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學的研究要素與浙學開拓*

□ 何 俊

內容提要 晚宋以后的兩浙朱子學研究是對浙學的開拓。由于朱子學研究不完全是純思想的哲學分析，具有明顯的思想史特征，因此其研究要素除了思想本身以外，至少還包括地域、時間兩個維度所涵攝的若干內容，實際研究需要依據問題作出相應取舍。同時，政治與朱子學構成了重要的基礎性關系，由此切入的研究需要依據思想周期作長時段的分析。

長期以來， 關于浙學的研究聚焦于宋代事功學、明代陽明學與清代浙東史學，而忽于朱子學的專題研究。由于南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在臨安，明代的立國之本也與浙江具有重大關系， 尤其在北山一系的后續發展中， 作為朱子學正統嫡傳的金華朱子學與明代意識形態和學術主流的建立具有著內在關聯， 因此兩浙朱子學的考察無論是對于朱子學的研究，還是浙學的開拓，都具有重要的價值。但是由于朱子學的研究不完全是純思想的哲學分析，而是涉及后朱熹時代的整個儒學運動，思想史的研究特征相當明顯， 有必要對相關的研究要素作一些梳理。

一

慶元黨禁在朱熹去世后兩年（1202年）開禁，此后在朱學、陸學、浙學的學派調合中，朱子學呈現出融會陸學與浙學而勝出的態勢。也許思想巨子之后思想出現裂變是一個常態， 后朱熹時代的朱子學也是如此。朱熹一生講學，雖以閩中為主，但門徒分布仍然很廣， 清初極力推崇朱子學的重儒李光地的孫子李清馥在意在表彰閩中朱子學的《閩中理學淵源考》 中嘗指出朱子門人的廣泛性：“在閩中者二百余，在吳越、江右、楚黔者亦二百余?！雹偌幢闶侵?，分布也很廣。晚宋黃震就列舉了一批人：

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②

事實上，至晚宋朱學再傳、三傳時，朱學實已遍及南宋各地。如果延至元朝，更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了。

如何來梳理這一復雜的朱子學傳衍， 從而呈現出朱子學的豐富性，一直以來便是困難的。一個比較直接的方法， 自然就是以地域為依據來進行梳理，前引黃震與李清馥所言，表明自宋至清的一貫做法就是如此；同時輔以師承，按照譜系的觀念進行梳理。概言之，地域與師承是研究朱子學的兩個天然要素。不過，自黃宗羲撰《明儒學案》，雖然他仍然是以地域與師承來建立大的框架， 但他很明顯地將自己的思想立場放了進去， 力求以思想的特質來構成他對明代儒學的理解。盡管黃震以來，思想也無疑是重要的敘述內容，但黃宗羲顯然是將思想的要素擺在第一位。地域與師承的要素沒有拋棄，但似乎已降至為梳理的方便而已。黃宗羲原擬貫徹他的思想史方法于宋元儒學， 但由于工作僅限于開端， 黃宗羲的這個思想史路徑在現存的《宋元學案》中沒有能夠完全得到實現，全祖望的續修增補根本上使得《宋元學案》成為歷史學家的思想史著作，而與思想家的思想史著作《明儒學案》有了顯著的區別。作此區別，決無貶低全祖望的工作之意?？陀^地看，盡管偏重于歷史學家的思想史著作， 全祖望終究是一個極有識見的歷史學家， 他仍然希望可以在事實層面上盡可能提供史料、梳理清楚脈絡的同時，能夠進入到思想層面的判識。比如他對晚宋的朱子學作有這樣的說明：

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后，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為一支，東發為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p>

由此而將浙江的朱子學提升為朱子學的正統。但是，要將朱子學的思想實際展開與地域、師承的要素達成完全匹配，實際上總是難以實現的。如果一定要使之相合，則不免于材料上左支右絀，漏洞百出。有鑒于此，我在十多年以前討論南宋后朱熹時代的朱子學時，曾嘗試著跳出師承、地域等外在的限制， 直接以思想的特質將晚宋的朱子學勾勒成“思想的形態化及其向生活落實”、“思想的政治化”、“思想的學術化”所構成的思想畫卷。④

現在回頭來看，一方面，我仍然以為自己關于晚宋后朱熹時代的朱子學的這個認知分類大致是可靠的，也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我又深知這個勾勒存在著難以消除的問題。最顯見的是，晚宋朱子學的推進雖然有此三個明顯的維度， 以及具體到每個朱子后學中人也有三維度中的明顯取向，但取向決不可能是單一的，充其量只是輕重。比如我把黃榦、陳淳都歸于第一個維度，即“思想的形態化及其向生活落實”，這固然是成立的，但決不等于說他們在“思想的學術化”方向上沒有建樹。無論是具體的朱子后學個體， 還是整個后朱熹時代的朱子學， 我的分析框架所示的三個維度事實上都是交疊而錯綜復雜的。換言之，分類的圖象雖然有助于認識的清晰， 卻是以豐富性的喪失為代價的。如果把晚宋朱子學的認識延拓至元代，問題就變得更加復雜。由此，似乎頗能理解全祖望在增補《宋元學案》時為什么要以師承為統緒，輔以區域，雖然這確實是學案體的體例所至， 卻也實在是一個比較穩妥的方法。

以上這樣一個簡單的梳理，實際上是指出，后朱熹時代的朱子學研究至少有三個要素是必須考慮的，一是師承，二是地域，三是思想。師承構成了朱子學在時間維度上的展開。盡管師承不足以保證思想獲得可靠的傳衍， 況且從道不從人的觀念自始便是宋代理學的精神， 整個宋代理學本身也宣稱是在孔孟之道湮沒千載后的接續， 但是師承構成了學術傳衍的客觀維系， 同時這種維系也是朱子學在時間上展開的見證。地域與師承的時間性相比，在傳統的研究上大體只是空間的提供，少有其它的思想涵義， 比如特定的場域對于思想的影響等。但是，思想的傳播既受制于時間，也受制于場域。在傳統時代，場域的影響幾乎是與師承完全交織在一起發揮作用的。在師承、地域、思想三要素中， 相對而言， 思想的要素似乎顯得要虛許多，這個虛，主要是指它的呈現方式。但是，在后朱熹時代，思想比以往是要實體化很多了，因為印刷技術的普遍已使得書本傳播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換言之，思想以書為載體，實現了它對師承與地域的實破。也許可以反過來理解，正是由于書本的流播極大地挑戰了師承與地域， 因此師承與地域進一步固化以回應挑戰。后來清儒總是要講宋學中的門戶標榜，黨人習氣，想來也決不是無來由的。

二

一旦觀察與分析思想史的基本要素達到三項，它的認識復雜度便會驟然巨增，如果再考慮到思想史與所處時代的政治環境的關系是不可回避的內容，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講，有效解釋幾乎是難以實現的。因此要想有效理解后朱熹時代的朱子學，勢必在三項基本要素中有所偏重。近年來的思想史研究比較明顯地受到社會史的影響， 尤其是宋明以降。其中最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希望通過士人社群的家族與宗族關系、師承與學侶關系、仕宦與交游關系的梳理來呈現思想流變的因果關系。這對于思想史的認識無疑是頗有助益的，但不可否認的是， 關系的梳理終究無法替代思想的闡明。換言之，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上述朱子學研究的基本三項要素，思想的維度是最不應該缺失的，否則便不成為作為思想史的朱子學研究。因此，如果必須有所取舍， 似乎只能在師承與地域二者中作輕重的處理。依我的考慮，如何處理這二者，取決于研究的重點。如果對朱子學作類似切片式的研究，即限定在一個相對短的具體時段，比如朱熹的及門弟子與二傳弟子， 那么地域要素應該放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上， 由此考察朱子學在不同地域的傳衍所呈現出的豐富性； 如果對朱子學作長時段的考察， 即由及門弟子而延至后來數代人的流變，那么應聚焦于師承為宜，以便彰顯傳承中所展開的豐富性。事實上，兩者之間的選擇，又極大程度上受制于整個研究對象的內涵。如果分析后朱熹時代的朱子學是作為整個南宋儒學的一個波段，就會傾向于選擇前者，以地域為背景來進行思想類型的切片式分析， 比如我在《南宋儒學建構》中所做的那樣。但是如果專以后朱熹時代的朱子學為研究對象，那么就容易考慮后者，可以以長時段的觀察作為重點， 將后朱熹時代延展至整個元代，置朱子學于一個長時段進行觀察，而將空間聚焦于兩浙地區，但又僅以此空間為背景，而不是將空間作為思想史的分析要素， 從而將整個考察聚焦在師承與思想這兩個要素上， 避免多要素的滲合而導致類型交叉所帶來的無法掌控的復雜，甚至混亂。

所謂師統，便是師承的展開；所謂學統，則是思想的傳承。當進入長時段的考察中，會很自然地發現，思想的傳承一定會發生延異，而固化的師統必無法籠罩思想的溢出， 因此學統與師統之間的張力與緊張，乃至矛盾與沖突，自然接踵而至。處于這種關系中， 朱子學的每一代學人因為自己所處的位置與關注不同而形成了迥異的思想風格?？偟膩碚f，事實與常理還是比較相近的。比如依常理， 離朱子越近， 師統應該越足以成為學統的保證，事實上也近乎如此，比如朱子的及門弟子輔廣與陳埴；或者雖然隔了二代，但師承清晰者，也有益于學統的延續，抑或思想的保守性堅持，比如同為三傳的趙順孫與車垓。相反，離朱子時代已遠，師承多源又經過了一番自我研判而皈依朱子者，應該容易傾向于學統獨立于師承， 黃震與王應麟便佐證了這一點，與此相應，思想的新創也往往開始萌生。當然，事實與常理如果總是如此合若符節是不可能的。比如北山一系的傳承中便呈現出了師統與學統的復雜性， 北山一系的師統是清晰可靠的， 但他們在思想上的突破反而使他們的學統與普遍師統正確的朱子學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緊張?？梢哉f，僅就宋元兩浙朱子學為例，已足以表征朱子學的復雜性。事實上，這仍然還是僅限于師統與學統兩個要素的觀察， 地域要素實際上并沒有真正介入。如果進一步向內（兩浙內部的亞區域）、向外（兩浙與閩中、江右、楚黔）展開，宋元朱子學的復雜性無疑更為彰顯。毫無疑問，決無必要疑慮這種復雜性的存在。從價值評判的意義看，這種復雜性毋寧是朱子學豐富性的實現； 從思想洪流的進程看，這樣的豐富性既是思想的展開，也是思想轉向新境的準備。更何況， 這種豐富性的呈現， 在極大的程度也是研究偏重于分析的取徑所至。宋元兩浙朱子學所呈現的豐富性終究可以被涵攝于師承與思想的紐結中， 如果取以綜合的考察。

三

當然，當我這樣說時，明顯地隱含了考察朱子學的另一個重要要素，即政治。朱子學與政治的關系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問題，況且所謂的政治，恰恰也是與呈以士人社群與仕宦黨群的師統、地域，以及與政治正確相糾結的學統有著扯不斷的關系。尤其是，南宋以臨安為都，兩浙朱子學與宋廷基于地緣而產生的互動， 往往是超出今人由有限的史料所窺知的。專門將政治作為分析朱子學的一個重要要素提出來， 是因為一旦將政治的要素作為一個分析的重要因素時， 時間的要素是我想作進一步討論的。當我們從時段上來進行思想史的分析時，很容易受到斷代史研究的影響，但其實是可以盡量擺脫一點， 從思想史本身與政治的關系對思想史的周期性程度的影響來考慮時段的劃定。我在前文中，用“思想洪流”這個詞來比喻思想蘊涵的豐富性，其實便有著思想史的周期性的考量。就朱子學而言，這是一個尤其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為朱子學成為晚宋以降傳統中國的政治與思想的主流，并不僅限于宋理宗，以及后來的元代，而與明清兩朝都有著重要的關系。自然，這決不是意謂著要將整個明清兩朝都括入其中， 而是強調要盡量從朱子學自身的周期性來劃定時段。

這里， 斯波義信先生關于宋代以降的時段劃分是極富啟發的。他在考察宋代江南經濟時，依據上升、平衡、下降之類的周期循環理論，將考察的時段從宋朝開國一直下延到明初，分成七個時期：

第一期960—1030年代，開拓疆土的開國期；

第二期1030年代—1060年代，上升開始發動期；

第三期1060年代—1127年，上升期；第四期1127—1206年，實質性成長期；

第五期1207—1279年，下降始動期；

第六期1279—1367年，下降期；

第七期1368—1421年，上升始動期。他的整個時段選擇與分期劃分是多方參照了政治變遷和制度框架的結構變化，比如下限劃在1421年，便是因為這一年明朝遷都北京。⑤顯然，這一年不僅對江南經濟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對于兩浙的朱子學同樣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朱元璋取得天下，與金華士人社群是具有重要關系的。方孝孺的殉難是否意謂著啟動了兩浙朱子學的下降期， 乃至為后來浙中王陽明心學的崛起提供了某種思想空間，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對于兩浙朱子學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綜上所言，兩浙朱子學由于所涉內容的復雜，導致決定此一領域的研究要素具有著多維性與交叉性。任何一個學者的具體研究很難既籠罩整個全局，又能作充分的展開。選擇師統與學統的調適這一視角，分析兩浙朱子學的活動，可以有益地打開朱子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面相， 同時又足以引發我們對朱子學研究要素的進一步思考。我將自己獲得的啟發嘗試著說出， 一方面是為了彰顯師統與學統的調適所選擇的研究視角指向的研究要素， 另一方面更是為了說明由這樣的研究所蘊藏著的兩浙朱子學的其它研究要素。至于兩浙朱子學的研究對于浙學的開拓， 則因為兩浙朱子學的展現而更顯得直接， 浙學的研究內容將難以再簡單歸約為南宋事功學、明代陽明心學、清代浙東史學。當然，如果回到我對朱子學研究要素的分析，從浙學研究的推進而言， 考慮到政治制度規定的變化與權力的實際運行在傳統中國是決定思想的重大要素， 我很期待未來的研究能夠在現有師統與學統研究的基礎上，由政治與思想切入，再對宋明的兩浙朱子學作出專題研究，從而與師統、學統的專題研究構成雙璧。

注釋：

①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26《文肅黃勉齋先生榦學派》。

②《黃氏日抄》卷40《讀勉齋先生文集》。

③《宋元學案》卷86《東發學案》。

④《南宋儒學建構》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3年修訂版。

⑤《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