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上的華麗轉身
——記陜西省外事辦退休外交官朱景琪

文/俞敏杰

當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之時，朱景琪在上海出生了。當三年自然災害就要過去之際，朱景琪在北京讀上了外貿學院（現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翻譯系的英語專業。當“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掀起之時，朱景琪被分配到位于陜西咸陽的建工部5局7公司。社會的斗轉星移讓一心想搞寫作、當翻譯的朱景琪的人生也顯得變幻莫測。

7公司是從哈爾濱遷來援建大西北的，大多都是豪爽俠義的東北人。干了一年電工之后，朱景琪有幸參加了公司舉辦的一個通訊員培訓班，因為采訪稿寫得不錯，便被選調到公司宣傳科。于是，宣傳干事朱景琪跟著只有一個兵的宣傳科長霍巖一干就是4年。在這幾年里，朱景琪入了黨、成了家，一切似乎順風順水，但已年屆而立的朱景琪的內心卻焦灼不安。雖然一有空閑他就翻翻英語書、看看單詞本，但他心中的“業”好像仍在萬里之外，“家”已經成了，可“業”在哪里，這是朱景琪當時想得最多的一個問題。

似乎是社會眷顧了朱景琪的焦灼不安和心急如焚，不久他就被調到位于西安的省建10公司，擔任宣傳干事、辦公室秘書，期間還當上了英語教員。那時建筑公司有援助非洲的任務，為了讓援非的中國工人能在工地上與非洲人用外語進行初步交流溝通，建工局援外處組建了英語和法語培訓班。培訓班的法語教師賀繼生是個消息靈通人士，他說陜西外辦是個不錯的去處。朱景琪想，我就是學外語的呀，1977年全國才恢復高考，現在外院的學生離畢業還早著呢，我為何不趁此機會去撞一撞陜西外辦的大門呢？

第一次轉身

1978年3月，35歲的朱景琪帶著一紙自薦信來到陜西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有資料顯示，1978年陜西接待外國游客1.15萬人，1979年增至2.5萬人，并且以每年約30%至50%的速度遞增。所以當朱景琪站在外辦搞人事工作的肖西生面前時，肖從辦公桌的抽屜里拿出一張寫有十幾個姓名的名單說：你看看，你的名字寫在第一個，你就是不找來，我們也可能去找你呢。經過政審、體檢和業務考核，朱景琪順利地成了外辦（當時和旅游局、兩個旅行社合署辦公，統稱外辦）正式在編的第77名工作人員（他的工作證為77號）。

外辦的領導認為朱景琪那一頁紙的自薦信寫得言簡意賅，有一定水平，所以對一心想當翻譯的朱景琪說：“先到宣傳處工作吧”。誰知這一“先”就是十來年。當時的外辦宣傳處是全省外宣工作的歸口部門，負責涉外事件處理、旅游開放點審批、接待外國記者、出版內刊《陜西外事》等項工作。這些繁重、復雜、敏感、突發、政策性強、涉及面廣的事務，讓只有五六個人的宣傳處恨不得人人變作三頭六臂。

那時全省的甲類開放地區只有西安市和咸陽市部分區域。然而對這些開放區域內重要參觀點的考察、建設、整改、督察等工作相當繁雜和忙碌。比如參觀點的廁所數量夠不夠，旱廁是否都改為水廁；比如飯館的服務應達到怎樣的標準與水平，醫院的服務要做到怎樣的規范和要求；比如博物館、文物點的領導和解說人員如何配備、在接待外賓的禮儀和解說詞的內容方面有無不妥之處等等。陜西省博物館、半坡博物館、臨潼重要景點的展品解說詞英譯以及西安旅游指南和多種紀錄片、幻燈片、畫冊的英譯都是朱景琪這一階段廢寢忘食工作的產物。

朱景琪覺得接待外國記者是一項艱巨而重要的工作。外國記者看什么都新鮮、見什么都想問，這對陪同人員的外語水平和政治敏感度、政策把握等方面都是很大考驗。一次，一輛旅游客車翻車，造成車上日本游客一人死亡、多人受傷，傷者經我方搶救脫險后準備用專機送回日本接受進一步治療。就在專機起飛前一天，朱景琪在辦公室接到一個女子自稱是從日本打來的國際長途電話：“我是某某報社的記者。聽說在西安3.16事件中受傷的日本人馬上要被送回日本，請告訴一下飛機的起飛和降落時間”。朱景琪馬上想到了有關權威部門所做的“一律不接受外國記者國際長途電話采訪”的規定，便說：“對不起，我們沒有義務告訴你飛機起飛的時間”。對方語氣略帶慍怒地堅持要求獲得有關信息，朱景琪耐心地說：“我們理解你們的心情，但是我們也得防備不測事件的發生，況且我怎么能夠確信你是記者呢？”對方馬上說：“你可以問日本大使館，是日本大使館讓我問你們的”。到此，朱景琪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堅定地告訴對方：“既然日本大使館了解你們的情況，那你最好去問日本大使館，他們對飛機何時降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日本大使館沒有告訴你有關信息，我也不可能告訴你，我們已經為在西安發生的這起事件很內疚了，我們現在必須保證日本客人的絕對安全”。當然，正常情況下，朱景琪與外國記者的合作協同是友好和諧且生動活潑的。他曾安排、陪同“美國之音”駐京辦事處主任賀樸勤進行采訪，全程為他做翻譯。那次采訪延續了十來天，賀樸勤采訪了西安幾乎所有他可以采訪的行業，包括工廠，醫院和學校等。他倆相互配合得很默契，相處也很融洽，每次該出發時，朱景琪就把電話打到賀樸勤房間說：“這是‘朱之音’（英語縮略為VOZ,和美國之音VOA僅一個字母之差），你可以下來，我們出發了?！辟R樸勤聽后哈哈大笑，很快下樓，愉快地開啟他一天的采訪。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推進，對外文化交流工作也日益繁多，朱景琪在被陜西人民出版社、陜西旅游出版社特邀為英文編輯的同時還被省旅游局特聘為導游考試第一個考官。在此期間，他為戶縣農民畫冊、石魯作品集、江文湛畫冊、王有政畫集、洛川民間美術、咸陽皮影、陜西風俗等準備走出去或想介紹給外國朋友的作品進行了英譯工作，還應邀為出版社、報社、雜志社翻譯了美國作家的小說《駐外間諜》（與周光熙合作）、《航空英雄之死》（節選）和一些兒童文學作品、科普作品，并審校漢譯英書稿300多萬字。

在朱景琪進入外辦的第4個年頭，剛好碰上了培養、任用“四化”干部的大環境，因為他的各項條件都與“四化”標準匹配，所以順利地當了宣傳處副處長，7年后又升任處長。

第二次轉身

雖然朱景琪在宣傳處時碰到別的處室忙不過來時也會受邀去客串一下口譯工作，但這種狀況與他心中的理想相去甚遠。為此，他向當時的外辦領導提出自己想出國進修外語。去國外進修是提高口譯水平的一個非常好的選擇，而當時尚無處級干部去國外進修當翻譯的先例。然而張開瑈主任、韓國勁副主任等領導經過慎重研究，頂著一些壓力，批準了朱景琪去美國進修一年，并要求他作為第一個處級干部出國進修，要聯系成一個陜西省的出國項目。

1990年8月，47歲的朱景琪被公派到楊伯翰大學夏威夷分校進修，主修語言和文學。在認真學習的同時，他還給學校提出了兩個建議：其一是文學課的教材中只選有西方國家以及日本、印度等國的文學作品，卻沒有選一篇中國文學作品，為此他給教文學課的老師KathleenWard副教授鄭重說明了中國文學史上的幾位著名作家，特別寫下中國四大名著的名字，希望她能編撰一本真正的世界文學教科書。其二是圖書館內報刊書籍和影像資料非常豐富，但卻沒有一份來自中國大陸的報紙。在他提出意見并多次和館領導交涉后不久，圖書館里便出現了一份《中國日報》）。朱景琪用自己的這兩個建議向夏威夷這朵漂浮在太平洋上的鮮花親切地道了聲“阿羅哈”（夏威夷特有的問候語，意為“愛”，也是夏威夷州的別名）。與此同時，經過他多次奔走，成功地聯系了陜西民俗畫赴夏威夷展出一個月。

朱景琪進修一年回國后，擔任了外辦禮賓處處長。1993年，剛知天命的他首次為外國元首做翻譯。當尼泊爾的比蘭德拉國王抵達西安的前一天晚上，朱景琪興奮、緊張得無法成眠，只好在午夜時分服了安眠藥，才勉強睡了5個小時。比蘭德拉國王曾8次訪華，但對西安似乎了解不多，他問白清才省長：“馬可·波羅到過這里嗎？絲綢之路經過這里嗎？”白省長告訴他，這里就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他贊嘆道：“那時候西方人就到這里來向你們學習了”，白省長馬上回答說：“都是互相學習的”。進入會見廳，朱景琪望著翻譯位子時還有點懼怕萬一翻不出來等等擔憂，但是一落座，馬上進入狀態，眼前除了兩個講話的人外，什么大臣、大使、局長等全都看不見了，而且越翻越順，越翻越流暢。48歲的國王沒有一點架子，他在西安不到兩天的時間里，曾3次幫朱景琪翻椅子（朱景琪的座位是小車中間可以折疊的翻椅），這讓朱景琪在受寵若驚的同時也大為感動。

1994年1月，朱景琪得心應手地擔當了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參觀訪問西安時的翻譯工作。剛上車，布什先生見到朱景琪因車內較熱而在費力地脫大衣，便伸手幫他去脫，這使他十分感動。從機場到賓館，從陜西歷史博物館到兵馬俑博物館，從日常翻譯到送行，朱景琪的翻譯工作都進行的很順利、很流暢。而且布什在給王雙錫副省長送簽名名片時也給朱景琪送了一張名片，并在名片背面寫了：“Thank you for the first classinterpreting??！”(感謝你做的一流的翻譯)。

有資料顯示，陜西從1979年至1996年底，共有65個國家的98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其中國家元首57位，政府首腦41位）率團來訪，總人數達6000余人。朱景琪擔任禮賓處長近8年，協助辦領導擬定到陜來訪的55批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等的接待計劃和具體操作，基本上每次都圓滿地完成了外交部、中聯部等單位下達的外事接待任務，得到了多方肯定與好評。1996年11月，德國總統羅曼·赫爾佐克訪問西安，臨時提出要參觀東新巷禮拜堂等處，朱景琪馬上和公安及民政廳等有關單位進行商討、落實、安排，滿足了貴賓的要求。當貴賓要離開西安前，總統辦公室的女主任當眾對朱景琪說：“我們在西安過得非常愉快，我要和你擁抱一下”。朱景琪在大感意外的情況下也當眾滿足了貴賓的要求，女主任又補充了一句：“我們還要來西安的”。在朱景琪退休后，后繼的德國總統果然來到了西安。

禮賓處的工作讓朱景琪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國賓和黨賓，這種特殊的經歷和稀缺的素材也讓他的寫作進入到一個新的高度和境界。他在中國的眾多報刊和美國華文報刊上發表了諸如《夏威夷風情》《布什的金婚禮物》《記一次要求特殊的外國國賓接待》《女總統古都行》《葡萄牙總統桑帕約印象》《克林頓總統訪陜機場協調工作瑣記》等近20萬字的報告文學和散文。

第三次轉身

2000年，外交部干部司派人來陜選拔外交官員。此時，擔任過3個業務處處長的朱景琪具有比較豐富的地方外事工作經驗，而且還有過在選拔外辦副主任的民意測驗中兩次榮獲高票的經歷，在外辦郝延政主任和有關同志一致推薦下，很順利地被外交部選調到中國駐加納使館擔任辦公室主任（一等秘書），妻子王淑芳也同時隨任。

朱景琪在大使館的工作任務比較龐雜，主要是協助館領導做華僑、華人事務，負責使館的大型活動，護照的簽證、認證，后勤雜務，接送國內來往的重要團組等。

朱景琪到加納后，以多年從事外事工作的經驗，察覺到必須主動地進入到繁重忙碌的工作狀態之中。有時在周末，大使和參贊帶著家人出去游玩，而朱景琪卻不得不仍然埋頭在主動制作《加納華僑、華人簡況》這項工作之中。首先是廣泛收集各種資料，內容涉及簡歷、職業、住址、聯系方法、信仰、對中國大使館的態度等，然后打印成冊且每年更新一次。有了這份簡況，大使館就能掌握在加華僑、華人的基本情況并有利于研判華僑、華人群體中的各種動向，也便于與他們隨時保持聯系和溝通，這項艱苦繁雜的工作完成后受到了外交部領事司的表揚。

通過與當地華人、華僑的廣泛聯絡，朱景琪也得到了他們的尊重和信賴，并就此獲得了許多重要信息。一次，朱景琪在與一位華僑交談時得知：加納某位有相當級別的官員第二天將飛往臺灣，商討臺灣在加納設立商務處的問題。朱景琪敏感地發現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第一時間向大使做了匯報，大使馬上動員加納上層的各種關系，采取緊急措施最終取消了這位官員的行程，避免了一次外交上的被動。

加納盛產黃金，黃金儲量約6萬噸，于是吸引了許多非法移民到此淘金。朱景琪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妥善處理非法移民事件，及時遣送他們以及被錯判的人員順利回國。當時，有一些中國的非法移民每人向蛇頭交納5萬美元，就能在加納中轉然后到達美國。如果他們在美國被發現，則會被遣送回加納，被關進監獄，然后加納的移民局就會給朱景琪打電話，請他前來進行處理。中國人對加納監獄里的飲食基本都不習慣，而且加納的公共衛生環境較差，瘧疾、霍亂非常普遍，所以朱景琪來到監獄后（有時還會帶幾盒中國人喜歡吃的盒飯），會以誠懇的關切鼓勵非法移民說實話，讓他們真實地說出他們在中國居住所在地的詳細地址和所在派出所的名稱，并讓他們的家人把8萬元兌換成美元匯到中國外交部，外交部收到這筆匯款會及時聯系中國駐加納使館，并由使館負責購買他們的回國機票和生活費用。朱景琪告訴他們：自己真實地訴說和家人迅速的行動是他們能否盡快走出加納監獄的關鍵。當然，關在加納監獄里的還有一些是受了冤枉的中國人。一次，幾位新疆游客因為同機有幾個中國非法移民而被加方誤認為也是非法移民。朱景琪到監獄后，對這幾位新疆游客進行了詳細的詢問并認真審查了他們的證件，然后向加方移民局官員進行了細致的解釋說明，澄清了他們的身份，并親自將他們送往機場。中國僑民如果不幸死在加納，也得朱景琪出面加以處理。有個來此淘金的湖北人因患瘧疾沒有得到及時治療而去世，大使館與其家人聯系后，其家人不相信他是病死的，朱景琪只好聯系加方對死者進行了尸體解剖，拿到了因病而死的確切證據，但是他的家人卻不愿意前來加納處理后事，請求大使館代為處理。朱景琪為了對死去同胞及其家人負責，親自到荒山野嶺中位于半山腰的停尸房里驗證死者。那天到停尸房時已是夜晚10點左右了，朱景琪不顧奔波了一天的勞累，在加納照看尸體人員的協助下，耐心地給尸體拍了幾張照，獲得了一手資料，后來還聯系了火化事宜，親眼看著尸體被大塊的圓木圍在焚尸亭里，等安頓好這一切后才離開，最后還將那些照片和裝著骨灰的骨灰盒送到快遞公司寄回中國。

朱景琪在加納工作的兩年里也四度罹患瘧疾，尤其是第4次病況非常兇險，醫生的用藥過度還讓他得了腎積水，幸好又請了當地的肖大夫及夫人的及時診治，并有他的妻子王淑芳在身邊耐心寬慰、精心照料，才使他得以戰勝了病魔。

2004年6月，經陜西省委組織部批準，朱景琪以享受副廳級工資和醫療待遇而退休。

當記者最后和他探討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時，朱景琪感慨萬千地說：我本布衣，我的人生命運與改革開放息息相關。因為改革開放，我得以實現了搞寫作、當翻譯的人生夢想；因為改革開放，我得以與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有了交集；因為改革開放，我得以從一個地方上的外事工作人員成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