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的自由和崇高——舒伯特及其音樂創作的歷史性解讀

朱寧寧

(浙江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浙江 杭州 310024)

從藝術歌曲《流浪者》(D.489)到鋼琴作品《“流浪者”幻想曲》(D.760)問世，時隔6年，舒伯特度過了從19歲至25歲青年時期的黃金時代，也經歷了世界觀、人生觀由矛盾、彷徨到成型的過程。從整個社會外部環境來看，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失敗，王權復辟，激進的哲學家、詩人、藝術家們紛紛遭到迫害。政局動蕩，社會不穩定給舒伯特等藝術家們帶來種種負面的感受：彷徨不定，對前途感到渺茫，企圖逃避現實以及多愁善感等。此外物質生活的困頓、愛情的不如意等個人生活體驗也時時折磨著舒伯特，這一切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印記，體現了他的景況以及當時處于政治夾縫中的藝術家們所共有的精神狀態、生活態度和人生追求。

舒伯特的一生始終背負著“流浪者”的命運，不論這樣的命運是被動接受還是他的主動選擇，作為一位波希米亞藝術家，舒伯特并沒有讓他的“流浪”顯得過分傷感，而是使它哲學化，從而變得莊嚴而崇高，并具有悲劇性。

一、流浪生涯：被迫和主動的“流浪”

舒伯特的祖先來自波西米亞地區(Sile-sian-Bohemian-Moravian)，那里的人們以遷徙的生活方式和豐富的音樂才能為世人所知。他的祖父是摩拉維亞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父親是維也納近郊工人區一所男生學校的校長。舒伯特是幸運的，他得到了父親和哥哥們的音樂啟蒙，并彰顯出天賦的才華。然而，舒伯特更是孤獨的，雖然享受了10年家庭生活的溫暖，但自進入維也納帝國皇家教堂詩歌班(Konvict)[注]舒伯特考上該校，可以享受當時皇家在維也納市所辦的學校教育以及膳宿全免的待遇，這個機構稱為Kaiserlich K?nigliches Stadkonvik。開始，他的流浪者生涯也隨之啟幕。

(一)煎熬的求學經歷

舒伯特于11歲考入維也納帝國皇家教堂詩歌班，它是當年維也納最好的音樂學校(天主教寄宿學校)，里面的學生不僅參加排練，在宗教節日和慶典中演出，同時還接受嚴格的音樂訓練，學習經文。舒伯特離家過起這來之不易的學校生活，在宮廷樂長薩列里(Antonio Salieri, 1750—1825)等人的指導下攻讀音樂，一方面又在宮廷御用教堂中擔任合唱隊隊員，從圣歌的演唱中，了解宗教音樂的樣式；除此之外，他還在樂隊里演奏小提琴，任樂隊助理指揮，從非職業性的合奏中熟悉古典作品。腦中始終充滿著旋律的他，在教士們的監督下，每天不得不背誦著枯燥無味的經文。由于舒伯特過度喜好音樂，父親大怒之下不準他回家，不能再接近母親和家人，于是孤獨和漂泊的感覺時時伴隨著他。1813年，舒伯特因變聲離開學校，他認為這5年經歷的是監牢生活的煎熬，事實上這種煎熬不僅體現在精神上，而且也與學校惡劣的物質生活有關。[1]64

雖然1808年至1813年是讓舒伯特倍受折磨的5年，但這5年時光在帶給他痛苦的同時，也給予了他十分寶貴的正規的音樂學習，為今后的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舒伯特在詩歌班里就開始嘗試作曲，創作了四重奏、序曲、交響樂片段和歌曲等，并于1811年至1817年私下跟隨薩列里學習和聲、對位。[2]因此，舒伯特并不像很多評論家所說的那樣，只跟父兄學習音樂，作品渾然天成，而是和貝多芬、李斯特同拜維也納當時最著名的教師薩列里門下，接受了嚴格的音樂訓練。

(二)父輩職業的枷鎖

經過學校里的系統音樂教育，舒伯特開始進行音樂創作實踐，并很快表現出上佳的創作才能。父親為他感到驕傲，但無論如何也不愿意讓兒子成為一名職業音樂家，而是想讓他走自己的路，也成為一名鄉村音樂教師。他的父親恪守著皇帝的話：“我們不需要天才，我們只要忠于職守的臣仆?！盵1]64

舒伯特從學校畢業后，進入父親所在的學校擔任助理教師，靠這份工作和寫作歌曲掙錢，以維持貧困的生活。這時歌德(Johann Wolf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抒情詩打動了他的心弦，他努力嘗試在業余時間將這些動人的詩寫成音樂，而日常工作則是指導5歲的兒童念書，表面上還不得不保持若無其事的樣子。1814年至1817年，這種有規律的生活只延續了3年便宣告結束，舒伯特不顧父親的反對，抱著對藝術和生活的天真幻想，毅然辭去教師的職位，決心當一名“自由藝術家”。然而他未曾料到，出身低微的作曲家在19世紀初的維也納將遭遇多么不自由的境地，失去了工作的舒伯特只能靠私人授課獲得的微薄薪水來維持生活，此后的10年中，他一直沒有穩定的工作。

(三)漂泊不定的生活

1818年7月，舒伯特到匈牙利貴族埃斯特哈齊(Johann Karl Esterházy)府中任音樂教師，那年冬天，他又回到維也納靠著朋友的接濟重新過起流浪者的生活，1824年再回到艾斯特哈齊府中。一直到1828年去世，舒伯特都過著漂泊不定、窘困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1821年與泰麗莎(Therese Grub, 1798—1875)分開后，舒伯特搬出梅耶霍佛(Johann Mayrhofer, 1787—1836)的家獨居，并接連數次搬家，且無實質性的意義。[3]這種不安定的個性和命運或許是先人的遺傳，或者是后天環境的影響，總之這漂泊不安的一生，促使他完成了兩部聲樂套曲和數首以流浪者為主題的藝術歌曲，《流浪者》便是其中之一。

二、流浪藝術家的彷徨與憧憬：構建自由幻想世界

舒伯特等藝術家的出現既是彼德麥耶爾時期[注]彼德麥耶爾時期(Biedermeier era)，19世紀德國在藝術、知識以及社會政策上采取穩定保守態度的時期。的一種偶然現象，更是歷史發展到18、19世紀之交的必然。正如法國大革命的洶涌之浪引起貝多芬的熱情吶喊一樣，封建王朝復辟后的“和平穩定”也催生了舒伯特等人的浪漫抒懷，拓展出更廣闊的藝術天地。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維也納是個充滿鮮花和華爾茲的音樂之都，然而在19世紀初奧地利反動勢力封建復辟的時代，維也納卻成為充滿血腥鎮壓和嚴密文化檢查的帝國首都，甚至是歐洲最保守的城市，法國大革命精神的影響悄然逝去。1815年維也納會議后，歐洲和奧地利進入了另一個時代，他們建立反動的“神圣同盟”，互相勾結，更殘酷地鎮壓革命力量。復辟時期，統治階級加強了暴力統治，告密、抓捕、野蠻的鎮壓代替了昔日較開明的統治?？梢哉f，黑暗的政治是當時使舒伯特感到壓抑痛苦的最根本原因[4]254，他在如此令人窒息的環境中生活和創作，無時無刻不在憂慮著人民的命運和未來，使其作品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

另一方面，讓舒伯特感到憤懣和痛心的是，在歷經長期戰亂所帶來的流離失所的日子后，維也納市民對此種政治現象居然熟視無睹，他們只想回到過去舒適平淡的生活當中，著名的德國家庭雜志連環漫畫中典型阿Q式的人物戈特利伯·彼德麥耶爾(Gottlieb Biedermeier)[5]便是該時期的代表。人們碌碌無為，崇尚物質，到處充斥著庸俗的氣息。在給朋友的信中，舒伯特痛苦地寫道：“現在一切都處于庸俗狀態，而大多數人都習以為常地看著，甚至在這種情況下感到舒服，他們毫不在乎地順著爛泥滾到深淵里去?！盵4]255事實上，兩種意識形態的更替不是僅靠戰爭就能完成的，戰爭中的贏家為徹底掃除前意識形態的一切，特別是革命在民眾的文化和思想意識上的影響，會用盡各種政治手段，以實現與物質概念相并行、為該意識形態服務的、精神上“和平繁榮”的新局面，以鞏固其統治。

當政治信念面臨危險，人們便轉向從藝術中尋找出口，有的躲到古代題材中尋找慰藉，抒發愁緒；有的繼續謳歌資產階級的理想；有的則寄托于詩境和幻想空間，表達積極的信念，其中就包括了舒伯特。[6]1818年，他受雇于埃斯特哈齊伯爵，徹底從學校的教職工作中解放出來，開始其“自由”作曲家的生涯，然而自由的創作生活并未給他帶來無限的精神自由，維也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失望、憂郁、苦悶和壓抑，理想在現實中無法實現，以及希望擺脫政治壓迫的心情在他的作品中表露無遺。從人本角度來看，作為一位市民階層的知識分子，舒伯特幻想著擁有起碼物質保障的生活，藝術上能得到社會的承認和贊譽，有一個溫暖的家。他的這些愿望始終未能實現，相反，生活的挫折讓他感到越來越孤獨、痛苦。當然，作曲家并非僅作呻吟和哀嘆，而是從痛苦中得到歷練，爭取自身存在的價值，用幻想來美化現實，努力構建一個自由幻想世界。正如1824年7月，舒伯特在斯瑟利茲致哥哥費迪南德(Ferdinand Schubert, 1794—1859)的信中所寫的：

當然，不再是對我們來說從中顯得圍繞少年榮耀的每個幸福的時光，而是我用我的幻想力(感謝上帝)試著盡可能多地美化悲慘現實的每個致命的認識。哦，幻想力！你是人類最高的珍品、取之不盡的源泉。[7]555

三、流浪者的人生：朋友、愛情和命運

說舒伯特幸福，是因為上帝賜予了他創作的天賦和感動人類的能力，使他以豐富的作品和謙遜的人格魅力留芳史冊；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慷慨忠實的朋友們，在物質、精神上獲得依靠和寄托。說舒伯特不幸福，是因為在上帝的“公平法則”下，他深受貧苦、事業不濟、愛情未果的困擾，并最終以不治之癥而終。

(一)流浪者精神和物質的庇護者

在舒伯特短暫的一生中，朋友是他除了家庭之外最大的財富，他們給予了他物質和精神上巨大的幫助。我們可以把離開家庭，成為自由藝術家后的舒伯特的生活劃分為兩個范圍的存在——音樂創作和朋友圈。這兩個范圍彼此休戚相關且具有特殊的意義：在所處階層的局限環境下不被社會認可、找不到世界入口的舒伯特，在朋友圈中獲得了安全的庇護所，他在那兒找到了自身的價值；朋友們是他的音樂最親近、直接的感受者，被朋友所熱衷和喜愛的音樂成為他表達理想、抒情的最佳方式。浪漫主義本質中的世界和反世界二元論在舒伯特的音樂和個人思維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舒伯特的藝術世界極其依賴朋友們的理解，他的音樂在朋友處才能得到共鳴，朋友亦成為他創作的巨大動力。我們可以從史料中發現，他的作品中有許多詞作者均來自“舒伯特群體”(Schubertian)，如梅耶霍佛、修伯(Franz von Schober,1796—1882)、斯邦(Joseph Ritter von Spaun, 1788—1865)等。此外，對兄長費迪南德的愛也是舒伯特最珍視的，他在1824年7月給對方的信中寫道：“除你之外沒人是我最親近、與我的心靈息息相關的朋友！”[8]221

舒伯特的朋友圈包括音樂家、詩人、藝術家和音樂愛好者(出生于富裕中產階級家庭的律師、政府官吏，愛好音樂的青年學生)等。朋友們尊敬和熱愛舒伯特，作為藝術歌曲作曲家、鋼琴演奏者和歌唱者的舒伯特在他們心中占據著很特殊的地位。19世紀產業市民和知識市民的家庭生活形式造就了沙龍音樂的興盛，在音樂之都維也納，音樂聚會更是頻繁。從1821年起，舒伯特和朋友們把他們沙龍形式的音樂聚會取名為“舒伯特群體的聚會”(Schubertiaden)，這種圍繞著舒伯特音樂的社交活動的通常順序是：“舒伯特晚會”—聚餐—舞蹈—喝酒，人數范圍不一?！笆娌赝頃币苍谑娌夭辉趫龅臅r候舉行，人們把它視為公開音樂會。直到1828年初，才真正出現舒伯特的“私人音樂會”，他們歌唱或演奏舒伯特的新作品。那時，舒伯特被稱為“Kann-er-was”，因為每逢一位新成員被接納進來時，舒伯特總會問：“Kann er was?”即“他能干什么？”[2]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舒伯特晚會”產生和存在的原因有二：其一，舒伯特的作品親切感人，為廣大市民所接受，而且在朋友的精彩演繹下得以傳播；其二，他為人謙遜，在社會生活的歷練中，始終保持一顆童貞般的心，真誠地對待他人，為人低調、樸實。也正是因為他習慣于被人忽視，在貝多芬的影子里，樸素又謙虛的舒伯特很自然地便湮沒在世界中。

作為舒伯特傳記文獻中的重要人物，斯邦是舒伯特的同學，也是其一生中最忠實的朋友。斯邦熱愛音樂，到處推薦舒伯特的作品，曾兩次把舒伯特以歌德的詩作詞的歌曲寄給歌德。第一次，郵包未拆即原封退回，第二次則杳無音信。斯邦后來在政府做官，在仕途上相當成功，但始終是舒伯特的摯友。舒伯特另一位重要的朋友是次男高音歌手福格爾(Johann Michael Vogl,1768—1840)，他是維也納官廷歌劇院的歌手，舒伯特許多歌曲的首演，就是在舒伯特晚會上由福格爾演唱，作曲家親自伴奏而完成的。1821年以后，舒伯特受文學家修伯的影響很大，后者喜歡音樂、詩畫，享受生活、享受愛，而舒伯特的個性極易受到朋友的影響，他也逐漸養成了沉溺于享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習慣。盡管如此，他并未拋棄自我，而是保持著積極的精神狀態面對生活，創作不輟，1822年《“流浪者”幻想曲》的誕生即是很好的證明。

(二)在情感的世界里流浪

情感體驗在舒伯特的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愛情是他音樂創作靈感豐沛不涸的源泉。在朋友們眼中，舒伯特是位多情的人，然而他終生卻未能得到婚姻的幸福。愛情帶給他無限靈感的同時，也附送了諸多折磨和酸楚，于是飽受愛情失敗的痛苦、內心悲涼的舒伯特寄情于音樂創作，將迸發的熱情、期待中的甜蜜和燦爛的幻想通過作品結成真正的愛情之果。

彼德麥耶爾時代的情感和愛情都強烈地受到浪漫主義色彩的渲染，當時正是德國抒情詩的高產期，歌德等作家的作品深深影響了整個時代的思想感情和特性。[8]222舒伯特，這位浪漫主義藝術家，把愛的情感從第一次萌發到激情澎湃，再到內心痛苦直至悲劇性的放棄等通通融入音樂創作中。舒伯特的愛情是不幸的，他對柔情和婚姻的渴望得不到滿足，但是他卻被賦予了表達所受之苦的能力，因為在他內心深處棲息著超越一切世俗局限的深情。[注]見1824年7月16日舒伯特寫給哥哥費迪南德的信，轉引自[奧]卡爾·柯巴爾德：《弗朗茨·舒伯特及其時代》，冷杉、鐘莉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3頁。他的感情在旋律中得到詮釋，他在藝術中找到慰藉，在音樂靈感的宣泄中，他的愛和激情得到升華。

那么，舒伯特的感情生活究竟是怎樣的？他是否也和所崇拜的貝多芬一樣，在為一位他從未找到的不朽愛人而癡迷？他是否只喜歡與朋友們一起享受鄉村之旅中那些打情罵俏、充滿花香和誘惑的夏日夜晚？這很難得到準確的回答。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舒伯特的內心所懷有的最純真、浪漫的愛情，經常使他陷入癡迷。

1.初戀：愛而不得

通過史料分析可以發現，舒伯特一生中數部名作的問世，幾乎都和感情世界相互關連，例如1814年10月19日完成的作品《紡車旁的葛麗卿》便是在認識泰麗莎三天后完成的，舒伯特的初戀既甜蜜又苦澀，觸動了他心底最隱秘的情愫。出于羞澀的性情，他不曾寫情書，然而卻在為泰麗莎所創作的作品中，以澎湃的音樂語言道明了一切。1815年至1817年成為舒伯特歌曲產量最多、最豐富的時期。[7]5551820年泰麗莎的出嫁沉重打擊了舒伯特，他的希望破滅了，原本害羞的他變得更加畏縮自閉，幸好朋友們對他的熱愛有增無減，而他的情感也在經過痛苦之后變得更加成熟。[7]23-24作曲家胡登布蘭納(Anselm Hüttenbrenner, 1794—1868)曾談到舒伯特在與泰麗莎分手后，如何平靜地吐露他們的故事：“整整三年，她盼望著嫁給我，可是我卻一直找不到一份可供養家庭的職業。她后來和別人結婚，我傷心欲絕。我仍愛她不渝，自此就無另一人可替代她。我猜想她不能嫁給我，是上天的安排?！盵9]23這段沒有結果的初戀，極有可能是作曲家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愛情，此后舒伯特不是沒有再愛戀過，但都不及這次初戀那樣認真久長。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段初戀對于舒伯特的創作倒是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初戀最初3年創作的作品數量占了作曲家全部作品的40%左右，包括4部交響樂、3部彌撒、3部歌劇和大約250首藝術歌曲?？梢姁矍?，尤其是不圓滿的愛情，確能激發藝術家的創作。音樂史中還有其他的例證，如柏遼茲對女演員斯密森(Harriet Smithson, 1800—1854)的迷戀，舒曼對克拉拉(Clara Josephine Wieck, 1819—1896)的苦戀等都曾使他們留下杰作。

2.地位懸殊之戀:隱愛而無果

有一種說法曾廣為流傳，即斯瑟列茲城堡的年輕學生卡洛琳·埃斯特哈奇伯爵小姐(Karoline Esterházy)曾激發過舒伯特的高尚愛情，當時舒伯特27歲，她只有17歲芳齡。[8]223

1818年，匈牙利貴族埃斯特哈奇親王攜夫人和兩位女兒來到維也納，聘請舒伯特為音樂教師。伯爵一家都是音樂愛好者，尤其喜歡有才華的藝術家的作品。舒伯特到任后，經常和伯爵及夫人談論音樂，很是投機，心中十分欣慰和愉悅。他住在寬敞舒適的住房里，擺脫了昔日為生活而奔波的勞苦，專心致志地進行教學和寫作。他曾寫信告訴一位好友，描繪當時的生活：“我現在以神那樣的心情，不斷地進行作曲?！盵1]63此后更接受邀請，陪同埃斯特哈奇一家前往匈牙利，以改換生活環境，激發創作上的靈感。舒伯特逐漸贏得埃斯特哈奇一家的信任，隨著年齡的增長，卡洛琳慢慢地感受到他的心意，也產生了心照不宣的感情。有一天，她故意一本正經地責怪舒伯特，說他一直不曾題獻作品給她。舒伯特悲切地回答道：“我一直從心底里，把所有的作品奉獻給你?！盵1]63實際上，舒伯特題獻給她的作品只有《f小調幻想曲》(Op.103)而已，該作品在舒伯特去世后才得以發表。不久之后，這段“柏拉圖式”的戀愛游戲便畫上了句號，舒伯特把對卡洛琳的愛所帶來的傷痛埋葬在心靈深處。[1]64

愛情的歲月對舒伯特來說，快樂是短暫的，但給予他的悲痛卻是長久的。物質生活的不幸固然使人倍受折磨，然而愛情生活的不幸無疑雪上加霜，更增添了他的痛楚。舒伯特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多少年來，我一直唱著自己的藝術歌曲，當我唱著快樂的愛之歌時，有時卻會覺得痛苦；當我唱著悲傷的歌曲時，卻反而會感受到愛情，快樂起來。我經常受到愛情與痛楚的糾纏。[7]556

舒伯特在臨終前對自己一生所遭遇的不幸十分憤懣，但對短促人生中經歷的愛情卻懷有無限美好的回憶。特別是那純真甜蜜、注入了圣潔情感的愛情，一直深深地影響著他的創作。

作曲家在日記中很真切地總結了他對生活、愛情的體會：“悲傷可以提高領悟力，使精神更加堅定。我的音樂是我天才和苦難的產物，我越是在最深的痛苦中所寫的作品，越是受世人賞識?！闭绾髞硪晃辉娙嗽谡劦绞娌氐膭撟鲿r所說的：“由于歌者的痛苦，使歌曲的曲調變得更美?！盵注]見1824年7月16日致哥哥費迪南德的信，轉引自[奧]卡爾·柯巴爾德：《弗朗茨·舒伯特及其時代》，冷杉、鐘莉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9頁。

(三)流浪者的宿命

“流浪者”、“時運不濟”似乎天生就彼此捆綁在一起，作為流浪者的舒伯特亦難解其宿命。他沒有家，只有朋友是他的依靠。他不為人知，亦很少被他人所賞識。在他心目中，離開父親的學校來到維也納，是追求自身事業抱負的最佳途徑。然而，維也納的生活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如意，作為自由藝術家，舒伯特深切地體會到黑暗時代對藝術家的沉重壓迫，對其勞動成果的殘酷盤剝。舒伯特嘔心瀝血創作的作品，在出版商那里經常遭到冷遇。那些唯利是圖的商人，競相出版貝多芬的作品，對舒伯特卻沒有一點興趣。當舒伯特成名后，作品也有了一定影響力時，他們又對他進行無恥的剝削。比如歌曲《流浪者》被賣給出版商時只得了2個古爾盾的費用，而這位商人在40年間，卻從中賺到了27000古爾盾。正因如此，舒伯特雖不停地寫作，但卻絲毫沒有改善生活狀況，而且常常陷入饑寒交迫的境地。但是，樂觀的他從未被生活的苦難所打倒，而是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7]555他狂熱地從事創作，享受著波西米亞人的恣意人生。

舒伯特的一生自由自在卻窮困潦倒，說其不幸，不只是因為他常年挨餓受凍，多次申請公職未果，成就不被社會承認；更不幸的是，到了1822年，當成功、榮譽和財富開始青睞舒伯特的時候，疾病的陰影又籠罩著他，使他忍受內疚和絕望的折磨，于是舒伯特的后期作品中總是透出凄涼寂寞。

四、終極幻想：美與崇高

舒伯特的一生為多重苦難所困擾，苦于生計，苦于事業，苦于愛情，苦于命運。雖然曾經擁有過短暫的輝煌，擁有過親密的“舒伯特群體”，但最終迎來的卻是悲慘的終結，留給自己的只有孤寂的內心和無限的幻想。

(一)晚期生活剪影

舒伯特的晚期生活，就像《冬之旅》最后那首《街頭藝人》所描寫的那樣，年老的豎琴師過著半藝人半乞丐的生活。他說過：“對于我這樣一位窮音樂家會有什么呢？當我有了歌德所描寫的那位豎琴師的年紀時，我大約只有挨著人家的門來乞討面包了?！盵1]69他曾在歌曲《幻影》中表達了對社會的失望，體現了他看不見出路的沉重的精神苦悶以及被遺棄的孤獨的痛苦。

1827年貝多芬去世后，舒伯特悲痛而消極，他找到繆勒(Wilhelm Müller, 1794—1827)的詩集，耗費頗多心思和精力，終于完成了聲樂套曲《冬之旅》，該作品成為“流浪者”舒伯特的總結之作，反映出作曲家對社會現實的深刻認識，但是它并不是頹廢之作，舒伯特在音樂中暗示了新希望的開端，他告訴朋友們：“有朝一日，這些音樂將安慰你們像安慰我一樣，因為在音樂中，你們將聽到召喚我回家的天使的翅膀拍動的沙沙聲?！盵9]30由于長期的困苦生活，營養不良，再加上無錢及時治療，舒伯特日漸衰弱，最終于同一年與世長辭，且留下了諸多懸念——許多“未完成”作品，包括著名的《b小調交響曲》，只寫了一樂章的《c小調弦樂四重奏》以及《f小調鋼琴奏鳴曲》《C大調鋼琴奏鳴曲》等。

舒伯特去世時還未滿32歲，然而傳世的作品已包括600余首藝術歌曲、8部交響曲、15首弦樂四重奏、大量的鋼琴作品以及歌劇等。正如他的墓志銘上所寫：舒伯特長眠于此。在這里埋葬著豐富的音樂寶庫，美好的希望永存人間。與舒伯特相比，其他音樂家在31歲時尚未有如此的豐產，比如貝多芬只寫了9首交響曲中的第1首，瓦格納剛完成了1部歌劇《漂泊的荷蘭人》等。

(二)深層精神內涵

舒伯特雖然過著精神和物質層面的流浪生活，但他始終在音樂創作中秉持統一的理念，即承載于幻想的無限自由。該理念中的“自由”是個褒義詞，它不同于以自我為中心、過分夸大個人權利和價值、對自由概念的悖論，而是強調美的意義，勾勒理想王國，使人在失意的現實面前體驗到現世的幸福。

舒伯特曾大量引用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歌德、繆勒的詩創作藝術歌曲，一方面從他們的詩中汲取精神給養，另一方面又在現實和詩境之間徘徊。在席勒理想主義美學思想的影響下，文學和音樂在舒伯特的作品中得到了上佳的融合。

從康德開始，西方哲學進入古典主義新時期，而席勒是哲學理論從康德發展到黑格爾的過渡人物之一。在美學思想上，席勒在繼承康德的思想基礎上，更加重視現實，在抽象的理論中包含了大量的現實內容，弱化了唯心主義的印記。在對美的認識上，席勒認為“美是客觀的屬性，當藝術作品自由地表現自然產品時，藝術作品就是美的”[10]。舒伯特十分贊同席勒的理論，在他的作品中，美成了刻畫理想世界的重要手段，即便看似消極的晚期作品，也無不讓人體驗到美感，這種殘酷的美能使人明智、敏感，在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磨難時耳清目明，充滿奮斗的勇氣。他們均選擇了用美來改造靈魂，以超現實的方式來面對現實，獲取真正的自由。

在席勒看來，一個完美的人除了審美情操這一維度以外，還需要另一個維度：崇高的情懷。崇高引導人類進入理性世界，具有陽剛之力，而美則傾向于感性世界，具有陰柔的氣質，結合兩者，就有可能達到完滿的境界。從舒伯特的創作歷程中，我們可以發現，美和崇高逐漸得到了統一，在陰柔和陽剛的平衡狀態中恰當地體現了席勒的完美人格論——美、崇高之統一。在他的作品中，“流浪者”一改哀怨、凄美的感傷，吹響號角，勇敢、堅強地向現實挑戰，無論成功或失敗，未來總是光明而美好的，崇高在曲終得到了升華。

結 語

對于普遍意義的流浪者而言，擁有一個穩定的居所便是人生的幸福。然而，“流浪者”舒伯特追求的卻不僅是人類生存的第一訴求，他有對社會的期冀，對人生的思考，當然最重要的是與其生命居于同等地位的音樂的理想。這一切都是他在追求物化自由和精神自由的歷程中所面臨的主題，并最終以超現實的藝術表達方式構建起真正的“自由”，實現了美和崇高。他曾說：“我盡量借助我的想象力來美化悲慘的現實，幸福只存在于我們心靈之中?！盵注]見1824年7月16日寫給哥哥費迪南德的信，轉引自[奧]卡爾·柯巴爾德：《弗朗茨·舒伯特及其時代》，冷杉、鐘莉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0頁。作曲家雖然最終沒能在現實世界中如愿實現理想和價值，但他在音樂以及精神的世界里獲得了自由，實現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