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聞一多殉難處周圍三則

雷平陽

一從我住的小吉坡出發，走到西蒼坡上的聞一多殉難處，大約只要五分鐘。西倉坡也有一條小巷，連通翠湖北路和錢局街，而且在聞一多殉難處旁邊就有一所幼兒園，那小巷雖然冷僻，但在一定的時間段還是擠擁不堪的。冷清時，擠擁時，我都經常經過那兒，下面就說幾則見聞。

兒子童年時上的就是聞一多殉難處旁邊的那家幼兒園，即云南師范大學幼兒園。對西南聯大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抗戰結束后，西南聯大從昆明撤走，其核心區校園保留了下來，成為了云南師范大學前身昆明師范學院的校園。這幼兒園里的一間小平房，曾經是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時最后的寓所，他遭到暗殺，倒下去的地方，離其寓所只有十多步的距離。由此推斷，這幼兒園所在的地方也曾隸屬于西南聯大，是撤離后移交給云南師范大學的。云南師范大學多多少少有著西南聯大的血脈，其幼兒園、附小和附中自然也就不例外。兒子上幼兒園時只有兩歲半，第一次學會給先靈獻花，就是幼兒園的老師領著他和同學，在聞一多殉難處的石碑前獻了一捧金色的菊花。隨后，他們又由老師領著，走路去了兩公里外的云南師范大學內的西南聯大舊址，在多塊紀念碑和多座先靈墓碑前肅立，獻花，高聲喊出“剛毅堅卓”的校訓。記得那一天黃昏，兒子回到家中，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聞一多墓前有一把自由之劍，為什么要用鐵籠子罩著？那時候他已迷上了武器，見到劍就想伸手去抓，所以他的提問只是基于一個兒童對刀劍的向往。

那段時間，隔三岔五，我常去幼兒園接送兒子。西倉坡當時還沒有建起“聞一多先生文化墻”，小巷兩邊的墻壁上沒有聞一多先生的畫像、書法、詩文和印稿，清一色的古藤和三角梅，人行其間，有一絲涼意入體。送兒子到幼兒園，就站在聞一多殉難處標識碑下，看著他在園門口接受醫生量體溫，直到他招手說再見，自己也就轉身離開。去接兒子時，也是站在那碑下等著，等的時間自然比送的時間長，有時候就會觀察碑下的鮮花，有時是菊，有時是康乃馨，有時也會有紙花和塑料花。石碑旁的墻壁上嵌著另一塊石碑，碑文是某人用毛筆書寫的李清照的詩：“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痹娨馀c聞一多先生的生命歷程明顯不合拍，書法則更是毫無法度，低俗的張狂，形俗，骨更俗，不知道為什么會出現在這樣的地方。

有一天，去幼兒園接兒子的是兒子的外公，我在家里趕寫一個文稿。兒子到家，馬上就跑到書房里來，見了我，一下子就哭了。我還來不及問原因，他就抓住我的手，一定要我跟著他去幼兒園。前夜，幾個藝術家或說涂鴉愛好者，用紅油漆把刻有楚圖南先生法書“聞一多殉難處”的石碑涂成了紅色，涂完之后，還在石碑下留下了一堆煙頭和幾個空掉的啤酒瓶。在兒子的心中，聞一多顯然已經是一個大英雄，和所有的孩子乃至普通百姓一樣，他認為這種行為是對聞一多先生的侮辱。我和兒子站在用警戒線圍了起來的血紅的石碑前，也還有一些人站在那兒研究清洗方案。兒子的淚水還在流，我撫摸著他的大腦袋，一時卻不知說什么好。說是藝術家對聞一多先生的侮辱吧，似乎不準確，說是藝術家以政治波普的方式完成了一件自己的架下作品，這作品又讓人心里五味雜陳。所以，我只能對兒子說：“唉，也不知道是哪一個家伙干的，膽子也實在太大了！”之后，那一塊石碑的四周圍上了高高的鐵柵欄，石碑清洗之后，認真的看，紋路中仍然留有一絲絲淺紅。

二

錢局街臨近翠湖，是昆明 “翠湖文化圈”內一條相對時尚的小街，開著各種服飾店、工藝品店和餐飲店。在西倉坡小巷與錢局街交匯處，開著一家“食草堂”專賣店，后來改名為“錢糧道”，賣的均是皮草制品。四十歲左右時，我對皮草制品中的衣服、鞋子和包有著特別的愛好，每次過聞一多殉難處，來到錢局街上，一定會進這家店鋪，買或不買，都要逗留一陣子。老板是一個清瘦的外省中年男士，略有病倦之色的臉上泛著漠然與疏離的信息，靜悄悄的，仿佛對萬有之物永遠保持著退后一步相處的姿態。他不常在店上，店上永遠是走馬燈一樣換著的年輕女孩，或坐在收銀臺后面玩手機，或站在散發著濃烈的皮革氣息的店鋪門口，見到客人，就說：“最近有很多新品，每一件都是唯一的……”云云。

我與店老板是認識的，或說在很多年前的某個與藝術有關的集會上他認識了我。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有何出處，第一次打招呼沒問他姓名，第二次也沒問，第三、四、五次還沒問，之后就不便問了。說他認識我，是因為每次在店鋪遇上他，他都會談起從前與我過從甚密的一個畫家，問我與這個畫家最近有沒有聯系，這畫家在干什么之類的問題，而他明顯與這位畫家早就沒有往來了。他說的這位畫家我是在1990年代中期認識的，一個貴州人。某日，一個住在云南藝術學院旁邊麻園民租房里的畫家朋友給我打電話，讓晚上去他家里喝酒，說是粟憲庭來昆明了，毛旭輝、馬云等等一大撥云南畫界翹楚也會到場。當天晚上，剛好崔健到昆明搞演唱會，我已經買了票，便在電話里一再的拒絕，可這位朋友說，那就早點過去，中午就開喝，因為他也想聽崔健的演唱會。那場酒的確是中午就開喝，一伙穿著大皮鞋、留著長發、T恤上布滿油彩的人，席地而坐，邊喝酒，邊聽粟憲庭和毛旭輝諸公神聊。那伙人里，就有這位貴州畫家，在酒已經喝多，演唱會又快開始，我急著要趕去體育館時，他把他的自行車借給了我。那是一輛沒有剎車的載重自行車，我騎著它朝著體育館飛奔，在一排紅燈亮起時，我只能用鞋底去阻止快速轉動的車輪，結果人與車轟然倒在了大街上。我的左肩觸地，鎖骨嚴重骨裂，后來左手用綁帶吊了近半年時間，但那天晚上，我仍然右手抱著左手，在體育館跟著崔健聲嘶力竭地歌唱。深夜了，這才啞著嗓子，一身臭汗，前往一家醫院去治療。坐診的醫生是位年輕的女子，聽說我的情況后，問我：“誰是崔??？”然后，一直自言自語，說她遇上了一個瘋子。

這位畫家從此與我有了來往。他把打撈盤龍江里的垃圾這一行為作為藝術來做，每個星期六撐船出去，晚上就扛著大袋大袋的拉圾，跑到我居住的臨近盤龍江的居民樓下來翻撿、分類、登記，接受記者采訪……很快就成了昆明媒體上的 “環保英雄”。但這事并沒有像他所宣揚的那樣要“永遠做下去”，很快，他就消失了，去到一個僻遠的水庫，做他“更接近上帝的藝術”去了。再后來，他遁入了空門，住持東北某個遙遠的小廟，仍然堅持每年請人為他取幾桶滇池水寄去，蘸著滇池水，在宣紙上作畫。幾年前，此公回到一次昆明，一身袈裟，帶著四個徒弟到我的單位來找我，見到我，無語哽咽，我看見他的眼角上有淚水。之后，他又消失了，我們已經失去了聯系。

每次見到店鋪的老板，我都要將上述內容復述一遍。聽完，他就忘了，我又講，他又忘掉，每次講他都像第一次聽到那樣聽得津津有味。待我講完，他也總是每次都把我送至西倉坡小巷口，看著我過了聞一多殉難處，消失于小巷的一個轉角處。他的店鋪，距聞一多殉難處，大約只有一百五十米左右，估計他也經常路過那兒。

三

到了昆明，1960年代之后出生的詩人，至今沒有一個讓我帶著去過聞一多殉難處，去過的都是1959年以前出生的詩人或詩評家。而且，這些詩人或詩評家，幾乎人人都問過我一個相同的問題：這位女人，她為什么一定要在聞一多殉難的地方賣魚，而且非常主動地替人們將魚開膛破肚，弄得遍地都是鱗甲？

西倉坡的小巷，由東向西抵達錢局街，左轉，走二百米左右有一個農貿市場。據說市場里的攤位租金比較高，那些租不起攤位又必須依靠賣菜維持生計的人，只好在附近的街邊擺地攤子。他們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城郊的農民，也有的人是市場里有著攤位但故意裝成郊區的農民，兜售的菜品均說“是自己種的，不施化肥、農藥，自己吃不完，只好拿來換一點零花錢?！睉撜f，這些人遠比市場里的菜販子更需要幫助，盡管其言未必是真的，但他們的生意一點兒不好做，因為每時每刻都得提防城管隊員沖上來，一旦遇上這些惡煞神，不管你什么身世，這些菜品來自何處，一律會被收繳，讓你一臉惶然或呼天搶地地卡在街邊上。西倉坡小巷比較窄，通不了城管隊員開的汽車，所以他們也就不會光顧，就有一些菜農在巷子里出售菜品。那位賣魚的婦人只是其中的一個。

賣魚的婦人，大約有四十歲左右，頭發凌亂，臉色黝黑，握刀的雙手極其粗糙，藍色的衣服上一直沾著魚血和鱗甲。她說她的魚是水庫里捕上來的，但一般只有鯽魚一個品種，魚的個頭也幾乎一樣大。聞一多殉難處的西北邊，也就是幼兒園大門的左側，墻上是書法家喬明手書的《最后一課》條屏，墻體外建了座小亭子。我每次見到這賣魚的婦人，她都是在小亭子下的洼地處鋪一張塑料薄膜，倒上很少的水，任魚在上面活蹦亂跳。從巷子經過的人不多，但每次見，她那都沒有閑著，總有兩三個買魚的人站立著，看她蹲在地上用刀背往魚頭上一砸，刮鱗，剖腹，掏內臟，忙得不亦樂乎。以我的經驗，這個婦人在家里也肯定不善收拾，不說她的裝扮，單說那殺魚的場面，魚鱗和魚內臟，她總是隨手一扔，這兒一攤，那兒一堆，扔得遍地都是，有時她就蹲在它們中間，不僅衣服上有，鞋幫上，褲管上，甚至臉上，都沾了魚血或魚鱗。如果那《最后一課》的書法條屏離她近一些，也一定會噴上一些魚血的。

人們問我，她為什么總是在此，我有時會拿城管說事，有時也會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她是在給魚兒上最后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