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消費異質性和消費潛力釋放

周星 范樂樂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消費異質性;消費需求不足;消費潛力釋放

本文受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馬克思主義消費心理學理論研究創新團隊（20720181104）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8年10月25日

一、引言

當前，我國經濟告別了兩位數的高增長時代，隨后進入“三期疊加”的重要時期，即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此背景下，為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要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將消費需求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然而，從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的大幅下降可以看出，我國的消費需求仍然不足，疲軟趨勢明顯。事實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始終動力不足，導致了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抬頭。與此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也步入了全面加速的新階段，預計到2050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將會呈現出倒金字塔形，人口紅利逐漸消退，“未富先老”的問題將更為突出。特別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日益嚴重，區域間、城鄉間以及不同年齡居民之間的消費結構不平衡將會愈發突出，消費水平差異也更加明顯，消費異質性會愈發顯著，進而抑制了消費潛力的釋放，這給尚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施加了極大的壓力。而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所引致的“銀發經濟”將為老年產業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進而帶來新的消費增長點。那么，“新常態”下，人口老齡化趨勢將會給我國的消費帶來何種影響？其影響機理如何？應如何進行因勢利導，主動作為，積極利用人口老齡化倒逼機制趨利避害，最大限度地激發消費潛力？為此，本文基于異質性消費理論，剖析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居民消費的異質性影響，以此挖掘人口老齡化引發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差異化誘因，從而為當前政策的制定、實施提供建議和參考，這對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優化消費結構，釋放消費潛力具有重要意義。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評述

美國經濟學家莫迪利安尼與布倫貝格于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理論，首次涉及到了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二者關系的探討，并將人口年齡結構作為內生變量納入消費模型中。該理論模型假定消費者均為理性人，他們總是試圖在不同年齡階段中將預期總收入在儲蓄和消費之間進行最優分配，使其在整個生命周期中，收入與消費相等，從而最大化其一生所獲得的效用。具體而言，當個體處于少年或老年時期，他們的消費一般會大于收入;而中年時期，收入則會大于消費，此時就需要將多余的錢用于償還以往的債務或儲蓄起來養老。因此，當一國的勞動人口占比提高時，居民消費率會相應下降;反之，若少年和老齡人口的占比增加時，則消費也會隨之提高。在此之后，這一研究課題備受政府和學界的關注，國內外學者從理論假說到實證研究均展開了較為廣泛的探討。雖然不同學者所構建的具體消費函數模型以及所采用的計量方法有所不同，所得結論也不盡相同，但是人口年齡結構對于居民消費的作用已經得到廣泛共識。

然而，生命周期假說這一經典消費行為理論主要是基于消費同質性的假設，僅考慮了現期及預期收入，忽略不確定性因素，認為消費只受生命周期內可支配資源稟賦總量的影響，消費者不會對臨時性消費沖擊做出反應，即邊際消費傾向為零，而這與經驗數據不符。為了消除基于消費行為的理論預測和實證結果之間存在的不一致，學者們所構建的消費函數模型就必須引入異質性消費者，區別于同質性消費者，他們無法實現跨期最優決策，對于臨時性收入沖擊表現出顯著的邊際消費傾向。因此，消費函數理論的分析框架也從同質性模型逐漸向異質性進行過渡。譬如，學者將經典消費理論與預期結合產生了理性預期模型，以霍爾（1978）的隨機游走假說、弗萊文（1981）的過度敏感性假說以及坎貝爾和迪頓（1989）的過度平滑性假說為主要代表。之后，風險偏好和稟賦跨期調配的交易成本也被引入消費者行為理論中，形成了預防性儲蓄模型和流動性約束模型，這在某種程度上引入了消費的異質性。但是，由于這兩類模型無法產生足夠的異質性消費者，因此在解釋居民消費異質性行為特征方面仍然不足。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細化，學者們在消費異質性理論方面取得了一些開創性的進展，譬如Kaplan & Violante（2014）、Huntley & Michelangeli（2014）所提出的雙資產生命周期模型為消費異質性分析提供了一個能夠有效解釋實證觀測結果、相對完善的分析框架。相比之下，國內關于異質性消費者的研究仍然較少，且主要從流動性約束、消費者短視性等方向出發，從宏觀層面上分析我國居民的消費行為特征以及實際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的因素。遺憾的是，目前關于人口老齡化是如何引致消費異質性的產生，其內在機理尚不明晰。特別地，我國正處于人口老齡化加劇和新常態轉型期的雙重背景下，消費也呈現出了有別于西方發達國家或我國以往發展階段新的特征，如消費的多層次性、個性化、多樣性、異質性等。因此，探討新常態下我國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異質性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而異質性消費的理論則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視角。下文從異質性消費行為的視角出發，分析我國老齡人口的消費異質性特征，探討人口老齡化引致我國居民消費異質性產生的機理，進而厘清我國內需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三、人口老齡化、消費異質性與消費需求不足

由于老年群體在生理需求、消費心理以及消費觀念等方面與其他年齡階段的消費者存在較大的差距，使其消費行為也呈現出異質性：首先，生理需求方面。老年人由于新陳代謝減慢和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對食品消費需求相對較少，但體能的下降使得其醫療保健、旅游休閑娛樂、智能家居、健康服務等依賴性需求有所上升;其次，消費心理方面，大部分老年人通常持有懷舊的情懷以及沿襲舊俗的習慣，他們對新事物的吸收和接納速度都較為緩慢，因此消費也比較保守和固化。但隨著老年群體消費觀念與消費意識的不斷增強，他們也將更加注重追求生活品質;最后，消費觀念方面，中國居民“為了下一代，自己無所謂”的傳統家庭觀念，使得老年人非?？粗刈优蟠南M，家庭資源也更多地從“尊老”向“愛幼”讓步，此外，老年人深受“為下一代留些什么”的觀念影響，因此也會提高儲蓄，降低自身的消費傾向。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遷除了會直接作用于消費需求引致消費異質性之外，還會間接影響消費行為的異質性。首先，人口老齡化會通過強化預防性儲蓄動機和流動性約束，改變資源的跨期配置，進而提高消費的異質性。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少兒撫養比的下降以及老年撫養比的上升，進而會擴大整個經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會進一步強化消費者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和流動性約束。尤其是我國現行的老年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必然使得居民在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民生問題上需要承擔大部分成本，并且消費成本仍在不斷地上升，更可能導致居民的預防性儲蓄以及流動性約束的強化，進而提高了消費異質性;其次，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會提高區域間、城鄉間的消費異質性。無論在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費觀念還是消費市場的發展程度，東部較發達地區較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城市與農村之間均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再加上現存的制度性歧視，譬如現存的城市戶籍管理在住房、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對外來人口的歧視，進而引致流動人口邊際消費傾向的降低，居民總消費需求不足。并且，伴隨著大批青壯年勞動人口涌進城鎮，“城鄉倒置”的人口老齡化格局凸顯，導致農村地區老齡化程度將更為嚴重，而這會進一步激化城鄉二元結構的對立。因此，人口結構的老化將可能進一步放大我國區域間、城鄉間的消費異質性。

由于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兼具基數龐大、發展迅速、未富先老以及高齡人口占比不斷上升等獨特性，因此老齡人口的異質性消費行為會對我國的消費需求產生很大影響。從消費水平來看，一方面相比于勞動年齡人口，老年群體沒有過多額外收入，但預期的醫療保健費用會增加，以及深受為了下一代的利他主義傳統家庭觀念的影響等，都會促使老年群體會縮減消費支出，從而導致了較低的消費水平，這是引起我國消費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齡化發展迅速，使得我國老年群體的消費市場潛藏著巨大的消費潛力，至少在市場規模上如此。從消費結構來看，它與人口年齡結構二者之間也存在著某種穩健的關聯，一方面我國銀發市場還欠發達，目前的老年產業發展尚不完善，供求匹配錯位的現象嚴重，老年人的消費領域仍然過于狹窄，這也是造成我國內需不足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老年人對旅游休閑娛樂、智能家居、健康服務等方面的需求，易于催生新的消費增長點?？梢?，人口老齡化有助于推動消費結構的升級，為改善消費相對不足的問題提供了有利的契機。

四、消費潛力釋放與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對于尚處轉型期的經濟是個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它所引致的“銀發經濟”也將帶來新的消費增長點，有助于消費結構的升級。那么，我們應該如何進行因勢利導，主動作為，積極利用老齡化倒逼機制趨利避害，最大限度地激發消費潛力？對此，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要逐步健全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在內的老年社會保障制度，為“銀發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要大力推進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逐步擴大保障制度的覆蓋面，建立基本養老金調節機制，持續提高保障水平;另一方面要不斷完善我國社保體系、醫保體系，要積極完善老年人的衛生醫療政策，為老年人提供高效、快捷便利的就醫渠道，降低老齡人口的就醫門檻，從根源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點和痛點，降低“因病致貧”等類似情形發生的概率，推動消費預期改善，弱化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和流動性約束，進而降低消費行為的異質性，以期提高老年群體的增強消費信心、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

其次，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圍繞著老齡人口的異質性需求，引導和規范老年產業發展，積極發展“銀發經濟”，促進需求側和供給側之間的高效耦合與精準對接，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動態匹配，推動消費結構轉型升級。譬如，開發針對老年人諸如健康養生、休閑旅游等服務產品;以PPP模式建立健全社區、居家的養老設施，并對其實行適老化改造;提高對老年產業智能化科技的研發與支持力度;鼓勵、引導并規范包括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在內的金融機構推出專門針對老齡人口的理財產品，推動老年群體由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享受型消費轉變，促進新的消費格局形成和完善，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向消費驅動轉變。

再次，把握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化發展與變革的契機，建立和完善“互聯網+”領域技術創新平臺，促進互聯網和老年產業的深度融合創新。鼓勵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術在老年產業率先進行應用，持續推出綠色的、智能的消費新產品，孵化形成體驗經濟、共享經濟等消費新理念、新模式，深度挖掘并釋放出老齡人口潛在的消費能量。特別值得探討的是，要全力促進互聯網在益民服務等民生領域的深度融合，大力推廣在線醫療衛生等新模式，不斷推動智慧養老產業的健康發展，持續探索新型老年教育服務的有效供給方式。我們要善于運用互聯網思維，主動創新服務模式，整合服務資源，完善信息發布制度，并不斷拓寬服務渠道，以促進老年人生活方式的智能化、服務化、綠色化、便捷化，最大限度釋放消費潛力，打造經濟增長新引擎。

最后，不斷完善生育政策，妥善處理好年齡結構老化與人口增長的問題。要實現人口長期均衡優質發展，應始終堅持人口政策的總體穩定、漸進微調和逐步完善，將人口自然增長率穩定在一個合理水平上。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如果生育率仍處低位，可以適時研究出臺放開三胎政策，以期減緩人口老齡化速度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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