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業救國：一代企業家為何夢難圓

1912年，孫中山還沒來得及充分運用中華民國實業部為民國經濟好好規劃，就被迫辭去了臨時大總統職務，但當時，他仍未放棄為民族復興而進行各種努力：“在我們面前，尚有大量的工作必須完成，使中國能以強國的身份與列強并駕齊驅?！笔チ苏紊系暮诵闹?，他很快便致力于“民生主義”實業救國事業，并開始了“以實業與商務重建我們的國家”的全國巡回演講。孫中山的實業目標是這樣的：工廠遍地、機器轟鳴、工人忙碌、高樓林立、火車輪船穿梭于原野江海。

事實上，作為一種思想傾向的“實業救國”，最早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時期。愛國思想家魏源憤然而起，編撰了《海國圖志》，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強調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以抵御外辱。此后，在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上半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它始終作為一種社會思潮而存在，是民族資產階級一些代表人物所宣揚的、以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即實業）作為救國救民主要途徑的一種思想，在中國近現代眾多的社會改革方案中占據著重要地位。

隨著歷史車輪的前進，這一思潮逐漸消退。然而，企業家們的行為沒有停止，尤其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這更加刺激了企業家們的愛國雄心，他們試圖通過竭力發展經濟，為國家提供有力的后備支撐，對抗列強的經濟侵略。孫中山的實業救國夢是當時諸多實業家奮起救國的一個縮影?！皩崢I救國”這四個大字早已深深鐫刻在中國近現代史碑上，影響深遠。

周學熙：官辦實業成敗不由人

1900年，20世紀伊始，全世界都對這一年充滿期待。然而，對中國而言，這一年不僅沒有新氣象，反而留下了許多尷尬與恥辱。

這一年的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義和團運動，一是八國聯軍侵華。

1911年前，清朝共興建鐵路9400多公里，其中大部分為清末10年所建。這部分鐵路中，雖然有些為外國獨資興建，但自建鐵路也多達4000多公里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國內最大的煤礦河北開平煤礦，直接就被礦務督辦張翼盜賣給了英國商人。消息傳出后，舉國憤怒，當時擔任礦務總辦的周學熙（1866—1947）因送母入川不在現場。聽聞這一消息之后,他異常憤慨，匆匆趕回開平。

顧不上旅途勞頓,一進開平，周學熙便直奔礦務督辦府。早就料到周學熙來意的張翼給出的理由竟是：怕煤礦給外國人占了，才被迫簽了這個“中外合辦”的合同。何其荒唐！周學熙拒不在合約上簽字，并決然辭去了總辦職位，次年被候補分發山東。

后世，罕有人知曉周學熙，即使被提及，或許也是因為一則戲劇“八卦”——曹禺創作的四幕話劇《雷雨》故事地點發生在天津，主人公是個大實業家，名叫周樸園，而其居所就叫“周公館”，因此很多人猜測《雷雨》講的就是周學熙家族的故事。

然而，出身官宦之家的周學熙，16歲考中秀才，28歲中舉。雖是典型封建官僚出身，卻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近現代北方著名的實業巨子，他眼看國不富強，民不富裕，甚至還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備受西方列強凌辱，最終決定放棄舉業投身實業救國隊列。1906年，跟隨袁世凱（袁和周學熙父親周馥在李鴻章手下共事時關系不錯，后來又結成了親家，再加上周的個人能力突出，所以周在袁手下一直被重用）到了天津的周學熙，督辦了天津官銀號，將營業范圍擴大至民間，再加上當時造幣廠生產已步入正軌，慎重考慮后，他認為興辦實業條件已經成熟，于是決定趁著全國大興鐵路的機會，辦一個中國人自己的水泥廠，至1906年7月，水泥廠得以建成。

周學熙對開平煤礦被英商侵占一事一直耿耿于懷，收回唐山細棉土廠（即周學熙所辦水泥廠的前身，1900年曾被英商連同開平煤礦一同侵占。經過一再交涉，周學熙以7.4萬元低價贖回，更名為“啟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后，周學熙于是年冬天向袁世凱建議，“以灤制開”，即在開平礦附近，再辦一個比開平規模大的灤州煤礦，將開平礦區圍住，然后通過競爭壓垮開平，使其就范，最終達到收回的目的。

周學熙

這個想法得到了袁世凱的大力支持。1907年，灤州煤礦有限公司成立，周學熙出任總經理，以50萬兩官銀啟動，另募200萬兩商股，明確表示“招股權限為華商，概不搭入洋股”。英商從一開始就動用各種關系對灤州煤礦進行打壓，甚至虧本賣煤打價格戰。周學熙向洋行借款維持生產運營，又遭到開平公司的暗中阻撓，最后不得不發行了150萬兩的債券。

然而，就在1911年10月，武昌爆發了辛亥革命，朝廷岌岌可危，北方港口各國軍艦拉響警笛，仿佛又在重現11年前“庚子國變”的兇險景象。灤州公司的股東們滿心恐懼著是否會再次出現當年被洋人槍桿子奪走煤礦的悲劇，匆匆同意再議合并。11月，開平、灤州達成“合辦條件協議十款”，同意合并成中英開灤礦務有限公司，股權對等平分，利潤則由開平得六成，灤州得四成，管理權由英方把持。

開灤合并事件再次以最直接而殘酷的方式證明了那個道理——國不強，則商不立。此后30多年，開灤煤礦始終被英資公司控制，一直到1948年年底才由國家收回。

這與周學熙的開辦初衷完全背道而馳。周學熙對開灤合并的結局無比失望，他拒絕出任新公司的督辦。在日記中，他寫道：“吾拂虎須，冒萬難，創辦灤礦，幾瀕絕境，始意謂，將以灤收開，今僅成聯合營業之局，非吾愿也?！彼€在家中寫了一副對聯：“孤忠惟有天知我，萬事當思后視今?！?/p>

不過，這一時期，周學熙利用袁氏背景還是創辦了眾多實業。1912年，袁世凱出任民國大總統，國庫空空如也，周學熙受邀出任財政總長。但后來袁世凱稱帝未遂，身死北京。周學熙失了靠山，以往優惠一一失去，許多實業更是成了軍閥們的爭奪對象。

周學熙也知道，借助官方力量做生意難以長久，所以他在20世紀初籌辦青島華新紗廠時，是自己家族人投的錢，但因為沒有官方扶持，前前后后拖了好幾年，又遭到日商惡意競爭，建成后沒幾年就開始虧損。到1924年為止，周學熙共創辦了大大小小十余家企業，之后陸續辭去各公司職務，1931年后，基本從實業界退出，以讀書、念佛自遣，1947年在北平去世。

關于退出實業界的原因，1925年，周學熙曾在日記里寫道：“今歲年近六十，精力就衰，時事又多變幻，卒非老朽所能周旋，毅然辭去各大公司職務?！狈N種無奈，不得而知。

張謇：從“學而優則仕”到抱憾離世的實業家

辛亥革命爆發的那一天，與周學熙并稱為“南張北周”的實業家張謇（1853—1926）恰好在革命發生地武昌。

當時，正逢張謇的企業擴張之際。1911年10月4日，為了慶祝大維紗廠正式開工，張謇到了武昌。紗廠的事忙完之后，他于10月10日過江到漢口等船，晚飯后上船東去。就是此時，他在船上看到了長江對岸燃起的熊熊大火，《嗇翁自訂年譜》中對此的記載為：“舟行二十余里，猶見火光熊熊上燭天也?！?/p>

不過，當時張謇并不知道，那就是后來被載入史冊的武昌起義的火光。幾個小時之后，他在安慶下船（應時任安徽巡撫朱家寶邀請，到安慶來商談興修淮河水利）。然而，由于武昌事起，此時的安慶新軍也在醞釀著起義，安徽巡撫根本無暇顧及淮河水利的事了。因此，張謇未作停留，便上船趕往南京。

這時的張謇仍然希望兵亂可以迅速得到平息，他還沒有放棄“和平改良可以改變大清國運”的祈愿。然而，后來的歷史走勢卻讓他不得不放下對立憲的空想，甚至于放下對大清的滿腔熱血，帶著“實業救國”的夢想走上革命的道路。

作為晚清著名的“狀元實業家”，早期的張謇和傳統的士大夫一樣，也是以“學而優則仕”為主導觀念的。他是江蘇海門人，5歲入私塾讀書，接受的便是“讀書—出仕—報效國家”思想。同治七年（1868）進入科場考試，第二年中秀才，受開封知府孫云錦和淮軍將領吳長慶賞識，先后被招致入幕。后又得光緒帝老師翁同龢的青睞，1894年甲午恩科殿試中狀元。早年的幕客生涯，使他目睹了官場的各種黑暗與衰敗。中了狀元的當日，他在日記里寫的卻是：“棲門海鳥，本無鐘鼓之心；伏櫪轅駒，久倦風塵之想?！北硎咀约簠⒓訒?，只是為了不違父命。

張謇

早在1886年，張謇就產生了“中國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思想，甲午戰爭中中國戰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更是給了他強烈的刺激，張謇對清政府允許日本在內地設廠深為憂慮，認為“一旦盡撤藩籬，喧賓奪主；西洋各國，援例盡沾”，其后患必然是“以我剝膚之痛，益彼富強之資；逐漸吞噬，計日可待”。因此他主張：勸工惠商、振興實業；如此“不僅為御侮計，而御侮自在其中矣”。這是張謇實業救國思想的明確表達。

張謇是如何徹底走上“辦實業”道路的？起初，他參加過戊戌變法，但戊戌政變擊碎了他變法圖強的愿望，使他深感在官場上難有作為，遂借回籍丁憂，去國還鄉，創建大生紗廠，走上實業救國之路。義和團運動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和預備立憲，再次燃起了張謇對民主政治的渴望，他以極大的熱情，積極投入到清末憲政活動。他歡喜于清政府的每一個改革，但清廷借立憲加強皇族集權的做法，卻一次又一次使張謇大為失望。深重的民族危機迫使張謇不得不思考如何改變現實，挽救危機。

確切來說，張謇的實業生涯是從1899年創辦南通大生紗廠開始的?！按笊眱勺殖鲎浴疤斓刂蟮略簧?，寄托了他“沒有飯吃的人，要他有飯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夠逐漸提高”的美好愿望。這是他在南通建立起來的綜合工業中的第一個企業。除此還包括：1901年建立的面粉廠，1902年和1903年辦的輪船公司，1903年建的榨油廠和酒廠，1905年建的繅絲廠和機器廠。這些實業的創辦，在一定的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對華的囂張氣焰，鼓舞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做實業的過程中，張謇愈發認識到經濟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也意味著第一代企業家們不僅要革新經濟，革新社會，也要參與革新政治。而成功實業家的身份，也讓他在國家大動蕩的時刻，有了更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于是，在1911年南北和談促成共和的關鍵時期，張謇投身其中，成為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之一。

到一戰前夕，張謇已興辦各類企業二三十個，形成了一個以輕紡工業為核心的在東南沿海地區獨占鰲頭的新興民族資本集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帝國主義國家忙于打仗，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的民族工商業的發展進入黃金時期，張謇的事業也在這時達到了頂峰，他成了東南實業界的巨人。他的地方發展模式深深影響了不少有理想的實業家，如榮德生在無錫、盧作孚在重慶北碚發展的實業。

不幸的是，這個時代充滿血雨腥風。1922年后，張謇的事業從輝煌的頂峰猛然跌入黑暗的谷底。他大力擴展一系列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等地方事業，而其經費來源仍是大生紗廠，使得經濟包袱越來越重。但更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對東北的入侵使得通海關莊布（由南通生產的一種專銷東北市場的傳統土布）銷路大減，關莊布所受威脅越來越大。日本在東北口岸進口棉布的價值指數上升，而關莊布輸往東北的數量則大幅度下降。關莊布被擠出東北市場后，直接導致了大生系統各紗廠的虧損：當年，大生一廠虧損39萬余兩，二廠虧損31萬兩，張謇的商業帝國從此走向衰落。這也是同一時期許多實業家的共同命運。

一位日本學者曾將張謇與“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榮一進行過比較。他認為，澀澤榮一在日本近代化事業中能夠較順利地取得成就，而張謇則在推進中國近代化事業中困難重重，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日、中兩國近代企業的“經營風土”不同。澀澤榮一可經常得到政府的幫助，反觀張謇卻很難從政府得到保護和幫助。

張謇的一生，從傳統士大夫最終轉向堅定的“實業救國”，雖然最終抱憾離世：“謇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時代……”但“實業救國”論卻是由他而開啟的第一個高潮。胡適這樣評價張謇：張季直（張謇，字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

榮氏兄弟：只想老老實實辦實業

1917年，雄心勃勃的榮宗敬（1873—1938）和兄弟榮德生（1875—1952）籌劃在無錫茂新面粉廠附近建造紡織廠，突然聽說日本人經營的上海恒昌源紗廠要盤讓出售。榮宗敬興奮了，買下現成紗廠，時間成本將大大降低。榮氏兄弟倆趕到上海，以40萬元買下恒昌源，經過改造后更名為申新二廠，于1919年3月正式投產。

榮氏家族素來因經營錢莊而致富，這兩兄弟亦不例外，很早便投身于（廣生）錢莊經營。到了20世紀初，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極大一部分民生物資被西洋人所控制，如果能由國人自己設廠生產，不但能供應民間所需，更能促進民生工業發展。榮氏兄弟就是因此邁出了自己的步伐。

面粉業是榮氏兄弟最先進入的實業領域。20世紀初，他們目睹免稅的外國面粉大量進口，銷路甚暢，十分擔憂：長此以往，國內資本外流嚴重，市場極易為外國資本把控。于是，幾經籌謀，在1900年10月，他們以6000元錢莊贏利作資本，與人合伙創辦了第一個面粉廠——保興面粉廠（后改名茂新面粉廠）。

面粉這種食品，在當時還屬于一種新產品，一度傳出“粉廠的大煙囪是用童男童女祭造，才豎起來的”“保興面粉有毒，某地某家姑娘吃了已中毒身亡……”種種謠言令保興面粉廠瀕臨破產，幸好后來榮氏兄弟以高薪聘來營銷高手王禹卿，為工廠打開了銷路。

1908年，榮家面臨了一次巨大的經濟危機：一方面國內麥收不佳，而美國面粉傾銷，麥貴粉賤，茂新連續3年巨額虧損；另一方面榮宗敬因卷入投機風潮，虧本5萬兩，牽動了整個錢莊資本。

擺在榮氏兄弟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求助朋友，但這條路很難，債主紛至沓來，往來行莊都不信任他們；二是將錢莊歇業，集中力量辦工廠。兄弟倆最終商定：保茂新、振新，放棄廣生錢莊。此后，他們發憤用力，一心只想老老實實辦實業。棄車保帥的選擇對于榮氏兄弟來說是痛苦的，廣生錢莊畢竟由其父一手創辦，是他們創業的起點。

后來直到1910年，因為茂新機器新、面粉品質好，榮氏兄弟的營業才終于出現轉機，中國人自己的面粉市場逐漸穩住。

當時，榮氏兄弟創辦的茂新面粉廠起步后，又與人合資在無錫創辦了振新紗廠，經過十幾個風雨春秋，兩廠規模日漸擴大，生產設備逐步更新，產品質量不斷提高，并成就了風靡中國面粉市場近半個世紀的“兵船”名牌，由此終于在實業界站穩腳跟。

就在這時，迎來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環境。榮氏兄弟抓住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把創業的基地由無錫轉向上海。1913年，福新面粉廠辦起來了；后來又陸續創辦了數家紗廠，形成了一個大的體系。

1929年，發源于美國的經濟大恐慌席卷東西方各國，中國也不免受到牽累；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崛起的日本，從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對中國的侵略步步緊逼，日商一方面收購中國中小型紗廠，同時在中國領土上大舉設廠，華商紗廠受其壓制，瀕臨全業崩潰的邊緣。

企業遭遇的財務困局能夠解決，卻無法躲過日本軍隊發動的侵略戰爭。榮氏兄弟的申新各廠屢遭日機轟炸，生產完全停頓。在轟炸之后，日本人仍不死心，居然還派出浪人到現場將殘存的百余臺精紡機統統搗毀，并將存廠的機物料和成品洗劫一空。

“兵船”牌面粉

1938年1月4日晚，無奈于家國危機的榮宗敬對他一手營造的家園做了最后的巡禮，1月6日他輾轉到達香港，心情仍不平靜。他痛感國土淪亡，事業毀損，家人離散，悲憤抑郁，加上水土不服，最終引至病發。1938年2月10日，在香港溘然長逝。

而在此之前，為保存榮氏基業，榮德生已受命轉移，得以保全。到上海解放前夕，對國民黨徹底失望的榮德生不愿與國民黨出逃，全力阻止遷廠逃資，使企業的絕大部分機器設備得以完好保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留下了一筆寶貴財富。

范旭東：“股東以享有中國國籍者為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一個名叫范旭東（1883—1945）的中國青年輾轉奔走在英、法等歐洲國家，希望考察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堿企業，學習工業制堿法。然而，在號稱“世界堿王”的英國卜內門公司，廠家負責接待的人知道他來自中國后，竟然將他領進鍋爐房，說：“你們中國人看不懂蘇維爾制堿工藝流程，只配參觀我們的鍋爐房!”范旭東由此憤然離開英國，發誓要創建中國自己的制堿工廠。

4年后，早已壟斷中國純堿市場的英國卜內門公司的首腦到中國與剛誕生不久的永利堿廠的創辦人進行會談，企圖通過“合作方式”將剛剛崛起的對手消滅于無形，但最終被永利堿廠以“股東以享有中國國籍者為限”為由而拒絕合作。

這家工廠的創辦人就是范旭東。光緒九年（1883），范旭東出生于湖南湘陰縣，在兄長范源濂幫助下，范旭東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東渡日本留學，在留學期間，他將原名源讓改名銳，字旭東，以表自強奮進的愛國之志。1905年，他考入崗山第六高等學堂，想“習兵救國”，為此找校長商議。校長不以為然，說“俟君學成，中國早亡矣！”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他。1908年，他進入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院主修應用化學。雖然對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行為十分痛恨，但他對日本民族那種奮發圖強的精神也有很深的感受。他認為，中國只有效法日本，改革政治，發展實業，才有出路。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后，他毅然回國，準備一展“工業救國”的宏圖大志。

但革命后的政治狀況仍然讓他失望，在北洋政府北京鑄幣廠負責化驗分析不到兩個月，他就不滿官場的腐敗，毅然辭職。

1915年，范旭東與人共同招股5萬元，以抵制洋鹽走私、增加國家稅收為由，獲得政府許可，在天津塘沽創辦久大精鹽公司。

雖然久大公司為范旭東帶來滾滾財富，但制鹽畢竟只是一種簡單的提煉工藝，并沒有高附加值。長蘆鹽區是中國最為著名的產鹽區之一，在明清時期曾經誕生了無數的鹽商巨富，但壟斷式的綱鹽制度并沒有培育出一個真正的企業家，本國新興的肥皂、紙張、玻璃、印染、食品等工業所需的純堿均由外國高價采購而來。范旭東在鹽灘上發誓：“為了這件事，雖粉身碎骨，我也要硬干出來!”

缺乏成熟的技術支持，要實現工業化生產本身就是一種冒險。范旭東雖然說服了董事會，但是他深知技術自強必有賴于杰出人才。就是在這段時間，范旭東找到了日后與他共同推進中國化工事業的杰出科學家——侯德榜（福建閩侯人，早年考入清華大學留學預備學堂高等科，后留美，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

1924年8月，永利依靠自己的技術生產出第一批產品，但質量低劣，完全不能上市。一時之間，股東們怨聲載道，要求以外國工程師取代侯德榜。范旭東不為所動，他說：“我搞不成堿，寧可去自殺?！弊罱K力排眾議，繼續支持侯德榜從事研究。終于在1926年，他們生產出了第一批合格純堿。

英國卜內門公司吞并之計未成，轉而又采取減價競銷的辦法，企圖將剛剛恢復元氣的永利堿廠壓垮。對此，范旭東一面穩步提高產品質量，一面降價應戰，還與日本三井公司達成代銷協議，將產品遠銷日本，使戰火延伸到卜內門公司的固有勢力范圍，迫使其放棄在華競銷策略。

1945年10月4日，當范旭東準備派員分赴久大、永利等廠接收原有財產之時，急性肝炎將他擊倒，這位一生心系民族實業的企業家抱憾離世。

盧作孚：棄教育，開實業

范旭東的實業路是這一時期許多實業家懷抱救國夢的縮影。同一時期，還有很多這樣的實業家。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談到中國民族工業發展過程時曾說，有4個實業界人士不能忘記：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紡織工業的張謇、搞化學工業的范旭東和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

出生于四川合川縣北門外楊柳街的一戶貧苦人家的盧作孚（1893—1952），從小好學。1914年，前往上海結識了黃炎培。在黃影響下，盧作孚認為要使中國富強，政治改革并不可行，必須從發展教育開始，所謂“推廣教育，以開民智”。但經歷了兩次失敗，盧作孚也感到“紛亂的政治不足憑依”。

于是，他的救國理想逐漸轉向了實業。1925年，32歲的盧作孚在家鄉合川籌辦民生公司，開始了實業報國的征途。在此之前，他的理想是“教育報國”，他當過中學老師，還干過瀘州永寧公署教育科長，積極開展深入民眾的通俗教育活動。但在軍閥混戰的年代里，盧作孚感覺自己教育救國的理想完全沒有用武之地。

從小小的“民生號”開始，幾年內，盧作孚就完成了長江上游的航運界整合。到1937年全面抗戰前夕，民生公司已經擁有46艘輪船，總噸位達18718噸，職工3991人，資產1215萬元，接下了長江上游70%的航運業務，是中國當時最大的民族航運企業。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平津陷落、淞滬敗退，首都南京慘遭淪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身處大后方的民生公司積極參戰，護送大量川軍至抗戰一線。四川軍閥劉湘率麾下川軍子弟出川時，乘坐的就是民生公司的輪船。

然而，中國軍隊節節敗退，重鎮武漢很快失守。從長三角一帶轉運至武漢的大量設備、物資以及人員很快就撤到了三峽一線——宜昌。

與此同時，日軍步步逼近，中國軍隊且戰且退，日本人的飛機已經在不停地轟炸宜昌。此時，宜昌江邊9萬多噸的物資和大量人員幾乎是國家避免亡國命運的希望所在。

更為可怕的是，40天后，長江就將面臨枯水期，物資無法通過輪船運送到大后方。當時，盧作孚的民生公司是最重要的運送力量，宜昌上游的三峽，既是阻攔日軍沿江上侵的天然屏障，卻也是宜昌大撤退的最大阻礙，而且，只能白天運送，夜間裝卸。

對此，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紀回憶：“長江航線，從宜昌到重慶，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兩天，費時太長，必須采取盡量縮短航程的辦法，以爭取多運物資。于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裝卸的笨重設備，由宜昌直接運到重慶外，次要的、較輕的設備，則縮短一半航程，只運到萬縣即卸下，交由其他輪船轉運。這樣就節省了一半的時間。更輕、更不關緊要的器材，再縮短一半航程，只運到奉節、巫山或巴東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轉運。還有的甚至運進三峽即卸下，讓輪船當天即開回宜昌。這樣，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裝滿物資的輪船從宜昌開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樣數量的空船開回宜昌來，充分地利用了難得的40天中水位時間，最大限度地增加了運輸能力，使成千上萬噸至關緊要的軍工和民用工廠設備，從宜昌搶運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p>

雖然盧作孚及其民生公司犧牲慘重，僅人員犧牲就達117人，傷殘76人，低成本的運作更是讓企業難以為繼。但最終，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成就了教育家晏陽初所評實業界創造的中國“敦刻爾克”，為中華民族保留了長期抗戰的火種。

1940年3月，前方軍糧告急，后方糧食市場告急。在糧食問題已經對整個抗戰進程構成威脅而又經三個月不得解決的關鍵時刻，1940年7月，在未解除盧作孚交通部次長職務的前提下，國民政府緊急任命盧作孚出任全國糧食管理局長。這是盧作孚在宜昌大撤退之后的又一次臨危受命。盧作孚每天日夜奮戰，制定運輸方案，動員大量人力，幾個月內，充足的糧食已經集中在一些公家的糧倉，這才解除了危機。

民生輪，1926年上海訂造的民生公司第一艘輪船

1943年7月6日，馮玉祥在給盧作孚的信中稱他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

“實業救國”從興起到消亡，再到后續影響，恰是中國民族危機最為深重的一百年，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抗日戰爭結束，人們試圖挽救中華民族命運的各種努力應運而生，清末民初以來的那一批企業家用自身的經濟手段直接參與了這一歷史的演變進程。然而時代賦予中華民族的使命并沒有在這一時期完成。直到1949年國民黨離開大陸之時，中國只有汽車使用和修理業、沒有系統成熟的汽車制造業，只有來源于援助的飛機、卻沒有自己獨立自主制造的飛機，許多工廠、礦井、鐵路、航運、水利設施和民生企業均遭破壞，中華大地上滿目瘡痍，一代實業家的救國實踐最終在歷史煙云里無奈消散。但是從周學熙等為代表的一批人的期冀保護大清帝國，到張謇為代表的一批人的逐漸覺醒、繼而奮起加入革命道路，再到榮氏兄弟、范旭東、盧作孚等人以實業抗戰，奮起救國，盡管“實業救國”思潮已經消散，但要用一己之力為國家為民族的富強自立而奮戰的實業精神卻早已深入這一代企業家的靈魂與血液，他們在不同的領域，為同一個“為中華復興”的夢想而崛起。雖夢未圓，但魂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