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的3張存照及其生命的最后3年

1896，上海，“竹林七賢”合影

1896年9月25日下午，位于上海外灘附近的光繪樓照相館迎來了7位客人。他們中的三位身著馬褂，三位身著長衫，還有一位客人，則與幾位寬袍大袖的同伴不甚相同。他內著箭袖對襟開衫，外披一件白色大氅，神采俊逸、氣宇軒昂。

這張照片（見下圖）中的最右者就是時年31歲的譚嗣同。他單膝著地，雙手合十，神情肅穆沉靜。與他一同合影的，前排左起為時任《時務報》主筆的梁啟超、士人胡惟志、佛學家吳嘉瑞，后排左起為時任《時務報》經理的汪康年、兩廣總督李瀚章之婿孫寶瑄、“浙東三杰”之一維新思想家宋恕。

這幾位雅集于此的士人學者，皆為譚嗣同交往甚深之師友。在他們中間，有政治家、思想家、出版家、史學家，有文學家、教育家、政論家、佛學家。他們與譚嗣同的交往，成為晚清江南地區維新士人群體交游的一種縮影。

合影拍完后，孫寶瑄在相片后題寫了一則偈語：“眾影本非真，顧鏡莫狂走。他年法界人，當日竹林友?！辈⑶?，他在《忘山廬日記》中記述了當天的情形：“詣譚復生，與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復生七人同映一像?；蝓米?，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兩足而坐，狀類不一?！?/p>

之后，譚嗣同又與吳嘉瑞、宋恕一同前往傅蘭雅開設在上海的格致書室購書，宋恕在其日記中亦記載其事：“十九日，瀏（瀏即譚嗣同）約照相光繪樓，共七人。復與瀏、吳至格致書室買書?！?/p>

拍照此年，正是譚嗣同剛至南京擔任江蘇候補知府一職之時。在任上，他對南京陳腐的官場十分厭棄，卻對相去不遠的上海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上海，是當時“衰老”的大清帝國里最“年輕”的城市，也是西學傳播的源頭和“賽先生”上岸的地方，幾乎所有沖撞舊秩序的知識和觀念，都從這里傳入、散播和發展壯大。

這張合影，即是譚嗣同與上海維新報刊《時務報》諸人交游之印證。沖印之后，吳嘉瑞從上海將照片帶至南京轉交譚嗣同。譚嗣同十分喜愛，專程寫信要求光繪樓照相館將底片留好，以便于他“隨時曬印”。他還開玩笑道，倘若有一天此照流落塵寰，不知其中姓名的“考據家”或許會將其稱之為“大魏龍門摩崖碑”。

隨后，他將照片沖印多張隨信贈予親友。其中就有瀏陽人劉善涵在收到照片后，題寫了一則《題譚壯飛太守小像》：“圖中左肩偏袒、右膝著地，手合十而氣沉肅者，其我壯飛尊者乎？”目前流傳最為廣泛的譚嗣同雙手合十像，即為此照中所截取。譚嗣同曾將自己的部分單獨沖印并在旁簽名以貽他人。

值得探究的是，《金剛經》中有言：“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鄙钪O佛學的譚嗣同正是沿用了“偏袒右肩”這一姿勢。然而，不知出于何種原因，他的兩位好友孫寶瑄與劉善涵卻不約而同地誤述成了“偏袒左臂”，個中緣由雖不得而知，但卻頗富意趣，值得方家指鑒。

幾位晚清士人合影的光繪樓照相館開業于1890年，位于上海曾經的四馬路。剛開業時，《申報》還曾刊登過其廣告：“房宇寬敞，鋪置雅麗，所照人物、山水、房屋、內外，均有專鏡。且用藥料、裱紙均系西國極品，而金水、銀水尤為加重，故能耐久不退，與眾不同?！边@家照相館生意興隆，不少名士高官都曾在此留影。從譚嗣同這張合影的清晰度上不難看出，光繪樓照相館在當時的照相水準，是相當之高的。

1897，南京，武士裝像合影

與前一張相比，譚嗣同的“武士裝像”亦流傳甚廣，人教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上所選用的正是此張。然而關于此照的前因后果一直鮮為人知，也未曾有人考證。

1897年5月，剛寫完《仁學》的譚嗣同還在江蘇候補知府任上，當時，他的侄子譚傳煒（仲兄譚嗣襄之子）隨宦在旁。譚嗣同膝下無子，但素來對兄長子侄疼愛有加，當時南京并無良師可以為譚傳煒擔任教書先生，苦無良策的譚嗣同只得臨時讓同鄉好友劉善涵、黃穎初先后教授。然而這并非長久之計，經人推薦，他了解到家鄉瀏陽的邱惟毅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是月月初，譚嗣同寫信寄往家鄉，希望邱能來南京。

不出幾日，邱惟毅如期而至。當時的譚嗣同住在南京東城墻之內的東關頭街巷內，這里緊鄰秦淮河桃葉渡碼頭，靜謐秀美。秦淮河至此原有一座“利涉橋”，后被拆除，著名的二我軒照相館就在此地?！岸臆帯笔且患依献痔栒障囵^，創建于清光緒年間，總部在杭州，在南京亦有分店，是杭州最早使用“電光照”技術的照相館，專門從事黑白人像拍攝與人物寫生繪畫。

初見不遠萬里、跋山涉水從故鄉而來的教書先生邱惟毅，譚嗣同欣然邀請其與小侄傳煒一同來到家門口的二我軒照相館拍照合影。在當時，這是一件非?！把髿狻钡氖虑?，邱惟毅并沒有經歷過。

大約在1897年的初夏，譚嗣同、邱惟毅以及剛滿9歲的譚傳煒拍下了這張珍貴的合影（見上圖），算作他們師徒與家長關系的正式確立。照片正中央的，正是時年32歲的譚嗣同。他外穿月白色大氅，內著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劍眉星目，氣宇軒昂?？克覀茸谝巫由蠎驯б槐鷮殑Φ暮⒆?，正是譚傳煒。而站在他左側身材頎長、手執洞簫，神情動作卻并不太自然的那位，則是邱惟毅。

此后，譚嗣同又將此照沖印多份，簽名題字，贈予師友。他后來所執教的時務學堂中，有一位名為鄭晟禮的學生十分有心地將此照留存下來，并在譚嗣同殉難后，將其贈予了譚傳煒之子譚恒銳。于是，筆耕不輟、專擅譚研的譚恒銳在其所著的《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中記載了這件事的一些細節：“越年公居金陵，又有一照片，公中立外著長衫，內著武士裝，左方立者為邱菊圃先生，手執洞簫，右方雙手捧劍者為先父也，時方九齡。此像乃鄭世伯（晟禮）見貽，鄭為時務學堂學生。時余旅居首都，特將公照映出，分贈親友，今人間流傳武士裝像，即此照也（像后有‘金陵利涉橋二我軒’戳記）?！?/p>

除去上述合影之外，在譚恒銳的記載中，還存在一張譚嗣同少年時期的照片。彼時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官至甘肅布政使，駐地天水市，其軍隊駐扎在定西市。譚嗣同于甘肅隨宦，時常至安定軍中歷練。他曾于此拍攝過一張立于旌旗之下的照片，惜已遺失。據曾經親眼見過的譚恒銳回憶：“余曾見一模糊相片，旌旗行行，百余健兒羅立，公立其中。先祖母言，此乃公少年照片，無法復照。十九年兵燹后，不知浮沉何處?！?/p>

1898，長沙，時務學堂教習合影

1897年10月末，由于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已是33歲的譚嗣同再也不愿在昏聵腐敗的官場浪費生命，該年臘月，他毅然辭官回鄉，投身維新運動之中。這張合影正是拍攝于他歸鄉之后第二年的早春三月。

在長沙時務學堂的籌備時期，譚嗣同發揮了許多不可或缺的作用。他為學堂籌措資金、購置儀器，聘請梁啟超、李維格為教習，又出資為時務學堂購買數百張圖紙，并代為訂購幾何模型。

1897年11月29日，時務學堂正式開學。熊希齡任學堂總提調，譚嗣同任學監，梁啟超任中文總教習，譚嗣同又與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楊毓麟擔任中文分教習。李維格擔任西文總教習，王史、許應垣為西文分教習。

執教之時，譚嗣同向學生闡發了不少民權民主思想，學生深受啟迪，小小的學堂里埋下了不少革命的火種。然而，岳麓書院學生賓鳳陽在無意中拿到了時務學堂學生的札記，并交予山長王先謙過目。王先謙看后大為震驚，他認為這些激烈的言辭中存在著傾覆清王朝的思想傾向。于是，他聯合了十余鄉紳，擬定了一份名為《湘紳公呈》的上書，呈請陳寶箴解散時務學堂，并辭退該校教習。新舊之爭已是勢同水火，一觸即發。

在這種于新政、新學不利的情況下，譚嗣同深夜造訪時任《湘學報》主筆的好友唐才常，請他入時務學堂執教，以聲援勢單力孤的梁啟超。唐才常欣然同意，并在不久后就被添聘為中文分教習。

然而就在這時，梁啟超卻病來如山倒，不得不離湘治療。在梁啟超走后，譚嗣同與其他教習合拍了這張珍貴的照片（見左下圖）。照片中從左往右依次為：葉覺邁、譚嗣同、王史、歐榘甲、熊希齡、韓文舉、唐才常、李維格。這就是為何時務學堂教習合影中有唐才常而無梁啟超的原因。

并且，此照還有效印證了一個事實，即譚嗣同是否在時務學堂親自任教之爭議。不難看出，照片中人員皆為學堂教習或高層管理人員，如不在學堂任教似不能參拍此照。另外，在1981年第一期《湖南歷史資料》中還收錄了譚嗣同寫給學生林圭的札記批語：“侃侃而談，深中時弊?！逼ゅa瑞的《師伏堂日記》中還有關于譚嗣同為學生出考題、定名次等記載。由此可見，譚嗣同親自執教時務學堂，應為確鑿。

在這張合影拍攝的兩個多月之后，譚嗣同即北上參與新政，變法失敗后因不愿出走，于1898年9月28日遭清政府殺害，“時務學堂教習合影”就這樣成了他人生當中的最后一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