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東南亞國家軟實力建設的拓展空間

黃 宏

從近年來東南亞各國的民意調查來看，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的軟實力建設情況仍不容樂觀。本文分別從“官方”和“民間”兩個層面的建設路徑分析中國在東南亞軟實力建設情況，提出在民間層面發揮個人對個人傳播的優勢能夠補充官方層面軟實力建設的不足，為進一步拓展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的軟實力建設空間提供助力。

在中國軍事和經濟實力迅速提升的背景下，軟實力不僅可以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國家利益在國際政治環境中的實現，也可以消解中國國家實力迅速提升給其他國家帶來的不確定性。從為創造中國在東南亞更好的國際區域發展環境和保障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長遠利益的現實角度出發，現階段中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建設拓展空間值得深入探討。本文以“官方”和“民間”兩個層面的視角探討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的軟實力建設空間。

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的軟實力建設現狀

經貿關系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最大亮點。2010年啟動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為覆蓋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并且貿易額僅次于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2016年，中國—東盟全年貿易額達到4522億美元。目前，中國仍是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也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中國—東盟經濟貿易的快速增長加強了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相互依賴，為發展穩定互利的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系奠定了堅實基礎?？梢姀妱诺慕洕l展需求仍然是驅動雙邊關系的主要發動機，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擴大已成無法忽視的事實。

一個國家民眾對于另一個國家影響力的民意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指標。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調查了主要東南亞國家民眾對中國在東亞各國或整個區域內的影響力的持積極態度的比率，本文對比了第三波和第四波調查數據（第三波和第四波調查的調查時間間隔大概為4年，具體年份在2010—2015年），發現在東南亞國家中：緬甸民眾對于中國影響力在緬甸和所在地區持積極態度的比率最低，分別為31%和28%；菲律賓民眾的這一比率從82%和73%（第三波）下降到63%和44%（第四波）；新加坡民眾的這一比率則從81%（第三波）下降到76%（第四波）?？梢?，在大概四年的時間間隔中，盡管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增長迅速，但部分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國家“軟實力”認可度呈下降趨勢。這表明在東南亞國家民眾中，影響中國國家形象和中國軟實力建設的因素多樣且復雜。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的調查研究報告指出，盡管中國已經是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但除馬來西亞外，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三個東南亞國家大部分的民眾認為所在國家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關系更重要。其中，菲律賓73%的民眾認為與美國的經濟關系更重要，而認為與中國經濟關系更重要的只有7%。越南民眾中認為與美國的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比率為69%，而選擇中國的比率為18%。針對中美兩個大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調查報告指出：菲律賓和越南有71%比率的民眾認為美國在東南亞地區部署更多的軍事力量有助于地區和平。對于所在國與中國的關系，74%的越南民眾，41%的菲律賓民眾和38%的印尼民眾認為與中國在領土爭端上保持強硬姿態比與中國保持更強勁的經貿關系更重要。東南亞各國綜合民意對中國態度持積極態度的比率：印尼為18%，馬來西亞為23%，菲律賓為14%，越南為4%。

以上對東南亞國家民意調查分析的結果表明：第一，經濟和貿易關系的升溫并不一定帶來東南亞國家的民眾對中國軟實力的認可（或者說并不一定提升了在東南亞國家民眾心目中的中國國家形象）。中國經濟影響力在東南亞地區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沒有作為軟實力資源轉化為軟實力。第二，中國必須要面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價值觀仍占據東南亞國家的主流傳播空間的客觀現實。第三，東南亞國家的民眾還是對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和在東南亞區域內扮演的角色和行為有一定的疑慮和不理解。

官方層面的軟實力建設空間

本文中的官方層面特指在國家政府主導下進行的中國軟實力建設行為，外交政策和公共外交是官方層面國家軟實力建設的直接體現。

中國的外交思維已經逐步意識到建設軟實力對于營造和平、良好的國際外交環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東南亞國家擔心中國因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崛起而變得盛氣凌人，特別是在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始終繞不過的南海領土爭端問題上，東南亞國家希望中國以和平、平等、互利的姿態與所有南海領土爭端各方進行積極的磋商，中國也以積極的外交策略回應這種“要求”來消除東盟國家的疑慮。

20世紀80年代，為緩解南海的緊張局勢，中國政府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倡議，展現出與東南亞國家積極合作的姿態。2002年11月4日，中國與東盟各國外長及外長代表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簡稱《宣言》）?！缎浴反_認中國與東盟致力于加強睦鄰互信伙伴關系，共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為了《宣言》的推進和落實，2017年8月6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中國—東盟外長會議正式通過了“南海行為準則”框架。這標志著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推動南海局勢緩和、促進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大步。從《宣言》到“南海行為準則”框架的通過，是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給東南亞國家展現軟實力的過程，也是進一步強化相互依存的國際關系的積極實踐。中國軟實力建設在官方外交政策層面深入拓展且取得了一系列建設性突破成果。

除了外交政策展現外交智慧，官方層面的軟實力建設還主要通過公共外交和對外宣傳等消除東南亞各國的“不安全感”，正面宣傳和平崛起的中國。一系列由官方主導的人文交流活動如中國—東盟文化交流年、海洋合作年、教育交流年、旅游年接連舉辦，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新機制建立，給已有的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雙邊關系注入更多活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年來與東南亞國家在媒體文化合作交流上有許多嘗試。比如中國的電視劇和綜藝娛樂節目等文化產品開始進入東南亞國家，部分中國優秀文化產品在東南亞引起了較大反響，對中國當代文化價值觀的傳播和影響力起到了積極作用。從官方近年來對東南亞國家開展的有針對性的人文交流活動可以看出：中國正有意識地拓展官方層面軟實力建設空間的更多可能性。同時，當前中國對外人文交流活動基本上由中國官方層面的單方面展示為主，這樣的模式往往能夠獲得官方較大的資金和渠道上的支持，但由于是單向展示而不是雙向互動交流，其效果一直無法深入民間層面（莊禮偉：《中國式“人文交流”能否有效實現“民心相通”》，載《東南亞研究》，2017年第6期，第71頁）。

國家對外宣傳的內涵包括幾個特征：單向性、選擇性、影響性和目的性。這些特征使得中國的對外宣傳在現代西方國家的文化觀念中被認為是國家機器對政權和人民的控制手段（韓方明：《公共外交概論（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頁）。中國的公共外交和對外宣傳空間也因此在東南亞國家受到擠壓，甚至被解讀為中國要挑戰現有的東南亞國家主流文化價值觀體系的表現。同時，東南亞各國在經歷國家政治權力民主化和分散化過程。東南亞國家的中產階級要求得到更多的權力，原來由少數政治精英控制的政府權力逐步向人民分散轉移（曹云華：《論當前東南亞局勢》，載《東南亞研究》，2017第2期，第12-13頁）。市民社會因此在東南亞各國得到了較大發展?，F代化民主進程導致一些東南亞國家的政權更迭頻繁，民眾對于政府的信任逐漸減弱，甚至與政府對立。這些因素都使得東南亞國家民眾意識上對于官方層面（政府）的不信任和相對獨立性增強。然而，國家的公共外交行為往往是通過官方與官方的對接合作完成，東南亞國家民眾對于國家和政府的不信任與對立導致中國公共外交行為的效果很有可能大打折扣。由此可見，東南亞國家國內的社會與政治大環境使得許多官方層面軟實力建設只能停留在官方與官方層面，無法進一步傳播影響到民間層面。

民間層面的軟實力建設空間

造成中國在東南亞所表現出的軟實力建設效果欠佳的重要原因，除了來自于自身和東南亞國家社會環境的局限，還與民間層面軟實力建設沒有很好地對官方層面進行補充有關。民間層面的軟實力建設特指非官方主導下進行的民眾之間的互動交流行為促進國家整體軟實力提升。

顧國平認為：“官方軟實力外交最終需要落實對他國民眾的影響才能成功，而充分發展民間往來和交流正是對他國民眾產生直接影響的最有效的形式，這不僅有利于覆蓋政府外交所不能觸及的領域，而且還能通過直接的接觸增強東南亞民眾對中國的了解和好感?！保檱剑骸丁爸袊泴嵙ν{論”的缺陷——以東南亞為例》，載《東南亞研究》，2013第4期，第38-39頁）從直接影響東南亞民眾民意的角度思考，民間（層面）交流的形式特別是個人與個人交流將是拓展軟實力建設空間的突破口。信息的跨文化傳播面對的是信息的接收者由于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等與信息來源不同而對信息的解讀不同（孫春英：《跨文化傳播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頁）。比如前文提到的中國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一些東南亞國家媒體和政治精英則把這一類信息解讀為中國利用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企圖控制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避免這類對中國相關信息的“誤讀”，正是尋求中國軟實力建設拓展空間的關鍵。近年來，移動互聯網元素加入跨文化傳播發展，“自媒體”相關技術的成熟和普及使得跨文化傳播有了“個人化”轉向：個人成為了信息的制造者、傳播者和接收者，而不再是簡單的信息從制造者到接收者的單向傳播。個人與個人（people to people）的傳播方式在跨文化傳播中有其獨特的優勢：它能在信息傳遞過程中降低國家意識形態色彩，給信息的接收者以直觀、公正的個人感受，人與人直接的交流在情感與語境的層面上更易被理解與認同。因此個人化的傳播能夠彌補以官方媒體為主要的信息制造者和傳播者所造成的傳播面不廣、傳播效率不高和傳播手段處于弱勢等問題。

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個人在沒有官方主導的情況下自發地利用傳播工具，如互聯網、社交網站、社交軟件等在虛擬空間中快速傳播信息，接收信息的個人可以自發地將接收信息進行再次傳播。原有的信息在被多次傳播的同時，可能會經過傳播者的“再加工”：來自于一種文化的信息在跨文化傳播到另一種文化主導的社會中，信息可能會在被加工后獲得更有利于在新的文化環境下傳播的特質，比如將信息從信息制造者使用的語言翻譯成接收者所使用的語言，以便于信息接收者更準確方便地接收信息所傳達的內容。在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媒體的時代，傳播行為的個人化轉向提升了傳播的影響力（宋全成：《論自媒體的特征、挑戰及其綜合管制問題》，載《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第115頁）。通過數字虛擬空間傳播的信息還因為信息接收者有不接收信息的權利，減少了信息接收者對于信息本身的排斥，使得信息傳播效率大大增加。

莊禮偉認為這種類型的民間層面互動（主要由信息而獲得的感知），能夠經由全球化信息媒介將國人的日常精神風貌、國家日常的社會風貌以間接或直接的方式形成民間互動。由此，他認為所謂“民間外交”是一種偏向于個人層面的場景：在國內的日常生活場景中（如不懈推動個人和社會的文明化、美好化)。這樣的交往互動根植于民間層面，也因此能夠更深入地在廣泛的民間層面產生影響力。從這一場景出發，中國的普通民眾通過自發地在互聯網上直接交流溝通的方式將中國當下個人和社會的文明和美好向國際社會傳播。在傳播過程中應該避免帶有極端民族主義、文化沙文主義的信息，做到不夸大中國的實力和貶低其他國家，從而減少與其他國家民眾間的隔閡，以平等的姿態最大程度地融入國際社會，在國際社會中逐步建立起中國個人和社會文明、美好的形象。

結 語

本文從官方和民間兩個層面的視角探討中國近年來在東南亞軟實力建設情況。盡管中國官方層面的軟實力建設取得了顯著效果，但從東南亞國家的民意調查來看，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在民間層面仍然對中國影響力的不理解、不確定和偏見，影響了中國在東南亞國家軟實力建設空間的進一步拓展。從實踐經驗來看，中國軟實力建設在官方層面遇到的瓶頸和限制應從民間層面尋求補充。在繼續發揮外交政策和公共外交的作用，深化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全面發展的同時，通過個人化的傳播途徑將中國個人和社會的文明、美好場景展現給其他國家的民眾，個人對個人的虛擬空間信息傳播應成為中國在民間層面軟實力建設的可拓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