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余華

2010年5月，我參加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節期間，去了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紀念館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筑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殺害了600多萬猶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證實身份的有400多萬，還有100多萬死難者沒有被確認。在一個巨大的圓錐狀建筑的墻上貼滿了死難者的遺像，令人震撼。死難兒童紀念館也是圓形建筑，里面的墻是由死難兒童的照片交替出現組成的，里面的光也是由這些交替出現的照片帶來的，一個沉痛的母親的聲音周而復始地呼喚著100多萬個死難兒童的名字。

紀念館還有一處國際義人區，這是為了紀念那些在大屠殺期間援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展示的國際義人有兩萬多名，一些人的話被刻在柱子上和墻上，有些已是名言。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話被刻在那里，一個波蘭人說出了一句讓我難忘的話。這是一個沒有什么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色列建國后，這個波蘭人作為英雄被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為什么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p>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边@句話說明了一切，我們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學和藝術里尋找到成千上萬個例子來解釋這句話。無論這些例子是優美的還是粗俗的；是友善和親切的，還是罵人的臟話或嘲諷的笑話；是頌揚人的美德，還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肆虐之時，人性的光芒總會脫穎而出，雖然有時看上去是微弱的，實質卻無比強大。

我在耶路撒冷期間，陪同我的一個以色列朋友給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營里的幸存者，被關進集中營的時候叔叔還是個孩子，他的父親和他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他從未說起在集中營里的經歷，這是很多集中營幸存者的共同選擇，他們不愿意說，是因為他們無法面對那段痛苦的回憶。當他老了，身患絕癥時，他的兒子（一個紀錄片導演）鼓勵他把那段經歷說出來，他同意了。面對鏡頭，他老淚縱橫地講了起來，現場攝制的人哭成一片。他說有一天，幾個納粹軍官讓集中營里的猶太人排成長隊，然后玩起了游戲，一個拿著手槍的納粹軍官讓另一個隨便說出一個數字，那個人說了一個“七”。拿手槍的納粹軍官就從第一個猶太人數，數到七時舉起手槍對準第七個人的額頭扣動扳機。當拿手槍的納粹軍官逐漸接近他的時候，他的父親悄悄與他換了位置，然后他才意識到自己剛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個納粹軍官數著數字走過來，對準他父親的額頭開了槍。父親倒下，死在他的面前，那時他還不到10歲。

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知道人是什么。他在《雕刻時光》里談到“影像思考”時，講述了曾經聽來的兩個真實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一群叛軍在執刑的隊伍面前等待槍決，他們在醫院墻外的洼坑之間等待，時間正好是秋天。他們被命令脫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著滿是破洞的襪子，在泥坑之間走了好長一段時間，只為尋找一片干凈的地方來放置他幾分鐘之后就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p>

這個令人心酸的故事意味深長，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一個告別生命的儀式，也可以理解為這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是存在的延續。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來理解最后時刻的這個行為，如果是在平常，外套和靴子對這個士兵來說就是外套和靴子，但在行將被槍決之時，外套和靴子的意義不言而喻。這個士兵在尋找一片凈土放置它們時已經沒有對死亡的恐懼了，他只想把外套和靴子安頓好，這是他無聲無字的遺囑。

塔可夫斯基講述的第二個故事是：“一個人被電車碾過，軋斷了一條腿，他被扶到路旁房子的外面靠墻而坐，在眾人的注視下，他坐在那兒等待救護車到來。突然間，他再也忍不住了，從口袋里取出一條手帕，把它蓋在被軋斷的腿上?！?/p>

塔可夫斯基講述這兩個故事是為了強調藝術影像應該“忠實于角色和情境，而非一味追求影像的表面詮釋”。這第二個故事讓我腦海里出現了西班牙作家哈維爾·馬里亞斯的《如此蒼白的心》的開頭部分，這是近年來我讀到的小說里最讓我吃驚的開頭，馬里亞斯也是一個知道人是什么的作家?！度绱松n白的心》是一部杰作，它是這樣開始的：“我雖然無意探究事實，卻還是知道了，兩個女孩中的一人——其實她已經不再是所謂的女孩了——蜜月旅行回家之后沒多久，便走進浴室，面對鏡子，敞開襯衫，脫下胸罩，拿她父親的手槍指著自己的心臟。事發當時，女孩的父親正和部分家人及3位客人在餐廳里用餐。女孩離開飯桌約5分鐘后，浴室傳來了巨響?！瘪R里亞斯小說的第一部分用了滿滿5頁不分段落的篇幅，精準描寫了在場的所有人對女孩突然自殺的反應。尤其是女孩的父親，他和其余人跑到浴室時嘴里還含著一塊沒有吞咽下去的肉，手里還拿著餐巾?？吹教稍谘蠢锏呐畠簳r，他呆滯不動，“直到察覺有胸罩丟在浴缸里，才松手把這塊還攥在手里或是已經落到手邊的餐巾覆蓋在胸罩上面。他的嘴唇也沾上了血跡，仿佛目睹私密內衣遠比看到那具躺臥著的半裸軀體更讓他羞愧”。

同樣是遮蓋，呈現出來的卻是敞開。我的意思是說，這兩個遮蓋的舉動向我們敞開了一條通往最遠最深的人性之路，而且是那么的直接有力。不同的是，塔可夫斯基講述了影像中羞愧的力量，馬里亞斯描寫了敘述里驚恐的力量。設想一下，如果那個等待救護車的人沒有用手帕蓋在被軋斷的腿上，而是用手指著斷腿以博取路人同情，那么這個故事的講述者就不會是塔可夫斯基；如果那個父親不是把餐巾覆蓋在胸罩上面，而是試圖蓋住女兒半裸的軀體，那么這個細節的描寫者也不會是馬里亞斯。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1986年去世的俄羅斯導演，他留給我們的電影經久不衰；哈維爾·馬里亞斯是1951年出生的西班牙作家，至今仍在生機勃勃地寫作。作為導演，塔可夫斯基講述這個故事的目的是為了闡明什么是真正的藝術影像，即構思和形式的有機結合；作為作家，馬里亞斯描寫出來的這個細節呈現的是文學無與倫比的魅力，即文學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現真實的魅力。

（李金鋒摘自譯林出版社《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一書，〔以色列〕Noma Bar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