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改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研究

曾先峰　張超　曾倩

摘要：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改革是中國推動經濟綠色發展轉型的重要舉措。本文構建了多部門動態CGE模型，模擬分析不同的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稅率組合對中國宏觀經濟產出和廢棄物排放的動態影響。研究發現：①單獨征收資源稅或者環境保護稅將對宏觀經濟產出帶來負向影響，但兩種稅均能抑制廢棄物排放。②資源稅主要通過抑制企業投資對宏觀經濟產出產生負向影響，而環境保護稅主要通過抑制消費和企業投資影響產出。③與環境保護稅相比，資源稅對宏觀經濟產出具有更顯著的負向影響;與資源稅相比，環境保護稅能更有效地抑制廢棄物排放。④與單一政策相比，同時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對產出和廢棄物排放的抑制作用更顯著。⑤結合我國實際，在賦予產出損失更大權重的條件下，選擇6%的資源稅和4倍于基準水平（即大氣污染物4.8元/污染當量，水污染物5.6元/污染當量）的環境保護稅的稅率組合，能實現對產出負向影響最小和最大程度實現抑制廢棄物排放的政府最優目標。在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的同時，應實施減少企業負擔的配套政策，以抵消環境保護政策對宏觀經濟產出的負向影響。

關鍵詞：資源稅;環境保護稅;最優稅率;CGE模型

中圖分類號：F4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9）12-0149-09 DOI：10.12062/cpre.20190810

為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中國政府于2010年6月和2014年12月分別對石油、天然氣和煤炭資源的資源稅進行從價計征改革。201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正式實施。資源稅改革和實施環境保護稅是用市場化方法應對日趨嚴峻資源環境約束的重大突破，是落實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的制度創新，也是履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承諾和推進國民經濟綠色發展轉型的重要舉措。那么，在當前全球經濟增長的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突出，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改革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以及廢棄物排放將產生何種影響？適宜的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率組合水平應該是多少？回答這兩個重要問題，對于研判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改革政策的實施效果，以及通過優化設計環境保護政策，更好地發揮其在激勵微觀主體形成環境友好型的生產與消費行為，進而促進中國宏觀經濟綠色轉型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1文獻綜述

由于改革時間的不同步，既有文獻大多分別研究資源稅改革或環境保護稅改革的影響效應，其中對宏觀經濟整體運行的影響尤其被學者們所關注。①征收資源稅對宏觀經濟產出與生態環境的影響。資源稅在本質上是一種稀缺租金。理論上，征收資源稅增加了企業使用資源的成本，進而抑制企業投資，對產出具有負向影響[1-2]。但另一方面，征收資源稅有利于糾正資源使用過程中的負外部性，促進資源的合理利用，并提高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對宏觀經濟產出產生正向激勵作用[3-5]。資源稅對宏觀經濟產出的最終影響取決于兩種效應的大小。大多數實證研究結論表明，征收資源稅對宏觀經濟產出具有負向影響[6-8]，少數文獻的研究結論與此相悖[9-10]。征收資源稅還具有環境保護效應。2016年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下發的《關于全面推進資源稅改革的通知》強調要發揮資源稅在“組織收入、調控經濟、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作用”。征收資源稅通過成本推動型的價格傳導機制激勵下游企業高效而節約地使用資源，降低單位產值能耗，同時有利于改善能源消費結構，從而減少大氣污染物排放[11-12]。實證研究結果亦支持資源稅的環境保護效應假說[13-14]。②征收環境保護稅對生態環境保護與宏觀經濟產出的影響。征收環境保護稅的理論依據源于Pigou[15]通過對排污者征稅解決環境問題的思想。這一思想被許多歐洲國家（如丹麥、芬蘭、荷蘭、瑞典、挪威、英國等）在上世紀90年代付諸實踐。2016年全球環境績效指數EPI排名前20的國家中有9個國家單獨設立環境保護稅[16]?；诙愂罩辛⒃瓌t，增加環境稅收入的同時減少其他扭曲性稅收，可以產生減少污染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雙重紅利”效應[17]。以中國為案例的實證研究結果均表明，征收環境保護稅能夠有效地減少污染，但對產出的影響不確定。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征收環境保護稅能夠促進產出增長，從而帶來“雙重紅利”效應[18-21]，另一些研究則表明環境保護稅對產出具有負向影響[22-25]。

將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割裂開來，分別研究各自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偏誤。如，在不考慮環境保護稅的條件下，單獨分析資源稅的減排效應，并以之為依據確定 “合理的”資源稅率將偏高。同理，若不考慮資源稅，單獨分析環境保護稅的減排效應，以之為依據確定“合理的”環境保護稅率同樣會偏高。過高的資源稅或環境保護稅將為宏觀經濟產出帶來較大的負向影響。由于這一偏誤的存在，喬永璞[26]等使用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研判了同時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對宏觀經濟的綜合影響。研究發現，隨著稅率增加，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將呈現先促進、后抑制經濟增長的倒U型特征，而且兩種稅均能顯著地降低廢棄物排放水平。但其僅分析了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通過可耗竭資源使用這一單一途徑影響經濟增長和廢棄物排放的機制，沒有考慮清潔能源和可耗竭資源之間的替代關系，由此可能會導致評估偏誤。本文通過構建多部門動態CGE模型，分析同時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對宏觀經濟產出與廢棄物排放的綜合影響。在模型化能源使用的同時考慮了電力與可耗竭資源之間的替代關系，因而使估算結果更加可靠。同時，在分析環境保護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時，將產出分解為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和進出口四個部分，有助于識別環境保護政策影響產出的途徑。本文所構建的分產業部門CGE模型能夠較好地識別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改革對不同產業的異質性影響，從而為決策者制定差異化產業政策提供依據。另外，通過數值模擬方法分析不同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稅率組合對宏觀經濟的不同影響，探究減排效應大、對產出負向影響小的稅率組合，為優化設定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的稅率水平提供理論依據。

2研究方法

Johansen[27]在Walras 一般均衡理論基礎上提出可計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因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能夠系統分析政策的全方位影響，參數估計可靠，因此常用于政策沖擊效應的研究，現已廣泛應用于能源環境政策分析[28-29]。

本文按照“環境保護政策—能源使用—產業部門—宏觀經濟”的邏輯構建了包括六個模塊（即生產模塊、消費模塊、環境政策模塊、貿易模塊、動態模塊與宏觀閉合模塊）的動態CGE模型。環境保護政策包括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兩種政策工具。宏觀經濟通過價格體系聯結，經濟體中的任何一種小的沖擊通過價格機制傳導到整個經濟體，最終使經濟體達到新的均衡。

動態CGE模型的基本假設為：①價格中性，價格變動只會引起貨幣收益的變動，而不會對需求和供給產生影響;②規模報酬不變，生產模塊中的CES生產函數采用規模報酬不變的形式;③小國假設，一國的進出口貿易不會影響世界市場均衡，模型中的研究對象是價格接受者;④不完全替代性，產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同一產品之間存在不完全替代性。

2.1編制宏觀社會核算矩陣

在CGE模型中，數據是以宏觀社會核算矩陣的形式呈現出來的。宏觀社會核算矩陣的編制通常分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方式。自上而下的方法強調數據的一致性，自下而上的方法則側重數據的準確性。本文以《中國地區投入產出表（2012年卷）》為主要數據來源，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編制宏觀社會核算矩陣。為了保證宏觀社會核算矩陣的平衡性，對編制完成的初表采用手動平衡法、交叉熵法、RAS法進行平衡，并將平衡結果進行比較，最終選擇交叉熵法平衡宏觀社會核算矩陣。根據研究目的，參考張欣[30]的方法，本文將宏觀社會核算矩陣分為九個賬戶，分別為①“活動”賬戶和②“商品”賬戶反映國內商品供給和需求;③“勞動力”和“資本”賬戶反映國內要素市場的供給和需求;④“居民”賬戶和⑤“企業”賬戶分別反映了兩者的收入（要素收入、轉移收入等）與支出（消費支出、納稅支出等）;⑥“政府”賬戶反映了政府的支出和收入，包含了政府的各項稅收與政府支出;⑦“國外”賬戶反映對外經濟的聯系，包含進出口與經常性國際轉移收入;⑧“投資—儲蓄”賬戶和⑨“存貨變動”賬戶反映固定資本的形成。

2.2構建多部門動態CGE模型

本文通過動態CGE模型分析征收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的政策沖擊對農業、工業、建筑業、服務業四大部門的產出與廢棄物排放的影響，并重點分析了這兩種環境保護政策對六大高耗能行業（即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的影響。為了剖析環境保護政策沖擊影響產出的途徑，將產出進一步分解為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和進出口四部分。征收資源稅直接影響資源價格，并間接影響資源使用量，最終影響碳排放。環境保護稅的課稅對象為應稅污染物，本文主要分析環境保護稅對氣體廢棄物排放（主要氣體廢棄物為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與水污染物排放（主要水污染物排放為氮氧化物和水體富營養物）的影響。

多部門動態CGE模型的邏輯關系見圖1。

生產模塊是CGE模型的基礎模塊，描述生產的商品通過消費模塊和貿易模塊進行分配;消費模塊描述了政府、企業、居民三大消費主體如何獲得并分配自己的收入;貿易模塊將生產模塊和消費模塊與國際消費品相聯系;政府政策模塊描述政府實施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的方式。宏觀閉合模塊描述經濟體的均衡狀態;動態模塊通過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動態積累描述均衡狀態隨時間的動態演化。政府實施的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政策通過價格機制影響生產者的能源要素投入，并最終影響產出與廢棄物排放。

2.2.1生產模塊

生產模塊是動態CGE模型中描述生產者行為的環節，本模塊采用三層嵌套的CES生產函數來描述生產者行為。第一層嵌套描述四種能源（即煤炭、石油、天然氣、電力）投入之間的替代關系;第二層嵌套描述資本-勞動與能源投入的替代關系;第三層嵌套描述資本-勞動-能源投入與中間投入之間的替代關系。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通過改變要素投入的相對價格，并最終影響要素投入量而間接影響分部門（行業）與整個經濟體的產出與廢棄物排放。生產模塊基本公式如下：

（1）式中，Q表示總產出，TVA表示增加值，TIP為中間投入，φ1和φ2分別表示增加值和中間投入的系數，A表示技術水平，L，K，R分別表示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資本和能源要素投入，a1，a2和a3表示勞動、資本和能源要素的技術投入系數，λ表示各個要素投入的替代彈性。Aip表示中間投入技術系數，IP1和IP2分別表示進口能源和國內能源，σ表示進口和國內資源的替代系數。

2.2.2消費模塊

消費模塊包括政府消費、企業消費與家庭消費。企業消費包括存貨與固定資本投資，企業收入來自于資本收益。居民將稅后收入采用線性支出函數在消費和儲蓄中分配，居民收入來自于工資、地租、紅利和各類轉移支付。政府消費主要包括政府購買與轉移支付兩部分，政府收入來源于各項稅收。

2.2.3環境政策模塊

環境政策模塊主要考慮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兩種環境政策。資源稅從價計征，環境保護稅從量計征。具體公式表示如下：

EM=qi×em（3）圖1動態CGE模型各模塊邏輯關系其中，ET表示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的征收數額，et表示稅率，Pi為煤炭與油氣資源的市場價格。EM表示廢棄物的排放，em表示排放系數，qi表示排放廢棄物的數量。

2.2.4貿易模塊

在貿易模塊中，消費者按照成本最小化原則將收入在進口品和國內消費品之間進行分配，消費者選擇行為可描述為：

（4）式中，Di代表國內生產并在國內使用的商品數量，Mi，t代表各種商品的進口需求，PMi，t代表進口商品的國內價格，PDi，t表示進口商品和國內生產商品的合成價格。Qi代表各種商品的國內市場總需求，am，i與adm，i分別表示CES生產函數中進口商品與國內商品的份額參數，進口品與國內商品之間是不完全替代關系，am，i+adm，i=1，σi，m=1/（1-ρm）表示進口商品和國內商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系數。

（7）式為資本積累的動態化，（8）式為勞動供給的動態化。其中，δ代表資本折舊率，Ii，t表示為當期新增投資，ng表示外生的人口增長率。

2.2.7設定參數取值

在使用動態CGE模型衡量外部政策沖擊時，需要設定生產模塊和貿易模塊相關參數值。根據賀菊煌等[31]設定生產模塊中四種能源、資本-勞動與能源投入，以及資本-勞動-能源與中間投入之間的替代參數。根據郭正權等[32]的研究結果設定貿易模塊中進口品和國內商品、出口品和國內商品之間的替代參數。

3情景模擬和結果分析

3.1模擬情景設計

將資源稅設置為3%、6%和9%三個稅收等級。以陜西省的環境保護稅稅率為基準稅率，將環境保護稅設置為基準稅率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準稅率四種稅收等級。設計如下情景分析環境保護政策對產出與廢棄物排放的影響。

情形一：分別考察在3%、6%和9%三種標準下，單獨征收資源稅對產出與廢棄物排放的影響。

情形二：分別考察在基準稅率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準稅率時，單獨征收環境保護稅對產出和廢棄物排放的影響。

情形三：同時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時對產出與廢棄物排放的影響。

3.2模擬結果與分析

3.2.1情景一模擬結果

情形一：考察單獨征收不同稅率的資源稅對產出與廢棄物排放的影響，結果見表1。

根據表1，單獨征收資源稅對產出具有負向影響，隨著稅率的增加，負向影響加強。在3%的資源稅稅率水平下，產出減少0.11%;而在9%的稅率下，產出減少0.38%。

單獨征收資源稅對總產出各構成部分同樣具有負向影響，其中投資受到的負向沖擊最大;其次是進出口，受沖擊影響最小的是政府購買。這一實證結果表明，資源稅主要通過抑制企業投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產出。本文的研究結論與林伯強[17]等的研究成果相一致，在5%、7%和12%的資源稅率下，GDP分別下降0.153%、0.223%和0.377%。

單獨征收資源稅對四大部門產出產生負向影響，影響強度具有顯著的異質性。工業產出受到的負向沖擊最大，建筑業次之，農業和服務于受到的沖擊最小。這一研究結論同樣與林伯強[7]等相一致?？赡艿脑蛟谟?，與其他產業相比，工業屬于可耗竭能源資源密集型產業。2016年工業能源消費總量達290.23億t標準煤，占全部能源消費總量的66.60%，而其他三大產業能源消費總量僅占33.40%。資源稅改革提高了工業行業使用可耗竭能源資源的成本，影響未來的盈利預期，導致工業行業投資減少和產出下降。在3%、6%和9%的資源稅稅率水平下，工業產出分別減少0.08%、0.12%和0.16%;建筑業產出分別下降0.05%、0.09%和0.13%，農業和服務業的產出分別下降0.002%、0.003%和0.01%。

研究發現，征收資源稅對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和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產出的負向影響大于工業平均水平，而對其他三大高耗能行業的產出影響小于工業行業平均值。

單獨征收資源稅顯著抑制工業和建筑業部門的碳排放，而對農業和服務業的碳排放影響較小。在3%、6%和9%的資源稅率水平下，工業的碳排放分別減少0.11%、0.18%和0.13%，建筑業的碳排放分別下降0.09%、0.12%和0.10%，農業的碳排放分別下降0.003%、0.003%和0.01%，服務業的碳排放分別下降0.003%、0.008%和0.01%。

這一結果與單獨征收資源稅對不同行業產出的影響相對應。實證結果同時顯示，隨著稅率的提高，工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的碳減排幅度均呈現出先增大、后減小的特征。這說明，對于這三個行業，資源稅的污染治理效應存在一個臨界值，低于該臨界值，提高資源稅稅率有助于減少污染排放，而高于該臨界值，提高稅率反而不利于污染減排。

3.2.2情景二模擬結果

2018年1月1日開始實施《中國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陜西省于2017年11月出臺《陜西省環境保護稅適用稅額和應稅污染物項目數方案（草案）》，將環境保護稅的稅率標準確定為大氣污染物1.2元/污染當量，水污染物1.4元/污染當量。本文以陜西省環境保護稅稅率作為基準，分析在基準稅率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準稅率時單獨征收環境保護稅的影響（見表2）。

根據表2，單獨征收環境保護稅對產出具有負向影響，稅率越高，負向影響越大。在基準稅率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準稅率水平下，產出分別下降0.04%、0.05%、0.09%和0.12%。與情形一比較發現，單獨征收環境保護稅對產出的負向影響小于資源稅的影響。進一步分析產出的四個構成部分可以發現，單獨征收環境保護稅主要導致消費和投資下降，其次是政府購買，對進出口的影響最小。這一結果表明，環境保護稅主要通過消費和投資途徑影響產出。

與單獨征收資源稅相比，單獨征收環境保護稅對污染減排的作用更加顯著。表2顯示，在基準稅率水平下，大氣廢棄物和水體污染物排放分別減少了0.59%和0.12%;而在4倍基準水平下分別減少了1.79%和0.36%。

單獨征收環境保護稅對四大產業部門產出的負向影響具有異質性。在4種不同的環境保護稅水平下，建筑業產出受到的負向沖擊最大，其次是工業，對農業和服務業的產出影響較小。對六大高耗能行業，環境保護稅對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的產出影響最大，其次是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與非金屬礦物制品業，而對其他行業的產出影響較小。同時，征收環境保護稅對大氣和水體污染物排放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在4種不同的環境保護稅水平下，建筑業和工業減排最多，農業和服務業的減排較少。

3.2.3情景三模擬結果

情景三考察同時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的綜合影響（見表3）。

根據表3，在同時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時，對產出的負向影響大于單獨實施兩種政策的影響。在3%的資源稅和基準水平下的環境保護稅率下，產出、投資、消費、進口與出口、政府購買分別減少0.08%、0.20%、0.11%、0.14%、0.13%、0.05%;而在9%的資源稅和4倍基準水平下的環境保護稅水平下，上述各項分別減少0.33%、0.36%、0.21%、0.42%、0.31%、0.13%。

同時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對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也強于單獨實施兩種政策的效果。在3%的資源稅和基準水平的環境保護稅水平下，二氧化碳、大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分別減少0.17%、0.71%和0.14%;而在9%的資源稅和4倍基準水平的環境保護稅水平下，上述各項分別減少0.30%、2.38%和0.48%。

同時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時對農業、工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產出的影響不同。在各種不同的稅率組合下，同時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時建筑業的產出下降最多，其次是工業，農業和服務業產出下降較小。同時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對不同部門廢棄物排放的影響也具有異質性。研究發現，在不同的稅率組合下，建筑業減排最多，其次是工業，而農業和服務業的減排量最小。3.2.4最優稅率的選擇

假設政府環境政策的目標是最大幅度地減少污染排放，同時對產出的影響最小。因此，本文設定了政府目標是最大化（9）式：

（9） 式中，和1-d分別為政府對于污染減排以及經濟產出的相對權重，Δe為廢棄物排放減少的比例，Δy為產出減少的比例。

根據表4，政府對產出的權重分別為0.6和0.7的情景下，征收6%的資源稅率和4倍于基準水平的環境保護稅，可以實現減排最大，以及產出損失最小的政府最優目標。林伯強[7]對煤炭資源稅的分析表明，保守選擇時，7%的煤炭資源稅是合理的。而唐明等[33]的研究表明，對中國大氣廢棄物排放征收環境保護稅率的合理值應為當前標準的6倍，水污染的環境保護稅率應為當前標準的四倍。本文估算的最優稅率組合低于上述學者單獨研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時的最優稅率水平。這是因為，單獨估算資源稅或環境保護稅的影響時，會導致單一最優稅率水平被高估。

3.3動態時間結果分析

本文使用動態模塊模擬了2019-2030年在3%、6%和9%的資源稅稅率下，分別征收基準環境保護稅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準稅率的12種情景下，產出與碳排放的動態變化。

圖2表示不同的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稅率組合對產出的動態影響。在3%的資源稅與基準環境保護稅率（情景1）下，環境保護政策對產出的負向沖擊在2021年后消失，而在9%的資源稅率和4倍基準環境保護稅率（情景12）下，負向沖擊將延續至2025年，隨后消失。在靜態最優稅率，即6%的資源稅與4倍基準環境保護稅率（情景8）下，產出在2019-2023年間年均約減少0.34%。

圖3不同政策組合對碳排放的動態影響放的動態影響。在3%的資源稅與基準環境保護稅率（情景1）下，到2030年碳排放將減少0.81%;而在9%的資源稅率和4倍基準環境保護稅率（情景12）下，到2030年碳排放將減少1.52%。在靜態最優稅率，即6%的資源稅與4倍基準環境保護稅率（情景8）下，到2030年碳排放將減少1.37%。

4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構建了多部門動態可計算的一般均衡（DCGE）模型，模擬了對煤炭和油氣資源征收3%、6%和9%的資源稅率，以及現行環境保護稅基準稅率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準稅率的12種情景下，環境保護政策對產出與廢棄物排放的影響。研究發現：①單獨征收資源稅或者環境保護稅將對宏觀經濟產出帶來負向影響，但兩種稅均能抑制廢棄物排放。②資源稅主要通過抑制企業投資對宏觀經濟產出產生負向影響，而環境保護稅主要通過抑制消費和企業投資影響產出。③與環境保護稅相比，資源稅對宏觀經濟產出具有更顯著的負向影響;與資源稅相比，環境保護稅能更有效地抑制廢棄物排放。④與單一政策相比，同時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對產出和廢棄物排放抑制作用更顯著。⑤結合我國實際，在賦予產出損失更大權重的條件下，選擇6%的資源稅和4倍于基準水平（即大氣污染物4.8元/污染當量，水污染物5.6元/污染當量）的環境保護稅稅率組合，能實現對產出負向影響最小，和最大程度地抑制廢棄物排放的政府最優目標。⑥在最優稅率下，產出在2019-2023年間年均約下降0.34%，隨后產出保持穩定，碳排放在2019-2030年間減少約1.37%。

當前，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要求。高質量發展必須是綠色發展，通過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的政策組合，有助于形成推動綠色發展的內生動力。也有助于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诖?，本文的政策含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資源稅改革起步較早，而環境保護稅于2018年才開始征收。2016年發布的《關于全面推進資源稅改革的通知》指出，征收資源稅的主要目的是發揮資源稅在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作用。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征收環境保護稅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和改善環境，減少污染物排放。從實際征收情況看，改革后的2017年和2018年，資源稅收入分別為1 353億元和1 630億元，同比增長42.3%和20.5%。本文的實證分析也發現，征收資源稅雖然對產出具有負向影響，但能夠從源頭上激勵企業節約和高效率地使用資源，同時也有利于減少企業廢棄物排放。2018年的環境保護稅收入僅為151億元，比2017年的排污費收入（219.9億元）減少31.3%。這也表明，當前的環境保護稅不能對企業的污染減排行為提供足夠的激勵，也難以實現保護和改善環境的既定目標。

第二，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均對產出帶來不利影響，而且資源稅的負向影響更顯著。本文的研究發現，資源稅主要通過影響企業投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產出。環境保護稅是通過抑制企業投資和家庭消費影響產出。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穩增長、穩就業和穩投資的嚴峻挑戰。因此，應該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對宏觀經濟產出的不利影響。其中，積極應對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對企業投資造成的負面影響尤為關鍵?？刹扇〉拇胧┌ǎ河行Ы档推髽I的增值稅稅率，對企業綠色研發、綠色投資行為加大補貼力度，提高金融系統的運行效率和資金配置效率，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題。另外，為了減弱環境保護稅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在新一輪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基礎上，可考慮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擴大個人稅收減免范圍。通過綜合配套措施，將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對宏觀經濟產出的負向影響降低到最小。

第三，對于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的稅率設定應當謹慎。稅率過低將難以實現保護資源和環境的預期目標，稅率過高則會導致宏觀經濟運行波動加劇，不利于實現穩增長任務。要將資源稅稅率與環境保護稅稅率結合起來，綜合考量。合理稅率的設計要兼顧保護環境和減小宏觀經濟產出波動兩個方面。

根據本文所研究的最優資源稅與環境保護稅組合稅率，在征收煤炭資源稅的省份中，陜西、青海、新疆的煤炭資源稅稅率處于6%的合理水平，而內蒙、山西、寧夏三個省煤炭資源稅稅率過高，應適當降低資源稅稅率。其余省份應提高煤炭資源稅稅率。另一方面，我國目前的環境保護稅稅率普遍較低，在后續改革中應提高環境保護稅稅率，最終的征收標準應以當前陜西省環境保護稅率（本文的基準稅率）的4倍為宜。

本文研究了不同情景下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對宏觀經濟主要變量的影響，但沒有考慮征收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對收入分配（包括地方政府之間，中央企業、地方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間），進而對社會總體福利的影響。另外，本文也忽略了資源稅、環境保護稅與其他政策（如可交易的排污權制度、命令-控制型的環境規制工具）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這些方面均是后續研究中值得關注的重點。

（編輯：劉照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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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form of resource tax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is a significant action to propel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a multisectoral dynamic CGE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dynamic impact of different tax rate combinations of resource tax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on China's macroeconomic output and waste emission. Th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① Separate collection of resource tax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exerts a negative impact on macroeconomic output but both resource tax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could curb waste emission. ②The resource tax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macroeconomic output primarily by means of restraining enterprise investment whi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affects the output mainly by curbing both consumption and enterprise investment. ③The resource tax exerts a more noticeabl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acroeconomic output whil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restrains the waste emission more effectively. ④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simultaneous collection of resource tax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on the output and the restraint of waste emission surpasses the impact of single policy. ⑤ Based on the national reality of China and on condition that the output loss is given more weighting， the tax rate combination of 6% resource tax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with 4 times of standard level （the atmospheric pollutant 4.8 RMB/ pollution equivalent and the water pollutant 5.6 RMB/ pollution equivalent） could achieve minimum negative impact on output and meanwhile maximize the governments optimal target of curbing waste emission. Hence， while levying resource tax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the reduction of enterprises burden to offse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on macroeconomic output.

Key wordsresource tax;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optimal tax rate; CG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