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信息可視化設計的先驅,法國工程師查李斯·約瑟夫·米納德,在其可視化圖紙中面對拿破侖東征敗退的撤軍數據時,可能未曾想到今天信息數據的增長速度:過去2年中產生的數據比之前人類歷史產生的全部數據還要多。展覽作為當代文化傳播的重要一環,可視化作為信息有效整理并傳遞的重要工具和方法,在展覽的當代價值中亦應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國際信息設計學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Design)對信息設計的定義是:對信息內容及其關于用戶需求、意圖實現特定目標的所呈現環境的定義、規劃和塑造。而設計中的信息可視化,國內最早引用的是2007年德國學者馬庫斯·斯洛普《論信息圖形》中“信息圖形”的概念:“一種集合信息、數據和知識的視覺表現手段”1。
信息可視化以設計整合多個領域,包含字體設計、平面設計、應用語言學、應用心理學、應用人機工程學、計算機科學等,其往往對應新聞、統計、醫學、地理等領域中的大容量或復制化的信息處理需求,譬如地圖、圖表、導視導航、過程說明等。以明確的信息傳遞意圖為目的,主要圍繞信息本身與外界的交互關系展開,經過信息的挖掘與整理,建立有效傳遞的信息構架并予以視覺呈現,將大容量信息規律化、復雜結構清晰化,客觀邏輯藝術化地予以傳遞。
數字技術和可視化技術的不斷提高,使信息開始從早期的靜態可視化演變成動態、空間到交互的多維可視化。2011年向帆教授提出的“靜態”和“動態”指向為:“靜態”——電腦技術運用之前的信息視覺化,是單向的信息傳達方式;“動態”——設計完成之后信息與計算機、用戶之間保持動態的對應關系,是多向的信息傳達方式2。這種指向對應了計算機從技術驅動到傳播結果過程中,信息運行方式的變革。信息可視化中的動態,在今天的特征極為豐富:時間、空間、交互、沉浸、混合……當代的媒介和傳播特征拓寬了信息可視化的表現形式,更促使信息可視化在滿足其數據邏輯的同時注意情感需求,藝術與可用性并存。
信息可視化極具使用需求的可用性,越來越多的使用場景開始探索其具體的設計方法和效果。
當代展覽價值和形式的多樣性變化正在發生。
從最早的單純的陳列博覽,到今天的展覽,除物質展品外,非物質的展覽信息包含信號化的展品、圍繞展覽理念、組織關系的各級信息,如文本、文獻、圖表等。在以策展鏈接知識生產路徑中,實物和信息、靜態和多維、材料和技術,以跨媒介、多角度建構起當代展覽的信息敘事與傳播。當代展覽價值形成一個復合的系統——知識的生產、組織與分配系統、社會公眾的文化責任和教育系統,以及融合媒介的文化傳播系統。
2017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出了日本設計師三木健的“APPLE+”,其中信息可視化貢獻了豐富、生動的信息傳遞。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以當代文獻展見長,扎根于扎實的文獻研究,展覽將設計個案以深入、有機的組織剖面呈現于工公眾,可視化將知識生產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呈現,亦是展覽實現教育和社會媒介價值的有效探索?!癆PPLE+”旨在還原理解、觀察、想象、分解、編輯到可視化的設計過程,探討“學習方式的設計”以及“設計的學習方式”,將蘋果重新解構并洞察其物理屬性和文化符號,通過體驗對蘋果的深入觀察找到切入點,并以之為線索,展示了三木健的思維模式,觀者能夠直接參與、接觸,打破以往看與被看的關系,每個人都是創作的一份子。
“APPLE+”被視作展覽知識生產的典型,信息可視化在這個過程中承擔了重要作用:將抽象化的文本、數據信息視覺化,通過梳理、整合和重構轉化到物質空間中,搭建人和信息之間的交流界面。澤萊尼最早提出了“DIKW 金字塔”的概念,他認為數據是該金字塔的基座,而智慧則是頂端3“數據——信息——知識——智慧”四個層次,將“數據”——未經組織的、不考慮境脈的事實和符號,通過圍繞主題開展的分析與重組,逐漸轉換成“信息”——被定義的、結構化的、在境脈當中的事實與符號,最后通過信息可視化的傳遞,形成“知識”——實踐中可用的理論化信息,以及“智慧”——應用知識的能力。展覽中的主要數據為策展理念文獻及相關內容,這是可視化的基礎和前提,通過對展覽數據、信息的對比、鏈接、排序及邏輯架構,進而將信息轉化成容易被理解的知識。
“藝術性的可視化作品并不是為了展示數據,而是要傳達某個特定的觀點”,2007年計算機科學家羅伯特·柯薩拉(Robert Kosara)提出,信息可視化能夠提供更多維度,更多可能的認知與體驗4。展覽中信息集中,信息關系復合,如何高效地辨識、收集、確認、整理、存儲和提取信息是展覽的基本業務活動之一。信息時代展覽觀眾、用戶和獲益群體的主要需求是從中獲取信息,信息質量和信息服務水平成為影響觀眾行為、體驗和感知的重要因素,而圖像、文本、符號、音頻、影像以及物質的組合,平面立體、靜動態、交互等融合,在信息可視化的構架下,塑造豐富多樣且清晰直觀的展覽體驗。
信息可視化在當代展覽中運用日趨明顯,也推進展覽形式的變化和傳播效果。以豐富生動的結果,建立策展理念的多樣化的輸出方式,以及展覽理念和公眾傳遞、溝通、交流、體驗、參與的渠道。日本東京21-21設計視點美術館(21-21Design Sight),三位重要的策展人為日本杰出的設計師:三宅一生、佐藤卓、深澤直人,從20世紀80年代,在全球范圍引入了不計其數的理念,并提出一系列通過設計來解決問題的方法。每一個展覽都從設計的視角,開啟了關于生活、社會、文化的對話。以大量文本、圖像、實物的不同媒介組合的可視化,為策展的獨特視角、有厚度的文獻研究以及多元的敘事組織,提供了有效的理解路徑,以及耳目一新的體驗。
2019年11月“設計介入精準扶貧案例展”在四川美術學院美術館展出,主要內容是精準扶貧思想指導下的全國各優秀設計介入精準扶貧的案例。在展覽的策劃早期即開始討論下信息可視化的可能性,案例展需塑造各個案例并列的邏輯關系,同時大量的文獻梳理、扶貧故事沒有展品依托,如何將文獻研究變得更易閱讀,傳遞策展理念的溫度,可視化介入了展覽信息的構架與設計。
展覽中的信息可視化部分主要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版塊,呈現扶貧相關信息。宏觀內容“貧困問題研究知識圖譜”,對世界范圍貧困問題研究進行整合和梳理,以時間軸為線索,建立文獻的分類組織標準予以歸納和區分,運用感知的格式塔原理,將關聯的元素進行組合,通過視覺形式予以呈現出其中的邏輯關系。理查德·烏爾曼(Richard Saul Wurman)的“latch”理念——位置(location)、字母順序(alphabet)、時間(time)、分類(category)、層級(hierarchy)——這是應用廣泛的信息歸類常用標準——為文獻的歸納提供了分類基礎。貧困問題文獻按照不同內容層級分為四類,以不同形式(色彩、字體及組合樣式)進行區分,同時將文本內容提取關鍵詞,形成學術脈絡上相關研究成果的關聯,呈現出當下精準扶貧政策的知識研究發展與學術源流。
微觀版塊立足中益鄉扶貧個案,通對中益鄉脫貧實踐與發展進行考察,五個小版塊分別從建檔立卡、產業分布、村民李婆婆的一天、工作動態多個方面出發?!胺鲐毠采钡某橄蟾拍?,以信息可視化得到形象敘事的展示,在展覽空間中,通過對中益鄉建檔立卡政策的視覺化表達,表現出建檔立卡的詳細過程,使觀者更加容易理解;在中益鄉實際調研的過程中,綜合貧困戶的信息及脫貧數據,歸納分析繪制出綜合的中益鄉李婆婆的村民畫像,以其一天的生活軌跡為線索,以路徑地圖的形式予以呈現,增強觀者的直觀感受,以典型個案來反映扶貧對象以及扶貧成果實現。
通過貧困知識的文獻可視化將展覽研究予以梳理,呈現出清晰的文本關系;扶貧個案的敘事可視化,將普通的平凡故事予以溫度,體現了設計介入精準扶貧的價值,也為展覽的公眾傳播建立了易讀性和情感化的通道。信息可視化成為方法的同時,更為重要的是提供了思考方式,在復雜化的展覽空間,信息、展品、案例的多重關系中,有目的、有邏輯地以展覽動線依次傳遞,也是可視化的重要體現。
信息可視化的專業性也許被強化了其與生活的距離,事實上信息可視化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在專業領域更是被廣泛應用。文獻展等當代展覽,寄托了較大容量的文獻研究、較為復雜的邏輯關系,信息可視化在主題知識化、情感體驗性、交叉融合性等方面顯現出明顯的優勢。
信息設計的本質是符合客觀邏輯,既有邏輯實證性又有辯證創造性,而展覽中的信息可視化的前提是展覽理念相關的研究信息、體量和關系,可進行信息生產的挖掘與重組,以制造豐富的展覽敘事和體驗。通過對展覽信息的梳理將抽象的文本、數據信息視覺化,除體現邏輯結構之外,還需體現視覺語言中內含的思想和情感,實現展覽信息的多維度傳播。以展覽為個案,探索信息可視化的思維和方法,也可為其他應用場景提供有意義的參考。
注釋:
1.[德] 馬庫斯·斯洛普:《論信息圖形》[J],吳瓊譯,《裝飾》,2007 年第 8 期,第 37 頁。
2.《美術向導》,2011 年第 5期,第 42頁。
3.王晰,辛向陽《信息可視化及知識可視化對醫療決策的影響探究》[J],《包裝工程》,2015 年第20期,第 9頁。
4.[美] Manuel Lima:《視覺繁美:信息可視化方法與案例解析》[M],杜明翰 , 陳楚君 譯.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 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