有的疆域，它不再僅僅是一場漢民族的革命，而是整個中國人的革命。

南京悄悄地改變了革命的性質，從結果來看，它仍然還有骨子里的軟弱，正是這種軟弱，導致了袁世凱最后獲得了大總統一職。然而有時候，妥協并一定是壞事，讓步也不是沒有一點意義，妥協和讓步可以達成了一種共識，可以選擇一個最好結果，這就是取消帝制，反對民族分裂，停止南北對抗。從光復那一天開始，南京就擔當起了領導和調和的任務，如果說辛亥革命時期的南京，有什么最重要貢獻，就是一次次滿足了當時各種勢力的訴求，為未來尋找到一個平衡點，為大家找到一個都能接受的方案。

不管怎么說，辛亥革命時期的南京，有著中國歷史從未有過的民主，有些混亂，有太多見不得人的勾心斗角，有讓人不齒的權謀，但是說到底，還是浩然正氣占據了上風。辛亥革命時期的民主，雖然只是初級階段，雖然看上去是亂哄哄的，卻幾乎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絕唱，這以后很多年，以討論的方式，以和平的方式，完全考慮到民意來決定國家領導人的方式，已完全被暴力革命所替代。

4 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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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年的辛亥革命，讓南京這座古都，再次成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首都。這個首善之都來得有些突然，說來就來，南京人感到很意外，感到不太習慣。在一開始，大家相信這很可能只是個臨時政府，既然臨時，能持續多少時間，真不太好說。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南京人經常會聽見虎踞龍蟠這句成語，聽多了就似信非信，既當回事，也不當回事。

事實上，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最初想法，中華民國理想的定都地點，并不是南京，而是武昌。為什么呢，因為武昌在中國的中心，孫中山的建國主張是“一都四京”，一都就是武漢，四京分別為西京重慶，東京江寧，南京廣州，北京順天。早在1902年，在與章太炎先生的一次談活中，孫中山特別強調了一句：

金陵猶不可宅。

就是說，孫中山認為南京不適合做一個國家的首都。他覺得，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偏安一隅難以制遠，實為失策。武昌“揚靈于大江，東趨寶山，四日而極”，“北望襄樊以鎮撫河雄，鐵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長城，其斥侯至窮朔者，金陵之絀，武昌之贏也”?！俺夂睢笔莻刹毂墓欧Q，“朔”是北極，這句話翻譯成現代漢話，就是比較控制北方的能力，武昌要比南京好得多。大清國以漢人為主的“十八行省”，大半在“九省通衢”的武漢周圍，所以“武漢一呼，四方響應”。

孫中山還有過更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所謂“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上КF實和理想，總會有沖突，革命黨人不缺乏理想，有時更在乎現實。譬如大家一起開會，最后定都南京，說到底還是為了選人，選武昌意味著要選黎元洪，要在黎元洪的掌控之下，當時軍情緊張，形勢逼迫，選擇南京可以救急。等到清帝退位，中國事實上已出現兩個臨時政府，一個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還有一個就是袁世凱的北京看守政府，兩個政府要合并，這是眾望所歸。

根據事先約定，當然是孫中山退出，因此南京的這個臨時政府，本地老百姓心目中，實在太臨時，像小孩子過家家一樣，大家還沒緩過氣來，已經沒了。臨時政府成立只有一個多月，孫中山便匆匆宣布辭職。孫的退出有條件，這就是袁世凱必須到南京來當總統。當時南京臨時政府的高官有三類，一是以黃興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二是以張謇為代表的立憲派首領，三是以程德全為代表的起義舊官僚。這種安排有利于團結各方面力量，然而各部的次長，也就是常務副部長，除海軍部次長外，都是留學日本或歐美，都是同盟會骨干。

這些次長在政府中起著重要作用，所以也有“次長內閣”之稱。將袁世凱調出封建專制勢力強大的老巢北京，讓他在南京當總統，處在革命黨人的監督和掌握之中，這是南京臨時政府領袖們的如意算盤。不過袁世凱這樣的老狐貍，當然不可能乖乖就范，老老實實聽從革命黨人使喚。平心而論，如果放棄黨派利益，不考慮各自私心，北京顯然更適合作為中國的首都。清帝退位，南京臨時政府的議員曾投過一次票，結果大多數人贊成首都還應該是北京，贊成北京的二十票，贊成南京的只有八票。

就連老牌的革命黨人章太炎和宋教仁，也認為北京更合適定都，新政府繼續在北京定都，有利于政權過渡，有利于控制北洋軍閥，有利于防止外敵染指滿蒙。孫中山和黃興很不高興，覺得大家沒有政治覺悟，不知道后果的嚴重性，必須重新投票。孫中山認為，如果投票定都北京，說明大家都站在袁世凱那邊。黃興更是直接發出威脅，揚言要“帶憲兵進去”，把議員全抓起來。第二次投票的結果，十九票南京，八票北京，一票無效或棄權。直隸，奉天，云南，陜西，山西和江蘇這六省議員，兩次都堅持投了北京。江蘇兩個代表，一個叫袁希洛，一個叫陳陶遺，堅持選擇北京，為什么不投南京一票，這很值得玩味。

當時的南京人到底是怎么想呢，不重要，畢竟在何處定都，也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做主。反正孫中山最后雖然長眠于南京，他這一生中，真正在南京前后待了還不足一百天。1912年1月1日，來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4月3日便解職離任回上海。4月8日，去武漢途中，匆匆路過南京，幾乎沒什么耽擱，出了下關車站，立刻登上停泊在江邊的“聯鯨”號軍艦。這以后的10月21日，又到過一次南京，這次也只待了一整天。

對于當時的南京人來說，印象更深刻還是二次革命。南京臨時政府解散，孫中山走了，黃興留在這里裁兵，被任命為“南京留守”，統轄南洋各軍。在辛亥革命浪潮中，南方武裝力量迅速發展，光是南京地區就有十六個師，再加上一些雜牌武裝，估計有二十多萬人。如此龐大的軍隊，給財政經濟造成巨大困難。而且這些軍人大多來自無業游民，東游西走漫無紀律，爭名奪利，如果不整頓，禍國殃民。偏偏南京留守沒有財權，國庫存銀只有三萬兩，根本無法支撐。軍隊要發餉，要有生活費，被裁撤的要有遣送費。北京政府又不予撥款，黃興函電交加，不斷催促北京撥款，財政總長熊希齡置之不理。

1912年4月11日夜，第7師所部贛軍發生兵變，黃興不得不嚴厲鎮壓，處死二百多人。為裁軍，黃興這個南京留守精疲力盡，坐立不安，還是吃力不討好，還是遭到北洋集團攻擊，說南京留守的存在，妨礙了南北統一，“留守權力太大”，“存割據東南之心”。待人憨厚的黃興辦事認真，不計較個人得失，為了潔身明志，干脆一賭氣，辭去留守一職。如此一來，革命黨留在南京的軍事指揮機關宣告結束，整編后僥幸保存的一部分民軍，也被分散各地，革命黨人本來不太強大的軍事力量，遭到嚴重削弱。

因此1913年二次革命，南京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誰對誰錯，是怎么又打起來，日子又要不太平。辛亥革命，南京打得不亦樂乎，別的城市說光復就光復，唯獨南京情況不太一樣，頗費周折，好在當時打是打了，也還沒怎么太玩命，進攻一方談不上硬沖，防守一方談不上死守。打打談談打打，革命便成功。二次革命開始，南京人希望也能這樣，可以做出要打的樣子，用不著太當真，能和平就和平，該談判便談判。

當時的宣戰書，也就是“江蘇獨立通電”檄告，由章士釗起草，以江蘇都督程德全的口吻發出：

近曰北軍無端入贛，進逼德安，橫挑潯軍，迫之使戰。又復陳師滬瀆，威逼吾蘇。溯自政府失政，狙害勛良；私借外款，暮夜簽押。南方各督稍或抗之，意摯詞溫，有何不法？政府乃借辭譴責，罷斥隨之。各督體恤時艱，不忍力抗,亦即相繼謝職，靜聽后命矣。政府乃復于各軍凝靜之時，浮言甫息之會，耀兵江上，鞠旅海蝸。逼遷我居民，蹂躪我秩序，謠諑復興，軍紀大亂。政府倒行逆施至此，實遠出意料外。吾蘇力護中央,夙顧大局，今政府自作昏憒，激怒軍心，致使吾蘇形勢岌岌莫保。德全對于政府，實不能負保安地方之責，茲準各師長之請，于本日宣布獨立。即由興受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安良除暴，本職所存；出師討賊，惟力是視。

黃興被任命為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隨即也發布討袁通電。二次革命看起來轟轟烈烈，剛開始就底氣不足。很快程德全反水，致電袁世凱，稱此前江蘇宣布獨立“乃受脅迫所致，現冒死離寧赴滬，以召集蘇屬水陸軍警議圖恢復”。程是江蘇都督，影響很大，軍心立刻動搖，他還給黃興發了通電：

諸君如必欲德全至寧，則應取消討袁名義，投戈釋甲，痛自引咎，以謝天下。如尚堅執成見，必以江蘇之生命財產，為孤注之一擲，既違全國公意，即系江蘇公敵。

通電在民國年間很時髦，老百姓常常搞不太明白為什么，只知道一會這樣，一會又那樣。二次革命給南京帶來的驚慌，是即將來臨的戰亂，剛開始，光是看通電，好像還是要去打別人，誓師喊口號，很快敵人就打上門了。南京又一次陷入包圍，守城的是革命軍，袁世凱派來的部隊，有他的嫡系馮國璋，還有當年被民軍趕走的張勛。仗打得很激烈，守城的討袁軍英勇頑強，失敗還是沒辦法避免?；⒕猃報丛俅伪蛔C實蒙人，張勛為報此前的兵敗之恥，非常拼命地攻城，主攻方向就是天堡城，也就是城北的紫金山。

紫金山是南京城的阿喀琉斯之踵，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人準備攻城，就知道只要打下這里，南京的問題立刻解決。事實上，南京城是個最不易防守的城市，城墻把自己圍困了，攻城一方看住城門，城里的軍隊插翅難逃。雙方你來我往，紫金山一旦拿下，南京城的末日也就來臨。袁軍進城后，按照三日不封刀的允諾，肆無忌憚地開始搶劫。根據當時報紙上記錄，馮國璋的兵在下關搶，雷震春的兵在南門搶，張勛的兵在太平門搶?！跋玛P縱火焚燒，全埠化為焦土”，所掠之物堆積如山，搶掠后的“贓物皆運至浦口，由火車直運至天津、北京或運至上海矣”。

說起來又是一段血淚史，南京人民頓時水深火熱?！胺僖斀?，十室九空”，據事后江蘇省警察廳調查核定，南京兵燹，共使商民四萬余戶受損，價值高達一千六百萬元。新來的民政長視察城市，商店開業者寥寥無幾，鞋店里放在架上出售的不過三兩雙。省行政公署內，死人倚樹軍馬倒地，到處血跡斑斑。

說起民國時期的南京歷史，雖然只有三十多年，可以分成四段，前期是北洋政府時期，基本上馮國璋的直系軍閥控制，袁世凱死后，馮被推舉為副總統，但是他并不愿意去北京，繼續在南京坐鎮，把自己的督軍府，改為副總統府。馮國璋去北京就任臨時代理大總統，北上前，安排其心腹江西督軍李純接任。直到1927年國民革命軍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南京的最高軍事長官，無論是李純，還是齊燮元，還是后來的孫傳芳，都是直系軍閥系統。

這一段時期，南京處于休養和恢復階段，戰亂給這個城市造成了嚴重毀壞，當政者不得不考慮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北洋政府時期的南京，“南京”的名稱再次被撤銷，首都的頭銜轉瞬即逝，繼續使用前清的名稱“江寧”。江蘇都督府已從蘇州遷往南京，南京仍然還是江蘇省的政治中心，是省道縣三級行政機關所在地?！暗馈笔墙鹆甑?，金陵道設治于江寧，轄“江寧、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丹徒、丹陽、溧陽、金壇、揚中共11縣”。

看民國時描寫南京的小說，常常讀到“道臺”這樣的字眼，道臺就是金陵道的最高長官。江寧縣下面又分為七市九鄉，這個“市”其實要比縣還小，譬如江寧鎮和秣陵鎮，還有淳化鎮，就叫市，而鳳臺和湯泉就叫鄉。不管怎么稱呼，叫江寧也好，叫金陵也好，南京仍然還是東南地區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軍事要鎮，一舉一動，對全國的政局仍然還有影響。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這是很大的一件事，非常大的一件事，它的深遠影響，當時人并沒有意識到。孫中山臨終，總理夫人宋慶齡，公子孫科，還有幾位國民黨大佬，聚在一起討論歸葬何處。汪精衛的提議北京景山，理由是民間傳言，說孫是明朝崇禎皇帝的后身，然而昏睡中的孫中山突然醒了，明確表示要葬在紫金山上。

當時都不知道紫金山在哪，七嘴八舌，有說在廣西，有說在廣東，最后一個叫陳去病的國民黨元老一錘定音，說在南京，就是南京東郊的鐘山。明朝宋濂引《地理志》結論，說江南名山有四座，分別是衡山，廬山，茅山和蔣山，蔣山就是俗稱的紫金山，因為避孫權祖父孫鐘的諱，改名為蔣山。說老實話，與其他三座大山相比，紫金山小了一些。

中山陵的選址和圈地，還是很認真的，1925年4月，北京政府致電南京督辦盧永祥和江蘇省長韓國鈞，令其妥為照料。宋慶齡和孫科來南京選址，首先出席了一場南京各界追悼孫中山大會，大會非常熱鬧，宣讀了孫中山遺囑，舉行祭禮，由盧永祥主祭，韓國鈞陪祭，各界名流登臺演講，當時還放映了有關孫中山活動的電影，以及講話的錄音唱片。從早到晚，到會致祭者，“有五萬余人之多”。

在4月23日的晚上，葬事籌備委員會召開會議，確定紫金山中茅山坡為墓址所在地。到了第二年的3月，孫中山逝世一周年紀念日，在廣州的國民政府，決定在南京紫金山舉行孫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禮。當時南京還在北洋政府控制之下，對南方的革命黨人，自然心存戒備，孫中山乃辛亥革命功臣，當過臨時大總統，進行國葬有法律依據，因此不能不敷衍，不得不派軍警維持秩序。這期間，官方最擔心老百姓會趁機鬧事，因為全國上上下下，都存在著一種對北洋政府的不滿情緒，只要有機會，肯定要大鬧一番。

再過三個月，廣州的國民政府就要北伐。出人意外，南京的孫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禮，最激烈的沖突，不是南北對抗，是南方革命黨人自己鬧得不亦樂乎，很多真相南京人也弄不明白，就知道國民黨的左派和右派吵了起來，吵得不可開交。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站在一起，街頭到處都在集會，游行，散傳單，震天動地的革命口號。

自從辛亥革命后，革命，成了年輕人心目中非常正面的一個符號。大家都覺得，這個世界必須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決問題。都在向往暴力，事實上，“二次革命”不止是倒袁，它已成為一連串的革命運動。比二次革命更激烈的運動是大革命，對于北洋政府來說，南京已經是南方，可是對于南京人來說，廣州那邊才是真正的南方，廣州那邊才是真正的革命策源地，有些思想的南京青年，不喜歡南京的沉悶，就像在辛亥革命時趕往武漢一樣，開始紛紛奔赴廣州。

這一段歲月，中國現代史上被稱為“大革命”時期?？墒窃谀暇?，并不能感受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氣氛。中山陵已經開始動工，南京卻還是風花雪月，燈紅酒綠。大革命的影響更像是場游戲，北洋軍閥自己也在干仗，孫傳芳統治著南京，與他的前任差不多，他把南京，把東南幾省當作自己的禁臠。與另外一名直系大軍閥吳佩孚一樣，他根本不相信廣州的那個國民政府，不相信那些天真幼稚的年輕人，能夠掀起多大風浪。

5 黃金的十年

前

面已說過，民國時期的南京歷史，可以分成四段，也有人把它分為三段。從1912年到1927年，這是北洋政府時期，首都在北京。1927年到1937年，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箲鸢四?，汪偽時期?？箲饎倮?949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在北京的叫民國政府，在南京的叫國民政府。

其中最漫長的這段，就是北洋政府時期，十六年。除去抗戰淪陷那八年，國民政府時期，前后相加只有十四年。南京人特別喜歡民國這副撲克，自己喜歡打，別人也喜歡為他們打。仿佛自孫中山當了臨時大總統，南京就一直是首都，其實真正作為首善之都的日子，并不多，也就比太平天國的天京十年略長了一點，差不多相當于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民國初期的南京，繼承了這座城市固有傳統，那就是能夠不斷鳳凰涅槃，只要給一點相對安定，給一定生存空間，它就可以發展成長。太平天國的混亂，給南京帶來致命傷害，然而它的恢復，在國內城市中，仍然可以說出類拔萃。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清朝政府向十一國宣戰，當時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 ，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竟然背叛朝廷，悄悄地與帝國主義列強議和，經買辦官僚盛宣懷從中牽線策劃，由上海道余聯沅出面，與各國駐滬領事商定《東南保護約款》，與各參戰國達成協議，史稱東南互保。

南京城是東南互保的直接受益者，徐梵澄先生在《蓬屋說詩》記載張之洞：

有云：“臣罪侍東南，不敢奉詔?！蹦掀^然擲煙槍而起曰：“這老寡婦要駭她一下！改：‘臣坐擁東南，死不奉詔！’”

張之洞是直隸南皮人，故稱張南皮，老寡婦指的是慈禧，大臣私下對太后居然有此稱呼，可見當時的皇權早已不怎么樣，大清確實就要完蛋了。南京在晚清和民國初年的發展，應該說是相當不錯，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能夠相對自治，能夠相對獨立。

進入二十世紀以后，南京越來越城市化，越來越現代化，這似乎是一個誰也阻擋不了的趨勢。以南京郊區為例，農產品越來越開始考慮到好賣，什么好賣就種什么。原有的種植結構被改變，經濟作物種植比例大大提高。原來主要種糧食，因為市場需要，開始改種其他經濟作物，《南京經濟史》上便有記錄：

南京農民，除淳化鎮及龍潭一帶外，其余地方皆以各種旱谷及大豆為主要農產。自近年外商、中國紗廠聯合會等委托金陵大學試驗美棉，上海面粉公司委托東南大學試種小麥,兩種試驗場，皆在南京;一般農民見其獲利優厚,競起試種?，F南京太平門外，大部分農田，皆改種美棉及小麥矣。

南京的六合縣，原先種植煙草甚多，后來花生好賣了，大家改種花生。南京的溧水縣曾流行過種植“藍靛”，后來因為沒銷路，改種他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國際市場上顏料大貴，一時間，由于農商部的提倡，大家又都開始種植藍靛。

南京還出現了開埠以來的第一家外資工廠，英商和記洋行，當時購地十二畝，租地三十一畝，修建了簡易廠房，對蛋類和肉類進行加工，冷凍運銷國外，獲利甚豐。從原料進廠，經過加工制造，包裝運輸，和記洋行成為南京最大，也是最現代化的食品加工工廠。工人多達五千余人，除了少數技工，基本上是臨時工和季節工。在1918年到1922年間，和記洋行生產最為旺盛，旺季每日產蛋約二百噸，宰豬三千頭，宰牛四百頭，在中國食品加工中絕對享有霸主地位。

這期間，不僅經濟發展，意識形態的控制，也是越來越自由。以中山陵的選址和圈地為例，雖然還是北洋政府時期，當局對孫中山以及南方革命黨人，一直感到頭痛，明知道人家會借此生事，也不得不在面子上“妥為照料”。中山陵奠基典禮不久，廣州國民政府便宣布北伐。在南京的孫傳芳，嘴上高喊“保境安民”，決定“不加入戰爭”，“以重兵嚴防”。內心卻想著坐收漁利，指望吳佩孚打敗國民革命軍，自己再出兵抄他們的后路，沒想到吳大帥說完就完。

吳大帥不行，孫大帥也不行，國民革命軍以少勝多，一路高歌猛進，很快打到南京，龍蟠虎踞的金陵又一次兵臨城下。孫傳芳邀集段祺瑞和吳佩孚的代表開會，謀求北洋各派系的大聯合，共同抵御國民革命軍。發于北洋的直皖代表互相攻訐，行同水火，孫傳芳轉而聯合奉系軍閥張作霖，張派張宗昌率直魯聯軍主力五萬人南下援助。孫傳芳為表示感激，親自北上天津迎接奉軍南下。

這時候，南京老百姓又開始緊張起來，又想起了太平天國，想起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南京人最害怕戰亂，又一直躲不開戰亂，直魯聯軍的先遣部隊一踏入下關，就向前來迎接的江蘇省財政廳長索要軍餉五十萬元，廳長嚇得目瞪口呆。直魯聯軍軍紀很差，肆意擾亂民家，調戲婦女，預征漕糧，勒派特別捐，強行使用一文不值的軍用券，用它購買商品還逼找現洋，害得商人不敢開市，百姓紛紛到官府告狀。

結果仗還沒開打，縣知事已棄官他走，省長陳陶遺也宣布辭職。到了1927年的3月下旬，南京郊區的重鎮，基本上已被國民革命軍攻占。很快南京也落入革命黨人之手，國民革命軍開始進城。仗打得并不激烈，有人攻進來，有人逃出去。城破之后，搶劫照例又無法避免，勝利者三日不封刀。北伐革命軍是勝利之師，不能像那些不革命的軍人一樣，然而仍然也會出事，出了事，把責任往潰敗的直魯聯軍身上推卸，推卸到本地的流氓地痞身上，后來又干脆全部推到了北伐軍內部的共產黨那里。

事實真相最后誰也說不清楚，兵荒馬亂，向來都是壞人的發財機會。南京市民感到非常悲哀，非常無奈，眼看著自己的城市又一次易主，又一次被趁火打劫，富人被搶，婦女被奸，兒童被殺，房子被燒，這些曾經有過的歷史鏡頭，再次不可避免地重演。戰亂引起搶劫，不僅針對平民百姓，很快矛頭指向居住在南京的外國人，外國僑民受到攻擊，享受外交豁免權的洋人領事館，一樣遭受暴民洗劫。

中國人向來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起哄時根本不在乎嚴重后果。都說老百姓怕官，當官的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話是這么說，事實上當然不是這樣，外國人的事情沒那么簡單，洋人可不好惹，你真敢襲擊洋人，洋人就立刻跟你玩帝國主義。停泊在長江里的英美軍艦，開始用遠程大炮猛烈轟擊，炮彈像暴雨一樣灑落在南京城內，一時間火光沖天，鼓樓丹鳳街高樓門一帶，到處都是爆炸聲，到處鬼哭狼嚎。

國民革命軍的口號是“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北伐軍乃勝利之師，帝國主義列強敢這樣對待，居然武裝干涉中國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事態進一步擴大，雙方都捋起袖子，帝國主義不怕，中國的北伐軍也不怕。害怕的是各自老百姓，北伐革命軍給南京的外國僑民造成了很大恐懼，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正在自家書房埋頭創作小說，正沉浸在小說情節中，突如其來的混亂讓她不得不趕快離開，成為一名狼狽不堪的洋難民。

這位自小在中國長大的美國人，深知老實巴交的中國人一旦犯起渾來，一旦成為義和團，立刻會變得非?？膳?。不止一名外國人被搶劫，不止一名外國人被殺，帝國主義與中國結怨已久，不久前上海發生的五卅血賬還沒清算，仇恨早已淤積在那，暴力一旦漫延，事態就難以控制。歷史真相往往會被掩埋，被遮蔽，被掩埋和遮蔽的真實原因，不止是因為后來歪曲，因為加工篡改，還因為當時就沒認真弄清楚。

一條條聳人聽聞的小道消息不脛而走，流言蜚語像色彩斑駁的蝴蝶一樣空中亂飛，沒人知道它們是怎么來的，來源不重要，真假也不重要。大家就是忍不住要議論。有人說英國領事被憤怒的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一把青龍刀斬首示眾。有人說英國領事夫人被二十七名北伐軍士兵輪奸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西方外國婦女被強奸。中國人對帝國主義的刻骨仇恨，似乎在短短一瞬間，得到了最充分宣泄，當時中國人最恨的還是大英帝國。

對日本人的仇恨也在增加，據日本的媒體報道，此次事件中，日本重傷五人，被強奸者有三十五人。與英美表現出的強硬有所不同，日本帝國主義顯得非?？酥?，他們的海軍陸戰隊遵照政府訓令，沒有進行抗擊，并且拒絕參與英美的行動。負責保衛領事館的海軍少尉荒木，感到未能完成護衛使命，竟然因為自責剖腹自殺。

北伐革命軍以勝利之師的形象進入南京，南京人當時聽到最多的口號，看到的最多標語，就是打倒列強除軍閥。很快口號和標語有了變化，變成“反三民主義即反革命”，變成“實行清黨運動”，變成“打倒投機分子”。對于當時的大多數南京人來說，三民主義并不陌生，然而什么叫清黨，什么叫投機分子，還真有些弄不明白。1927年4月9日，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神氣活現地來到南京，就在第二天，一起攜手進入這個城市的國共兩黨開始翻臉。

在南京人心目中，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南方革命黨，都是一家人。就在4月10日這天晚上，國民黨省黨部的常委侯紹裘，調查部長劉重民，婦女部長張應春，青年部長許金元，南京市總工會秘書主任文化震，南京市黨部婦女部長陳君起，這些共產黨人突然被抓了起來，然后呢，統統被處死，裝進麻袋，扔入南京通濟門九龍橋下的秦淮河中。南京這么干，上海也一樣，4月12日大開殺戒，比南京的勢頭更猛，史稱“四一二”慘案。

當時，不只是國民黨人殺共產黨人，國民黨自己也鬧得不可開交。轉眼之間，武漢和南京又同時出現了兩個“國民政府”，在民國時期，“民國政府”和“國民政府”，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就和辛亥革命最后關頭一樣，國民黨人為定都武漢還是南京，再次爭了起來。在4月18日這一天，南京的國民黨人在丁家橋舉行了“國民政府”成立典禮，又在今天的秦淮區公園路公共體育場召開十萬人慶祝大會，蔣介石等要人分別到場發表演說。

南京的國民政府就這么匆匆成立了，這個城市又一次成為了中華民國的首都，又一次改名江寧為南京。南京人對這個新首都再次將信將疑，畢竟當時還有一個武漢政府，還有一個更名正言順的北京政府，都說自己是中央政府。各省地方政府被不同派系的軍閥把持，根本不聽這些中央的指揮，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了《定都南京宣言》：

在此國民革命急速進展與民眾熱烈盼望國民革命完成之時期中，政府謹遵總理遺志，接受多數同志之主張，依據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于4月18日在南京開始辦公。南京地位，在黨務上、政治上、軍事上、地理上，均較武漢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負領導國民革命與建設民國之責任愈益重大。

從此，民國時期國民黨政權的“黃金十年”，稀里糊涂就開始了。以個人建功立業來看，蔣介石成為當時最為風光的男人。1924年6月，黃埔軍校在廣州成立，蔣成為這所招生并不太多的軍校校長。不到三年時間，他已經成為北伐軍總司令，帶著自己的學生，從廣東一路打到南京。沒人會想到這樣的結局，也沒人會想到，這還不是個人成就的終點，在打下南京的一年后，北伐軍繼續攻占了北京，張學良在東北通電易幟，南京國民政府成了真正意義的中央政府。

形勢變化得很快，接下來，很多事情讓南京不敢相信，讓南京人想不明白。蔣介石動不動就通電下野，然后總是很快又復職，地位越來越穩定，位置越來越上升，而且呢，還迎娶了宋美齡，與孫中山先生成了連襟。盡管蔣介石與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形同水火，有著完全不一樣的社會理想，然而一般老百姓也弄不太清楚。人們有理由相信，是孫中山的在天之靈，庇護著國民黨，庇護著南京城。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好像各人都在干各人的事情，蔣介石忙著繼續北伐，得志的黨國元老們在爭權奪利，失意者便假裝退隱出國當名士。當然，還有另一些干實事的同志，為新南京的城市建設大顯身手。

南京城開始大拆大建，為了奉安大典，迎接先總理孫中山的靈櫬，市政官員手上仿佛舉著一把尚方寶劍，有了規劃，畫好紅線，要拆哪就拆哪，想怎么就怎么。中山大道憑空而出，成為當時國內，甚至在國際上，也是一條能夠叫得響的大馬路。在南京的城市歷史上，張之洞下令修筑的江寧馬路，曾是一項造福于民的市政建設，與之相比，中山大道的開通，在一開始，卻難逃勞民傷財的惡名。它幾乎遭到城市居民一致反對，不止本土人士不贊成，當時在這居住的一些外國人，也提出了反對意見，譬如賽珍珠女士，她就對這種不顧市民疾苦的拆建，感到特別憤怒。

市政當局專門聘請了外國專家，在專家的技術指導下，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編撰的一部《首都計劃》，這是民國時期中國最重要的一部城市規劃。它明確提出了要將首都南京一地，不獨成為全國城市之模范，還要與歐美名城相媲美。首都計劃吸收了當時古今中外的先進設計理念，對抗日戰爭前南京城的各項建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從此，成為民國新首都的南京，仿佛一個新誕生的巨嬰，開始以一種驚人速度在發展。

“黃金十年”的說法，出自一個美國佬之口。在抗日戰爭中，魏德邁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作為駐華美軍的最高指揮官，他在美國國會作演講，曾發表過這樣的感慨：

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進步的建制。

從1927年建都，到1937年日本人攻入南京，這個本來就有點富庶的東南重鎮，在市政建設方面，確實獲得了非同凡響的進步。南京在突然之間，變得漂亮了，變得繁華起來，它變得非?，F代化，變得開始跟國際接軌。正是在這段歷史時期，當時的南京人見證了現代都市發展的奇跡。

首先是人口增多，因為成為首都，這樣和那樣的衙門隨著增加，到這個城市來做官的人多了。懷著各種目的打拼者，如過江之鯽，紛紛涌過來尋找機會。各個階層的人都增加了，馬路變寬了，死去的孫中山地位越來越高，他已經成了國父。奉安大典是這個城市最熱鬧，也是最有儀式感的一次運動。為了準備迎接靈櫬，為了安葬先總理，安葬后一次又一次的祭奠，一個又一個紀念日，沒完沒了。

南京市民在見證城市發展奇跡的同時，也看到了國民政府的種種不易。不管怎么說，這個中央政府在一開始，仍然還是一個地處東南的小政府，它只是在逐步地好起來，在逐步地壯大。武漢國民政府取消了，北京北洋政府完蛋了，東北易幟了，南京成為公認的首都，公認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然而大家未必會真正聽從中央指揮。

事實上，從定都南京的第一天開始，國民政府就陷入內外交困。先說外，國民革命軍的口號是打倒列強，進入南京時引發的“南京事件”，以及繼續北伐的途中，與日軍發生激烈沖突的“濟南事件”，讓帝國主義心生疑慮，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列強并不太愿意與新生的南京中央政府合作。1931年發生的“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則成為當時中國最危險的頭號敵人。

再說內，“先安內，后攘外”，當時的基本國策。北伐干掉了老軍閥，新軍閥又同時誕生。在南京人印象中，國民政府沒太平過，北伐勝利了，緊接著便是1929年的蔣桂兩廣之戰，1930年的蔣馮閻中原大戰，1932年的四川劉湘與劉文輝二劉之戰，1933年蔡廷鍇蔣光鼐發動的福建事變，1936年桂系聯合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當然，還有國民黨的老對手共產黨，從1930年底開始，先后進行五次大圍剿。

這些馬不停蹄的戰亂，離南京都很遙遠。南京以中央的名義在指揮作戰，報紙上都是些報捷的好消息。事實當然不完全是政府宣傳的那樣，好在不可否認的現實就是，與南京的城市面貌在發生重大變化一樣，國民政府也在風雨中一天天變得強大，蔣介石的獨裁地位，也一天比一天更穩固。1927年，躊躇滿志的蔣介石剛進入南京，他也就是一個最高軍事將領，在國民黨人地位中，還屈居后輩。到1937年，經過西安事變，蔣介石的領袖地位，似乎已不可動搖。

因此，說到南京的“黃金十年”，不得不強調兩點。第一，這段時期，歐美經濟大蕭條，國際形勢對發展中國家非常有利，急需要中國這個大市場。南京此時大搞城市基本建設，正好給了西方世界一個良好的投資機會，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技術，都可以在南京大出風頭，大顯身手。第二，外患和內亂也造成了一種新的凝聚力，抗日成為首要話題，九一八事變讓中國失去了東北四省，緊接其后的淞滬一二八抗戰，長城抗戰，國難和救國成了最常見的標語口號。

南京市中心，也就是新街口廣場，豎立著一個巨大的炸彈模型，它預示著戰爭或許根本無法避免。多難興邦，嚴重的內外交困，既是南京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兩大難題，同時也是造成黃金十年的直接動因。譬如中央軍對紅軍的圍剿，每一次都沒有成功，然而最終結果，是紅軍越來越困難，最后被迫轉移和長征。紅軍在前面跑，中央軍在后面追，這一跑一追，客觀上擴大了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區域。前面已說過，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成為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各省地方軍閥并不完全買賬。紅軍長征的路過，讓地方軍閥陷于兩難，要么剿共與紅軍血拼，要么讓出道來，讓中央軍深入其境。

很多人都相信，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最大獲利者是陷于困境中的共產黨，不知道事變的和平解決，也讓蔣介石的個人威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蔣的領袖地位因此被真正確認，到圣誕節那天，在張學良陪同下，蔣介石離開西安飛往洛陽，消息傳出，舉國狂歡，爆竹聲徹夜不絕。第二天中午，飛機從洛陽飛抵明故宮機場，南京市民夾道歡迎，萬人空巷。

自從1927年北伐革命軍進入這個城市，如此熱鬧和激動人心的場面，還是第一次。抵達南京的第二天，不止是南京，全國各地紛紛舉行蔣委員長脫險大會，慶賀國家躲過了一次劫難。

6 荓毒山川亦可憐

太

平天國以后，南京人印象中的城市領導者，首推曾國藩。說老實話，大家并沒什么太好印象，畢竟他殺人太多。對于這個城市的居民來說，“曾剃頭”的惡名，永遠也別想除掉。除此之外，便是“效管仲設女閭”，開放被禁止的妓院，繁榮紅燈區，恢復秦淮的風花雪月。多少有些存心抹黑，曾國藩以一個勝利者姿態，給這座城市再次定位。潛臺詞很直白，南京有點墮落并不可怕，關鍵它不應該有太多野心。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經歷了黃金十年，開始忘乎所以，忘記了歷史教訓。繁華總是美好，現代化進程讓人很享受。新生活運動一度也曾轟轟烈烈，事實上，進入近現代，南京獲得了不少發展機會。首先，幾乎所有的晚清名宦能臣，都在南京做過父母官，當過兩江總督，他們雖然未能見到辛亥革命，在城市現代化建設中，作為城市管理者，都有過很大功勞。

中日甲午戰爭剛結束，張之洞便在南京修建了江寧馬路，開始嘗試把城市往現代化的路上領導。他還提議修建了吳淞至江寧的鐵路，也就是后來的滬寧鐵路，創辦了鐵路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當然也包括南京大學的前身，三江師范學堂。從一個城市的發展史來看，二十世紀的前半段，南京這座城市確實有過很好際遇。張之洞兩任兩江總督，寫過一些與南京有關的詩，譬如他的《金陵雜詠》十八首，其中有一首讓汪精衛感慨不已：

兵力無如劉宋強，勵精圖治是蕭梁，

緣何不享百年祚，荓毒山川是建康。

抗日戰爭期間，山河破碎風飄絮，成了大漢奸的汪精衛，想到張之洞的詩，尤其“荓毒山川是建康”這一句，不禁要發問連聲，大發感慨，高呼“其然，豈其然乎”，翻來覆去睡不著覺，于是也寫了一首挺不錯的舊體詩：

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難眠。

夢回龍戰玄黃地，坐曉雞鳴風雨天。

不盡波瀾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賢。

郊原仍作青春色，耽毒山川亦可憐。

據說汪的這首詩，曾流傳到當時的大后方重慶，很多人都看到，郭沫若還親自作了考證，弄不明白“如含瓦石”是什么意思。以郭老先生的學問，應該不會不知道，關鍵還是在字面背后。

古人習俗，在死人口內要塞進珍珠寶石，既顯吉祥富貴，又能防腐拒臭。這是一種待遇，也是榮譽，如果生前不忠不孝，不圖上進不夠富貴，死后口中就沒有珍寶，只能含一塊最普通的瓦石，于是照例沒臉面去見先人和祖宗。汪精衛顯然對“如含瓦石”的形象情有獨鐘，在《題高劍父畫鎮海樓圖》的詩中，他也寫到這四個字：

懷抱久如含瓦石，風塵原不腳山川。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對一件很簡單的事，可以做出不同解讀。譬如口含瓦石本義是勵志，希望自己要有所作為，不要愧對祖宗。但是古人也可以用它來譏諷，嘲笑那些兢兢業業的迂腐之人，風流瀟灑的文化人并不喜歡死板，不喜歡僵化，譬如六朝時的阮孚，就嘲笑“勤于吏事，以匡風正俗為己任”的卞壸，說“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換句現代的大白話，就是你總是這樣一本正經，成天這樣裝，他媽的累不累呀。

正版國民政府已經遷到重慶去了，南京存在的只是偽國民政府。這時候的汪精衛，完全脫去了年輕時革命者光環，早就風光不再。然而他還是在裝，在演戲，在南京市中心，還掛著汪精衛的巨幅頭像，“領袖”一詞還被某些人常常掛在嘴上。具有抗日意味的炸彈模型，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一個玩意，有點不倫不類，豎立在廣場中央，又像紀念塔，又像廣告牌，最上端是汪的標準像，自上而下寫著一串大字：

汪主席是帶領我們和平建國的領袖

“和平建國”是汪偽政權的遮羞布，此時的南京人，生活在日本軍人鐵蹄之下，充分領教了小日本的厲害。大家都當了亡國奴，心里其實都明白，都知道這年頭跟日方合作，就是落水，就是漢奸，汪精衛汪主席，無論他怎么裝，無論他話說得如何漂亮，都已經是最大的漢奸，注定要愧對祖宗，注定要在歷史上留下罵名。

一眨眼，南京美麗短暫的黃金十年，灰飛煙滅。沒人會想到真有這樣的嚴重后果，沒人想到真會做亡國奴。對于南京人來說，抗日戰爭應該是從1937年的8月13日開始計算，那時候，正是天氣最熱之際，到夜晚，酷熱難熬，許多人不得不跑出室外，到露天去乘涼，在露天睡覺。就在這一天夜里，中國軍隊在上海與日本人干了起來。此前不久，中日雙方已在盧溝橋開戰。盧溝橋太遠，地處遙遠的北方，南京市民并沒感到什么危險，并沒有任何切膚之痛。淞滬之戰不一樣，畢竟上海太近了，很快，十六架日本重型轟炸機，開始光臨南京。

還是很快，只隔了一天，日機又出動七十架次的飛機，大規?？找u南京。此后便是源源不斷，根據不完全統計，在12月10日城陷前夕，南京城遭受敵機襲擊，將近一千架次。如果說日本人飛機初次光臨前，南京老百姓對戰爭傷害認識還不足的話，接下來這段日子，這座古老城市開始吃盡苦頭。南京城對苦難的歷史記憶并不陌生，以往傷痛還沒完全消化，這一次源于日本軍隊的嚴重蹂躪，更加刻骨銘心。

日本人的戰車攻入南京中華門城堡之前，這座城市幾乎有六年時間，都在積極準備對日作戰。六年前，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件，雖然事發東北，因為南京是首都，要求政府出兵收復失地的呼聲，從此再也沒停止過。南京有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憤怒的學生率先發表通電，要求政府領導抗日。被日軍侵略的南京東北籍學生一千多人，情緒激昂地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愿。各界群眾抗日情緒高漲，在公共體育場舉行了十萬人的反日救國大會，莊重肅穆的主席臺前，懸掛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大字橫幅，兩旁則懸垂一副醒目對聯：

亡國無日，同胞快醒

殺身成仁，今茲其時

一時間，請愿抗日和示威游行，在南京成為了常態。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1933年的長城抗戰，都在國民政府的首都掀起過一波又一波抗日高潮。救國存亡，槍口對外，抵制日貨，是當時南京最常見的口號，也是最流行的標語。1937年8月9日，劇作家田漢以“七七事變”為背景的四幕話劇《盧溝橋》，在南京公演，由著名導演洪深擔任導演，連演四天，場場爆滿。

中日全面爆發戰爭前夕，與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一樣，南京人相信，若是真打起來，只要中國人都團結一致，小日本根本就不會是我們的對手。我們人多，我們勢眾，我們因此必勝。中日雙方的老百姓，都覺得有必要大打一仗，從1928年的濟南事變開始，雙方政府事實上都在有意無意地放大對立情緒，都在宣傳上極力渲染己方無辜和對方野蠻，都在“用事實宣告全世界”。在日本國內，民眾被別有用心地煽動了，反華的輿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

面對日本的反華宣傳，面對日本人的顛倒黑白，國民黨上海黨部也成立了一個專事針對日本的國際宣傳部門，用今天的話說，雙方都在用心炒作，都想讓國際輿論站在自己一邊。官方利用民意，民意又綁架官方，戰爭機器已悄然啟動，主和的觀點始終被鄙視，被唾棄。無論日本還是中國，主流民意都是要對抗，要教訓對方，都希望真槍真刀地打一仗。中方雖然一直處于守勢，不斷退讓，最重要原因不是不想打，而是政府知道自己的國力太弱，內亂不止，知道自己很可能暫時還打不過對方。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被日軍占領，很多人太多人被殺，史稱“南京大屠殺”。南京保衛戰剛開始，南京城就淪陷了。當時的南京人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成了日本人刺刀下的孤魂野鬼。到處都是恐怖景象，很多太多的男人橫尸街頭，數不清的女性被凌辱，老人和兒童也不得幸免。到了1938年的元旦，就在今天的鼓樓公園，在鼓樓城樓上，在日本人操縱下，一個號稱要維護城市治安的自治委員會宣告成立，一位南京的本土名士被推選為主席。

這個人就是陶保晉，他有名聲，他也有錢，當時是一位很成功的南京名人。說起來，陶保晉的先人，可以追溯到晉朝的高士陶淵明。他畢業于上海格致書院，世紀初留學日本，有一個日本法政大學的文憑。介紹資料上說，精通日語，學成歸國，真實的情況是不是精通和學成，應該打上一個問號。陶保晉在日本待的時間并不長，只是“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的學歷，和后來某些官員博士文憑類似，日語是不是真過關，很難說。據說當時教師用日語授課，旁邊還有漢語同聲口譯，他和當時絕大多數留日中國人一樣，非?？赡苁莾H會簡單的日語對話。

回國以后，陶保晉長期從業律師并兼任江寧律師公會會長，不是后來的江寧縣和江寧區，而是南京律師公會，因為在北洋政府時期，南京被稱作江寧。他還是金陵政法學校的校長，江蘇咨議局議員，江蘇銀行檢查員，南京總商會法律顧問，這些頭銜足以證明身份非同一般。無論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陶保晉都是吃香喝辣，都應該算是個人物。當然，他的成功首先還是與經商有關，陶保晉是南京著名的湯山溫泉開發者，因為這個項目開發，獲利甚豐，得到了非常好的商業回報。

中日關系惡化，始于1894年的甲午，真正變得不可調和，無法收拾，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一年，留在后人記憶中的重點，是新文化，是科學和民主兩句口號，也就是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事實真相當然不是這樣，當時最讓中國人上火的，是巴黎和會，是“誓死力爭，還我青島”的標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被打敗了，中國屬于戰勝國，理直氣壯地可以收回被德國人占領的青島主權。然而經歷的卻是外交失敗，青島竟然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于是鬧得最厲害，示威游行，火燒趙家樓，各地民眾都跟著鬧，南京人也不例外，也示威，也游行，呼吁“抵制日貨”。

當時日本的牛奶糖，日本的玩具和文具，充斥市場，南京的學生身體力行，各校宣傳抵制日貨。有女學生五人，一身縞素，同乘一輛黑色汽車游行，車身圍著白布，豎兩面白旗，上書“為國志哀”字樣。街頭到處可見學生頭戴自制的白布帽，氣氛猶如國殤。市民拒穿日本的洋布洋襪，不用日產的牙刷牙粉肥皂。理發店拒絕使用日本剪刀，學生去剃頭理發，一律用中國舊式剃刀剃光頭，以示拒絕日貨的決心。

在當時的南京，日本正金和匯業銀行的鈔票，商家俱不收用。下關日本長江輪船公司的輪船，無客可乘，無貨可載，空泊在江上。日本人商店，生意蕭條，冷冷清清。日本人開的醫院，無人光顧。下關各扛駁轉運公司拒絕裝運日貨，黃包車夫拒拉日本人。在三山街，有個日本人帶了不少行李，想雇人力車以代步，誰知連呼數人，均遭拒絕。

抗戰前夕，美國學者多雷西·歐查德和他的研究團隊，通過對中國底層調查，注意到“中國使用‘抵制’這一經濟武器，是現代經濟史最有啟示的篇章”。經濟抵制有時候確實也管用，可以成為很好的幕后推手。五四運動并沒能夠收復青島，中國沒有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山東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山東從日本人手里收回，漢口和九江的租界，以及威海衛從英國人手中收回。中國宣布關稅自治得到各國支持，列強紛紛開始從中國撤軍，并計劃完全廢除治外法權。

當然，所有這些成績，除了有效的“抵制”，與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應該還是有著重要關系。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世界經濟陷入了大蕭條，中國經濟卻一枝獨秀，處于上升勢頭之中。雖然內亂不止，南京在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中，顯然一片光明。陶保晉與同樣是南京名人的史量才，就是在五四運動那一年，創建了“南湯山興業公司”，開山修路，鑿泉建屋，用最新式的園林建筑，開發湯山溫泉，修建了“陶廬”。

史量才是《申報》的老板，著名的報業大亨，有他的支持，“陶廬”溫泉的聲名鵲起。這是一筆十分有眼光的投資，陶保晉獲得非常豐厚的回報。湯山溫泉“如湯沸然，與日之箱根溫泉相埒”，箱根是日本的溫泉之鄉，最負有盛名的療養勝地，陶保晉的陶廬，就是想打造一處中國的箱根溫泉，很快，這個夢想實現了，據《南湯山志》記載：

民十六年黨國奠都金陵，中央當局沐浴於此，蔚為名勝，媲美華清。

蔣委員長和他的新婚妻子，以及黨國要員和新貴，紛紛在湯山休閑沐浴?！疤諒]”曾是國民政府接待外賓的名勝之一，日本總領事就曾被安排在此度假。這里成了首都南京的度假勝地，民國初年還是一片蕭條，經過南湯山興業公司開發，各式各樣的建筑，雨后春筍般出現，首都電廠湯山辦事處，湯山郵政局和電報局，衛生事務所，農業實驗室，湯山小學，江寧縣第六區警察局，江寧縣第六區湯山鎮公所，紛紛落地生根，處處呈現繁榮景象。

達官貴人的別墅和公館也建起來，有錢人熱心出資捐款，助修公用的“湯泉館”，與民同樂，《南湯山志》便明確寫著：

蔣委員長獨捐五千元，宋部長允捐四千元。

這本是一個實業救國的好例子，抗戰前，中國經濟增長迅速，尤其東南沿海一帶。南京因為是首都，可以說更得風氣之先。陶保晉也因此功成名就，更有錢，更有名聲和地位。他開始沽名釣譽，大做慈善，擔任“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會長。這是一個很純粹的世界性團體，不涉黨派，不談政治，沒有什么慈善范圍以外的企圖，專以救濟災患和促進世界和平為宗旨。

然而，然而日本人來了，氣勢洶洶殺進了南京城。這時候，陶保晉六十出頭。在今天的人眼里，六十多歲不算什么，可在當時，心態上完全是個老人。他沒追隨國民政府西遷，去做義民，而是選擇留在南京城里，當難民。1937年12月8日，南京紅卍字會與外國人士商議，在難民區設立辦事處，又在五臺山廣濟寺和鼓樓金陵大學設立粥廠，救濟難民，“每日就食者不下三萬人之巨”。

紅卍字會宗旨是布道揚善，賑災濟貧，遇到戰亂，安置和掩埋尸體是職責所在。日軍大屠殺期間，無數遇難者橫尸街頭，南京處在瘟疫蔓延的危機之中。由陶保晉擔任會長的南京紅卍字會，不得不挺身而出，共收尸43121人。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里，仍然還保存著這批珍貴的《紅卍檔案》，準確地記錄了當時情境。

大好人大善人陶保晉，很可惜地成了南京自治會主席，這多少有些讓南京人扼腕嘆息。卿本佳人，奈何作賊，不管怎么辯解，這都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是他輝煌一生的終結。合作為了救人，抵抗為了贖己，身處旋渦之中，想不問政治絕不可能。陶保晉的悲劇，他的人生污點，或許就該從1938年的元旦開始算起，從登上鼓樓城樓那一刻開始，注定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架上。

說起來，與汪精衛主動當漢奸不一樣，他這個自治會會長，很有一點被迫。據說本來另有人選，可是開會的時候，日本人自作主張，突然宣布陶保晉是會長。黃泥巴落在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箲饎倮?，南京人民興高采烈，懲治漢奸，汪精衛已病死，只能掘墳拋尸來解恨。陶保晉以漢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按照首都高等法院規定，不服判決可以上訴，同罪獲刑的周作人，便是通過上訴減刑四年。

陶保晉沒有上訴，他認罪伏法，十分平靜地接受了判決。

陶保晉共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有期徒刑二年，褫奪公權三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

《紅卍檔案》在國際法庭上，成為震驚中外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暴行鐵證。日軍剛占領南京期間，沒有一個南京人處于安全之中，《丁丑南京屠城記》的作者祝晴川，一位曾經留學日本軍校的國軍少校，偽裝成平民躲在金陵大學附近的陶谷新村，因為精通日語，經陶保晉勸說，出來擔任紅卍字會交際處副處長，他回憶陶保晉當時曾對他說過的話：

日軍自進城以來殺戮、縱火、掠奪、奸淫，連日不止！住在我火瓦巷南京市紅碯字會的家屬及逃到那里的難民數百口，老少婦女無不被其奸污，有羞愧自殺者多人。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連紅卍字會的家屬，也同樣慘遭日軍的強暴，南京這個苦難深重的城市，當時所遭受的蹂躪，所蒙受的屈辱，可想而知。

7 國民代表大會

1

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日本人打敗了，南京人剛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肯定高興，然而多少還有些發懵。事情顯然是真，聽上去卻讓人難以置信。過去許多年，南京老百姓一直蒙在鼓里，指望汪偽的宣傳部，哪會有什么真話可講。全世界都在打仗，只有南京民眾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處在相對和平之中。亡國奴就是亡國奴，在汪偽政權統治下，南京人談不上醉生夢死，忍辱偷生已成常態。

因此，汪偽政權成立，南京老百姓也曾跟著胡亂歡呼。日本人偷襲珍珠港，南京當局站在軸心國一方，煞有介事地向英美宣戰。日軍在東南亞大獲全勝，占領了上海的英美租界，連同自己的日租界一起打包，美其名曰還給中國，南京人游行慶祝，好像真的已享受到了“大東亞共榮”。南京人用法幣，比國統區的法幣更值錢。南京還舉辦過健康兒童比賽，這個比賽在抗戰前也有過，它很好地粉飾著和平。毫無疑問，這些往事都將成為南京人的恥辱記憶。

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的第十天，開始進行人口登記。登記工作進展緩慢，到第二年2月，才得到一個172502人的數目，到3月底，便增為235056人。隨著逃難民眾回歸，南京人口不斷增加。為強化治安管理，在日本人督促下，偽南京市政公署進行了人口總復查，分段分組挨戶詳查?！氨M一日辦理完竣”，也就是說，這一天，市署各處司廳，各附屬機關及各中小學，除警察廳酌留半數值勤，各小學低年級學生休假一日，其余一律出動，各該地段管轄區公所及警察局隊，按原有戶口調查統計表，挨戶復查。

復查結果，市區總計73665戶，總人口為294755人，這些數字相當精確。當年12月，市區和鄉區總戶數為117679戶，總人口為473411人。1939年3月，南京特別市政府開始辦理市民證，六歲以下無須領證，十二歲以下無須粘貼照片，居住本市的任何人均須照章領證。市民證上加蓋印章，照片騎縫處蓋上硬印，“以免混冒”。1940年12月6日，特別市政府又一次進行城區人口總復查，數目是全市615927人。

既然忍辱偷生，大家只能湊乎著活下去。平心而論，淪陷期間的南京，無法與此前的黃金十年相比，城市管理方面仍然有變化。與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菜市場，有許多就是在這期間建成，譬如新街口菜場和科巷菜場，這兩個大菜場運營了很多年，像科巷菜場不僅仍然存在，還被列為“南京老字號”。又譬如在交通方面，淪陷前，南京大約有三百輛客運馬車。淪陷后，一度驟降到十幾輛，運營線路僅局限于三山街至新街口。隨著秩序恢復和人口增加，加上汽油嚴重缺乏，汽車運營成本猛增，馬車逐漸又成為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南京的客運馬車數量，高達九百輛左右。

在這里，不妨引用我的長篇小說《很久以來》中一段文字：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對于南京人來說，這消息來得有些突然。正是放暑假期間，到再開學時，春蘭和欣慰就要升入高中。天氣非常熱，當時最離奇的景觀便是街頭站崗的警察，或許是怕引起騷亂，主要街頭都有三種警察在那守候。一是汪偽政府的交通警察，穿著黃色制服。一是日本人的憲兵，穿著呢布制服。一是來自重慶方面的憲兵，穿著綠色制服。憲兵又叫軍事警察，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只把汪偽負責治安的警察當作警察，其他的那些什么憲兵，名義上叫軍事警察，一個個全副武裝，與實際的軍人也沒什么區別。

春蘭和欣慰是小說中兩位女學生，通過她們的目光，可以看見南京街頭最真實，也最離奇的一個畫面。1945年8月16日上午，汪偽政府的《中央日報》出版了最后一期，居然很不要臉地還發一篇社論，標題是“大家各守崗位!”。用一個很大的感嘆號，稱日本天皇發表終戰詔書，乃“英明果斷之舉”，警告民眾“渴望已久的和平事實，一旦到來，歡忭鼓舞之狀，必然會因感情的奔放，而呈現若干瘋狂”，所以，南京市民要冷靜，千萬不能“只重感情，不要理智”。

勝利來得太突然，讓人感到意外，南京人開始盡情發泄對日本人的仇恨。日軍占領南京期間，城內的黃金地段，劃為日本僑民生活居住區和營業區，也就是所謂的“日人街”?！按藚^域北起國府路，南到白下路，西起中正路，東達鐵道沿線路”，當時最繁華的太平路，中山東路都包含在內。南京居民逃難留下的住宅和商店，被日本僑民輕易獲得。到1938年3月，在南京的日僑，包括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人和臺灣人，已達到439人，他們“最初以軍內小商店為主，逐步增加了飲食店、鐘表店、理發店、雜貨店、旅館”，抗戰勝利，這些店鋪遭遇了南京居民襲擊，似乎也不難想象。

大大小小的漢奸得到審判，血債累累的日本戰犯被公審，被公開槍決。積弱多年的中華民國，突然神氣十足就成了“四大強國”，國民政府十分風光地準備還都。1946年5月1日，蔣介石離開重慶，途經西安，飛抵南京。5月5日，舉行了隆重的還都大典。蔣委員長風頭出盡，雖然早在半年前，1945年的12月中旬，他曾經飛抵過南京，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然而這一次的儀式感，顯得更加正式，更加隆重。

遷都重慶的黨國大員，像候鳥一樣返回，或許在重慶待久，很多人習慣了吃辣，一時間，南京的川菜館子開始時髦起來，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王師終于又回來了，南京人怎么能不“歡忭鼓舞”，怎么能不“因感情的奔放，而呈現若干瘋狂”。新街口大馬路上，鞭炮紙屑足有半尺厚。商店玻璃上寫著大大的V字。燈光管制解除了，南京城在一夜之間亮起來，老百姓家拿下罩了多年的燈罩，街上霓虹燈扯去蒙了多年的黑布，一位市民回憶當時情景：

日本軍人個個低著頭，手捧同伴的骨灰盒，列隊向下關集中營走去。一路上，中國民眾向他們吐口水，投石塊，下關的百姓甚至還氣憤地拳打腳踢這些曾經欺壓中國人的仇敵，還有人命令日本鬼子向中國人下跪，鬼子們只得照辦。那些日本商人也在撤退中，他們雇了黃包車托運貨物行李,老百姓看見了，齊聲高喊：“滾下來，自己拉!”這些日本商人不管是男還是女，都只好下車自己拉車。黃包車夫們咧開嘴笑著跟在車后。那個場面真叫痛快呀!

然而失望漸漸隨之而來，伴隨著受降，肅奸，接收，每一項工作看上去順理成章，都喜氣洋洋，南京人作為首都人民，很快發現，情況并不像想象得那么樂觀?？箲饎倮贿^一個月，《大公報》針對當時接收工作中的混亂與腐敗，發表 《莫失盡人心》的社評，指出國府僅僅“二十幾天時間，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當時負責經濟接收工作的官員，當面向蔣委員長進言，說再像這樣胡鬧下去，雖已收復國土，必將喪失人心。

如果說接收中的某些腐敗行為，只是觸動了有錢階級利益，接下來名目繁多的甄別，大大傷害了南京人自尊心。按照過激人士的說法，在淪陷區活下來的男人，都有當漢奸可能，都不能排除與日本人為伍嫌疑。擔任過偽職的要重新登記，要經過甄別和核查才能再次上崗，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種人格污辱。日本人統治，大家都恨日本人，現在日本人打敗了，仍然還要受他們牽連。

中小學生年齡還小，用不著甄別，大學生就有些麻煩。首先，原來在四牌樓的中央大學，被日本人占據成了醫院，偽中央大學一直是在鼓樓的金陵大學上課?，F在正牌的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復員回來，偽中大必須趕快給人家挪地方。其次是學歷認定，日本人在，這些青年學子是亡國奴，日本人不在了，立刻成了“偽大學生”，不但要解散，學生也要編進臨時大學補習班，進行甄別和清算。

在民國歷史上，大學生向來不好惹，年輕人火氣旺，即便被稱之偽大學生，一樣敢罵娘，敢上大街游行?！翱茖W無偽”，“學問無偽”，只要有真學問，真本事，憑什么不承認學籍。鬧到最后，干脆連臨時大學也撤銷，不聽話的學生被取消學籍，聽話的學生才給出路，以偽中央大學學生為例，有的直接進入中央大學，有的轉學去上海交通大學，有的去安徽大學，還有的被分配去了浙江金華英士大學農學院。

一波末了，一波又起，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街頭的抗議浪潮，從來也沒真正平息過。南京成了大家的上訪之地，被整編的退伍軍官，蘇北的難民，從全國各地趕過來的各種社會團體，動不動便把政府機關給包圍了。自五四以來，有一個躲不開的詞，就是學生運動?？疾烀駠鴼v史，總是和這樣那樣的學運千絲萬縷地聯系在一起，年輕人動不動上大街。接下來，最流行的口號是反內戰，反饑餓。前一句表明不想再打仗，要和平，后一句是要過正常日子，要有飯吃。

當時南京報業十分發達，除了黨報 《中央日報》，大報小報如雨后春筍。報紙多了，媒體發達，各種各樣聲音就攔不住。國民黨宣傳部推行 “黨化”新聞政策，“對于重大事件的新聞言論處理方法與尺度，均作出具體規定”，希望能把中國人的思想統一起來。實際效果當然非常不好，大家越來越不相信報紙上的官方報道，小道消息反而更加深入人心。

剛剛打敗日本人，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不過一個多月，全面內戰已迫在眉睫。為制止國共開戰，上海各界組織了和平請愿代表團，趕往南京請愿，祈求和平。代表團成員都屬于當時的社會名流，前教育部長北京大學教授馬敘倫，遷川工廠聯合會總經理胡厥文，大明公司總經理閻寶航，東吳大學教授雷潔瓊，可是代表團剛到南京下關火車站，就出了意外，臺灣出版的 《中華民國史日志》，1946年6月23日記載：

丙、上海舉行“反內戰”游行，與散發“反亂”傳單之學生沖突。

丁、上海各界爭取和平代表馬敘倫等到下關與蘇北難民代表沖突，遭受毆打，大公報記者亦受傷。

戊、無錫兩報館被軍人搗毀，京滬衛戍司令湯恩伯允賠償。

發生在南京的這個“下關事件”，讓國民黨當局大丟顏面。大家都相信政府在背地里，做了很不光彩的事，老百姓希望和平，希望不要發生內戰，民心所向，可惜內戰還是避免不了。接下來，很短的時間內，南京接連召開了兩次國民代表大會。

1946年11月，“制憲國大”在國府路的國民大會堂召開，目的是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原計劃有二千零五十名代表，各黨派經過分配，計國民黨二百二十名，共產黨一百九十名，民盟一百二十名，中國青年黨一百名，社會賢達七十名。最后又是說話都不算話，各不相讓，當家的國民黨拼命往名單里面塞私貨，共產黨抗議退出，民盟拒絕參加，大會最后算是咬著牙召開，開了也跟沒開差不多。

1948年3月，又一次召開國民代表大會，目的為施行憲法，選舉總統，實行總統制，因此又稱“行憲國大”。這時候，國共已打得不可開交，南京的國民代表大會，無論它有多熱鬧，多隆重，還是成了一個巨大的肥皂泡，成了民國時期南京作為首都的最虛假繁榮。當時中國到處硝煙，國共兩黨大決戰，楚河漢界你死我活。這是天下之爭，戰場上誰贏，誰就可以得到天下。人心向背會決定勝負，誰獲得民眾支持，誰就更可能站在勝利一方。

當然，話還可以兩頭說，誰得到了天下，老百姓必定支持誰，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對于南京人來說，幾乎是千古不變的真理。國民代表大會期間，南京人心情根本不受戰爭影響。國府路附近，也就是后來的長江路周圍，黑壓壓停滿了權貴的小轎車。南京街頭花團錦簇，美女如云，一派和平氣象，是地方就扎上一個大大的牌樓。到處都是大標語，到處都是記者，身穿美式軍服的青年軍官，開著美國佬的吉普，摟著漂亮的南京姑娘，大街上奔馳而過。

大家感興趣的只是各種八卦，都知道蔣委員長注定會當選總統，有懸念的只是誰會來當那個副總統。在一開始，蔣介石似乎也不想當總統，他曾提議由胡適來擔當。這個想法立刻遭到國民黨人強烈反對，理由是我們辛辛苦苦打下來的江山，為什么要讓一個毫無功勞的書生來坐享其成。據說胡適也曾給中共領袖寫過信，希望毛澤東能夠坐下來，與蔣介石談判協商，認為中共也可以仿效英國大選將邱吉爾選掉的例子，通過和平手段，借助民眾選票，達到權力之頂峰。類似觀點，胡適當然沒少在老蔣面前嘮叨。當時形勢下，胡適的書生之見顯然不合時宜，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無異于癡人說夢，與虎謀皮。

1948年4月1日，在南京召開的“行憲國大”上，面對國大代表，面對中外記者，胡適作了一個很長的發言，談到了國民黨一黨專政，說國民黨創立者孫中山本是個愛自由講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業最困難時期，感覺到一個“有組織、有力量的革命黨”的需要，所以他改組國民黨，于是就有了國民革命的成功，就有了國民黨的 “一黨專政”。書生氣十足的胡適，很具體地分析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本質，指出：

未取政權之時，他們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權；既得政權之后，他們不恤用任何方法鞏固政權，霸住政權。

胡適語重心長地告誡國民黨人，說“中山先生究竟是愛自由講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統里，一黨專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過渡到憲政的暫時訓政階段”，因此“近年國民黨準備結束訓政，進行憲政，這個轉變可以說是應付現實局勢的需要，也可以說是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綱領的必然趨勢”。發表這次演講的日子，正好西方愚人節，胡適明知道自己說這番話，這一番最基本的道理，未必會有作用，或者說肯定沒有作用，國民黨當局絕對不可能聽進去，但是，但是他還是忍不住要在大會上說，沒有用也要說。

就在兩天前，胡適在日記中寫道，“蔣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我為總統候選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長”。雖然有點令人難以置信，胡適還是覺得“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他甚至相信“蔣公是很誠懇的”，自己則“實無此勇氣”接受。一天以后，經過反復衡量，胡適決定接受競選總統這個建議，他向前來尋求答復的外交部長王世杰表示：

晚上八點一刻，雪艇來討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個很偉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沒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說：第一，請他考慮更適當的人選。第二，如有困難，如有阻力，請他立即取消。

王世杰字雪艇，這里的“他”就是蔣委員長，也就是說，在4月1日國民代表大會的長篇發言時，胡適對競選總統一職，還是有自己的想法。覺得既然蔣介石愿意讓他當總統，死馬當作活馬醫，他也不妨試試，長篇演講結束，胡適顯然意識到種種不妥，意識到不合時宜，當天晚上，他又去找王世杰，“告以我仔細想過，最后還是決定不干”，并把自己與王的談話，寫在了日記中：

昨天是責任心逼我接受。今天還是責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為什么會這樣，后人有過各種猜想，有過辯論，不過有一點可以斷定，無論愿意或不愿意，根據當時國情，胡適都不可能當上總統。當上了也沒用，也只是一個任人擺布的傀儡?！靶袘棁蟆鼻昂箝_了一個多月，在南京人眼皮底下，玩過不少花樣，玩來玩去，也就那點花樣。最后不出意外選出了總統，有點意外地選出了副總統。5月20日，總統就任儀式在國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當選總統蔣介石穿著當時的正裝，也就是長衫馬褂，發表了就職演說，副總統李宗仁一身戎裝，滿臉尷尬地站在旁邊，活脫像個保鏢。

就職儀式熱鬧歸熱鬧，南京國民政府的好日子，終于到頭。新總統就職第二天，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的學生就鬧得不可開交，因為“五二〇”晚會發生了沖突，有學生被抓，同學們一怒之下，立刻宣布罷課三天。接下來的南京，此起彼伏，怎一個亂字了得。學生動不動罷課，商人動不動罷市，物價開始飛漲，天氣越來越熱，戰場上的壞消息，不斷傳到南京。當局天天宣布自己打了勝仗，事實卻是敗仗不斷，戡亂戡亂，越戡越亂。

蔣介石剛當了兩個月總統，中央銀行便發行巨額面值的鈔票，分別為1萬元，2.5萬元，5萬元，25萬元。此舉刺激物價大幅上揚，過了一個月，又發行金圓券，實施“限價政策”，規定各地物價一律凍結于當日之水準，引起了國民政府事實上的經濟崩盤。作為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開始搖搖欲墜。到這年11月13日，國民黨高官中文章寫得最漂亮的陳布雷，對時局極度失望，自殺身亡。12月23日，造成南京大屠殺的主犯松井石根，在東京被執行絞刑。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新年文告》，表達了求和愿望，希望與中共商議“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情況非常危急，形勢十分不妙，國民黨敗局不可避免，為了安定民心，安撫處于沮喪中的南京民眾，滿臉嚴肅的蔣介石檢閱了十萬軍人警察憲兵，要求大家“堅定意志，拱衛首都”。然后呢，三天以后，他老人家便宣布下野，在一片悲傷黯然的氣氛中，搭乘“美齡號”專機離開了南京。

再以后，到了4月，人民解放軍到達長江對岸，《南京通史·民國卷》寫到：

國民黨政府黨、政、軍、警、憲、特各部于23日凌晨開始撤離，人山人海，道路擁擠不堪，各單位爭先恐后,無人指揮。軍隊紛紛從中山東路經中山門涌入湯山、句容一帶,朝京杭、蕪杭公路及浙贛線方向潰逃。下關車站和碼頭也擠滿了撤離和搬家的人群，街頭巷尾則充斥著散兵游勇,南京城處處呈現出兵荒馬亂、人奔車跑的混亂場面。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4月23日晚上，江對岸的解放軍35軍開始悄悄地渡江。35軍軍長叫吳化文，一個有著傳奇中國特色的職業軍人，他先后追隨過馮玉祥，追隨過國民政府時期的蔣介石，追隨過汪偽時期的汪精衛，抗戰勝利后，回歸國民政府，最后又臨陣起義，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時候，虎踞龍蟠的南京，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一座不設防的城市。

吳化文的35軍奮勇當先，拿下了占領南京的首功。一年前，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舉行總統就任儀式，國府路是何等的熱鬧。國民大會堂周圍彩旗飄揚，國大代表個個神氣活現，時過境遷，現在又是多么荒涼，多么蕭條。35軍士兵一路穿插，終于來到國府路附近，經過國民大會堂，沿著無聲無息的國府路，在黎明時分，在升起的霞光里，沖進了總統府。偌大的總統府門口，連個站崗衛兵都沒有，大院空空蕩蕩，遍地狼藉，到處散落著文件和紙片，一堆堆焚燒的灰燼，還在冒著青煙。

總統府門樓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扯下來扔掉，高高升起一面解放軍沖鋒時用的紅旗。

南京，作為中華民國首都的日子，宣告結束，新的歷史時期開始了。

《南京傳》至此，也應該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