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二元格局下中國的周邊外交的變化

趙騰飛

【摘 要】冷戰以來，東亞二元格局的秩序逐漸形成，以美國為中心構建的軍事聯盟的安全領域，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貿易領域。在東亞地區，國家之間的關系受到安全—經濟二元結構的深刻影響，對從宏觀層面把握東亞的秩序和國家關系很有啟發意義。但是，近年來的中韓、中菲關系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與變化，安全—經濟格局秩序的理論不能有效的解釋，筆者對安全和經濟進行了細化，提出安全利益對抗性和經濟利益協調性兩個變量來對近年來中韓、中菲之間關系的變化進行合理分析。發現在東亞國家不再是簡單的“兩面下注”的策略，而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全面下注”的政策來應對中國與其的外交關系。因此，對于中國的外交政策要具有靈活性和層次性，有的放矢的實施“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方針，營造良好的周邊外交環境。

【關鍵詞】中韓關系;中菲關系;安全對抗性;經濟協調性

一、引言

隨著冷戰結束，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在亞歐大陸的西段。但是在亞歐大陸的東段，地區格局和支配力量并沒有出現劇烈的變化。以美國主導的經濟、軍事力量仍然主導著東亞秩序的發展，尤其是以美國和其盟國（韓國、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組成的“輻輳體系”，完全掌握著東亞軍事和安全的主導權。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太，實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為保障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美軍計劃在2020年前，將其60%的海軍力量將部屬于西太平洋地區。i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策略將具有戰略性、區域遍布性以及政治持續性的特點。特朗普總統上臺后，美國的戰略由“亞太戰略”轉向“印太”戰略，雖然沒有指明具體的措施和目標。但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肯定是美國的戰略重心。雖然，美國作為東亞安全秩序中處于核心地位的國家。但是，美國卻是域外國家，這是地區內部重要行為體之間未能實現深度戰略和解以及本地區國家之間安全合著不足的后果，顯示地區安全秩序雖然穩，但在解決本地區存在的安全問題上，能力和效率相對低下。ii

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加入WTO和國內市場經濟改革不斷推進和深化，中國的經濟保持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實力逐漸增強。自2012年，中國一直是韓國、日本、東盟的最大貿易伙伴。在東亞地區，中國日益成為東亞地區經濟格局中的中心。隨著中國國內經濟呈現中高速增長的向好態勢，同時，中國不斷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和各國發展規劃進行對接，中國在周邊國家和東亞地區的投資和經濟影響力不斷擴大，中國在東亞地區積極格局中的比重將越來越重要。

二、東亞二元格局的研究及問題的提出

周方銀教授通過梳理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實力現狀和未來發展的趨勢，同時研究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在東亞地區中的經濟地位，認為東亞地區的經濟——安全二元格局將長期存在，但有可能造成地區安全秩序與經濟秩序之間長時期的脫節。周教授比較準確的把握了東亞地區格局的發展，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研究視角。同時，他也指出：“二元格局下的東亞秩序不利于中國與部分東亞國家實現戰略和解，對地區經濟合作也造成較為明顯的不利影響。iii 但是，在杜特爾特上臺以后，美國與菲律賓關系之間遇到了挑戰，菲律賓是美國的盟友，也是美國的“輻輳體系”軍事聯盟中重要的一環。中菲之間擱置了黃巖島爭端和所謂的“南海仲裁案”，實現了經貿，高層交往和民間交往的快速向好發展，由于菲律賓國內政治的變化，導致美、菲關系緊張，中菲關系得到緩和，這樣的轉變沒有得到很好地解釋。

劉豐教授根據東亞國家的互動領域（安全/經濟）和體系狀態（均勢/霸權）合成了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析框架，通過框架分析，目前的東亞秩序呈現出完全均勢過度的態勢，東亞地區體系轉型的前景主要取決于中國與美國之間實力對比的變動以及地區內各國的戰略調整與關系組合。iv 劉教授通過綜合兩個不同的互動領域和兩種不同的體系態勢，從結構和宏觀的角度把握了東亞秩序呈現出完全均勢過度的態勢。這種體系和結構決定國家行為的視角，很大程度上，使我們忽略了國內政治的變化對地區格局的影響，進而使許多國際現象不能有力的給予解釋和合理的預測。目前的國際格局仍然呈現“一超多強”的態勢，但是作為“一超”的美國，在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美國相繼退出《巴黎協定》、伊朗核協議等;同時，美國的退出加劇了逆全球化的浪潮，根據結構現實主義，作為“單極霸權”的美國應該積極參與全球化才是維護其國家利益的有力支撐。劉豐教授認為“對沖戰略”是東亞國家應對中國崛起而采取的具有普遍性和主導性的戰略選擇，主要表現為強化與中國的經濟關系，在與其他大國開展緊密安全互動的同時避免與中國產生安全矛盾。v 作者從新古典主義視角做了解讀，認為體系壓力和戰略偏好兩個因素決定這種行為。但是，中國與東亞國家的關系十分復雜，中韓關系從建交以來迅速發展，尤其是雙方的經貿關系更為密切。但是，韓國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和雙方經貿給韓國帶來的巨大紅利，執迷于部署“薩德”導彈防御系統，使中國和韓國之間的外交關系進入“速凍”模式。

雖然，東亞地區目前處于以美國及其聯盟主導下的軍事安全中心和以中國主導的經濟貿易領域的中心二元格局下。毋庸置疑，東亞各國的戰略選擇和國家行為將會受到二元格局的影響，但是，對于兩個中心來說，各國的互動策略和方式明顯不同，而且并不限于中心占優勢的領域;泰國是美國的盟友，泰國和美國每年定期舉行“金色眼鏡蛇”的軍事演習。但是，2016年7月，泰國國防部長該國將從中國購買3艘潛艇，價值約為10億美元。vi

筆者基本認同東亞秩序目前處于“安全—經濟”二元格局的判斷和分析，本文主要從東亞二元格局下來觀察中國和東亞國家的互動，尤其是“黃巖島事件”以及所謂的“南海仲裁案”前后的中國與菲律賓外交關系的變化，和“薩德”導彈在韓國部署前后中韓關系的變化。中國與菲律賓、中國與韓國這幾年的外交關系的變化，甚至可以用“戲劇性”的轉折來形容，中菲關系由敵視轉變為友好的態勢。在樸槿惠政府時期，中韓關系由“蜜月”迅速轉為低潮。對于這樣的變化，僅僅從東亞秩序和結構的宏觀層面來解釋，很明顯缺乏說服力，美韓、美菲是軍事同盟國，中國是東亞經濟的中心，按照經濟—安全二元格局的邏輯，韓國和菲律賓應該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同盟，而與中國加強經濟聯系。但是，杜特爾特總統上臺后，宣布菲律賓將停止美菲軍演，同時他正考慮從俄羅斯或中國手中購入防御裝備。vii同時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聯系;而韓國部署“薩德”導彈，使中韓之間的外交關系進入“速凍”模式，同時經濟聯系受到很大影響，本應該與中國加強經濟聯系的韓國，卻主動地做出損害中韓之間經濟聯系的事情。因此，需要在二元格局的框架下來尋找一種更為合理的框架解釋這種行為。

三、安全利益對抗性和經濟協調性的建構

由于本文聚焦于中菲和中韓的關系，中國是二元格局中的經濟中心，中國是韓國、菲律賓最大的貿易國，具有絕對的經濟優勢。因此，本文試圖從經濟利益的協調性和安全利益對抗性的程度不同這個視角來分析，進一步細化和呈現東亞二元格局下各國與主要國家的互動方式和外交關系的多樣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經濟的相互依賴明顯增強，各國之間的經濟利益的協調性也不斷增長，中國作為東亞二元秩序中的經濟中心，東亞各國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必須首先考慮與中國的經濟聯系。自從民族國家誕生以來，安全利益是國家的首要目標，國家以自我保存為最低目標，以爭奪世界霸權為最高目標，因此，安全利益的對抗性特征比較明顯。由于韓國不顧各方尤其是中國的強烈堅決的反對，毅然部署“薩德”導彈防御系統后，中國和韓國之間的安全利益的對抗性明顯升級，雖然雙方的經濟利益的協調性受到一定影響，但是不管是短期還是長期來看，雙方之間的經濟協調性還是比較高，因此中韓之間的關系就形成了“合作加遏制”的互動模式;菲律賓在杜特爾特總統上臺后，積極與中國互動，雙方擱置爭議，對所謂的“南海仲裁案”冷處理，雙方的安全利益的對抗性明顯降級，呈現較低態勢，而經濟利益的協調性不斷升高，呈現較高的態勢，因此中菲之間的互動呈現“合作共贏”的局面。

四、“合作加遏制”：“薩德”事件后的中國與韓國的關系

中韓兩國自1992年建交以來，兩國之間的經濟、文化和人員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經濟關系日益緊密中韓兩國貿易額從 1992年的64億美元躍升到2015年的2758.2億美元，增長近43倍，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第一大海外投資對象國。但是，2016年7月8日，美國和韓國不顧包括中方在內有關國家的明確反對立場，宣布將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而2016年，中韓之間貿易額為2575.8億美元，同比下降8.4%，中國對韓出口937.1億美元，中國從韓進口1588.7億美元，同比減少7.5%和9.0%。viii

中韓之間人員及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兩國互訪人數從1992年的13萬人次增加至2015年的1000萬人次，增長近77倍。但是，“薩德”事件對中國赴韓人數的銳減有決定性的影響，2017年7月，美韓宣布將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御系統，從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中國赴韓人數最大下降66.39%。還有，2017年3月，環球網的民調顯示，“薩德”使中國民眾對韓國好感度下降僅1.8%受訪者有赴韓旅行意愿ix。

從經濟利益的協調性的程度來看，中韓之間的貿易總額、進口、出口的指標來看，中國和韓國的經濟利益的協調性的程度比較高，從中國赴韓人數的變化也能體現兩國之間的經濟利益協調性高，同時受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御系統的影響，雙方的經濟面臨挑戰，尤其是人員交流方面尤為明顯。但從整體和長遠來看，中韓之間的經濟利益的協調程度還是相當高。

“薩德”是美國構建東亞和全球反導系統的一環主要在于認定其雷達有助于美國更早地探測到中國的洲際導彈，與美國其他預警雷達和攔截系統形成更為緊密有效的配合，嚴重威脅中國戰略導彈的生存力。王毅外長撂下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重話，對“薩德”損害中國戰略安全利益表達了嚴重關切！ x 從安全利益的對抗性方面，“薩德”導彈防御系統的監測預警范圍遠遠超過半島范圍，嚴重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和損害中國戰略打擊能力。安全利益的對抗性程度很高。

從目前的中韓關系來看，經濟利益的協調性高和安全利益的對抗性也很高，造成了中國對韓國的外交政策采取了“合作加遏制”的策略，綜合來看，中國對韓國的外交策略的“合作加遏制”的模式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會改變。

五、“合作共贏”：“南海仲裁案”后的中菲關系

南海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三世在“黃巖島爭端”中激化與中國的矛盾，又在美國等國家的鼓動下制造了所謂的“南海仲裁案”。而中國政府多次并鄭重聲明，中國“不接受、不參與”菲律賓提出的強制仲裁案。中國堅定的維護中國的領土、領海和主權的完整，這樣的問題中國是堅決不會妥協和退讓的，立場極為堅定。2016年6月，杜特爾特總統上臺后，采取了擱置與中國的南海爭議，淡化所謂的“南海仲裁案”結果，同意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南海問題。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關系有了長足的進步。從安全利益的對抗性來看，杜特爾特政府很顯然想與中國緩解在南海問題上的沖突。從安全利益的對抗程度來看，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沖突的程度就很低。中國也加強了與菲律賓之間的軍事交流，中國在幫助菲律賓打擊恐怖主義中提供反恐物資和反恐武器，幫助菲律賓進行反恐戰爭。xi

從2010年到2014年，中國同菲律賓的貿易額由277億美元上升到444億美元，增長的幅度很大，但是從2015到2016年，由于菲律賓單方面挑起的所謂“南海仲裁案”，使中菲之間的貿易幾乎沒有增長，在杜特爾特就任總統后，中菲之間的貿易開始不斷恢復和增長。而且，杜特爾特積極推動菲律賓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實現綜合性稅收改革，在2016年10月杜特爾特訪問中國期間，中國與菲律賓共簽署了13項合作文件，其中10項與經濟、財政有關。xii 2017年11月，李克強總理訪問菲律賓期間，中國與菲律賓簽署14項合作協議，涵蓋經濟發展、基礎設建設、貨幣等領域。xiii 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經濟利益的協調性不斷優化和提升，雙方和合作意愿比較強烈，中國和菲律賓的互補性和強，因此，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協調性較高。

從2010年到2014年中國赴菲律賓旅游人次的增加，但2015年，有明顯的回落，但2016年菲律賓：2016年接待中國游客67.57萬人次同比增長37.7%，兩國元首親切會見以來，中菲兩國關系持續向好發展、直飛航班增加等利好消息不斷，中國赴菲律賓出境游增長迅速。這樣的數據表明，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經濟利益的協調性呈現較高的態勢，向積極方向邁進。

由此來看，中國與菲律賓在安全利益的對抗性降得很低，同時雙方的經濟利益的協調性不斷增強，而且潛力很大。但這種良好的態勢能否持久的延續下去，這需要雙方做出努力和積極互動，至少在杜特爾特在任總統期間，中菲之間的這種積極良好的互動的態勢會延續。

六、結論

在東亞二元格局的大背景下，近年來，中國和韓國的外交關系、中國與菲律賓的外交關系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對于這樣的變化我們要充分把握和理解。

一、東亞各國在二元格局的秩序下出現了不同程度上的外交政策和方向上的調整，雖然這種“安全-經濟”的結構保持穩定，但是東亞各國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單方面的選擇，如只注重與美國的軍事安全合作或者只與中國加強經濟和貿易上的往來。而是進行了更具體的平衡和調整，不但與中國加強經濟貿易的聯系，也同時加強與中國軍事安全上的合作，如購買中國的軍事設備、和中國海軍進行海上救援和反海盜演習。這樣在東亞二元格局的秩序下，東亞國家對外戰略和方向的調整，不再是簡單的“兩面下注”，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全面下注”。因此，面對這種地區形勢的變化，中美兩國也應做好及時充分的溝通和交流，減少誤判和戰略猜疑，對第三方進行有效的管控，尤其是美國。

二、中國應該積極利用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優勢，擴大自己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對于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行為和政策，應當給予最堅決、有力和徹底的回擊。尤其是要發揮的自己的經濟優勢來進行平衡和對沖外部的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政策和行為，形成震懾效應，殺雞給猴看。同樣，對于積極同中國改善關系的國家，聽其言、觀其行，決不允許“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想從與中國的經濟貿易往來中獲得利益，同時對中國采取安全敵對的措施。這樣中國就能有的放矢的實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政策和方針。

注釋：

i參考消息：“美國大力加強亞太地區軍事部署 亞太安全局勢堪憂”http：//www.cankaoxiaoxi.com/mil/20150313/702771.shtml，2018年7月3日。

ii 周方銀：《東亞二元格局與地區秩序的未來》，載《國際經濟評論》，2013年第6期，第109頁。

iii 同上，第109頁。

iv 劉豐：《東亞地區秩序轉型：安全與經濟關聯的視角》，載《世界政治與經濟》，2016年第5期。

v 劉豐：《東亞國家應對中國崛起的戰略選擇：一種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載《當代亞太》，2015年第4期。

vi 環球網軍事：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6-07/9113608.html，2018年7月3日。

vii 環球網：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9/9498962.html， 2018年7月4日。

viii 中國商務部：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g/date/201601/20160101246448.shtml，2018年 7月2日。

ix 環球網：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4/10423227.html，2018年7月1日。

x 環球網（國際新聞）：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2/8534853.html，2018年7月1日。

xi 觀察者網：http：//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1000/20170629/30860643_all.html。，2018-1-6.

xii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律賓共和國聯合聲明》，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

904/1179_674909/t1407676.shtml，2018年1月6日。

xiii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律賓共和國聯合聲明》，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

179_674909/t1511205.shtml，2018年1月7日。